钟叔河《蝙蝠的不幸》随笔

钟叔河《蝙蝠的不幸》随笔蝙蝠的不幸

周作人于一九二一年首创“美文”一词，他在现代美文创作上的首席地位，有胡适、鲁迅二位作证，大约无可怀疑。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说，“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把他作为成功的代表。鲁迅在答复斯诺问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谁时，也把周作人排在第一，排在林语堂和他自己之前。

周作人活了八十多岁，写了近七十年文章。在这个世界上，他确实留下了许多可以称为美文的作品，但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也不是他工作的大部。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写道：

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

《苦口甘口》自序中更详细地说到了他的思想和所谓“闲适小品”：

如英吉利法兰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读，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这种文章材料难找，调理不易。其实材料原是遍地皆是，牛溲马勃只要使用得好，无不是极妙文料，这里便有作者的才情问题，实在做起来没有空说这样容易了。我的学问根柢是儒家的，后来又加上些佛教的影响，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思也颇喜欢，但是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就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几篇《草木虫鱼》有的便是这种毛病，有的心想避免而生了别的毛病，即是平板单调。那种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我是向来仰慕，至今爱读，也是极想仿做的，可是如上文所述实力不够，一直未能写出一篇满意的东西来。以此与正经文章相比，那些文章也是同样写不好，但是原来不以文章为重，多少总已说得出我的思想来，在我自己可以聊自满足的了。

如其中所说，他所信的神灭论与民为贵论，通常的说法便是赛先生与德先生，实在是理解周作人思想与文章的津梁。就是只想欣赏美文（所谓的“闲适小品”），亦当率由此道，才不致得鱼忘筌，舍本逐末。

《两个鬼的文章》写成以后，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编入《过去的工作》在澳门出版，《苦口甘口》印行于沦陷中的北平，解放后更成了禁书，像我这样在长沙城里拉板车的右派分子，当时都无法看到。但是，我于一九六三年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也是这样说的：

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碰伤》《死法》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纭或誉为平淡冲和或詈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菜》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时年不满三十的苦力，当然不敢在五四文坛老宿面前妄托知己，不过在读到周作人随后写了寄来给我的古人诗句“万卷纵观当具眼”之后，我还是不禁暗喜。因为于冥冥长夜中知道自己还有一双看得出好坏的眼睛，在漫漫长路上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不知所从了。

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美文），又因为周作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给我的一点知己之感，又因为能得到周丰一先生的信任和委托，遂以十年之力搜集、整理了周氏近三千篇文章。事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近三千篇文章中，正经的文章确实比闲适的小品多得多。当然，周作人的正经文章，也有他所特有的文章之美，即如《两个鬼……》这一篇，信手拈来，“道士与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又何尝不是巧妙地使用了“文料”，使一篇说理文达到了平淡而有情味的境界。在本文中，他一再声言自己实力不够，性情才力不及，写不好纯文学的美文，但正如他过去说过的，这里的自谦也就是自夸。《两个鬼……》在最后重申他作文的原则是言必由衷，道：

其实这样的做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学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什么奇事，然而在现今却不得不当作奇事说，这样算来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怜的了。……俗语云，无鸟村里蝙蝠称王。蝙蝠本何足道，可哀的是无鸟村耳，而蝙蝠乃幸或不幸而生于如是村，悲哉悲哉！蝙蝠如竟代燕雀而处于村之堂屋，则诚为蝙蝠与村的最大不幸矣。

这恐怕想要不称其为美文亦不可得了。

但除了大量的正经文章外，周作人毕竟还写了不少为消遣或调剂之用的“闲适文章”。香港潘耀明先生约我在这一部分文章中选若干篇，编一部《周作人美文选》。香港的村里当然是有鸟的，而且会唱歌的鸟恐怕还会越来越多，但是感受一点过去无鸟村中蝙蝠的悲哀，我觉得还是有些意思的。

