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员的丑行：下属献小妾孝敬上司(宋朝包青天的有关故事)

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由文人主导的朝代。由于历代皇帝均刻意提倡文事，选拔孔儒出身的官员，所以官场的文化气息非常浓郁，很多官员同时也是享誉一方的学者，极富名望的诗人。可这些饱读诗书的风雅之士为官，却没能消除历代官场奔竞阿谀的痼疾，此类风气有增无减。

早在宋初，太祖朝的名宦陶穀，堪称文坛好手，曾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宋太祖赵匡胤受禅之时，因没有来得及准备禅文，正焦虑间，置身阶下的陶穀赶忙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禅让诏书，交给赵匡胤化解危机，陶穀此举，无疑是希望借机博取上位而已。又如当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冯道，则更是经历四个朝代，且代代显达，至其死后仍遭人嘲讽，认为其足已“与孔子同寿”。

从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时起，官场奔竞恶习全面抬头，致使真宗皇帝不得不于咸平二年(999)专门下诏，令“百官比周奔竞有弗率者，御史台纠之”。但是此法并没有能够遏制住这股势头。

及至宋神宗时期，有一大批官僚，借着变法之机，附和新法，投靠执政的王安石。史书记载说，当时的官员们找王安石办事，“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间日而至者，有安石据厕而见之者。”有个叫崔公度的小官，为得到升官机会，特献《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一文以邀功，甚至王安石上厕所亦尾随，轻执安石衣服尾带，王安石大惑不解，他反倒落落大方言道：“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尔。”真是无耻至极。

到了宋哲宗元祐以后，官场的奔竞习气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李邦彦因为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

南宋时，宋高宗朝的权臣秦桧，孝宗朝的权臣赵汝愚，光宗、宁宗朝的韩侂胄，以及后来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无一不是官员们争相投靠的对象。特别是秦桧执政时，很多官员入其门庭，“凡投靠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必曰‘元圣’”。秦桧则来者不拒，“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而韩侂胄时期，有官员为了巴结他，不惜学狗叫。有个叫程松的，为讨韩侂胄的欢心，甚至甘愿将自己小妾献出，并为其取名“松寿”，取祝愿韩侂胄长寿之意。

更为滑稽的是，整个宋朝，因为奔竞，官员们还发明了不少新的官场专用语。“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这叫作“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这叫作“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这叫作“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之不测”，则叫作“摆踪”。总之，赵宋一朝，诸如此类的荒唐言行，数不胜数。

宋朝包青天的有关故事

包拯出身于庐阳一个官宦家庭。二十八岁考上进士。按照宋朝的制度，考中进士就可以当官，但包拯是个孝子，他信守圣人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直到三十六岁才正式出山，当了知县这样的小官。在知县任上，他断了一个奇案，声名远播。三十八岁升任知州，清明廉洁，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之后，便开始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家庭简介 包拯是楚国忠臣申包胥第三十五代孙（《包拯墓志》《宋史·包拯传》《通志》卷八之五）。祖父包士通是平民百姓，读书耕田。父令仪，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与文彦博的父亲文洎同供职阁中，遂结为世交。所以包拯与文彦博“方业进士，相友甚厚”，后来还结为儿女亲家。父后来致仕返回原籍，赠太保。母宣氏，赠冯翔郡太夫人。 包拯兄弟三人，长兄包莹、二兄包颖均早前去世，只有他一个传支接代。他家境殷实，所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知识教育和熏陶。
