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上的家奴与长随(清朝地方官的收入真能达上万两？)

官员的家人与长随，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真正的家中奴仆，是侍候官员家庭或家族的人，他们照料官员及家属在家中的生活起居，与外界一般联系不多；第二个层次就与政治体制挂钩了，他们是随主人赴任到官衙的长随、家人、门子、跟班等等。

还是从《水窗春呓》所讲的户部小吏向大帅福康安要钱的故事说起：小书吏要把一张名片递到福大帅手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为此前后花了十万两银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么，他这些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就涉及到了清代政治体制中另外一类人，就是官员的家人与长随了。他要见这位炙手可热的大帅，要把名片递上去，先要过的就是家人、家丁这一关。

官员的家人与长随性质上虽属于“官员仆隶”之列，却也在官僚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要说官员的家人与长随，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真正的家中奴仆，是侍候官员家庭或家族的人，他们照料官员及家属在家中的生活起居，与外界一般联系不多；第二个层次就与政治体制挂钩了，他们是随主人赴任到官衙的长随、家人、门子、跟班等等。以地方州县官府来说，官衙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主要是三班六房和差役等人，内部则主要是官员与师爷所在的地方。内外两个部分怎样联通呢？就要靠这些所谓长随、家人、门子了。性质上他们虽属于“官员仆隶”之列，却也在官僚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与官员沾上一点关系都是非同小可的荣耀，家奴、家人、长随之类是官员的贴身人物，虽然没有什么法定身份，其影响力却是非同一般。他们甚至会成为官员身边的重重黑幕，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个毒瘤。也正因为如此，吏部那书吏要进见福大帅才会花去十万两的巨款。

高官显贵的家奴、奴仆为害一方，在京城中体现较为明显

为害较浅的，如书吏要花钱的第一关口，就是高官显贵府邸的“门子”了。这种门子与地方官衙中交通内外、不看门的“门子”不同，他们是真看门的。清人刘体智《异辞录》中说：“京师贵人门役，对于有求者，辄靳之以取利。”虽是家人奴才中地位至低之人，你想要进门，要看你手头是否宽裕、出手是否大方了，否则，进门的第一关你就过不了。

为害至巨的，则如贴身奴才、府中管事之类。清礼亲王昭梿著《啸亭杂录》卷九，回忆了他自己家族祖上，在康熙时期有一个豪横的奴才叫张凤阳。说是王府奴仆，但这个张凤阳却可以交接王公大臣，当时著名的索额图、明珠、高士奇请客，张凤阳都能成为座上客。六部职司、衙门事务，他都能插得上手，势力极大。当时京中谚语说：“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把这个王府家奴与当朝大员索额图、明珠相提并论。一次，张凤阳在郊外路边休息，有个外省督抚手下的车队路过，喝令张凤阳让路，张斜眯着眼说，什么龌龊官，也敢有这么大的威风。后来，不出一个月，这个高官果然被罢免。更有甚者，一次，昭梿的外祖父，也是旗内大族的董鄂公得罪了张凤阳，张竟敢带人去其府上，胡乱打砸一通。礼亲王终于没办法了，把这事告到了康熙帝那里。康熙回答说，他是你的家奴，你可以自己治其罪嘛。王爷回府，把张凤阳叫来，命人“立毙”于杖下。不一会，宫中皇后的懿旨传来，命免张凤阳之罪，却已经来不及。老王爷杖毙了张凤阳，京中人心大快。

这个张凤阳，是主人亲自出手才得以治罪。清王朝对此类事，也有惩处。但多数时候，是在这些奴才的主子身败名裂后，在其主子的罪名中加上“家奴逾制”等等罪名。如：雍正时权臣隆科多的罪状中，第二条大罪就是“纵容家人，勒索招摇，肆行无忌”。年羹尧的大罪中有两条与纵容家人有关“家人魏之耀家产数十万金，羹尧妄奏毫无受贿”；“纵容家仆魏之耀等，朝服蟒衣，与司道、提督官同座”。嘉庆初年，惩治乾隆时权臣和珅，其第二十条大罪是：“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

家奴之流横行霸道，但毕竟没有合法理由和身份，只能是狐假虎威，离开了主人的威势，一个小小知县也能治得住他。但就整个清代而言，他们仍是官场乃至社会一害，民间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家奴与长随当然也有一些干练之才，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这个群体对社会政治与下层百姓为害甚巨

至于长随之类却又与家奴不同。清代的长随，尤其是州县衙门的长随，始终是地方官员私自雇佣的一种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一种行政力量而存在的。以人数而言之，长随数量极为庞大，虽然制度上明定了限额，但实际上一州一县往往达数十百人之多；以职能而论，州县所有行政事务，无不有长随家人参与其中。有学者做过统计，长随虽有门上、签押、管事、办差、跟班五大类别，而实际事务中，举凡衙门事务，都离不开长随等人的具体承办。