我选的七十八篇文章，只占三千篇的百分之三不到，但写作跨度同样从光绪戊戌到“文化大革命”长达六十八年，与周作人的写作生涯相始终。每篇都在题下注明了写作年份，可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作者思想与风格的逐渐形成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山中杂信》以前的七篇属于“少作”，用的是文言，但仍是大作家形成期的面影。其馀有的是历来传诵的名篇，有的则是普通读者也许比较生疏，却为我所深爱，觉得可以作为美文向大家推荐的。

因为是“美文选”，当然没有包括周作人自己更加看重的正经文章，但也有意识地加入了两篇有点“搭界”的文字。一篇是一九二一年写的《碰伤》，是他见到北洋政府残杀学生的感想；一篇是一九五七年写的《谈毒草》，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私下所作的一点补充。我想以此说明，周作人并不是只在寒斋喝苦茶的人。对于能读他全部文章的人，当然用不着如此费辞；但对于只看看选本，尤其是又听过些“文学批评”的读者，恐怕也还有此必要。当然，这两篇文章也还是美文，广义的，正如周作人所有的文章一样。

（一九九七年九月）

求一篇文章：《大小猫洞》《大小猫洞》
作者：金克木
作者简介：
金克木（1912～2000 ）字止默，笔名辛竹，1912年8月14日生于江西，祖籍安徽寿县。文学家,学者.中学一年级就失学，若论学历不过小学毕业。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自学多国语言，开始翻译和写作。1938年任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任湖南桃源女子中学英文教师，同时兼任湖南大学法文讲师。 1941年先生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回国，应聘武汉大学哲学系。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随后娶历史学家吴于廑之妹为妻。
历任第三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8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遗言：“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金克木是举世罕见的奇才。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他曾仅靠一部词典，一本凯撒的《高卢战纪》，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他的日语也很不错。金克木学贯东西，知兼古今，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自己在生前也自称是“杂家”。他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世人皆知金克木是人文学者，然自然科学的素养亦不低。他对天文学有特别的兴趣，不仅翻译过天文学的著作，还发表过天文学的专业文章。30年代，戴望舒非常欣赏金克木的作品，硬是将当时痴迷天文学的先生从天文学拉回文学。对此，金克木还颇有遗憾，曾在一篇随笔中，怅然道：“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数学也一直为他所好，他曾很有兴趣地钻研过费尔马大定理，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还涉及高等数学的问题。先生早年即同数学大家华罗庚很谈得来，华先生也是文理兼通。他还曾和著名数学家江泽涵教授在未名湖畔边散步，边讨论拓扑学的问题。
金先生一生笔耕不辍，3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留下学术专著三十余种，主要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等。他的诗、文，文笔清秀，寓意深刻，有诗集《蝙蝠集》、《雨雪集》，小说《旧巢痕》、《难忘的影子》，散文随笔集《天竺旧事》、《燕口拾泥》、《燕啄春泥》、《文化猎疑》、《书城独白》、《无文探隐》、《文化的解说》、《艺术科学旧谈》、《旧学新知集》、《圭笔辑》、《长短集》等。翻译作品《伐致呵利三百咏》、《云使》、《通俗天文学》、《甘地论》、《我的童年》、《印度古诗选》、《莎维德丽》、《梵语文学史》等。
金先生有一颗童心，对一切新鲜的东西，总是那么好奇，85岁学会用电脑写作和传稿即是一例证。“文革”前他去北大图书馆借书都是拖着小车去拉的，“文革”后体力大不如前，但却始终关心国际学术的最新发展。在国内还少有人提及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撰文介绍，并将它们用于研究中国文化。