刻苦读经
包拯的父母是农民，以耕作为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包拯五岁开始识字，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农忙时，他帮助父母下田做农活，农闲时，就寄居在城南的一座古庙　，埋头钻研学问。他对儒家治国安邦的思想和历代清官贤臣的事迹最有兴趣，常常一卷在手，废寝忘食，三更灯火五更鸡，从来不知疲倦。十年寒窗苦读，到二十八岁去考进士时，他已经是一个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学者。
初入仕途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岁，考中了进士。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陪审员，级别很低。接着，又任命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随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只好放弃官职，留在家里，侍候父母。 后来，朝廷又委派他到家乡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负责管理税收钱粮，这一回，包拯去赴任了，但是因为实在放心不下留在家中的父母，只坚持了几个月就打道回府了。
立志做清官
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包拯才离开乡村，前往京城等候授予新的官职。他住在小客栈里，夜晚守灯苦读包青天
，写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首五律：「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大意是说，做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秀挺的木材应该做房屋的栋梁，精炼的钢料决不应去做铁，我应该做一个无愧史书教诲的清官。 景祐三年（1036年），包拯被任命为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在那里，他公正地断了好多积案，博得了清官的好名声。
编辑本段包拯 - 仕履表
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嘉佑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
拒收端州名砚
不久，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端州出产一种名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上任之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 后来，包拯升任，离开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峡口遇到一阵奇怪的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他的。包拯一言不发，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民间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墨砚沙」的沙洲，就是当年包公掷端砚的遗迹。
编辑本段以魏徵为师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馈待制，担任了谏官的职务。一上任，包拯就以唐代著名谏官魏徵为师，精心选定魏徵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了一遍，呈奏宋仁宗，希望皇帝能够从中吸包拯雕像
