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易学：易传子夏，韩氏婴也

韩婴易学：易传子夏，韩氏婴也

韩婴是西汉文、景时人，精通《诗》《易》。韩婴受《易》于何人，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汉书•儒林传》称：“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代尤其是汉初，虽然《易》学派别林立，易家众多，但追本溯源，均出自田何。那么，韩婴之《昜》盖亦出自田何。上文已讲过，田何曾传《子夏易传》，那么韩婴得传《子夏易传》亦在情理之中。刘向称：“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汉书•儒林传》说：“韩生（韩婴）亦以《易》受人，推《易》意而为之传说明刘向在典校秘书时，必亲见其书。这里的问题是，既然韩婴作《易传》，又为什么称“易传子夏”呢？无疑韩婴所作《易传》与《子夏易传》有密切关系，应当说，韩氏《易传》的主旨或大部分内容，是取之于《子夏易传》，外加韩婴自己的易学。所谓“韩氏《易》深”（《汉书*儒林传》)、“推易意而为之传”，即是说韩氏《易传》是在《子夏易传》的基础上，自己对《易》之奥旨的发探。因此说，马国翰认为韩婴得《子夏易传》而修之的说法，还是成立的。

另外，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对于刘向所说的“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清人藏庸认为“子夏”乃韩婴之字，非卜商子夏(孙冯翼辑、藏庸述《子夏易传》)。尚秉和先生曾称：刘向“恐人不知，误以为卜商，故云‘子夏，韩氏婴，”。又说：“班固及荀勖，盖不知婴字子夏。故《汉志》从其实，曰‘韩氏二篇、注曰‘名婴、而不注子夏之名，以惑后学。荀勖疑丁宽所作，张墦疑馯臂子弓所作，皆不以为子夏所作，盖与班氏意同，而不知韩婴即字子夏，《七略》有明文’’（《易说评议》）。我们认为此说不妥，首先，刘向肯定亲见此书，那么此书的名称为何？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易传二是《易传子夏》。依尚先生观点，如果刘向是为了避免后人把此书与《子夏易传》混为一团的话，那么此书名假如是前者，就可以直接称：“《易传》，韩氏婴也”，根本就没有必要加上子夏二字。加上了，又不明言子夏乃韩婴之字，岂不故意惑众？想必刘向不会出现这种失误。假如是后者，那么《易传子夏》与史书上常常称谓的《子夏易传》一样，说明该《易传》肯定与子夏有关，只是韩婴修改了而已。其次，《汉书•儒林传》韩婴传等文献，并未见韩婴字为子夏的记载，说班固不知韩婴字尚可信。刘向（前77—前6年)与班固（32—92年）相间仅几十年，且班固对刘向《七略》颇为重视，甚有研究。如果刘向知道韩婴字为子夏，那么班固又为什么不知道呢？论者称刘向知道韩婴字为子夏，此不见于文献记载，纯属推测。因此，我们不取此说。

③《子夏易传》之所以引起后世千百年来学者的争议不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此书。既然《子夏易传》确有此书，为什么《汉志》不加著录呢？这是因为上文我们已经讲过，韩婴及丁宽已将《子夏易传》列入各自所作的《易传》当中，放此《汉志》只_"韩氏二篇，丁氏八篇”，而不言及子夏。马国翰以《诗》只言韦传而不言及子夏为例，来证明这种推测的准确性。子夏对《诗#之精通已为孔子所称赞，子夏传《诗》，汉人以得到子夏《诗传》为荣，这一点已为古今学者所公认。然而，《汉志》.于《诗》$家中，并未提到子夏。毛公是汉代以治《诗》痈名的博士，虽然未得立于学官，但其影响之大，以至《汉志》有“毛公、之学”之称。《汉志》载：“《毛诗》二十九卷，《毛诗古训传》三十卷。”又说：“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广这就是说，《汉志》著录的诗《毛传》，必定包含子夏《诗传》的内容，只是《汉志》未言及子夏而已。这一现象说明，《汉志》没有著录《子夏易传》或未言及子夏，并不说明此书不存在或子夏未作《易传》，只是省略而已。

④对于薛虞，《释文》称：“不详何许人。”马国翰认为，晋代张瑶既引薛虞记，那么薛虞必定为晋之前的汉魏年间人。他认为自从薛虞记述之后，《子夏易传》才得以正名而单行。由于各家修改《子夏易传》有所不同，故晋有四卷，梁有六卷，隋唐有二卷。事实上，卷数说法众多，《释文》称为三卷，等等不一。

以上，我们依据马国翰的说法，弄清了自汉至唐有关《子夏易传》的种种说法。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自唐以后，又出现了《子夏易传》的伪本。本来由于有关《子夏易传》的作者问题、卷数问题的争议不一，已经弄得人们扯不清，道不©，伪本出现后，使人们更加难以识别《子夏易传》的真面目了。故此，这里有必要谈谈伪本的问题。我们知道，汉人尤其推崇子夏，其于《易》学，则非常重视《子夏易传》，至于隋唐时期，亦是如唐玄宗时曾将子夏与孔子列于祭位，足见唐人对子夏之推重。《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说：

开元七年三月一曰敕：“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并行，其作《易》者，并帖《子夏易传》，共写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其年（开元七年）四月七日，左庶子刘子玄（刘知几）上《孝经注议》曰：“又按《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而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则事殊隳刺者矣。岁越千龄，时经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岂非后来，假凭先哲。”国子祭酒司马贞议曰：“又.按荀勤.《中经簿》云：‘《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芋夏易传》..残缺，梁时六卷，今三卷，是知其书错谬多矣，无益后学，“不可将帖正经。”

其年（开元七年）五月五日，.诏曰：“《子夏易传》逸篇既广，前令帖《易》者停。”

刘知几乃著名的史学评论家，担任祭酒的司马贞乃学术界权威，若论及学问之事，此二人在朝中影响甚大。尽管玄宗想为《子夏易传》正名，立于定经，但由于此二人的极力反对，也只好作罢。刘、司马二人反对的依据就是《汉志》中没有著录此书，他们对《子夏易传》的前后发展情况，没有作具体详细的分析，便对其一口否定，应当说是轻率的。另外，此书未立于学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历代记载卷数不一，且到隋唐时，已有残缺，没有统一的一个定本。于是，便有人生起杜撰《子夏易传》伪本的念头，这就是张孤伪造的《子夏易传》。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景迂（晁以道，字以道，自号景迂）云：‘张孤伪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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