金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很少谈论自己，也很少接受别人采访。晚年更是深居简出，以著述为本分。但先生却也平易近人，关心后辈。先生喜欢聊天，与后辈交流；先生始终把读者当作朋友，坚持给读者回信。金先生做教授50多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大师的风范、他的诗化的人生和他的智者的境界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原文：
名人免不了有故事流传，真假难辨。
大科学家牛顿有个传说是：他养了两只猫，一只大，一只小。他为便利猫的出入，在门上开了两个洞，一小，一大。他认为大猫不能进小洞，可不知道小猫能进大洞，开一个洞就够了。这故事是笑学者脱离生活实际，还是笑科学思想方法认死理，不灵活?
牛顿爵士的家世并非贫寒。三百年前，他养猫总有仆人照看吧，何劳他亲身看管?这故事靠不住。
不论真假，这故事里有点道理。开一个猫洞是从人的一方面想，一洞可以两用。若从猫的一方面想呢?一有紧急情况，两猫不能同时进出，势必大的要挤了小的。而且——
大猫：这是我的洞，允许你用，要以我为主。
小猫口头称是，心中不服。
若是各有一洞呢?那就不一样了。
大猫：你看我的洞多么辉煌。我可以让你也利用。
小猫：谢谢。我的玲珑小洞也可以供你用。可是你进得去吗?
双方平等了。各有所得，各霸一方。
故事里的牛顿不可笑。他是从猫一方面考虑的。洞是供猫用的，不是供人用的。对人说，一个洞的效率高。对猫说，两个洞更方便。牛顿讲科学，尊重客观，不由人的主观，考虑事情全面。
无独有偶，中国也有个关于门洞的名人故事。
话说当年齐国宰相晏婴名满天下。据说他曾经当使者到楚国去办外交。楚国人要给他一个“下写威”。因为晏子身材矮小，便在国门之旁开了一个小门，请晏大使从小门进。晏子不肯，说，到什么国进什么门。到狗国才钻狗洞。我来到楚国该进什么门?进大国的大门，还是进小国的小门?楚国人不肯自认小国，只好请他进大门。没开谈判先吃了败仗。
当时只有三个大国：西是秦，东是齐，南是楚。既是外交访问，晏大使必非一个人。代表齐国出访自然有一些随从组成外交使团，骑马乘车，前呼后拥，晏子决不能一个人徒步走来。大使个人的高矮显不出来。而且城墙不是纸糊的，另开一门也不容易。这故事靠不住。
不论真假，这故事里有没有什么道理可谈?
楚人：门是供人走的。大人走大门，小人走小门。门以人为准。
晏子：门是国家的城门。大国的城大，城门也大。小国的城小。门也小。门以国为准。
这又是从两个不同坐标出发看人和门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历来实行的是楚国式，不是齐国式。贵宾来
到，大开中门迎接。来“告帮”的，“求情”的，普通人，都得从侧门出入，先到门房挂号等候。仆役丫环就只能走后门了。
最古的大学叫做“泮宫”。祭孔夫子的“文庙”有三个大门并列。进门便是泮水池，上有三座桥，中间的桥直对“大成殿”。只在本地有人中了状元时才能开正中的大门，由状元走过中间的桥去祭孔。不出状元，就不能开正门，无人走这“状元桥”。门的大小一直是和进出的人的名位身份相连的。不出状元。地方等级就低。
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大红门是原先的燕京大学修的，仿照“文庙”的格式。不过“状元桥”上走的人不限于状元，中门大开，人人可进了。
人人走桥，未必想到是什么桥。人人知道故事，未必想到里面有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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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钟叔河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8-5
页数: 384

内容简介

《念楼随笔》是钟叔河亲自编选的散文集，收录《书前书后》《念楼集》《偶然集》等十三部个人文集中的一百多篇精华之作，是其创作精髓的全景展现。钟叔河先生是著名散文家、编辑家，其散文随笔涉及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博学、严谨、深刻、幽默，展现出学者的胸襟与眼界。正如钟叔河自己所说，“必须深刻地认识昨天，清醒地面对今天”。

作者简介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著名学者、散文家、编辑家。曾以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闻名出版界及史学界。曾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等。其主要著作有《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两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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