取经验教训。 包拯在做谏官时，对朝政发表许多意见，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包拯对于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曾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反对覃恩
皇祐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对仁宗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这样马马虎虎地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
三弹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参倒张方平
「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参了张方平一本。张方平因此被罢了官。
抨击宋祁
宋祁是名诗人，但是文人无行。他在四川当官时，生活奢糜。每顿饭，必须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荤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却屡屡受到朝廷的重用。包拯对此包拯画像
非常不满，多次向皇帝上书，对宋祁的丑行大加抨击，终于罢了宋祁的官。
严惩张可久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力参任弁
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利用职权，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有的，为他织造驼毛缎匹；有的，为他做各种私人杂务。他的罪行被揭发时，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 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七斗王逵
王逵是出名的绘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
编辑本段执法如山
嘉祐二年（1057年），包拯被授以重任，出任北宋都城开封的知府。开封知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 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秉公理政，铁面无私，虽然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是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直，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编辑本段重惩贿赂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了一个包公任开封知府时的判案故事：有个犯人过堂时，应受杖脊（用木棍打屁股）。他想逃避皮肉之苦，花钱买通了一个府吏。那个府吏说：「我是在知府面前记录供词的。你见到知府时，只管大声喊叫。」到了那天，犯人被带到包拯面前，果然大声喊冤起来。那个受了贿赂的府吏说：「这个犯人不知好歹，受过杖脊就可以出去了，还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绽。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审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个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罚。

包拯巧取合同文
一天，包公受理侄子告伯母骗取合同文、不认亲侄一案。 原来，在东京汴梁西关外定坊有户人家，哥哥刘天祥，娶妻杨氏。这杨氏乃是二婚，带来一个女儿，到刘家后再没生养儿女。弟弟刘天瑞，娶妻张氏，生得一个儿子，取名安住。父亲在安住两岁时，就给他与邻居李社长家的小女儿定了娃娃亲。大嫂杨氏打算待女儿长大后，招个女婿，多分些家产。因此，把刘安住当成眼中钉。 这一年，东京地区大旱，颗粒无收。官府发下明文，让居民分户减口，往他乡逃荒。弟弟天瑞照顾哥哥上了年岁，不宜远行，决定自己携妻儿离乡背井。天祥就请邻居李社长写下两张合同文书，把所有家产全部写在上面，以做日后见证。兄弟俩各执一份，洒泪分别。 天瑞带了妻儿，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房东张员外夫妻，为人仗义疏财，虽有许多田产，却无儿无女，见年方3 岁的刘安住眉清目秀，乖觉聪明，就收为义子。对天瑞夫妻也像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但是不久，天瑞夫妇染上疫症，几天后相继去世。天瑞临死前掏出一纸合同文，将儿子托付给张员外。 一晃，刘安住18 岁了，为使父母尸骨归乡，决定回老家安置。张员外就把合同文书交给他。 刘安住直奔东京汴梁，一路问到刘家门前，只见一位老妇人站在那里。那老妇人正是伯母杨氏，她一心想独占家财，就骗取了刘安住的合同文书，却翻脸不认侄子，反抄起一根木棒，打得安住头破血流。邻居李社长闻声赶出，问刘安住：“那合同书既被她骗走，你可记得上面写的什么吗？”安住一字不差的背了一遍。李社长说：“我是你的岳父李社长。”当下他写了状词，带着安住来到开封府告状。 包拯接了状词，便传令拘刘天祥夫妇到了公堂，责问刘天祥：“你是一家之主，为何只听老婆的话不认亲侄子？” 刘天祥回答：“小人侄儿两岁离家，一别十几年，实不敢贸然相认，凭合同文书为证。而今他和我妻一个说有，一个说无，我一时委决不下。” 包公又问杨氏，杨氏一口咬定从未见过合同书。包公假意愤然对安住说：“他们如此无情无义，打得你头破血流。大堂上，本官替你作主，你尽管打他们，且消消你这口怨气！” 刘安住流泪道：“岂有侄儿打伯父伯母之理？小人为认亲葬父行孝而来，又不是争夺家产，决不能做为出气而责打长辈的事。” 包公自有几分明白，对刘天祥夫妇说：“本官明白这小子果然是个骗子，情理难容，改日定将严刑审问。”今天祥夫妇先回去，而将刘安住押至狱中。 第二天，包公一面让衙役四处张扬：“刘安住得了破伤风，活不了几天了。”一面派差役到山西潞州接来张员外，于是真相大白。 几天后，包公传来一行人到公堂。张员外所言句句合情合理，杨氏胡搅蛮缠死不认亲。于是，包公传令带刘安住上堂。不料差人却来宾报：“刘安住病重死在狱中。”众人听罢大惊，只有杨氏喜形于色。包公看在眼里，吩咐差人即刻验尸。一会儿，差人回报：“刘安住因太阳穴被重物击伤致死，伤口四周尚有紫痕迹。” 包公说：“这下成了人命案。杨氏，这刘安住是你打死的，如果他是你家亲侄，论辈份你大他小，纵然是打伤致死，不过是教训子侄而误伤，花些钱赎罪，不致抵命。如果他不是你的亲侄，你难道不知道‘杀人偿命’吗？你身犯律条，死罪当斩！”即命左右将杨氏拿下，送到死囚牢中。此时，杨氏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承认刘安庄确是刘家的亲侄。包公问：“既是你家亲侄，有何证据？”杨氏只好交出那张骗得的合同文书。包公看后，差人叫刘安住上堂。刘安住接过包公赚出的合同文书，连称“青天”。杨氏方知中计。 包公提笔判决此案：表彰刘安住的孝道和张员外的仁义；杨氏本当重罪，准予罚钱赎罪；刘氏家产，判给刘安住继承。
包拯陈州除贪官
仁宗年间，陈州大旱，发生饥荒，户部尚书范仲淹上殿奏本，保举龙图阁大学士兼开封府尹包拯到陈州粜米济赈。 原先朝廷已派了两个官员去陈州办理济赈事宜，这两个人都是当朝权贵刘衙内的亲属，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女婿，他俩在陈州贪赃在法，鱼肉饥民，还打死了饥民李大胆，搞得陈州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所以范仲淹要保奏包拯前往陈州查处。 刘衙内素知包拯清正，铁面无私，所以于半夜来访，假惺惺地说道：“陈州饥民多亡命之徒，包大人此番出赈，可要当心。”他的本意是想吓退包拯，不去陈州。 包拯严正答道：“为国效劳，为民解难，乃我辈本分，何惧之有？” 刘衙内见劝阻无效，便改口说情：“包大人此去陈州，望对我儿、婿照应则个。” 包拯答道：“这个我心中有数，感谢你今天来向我传递消息，将来有甚事情，我也会派人向你传递消息，以作回报。”当场送客。刘衙内虽然没得到包拯什么确切保证，但总算能随时得知陈州消息，倘有不测，还有回旋余地，便称谢告辞。 包拯带了差役王朝赶往陈州，将近陈州地面时，包拯易服先行，吩咐王朝随后赶来。包拯一副乡民打扮，混入饥民之中，来到衙门购买赈米。只见刘衙内子婿两人高踞公案之后，督促差役粜米。名为粜米、实为盘剥，在米中掺入大量泥沙，提高价格，克扣斤两，使饥民不堪其苦，稍有微词，便棍棒相加。包拯实在看不下去，高声喊道：“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如此荼毒百姓，天理何存？” 刘衙内的子婿见一个黑脸饥民敢当众揭短，不由气怒万分，喝道：“住口，先前有个李大胆，今天又来了黑大头，我让你们一样下场。”吩咐差役将包拯吊在树上。 正在这时，手持金牌、背插宝剑的王朝赶到，两个贪官忙迎接钦差。王朝说道：“包大人先我而来，不知现在何处？”两贪官面面相觑，答道：“下官不曾见包大人来过。” 王朝眼快，看见大树下正吊着包拯，忙跪步上前，亲手松绑，两个贪官这才知道“黑大头”原来就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忙上前恭请包拯坐上公案。 包拯一拍惊堂木喝道，“尔等贪赃枉法，荼毒饥民，我不但亲眼看见，而且亲身经历，还有何话可说！” 两贪官连连谢罪认错。 “既然知罪，即写下伏罪状来！” 两贪官当即写了伏罪状，并签字画押。 在场饥民见包拯如此清正，声声齐喊：“包青天！”内有被两贪官屈打致死的饥民李大胆的儿子，此时气愤交加，率众饥民将两个贪官当场打死，以泄民愤。 包拯对饥民的举动是深表同情的，但咆哮公衙，击毙官吏毕竟是有罪的，他就暂且将李大胆的儿子收押在监，等送报朝廷后再作处理。 包拯在发出奏折前，先叫王朝去向刘衙内暗通消息，让他将陈州发生的事，稍作改动说道：“两官员贪赃枉法已经查实，被下在狱中。饥民作乱，为首者已被当场处死。” 刘衙内听了又忧又喜，又恨又急：忧的是，子婿已获罪；喜的是，幸亏早得消息，局面尚可挽回；恨的是，饥民作乱；急的是，时间仓促，刻不容缓。他自恃皇上宠爱，便连夜进宫见驾，在皇帝面前花言巧语。皇帝果然听信了他的谗言，下了一道圣旨：“活的赦罪，死的不赦。”这样可以完全达到刘衙内的愿望，既可救了他的子婿，又可镇压作乱的饥民。 刘衙内奉了圣旨亲赴陈州，当着包拯的面宣读。 包拯当场问道：“济赈两官员何在？” 众差役答道：“已经死了。” 包拯又问：“饥民首领何在？” 众差役答道：“押在狱中。” 包拯宣判道：“奉圣旨，两贪官理该处死，不准赦其罪；李大胆之子，为父报仇是为义举，应予释放。” 这一宣判，使刘衙内当场昏厥在地。从此一病不起。 处理这案件后，包拯在陈州按法粜米，解救饥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整顿吏治，使社会复趋于安定平稳。
包拯套破钉杀案
开封府尹包拯断案如神，但有一案件颇费他踌躇。 街民毛勤猝然死亡，族人因其死得蹊跷，便状告开封府。 包公将毛妻冬花传讯、冬花虽言词哀切，但面露妖冶，外着丧服，内套红袄，分明具有杀夫嫌疑，但她声称丈大系“气鼓症”死亡。 包公问道：“既患气鼓症，可曾请医治疗？” 冬花对答：“丈夫命薄，未及请医，已气绝身亡。” 包公便命仵作廖杰开棺验尸。廖杰经验丰富，但验尸结果，虽见毛勤死状异样，但并无查出谋害痕迹。回转家中，夜不成寐，不知如何向府尹汇报。 其妻阿英见他心事重重便问道：“你可曾验看那尸体的鼻子？” 廖杰反问：“验那鼻子何用？” 阿英说道：“那鼻子内大可作文章，倘从中钉上利钉，直通脑门，岂非能不留痕迹而致人死亡！” 廖杰将信将疑地连夜再去复验尸体，果见毛勤的鼻孔内有两根铁钉，于是真相大白，遂将冬花缉拿问罪。冬花抵赖不过，承认串通姘夫谋害亲夫。 事后，包公询问廖杰：“冬花作案手段奇特，你是如何想到验看尸体鼻孔的？” 廖杰回答：“此是小的妻子提醒的。” 包公说：“请你妻子来府，我要当面酬谢。” 第二天，廖杰高兴地带着妻子到府里领赏。包公像是熟人似的对阿英端详了一会，开口问道：“你嫁给廖杰几年了？”阿英答道：“我们系半路夫妻，只因我前夫暴病死亡，才改嫁廖杰为妻。” “你前夫名字可叫路才？” 阿英面露惊异之色：“大人如何得知？” “路才暴死一案由县衙呈送本府，我昨晚查阅卷宗，得知县衙已对此案作了正常病故的结语。但我觉得此种结语颇存疑问。” 阿英更是呈恐慌之色：“大人以为..” “本府认为，路才系被人从鼻孔中钉钉谋害。” 廖杰奉命前往路才墓地，掘墓开棺，虽尸体已腐烂。但在鼻孔部位露出两根已锈的长钉。 包公继续审理路才案件。他对阿英说：“想你一个平常女子，如何懂得鼻孔钉钉的奇特方法，除非有过亲身经历，才能一语点破，” 阿英只得如实招供事实：原来她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在与路才结婚之后，经常与人姘居，姘夫是个惯犯，与她合谋用铁钉钉鼻之法害死路才，后来那姘夫在斗殴中被人杀死，阿英才改嫁廖杰。 廖杰听了如梦初醒：“想不到此女这般蛇蝎心肠，若非大人明察秋毫，我也几乎作了她砧上之肉。” 阿英懊丧不已：“若不是我多言多语，此案也断不能破。” 包公正色道：“非也，作案之人，侥幸取巧，只能蒙蔽一时，不能长久隐藏，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自食恶果。此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包拯叫哑巴打兄
传说，有个哑子，每逢新知府上任，都献上一根木棒，任官责打。包公上任后，他又来献棒。包公想：如果他没有冤枉，怎肯屡屡无罪吃棒？无奈哑子口不能言，手不能写。包公心生一计，用猪血涂在哑子臂上，又以长枷枷到街上示众。暗差几个心腹跟随其后，见有人替他鸣冤叫屈，就传他上堂。 一会儿，果见围观者中有个老头为哑子叫屈，于是将他引到包公面前。 老人说：“这人是我村的石哑子，自小不能说话，只是耳朵还好使，他被哥哥石全赶出，万贯家财，并无分文给他。每年告官不能伸冤，今日又被杖责，小者因此感叹。” 包公传石全到衙，但石全不承认哑子是他亲骨肉。 石全走后，包公教哑子：“你以后撞见你哥哥，就去扭打他。” 哑子眨巴着眼睛，看上去有些害怕。 包公说：“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好了，本官可为你作主。” 一日，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哥来告哑子，说他不尊礼法，殴打亲兄。 包公问石全：“哑子如果真是你亲弟，他的罪过不小，断不轻饶。如果是外人，只作斗殴论处。” 石全说：“他果是我同胞兄弟。” 包公喝道：“既是你亲兄弟，为何不将家财分给他？分明是居心独占！” 石全无话可说。包公即差人押他们回家，将所有家财各分一半。
包拯审石擒凶手
包拯在定远县任县令时，常常微服私访。一次，包拯带着衙吏经过某山岗时，见前面草丛上方苍蝇乱飞，并有一股血腥味扑来，便令衙吏察看。草丛里躺着一具男尸，身体已经腐烂，面目难辨，背上压着块大青石板，肩上还搭着只马褡裢子，内有木制“宋记”印戳——原来是个收卖粗大布的，查问地保，知本地没有姓宋的贩布商人。包拯断定这是谋财害命的案子。那么杀人犯是谁呢？ 第二天，包拯贴出布告，说要在大堂上审石板。大家觉得好奇，都到堂上看稀奇事。那块青石板正放在堂中央，铁面无私的包拯喝道：“大胆石板，竟敢谋财害命，目无国法，给我狠打四十大板！”差役扬起板子，狠狠向石板打去，“噼噼啪啪”震得差役虎口疼痛。大家见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包拯斥责道：“本县断案，大堂上理应肃静，你们竟敢喧哗公堂，该当何罪？” 众人见包拯发怒，一齐跪下，口称“知罪”。 包拯说：“那好，你们讲，愿打还是愿罚？愿打，每人打四十大板；愿罚，每人举保画押，限定三日，交上三尺大布。违者严惩！” 大家愿罚。心想：“包大人真有意思，找不到凶犯，让众人来献一条孝布。” 三天之内，近街远集的粗大布一购而空。包拯的手下一边收布，一边核对布头上的印记，竟发现不少人交上的粗大布上有“宋记”印戳，与死者的印戳丝毫不差。经查问知是某布庄的。当下把某布庄老板抓来。老板一见死者的印戳，面如土灰，只得供认：死者宋某从外地收购粗大布，盖上印戳后寄存在他那里。他谋财害命，但匆忙之中忘了毁掉马褡裢子。
包拯两次断牛案
北宋名臣包拯（公元999—1062 年）在天长县刚任县令时曾审过两桩牛案。 那是春耕时节，东村农民王某和张某一天在田里同耕，休息时坐在田岸边闲聊，让两头牛在坡上吃草。一会儿，两头牛抵起角来，王某和张某没当一回事，竟在一边看热闹，谁知道王某的牛把张某的牛抵死了。这下两个好朋友翻了脸，张某告到县衙门，要王某赔牛。那时包公还没上任，前任白县令审案时想：判赔，王某吃亏；判不赔，张某吃亏。左思右想，没法把案子判得公平合理，只得把两人收在监里。 第二天，包公上任，听说有两个农民在监里骂人，提出来一审，知道事情的原因，就笑哈哈地对他们说：“你们本是一对好朋友，只是漫不经心使牛抵角死亡，以致朋友反目成仇人，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今天本官劝你们言归于好。”说罢，提笔写了四行字： 二牛抵角， 不死即活； 活牛同耕， 死牛同剥。 两个农民听完判决，都说这样公平合理，谢过包公，携手走出公堂。谁知那两人刚走，又来一人报案。 那是西村农民，名叫刘全。今天早晨他正要牵牛下地干活，来到牛圈时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大黄牛满口血淋淋，牛舌头不知给谁割掉了。他心疼得哭了一场，急来县衙门要求破案。 包公看了状子，心想：这很可能是刘全的仇人干的。就对刘全说：“看来，这头牛是活不长了，你干脆把牛宰了，肉可以卖，我再资助你一些钱，这样你又可以买一头牛了。”刘全感激地挥泪告别。 刘全刚走，包公当即出了一张禁杀耕牛的布告： 本县晓谕黎民百姓：为确保春耕春种，保养好耕牛，严禁私自宰杀。如有病牛，须请牛医诊治；诊治无效的，先报呈县衙，经查验后，方可宰杀。未经查验，擅自杀牛的，一律严惩不贷。有人捕捉到杀牛者，官府赏银三百贯。此布。 第二天，刘全的邻居李安前来报告说，刘全擅自宰杀耕牛。 包公想：村中的人一定都知道，刘全宰杀的是残废牛，而这个自称刘全邻居的人明知杀残废牛而来告他，不就是诬谄好人吗？这人肯定和刘全有仇。包公出布告本来就是要引刘全的仇人出来。现在问过姓名，知他叫李安。刘全曾告诉包公，李安曾和他有仇，看来此人必定是偷割牛舌的人。 一审问，李安只得供认了自己割牛舌而又来诬告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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