长随最盛之时，在乾隆至嘉庆时期。清钱泳《履园丛话》中说：“长随之多，莫甚于乾嘉两朝；长随之横，亦莫甚于乾嘉两朝。捐官出仕者，有之；穷奢极欲者，有之；傲慢败事者，有之；嫖赌殆尽者，有之；一朝落魄至于冻饿以死者，有之；或人亡家破男盗女娼者，有之。”与家奴不同的是，他们是官僚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之相同的是，他们与官员本人的联系较吏胥密切得多，凡事借官之声威，办事有力，而为害也大。很多时候，其中很多人借主官之名，混迹于官场，借公事肥私。

长随们“往往恃其主势，擅作威福”。一个典型事例是，道光间，安徽巡抚王晓林手下“门丁”陈七“小有才干”，深得主子信任，揽权舞弊，在官场上声威很大。这个陈七家里生了公子，官场上所有大小官员，都要前往恭贺。王巡抚在皖时间较长，而这个陈七也借机发了大财。咸丰时竟也花钱冒名捐了个官来做，俨然一副士大夫气派了。

家奴与长随当然也有一些干练之才，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这个群体对社会政治与下层百姓为害甚巨。当主子强干时，他们也许就只能供杂役、办差事而已，而多数时候，搜刮民财、为害一方仍是其主流。

清朝地方官的收入真能达上万两？

众所周知，清朝官场是很腐败的。江湖古老相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上三年知府，能贪十万银子。江湖古老又相传：“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即使是下手不那么狠的地方官，一年也有三万两银子的进项。

清朝地方官的收入真有这么高吗？替他们算算账就知道了。

壹 基本工资有多少

满清入关后不久就制定了文官俸禄条例，二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55两、禄米155石，三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30两、禄米130石，四品官每年能领俸银105两、禄米105石，七品官每年能领俸银45两、禄米45石。这一工资标准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制定的，直到清朝灭亡都没有大的调整。也就是说，差不多在整个清朝，知府一年的基本工资只有105两银子和105石大米，知县一年的基本工资只有45两银子和45石大米。

“石”是容量单位，清朝一石是103500毫升，大约装米80公斤。清朝米价变动很大，最初官方强行规定一石大米等于一两银子，但实际米价在上下波动，如1863年6月14日英国人赫德打听到的上海米价是每石2.6两银子（参见《赫德日记（1854-1863）》），而1736年夏天广东米价却便宜到了每石0.23两银子（参见《乾隆实录》卷1），前后相差十倍不止。为了便于换算，我们仍然采取“每米一石折银一两”的官方规定。经过换算，清朝知府每年的基本工资是210两银子，知县每年基本工资90两银子。

我们知道，知县就是县长，那么，知府是多大的地方官呢？大体上说，它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的市长，关于其职权，《清史稿·职官志》有载：“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行。”即统管辖区各县的文化、教育、司法、上令下达等行政工作，没有兵权，也不能直接任免知县，但是在三年一轮的知县大考核中拥有决定权，可以影响知县的升迁和任免。

清代的广州府，管辖的范围颇大，达14个县，范围包括今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计有：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新宁（约今天的台山）、增城、香山、新会、三水、清远、宝安、花县。

贰 这些小钱不够花

可官员不是苦力，苦力除了养活自己，最多只需要养活一个小家庭，而官员却需要养活一个非常庞大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包括他们的妻子、小妾、丫鬟、男仆，以及长期在官员任职地居住并时常去衙门里打秋风的亲朋故交，以及官员们雇请的幕僚，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师爷”。

清朝的知县和知府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的儒生，他们精通八股，却不精通职务，为了当一个合格的官员，他们必须雇请那些通文墨、懂会计、擅长处理法律纠纷的师爷来帮着自己做官。一个大县的县官至少要雇5个师爷，知府则要雇6个以上的师爷，这些师爷是不能吃财政饭的，必须让官员自己掏腰包来养。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早年就当过师爷，雇主开给他的年薪是120两银子，照此标准估算，无论知府还是知县，每年都得在他的师爷们身上花费千两左右的银子。

除了雇师爷，官员们还得雇长随（男仆）。雇师爷是为了工作，雇长随是为了面子——清朝官员极讲面子，出门如不坐轿，会被人耻笑终生的。那时候可不像现在，领导能配公务车，公务车司机靠财政养着，那时候公务车（轿子）要自己买，司机（轿夫）要自己雇，朝廷给的只是政策，允许你花钱享受什么样的待遇，而不是直接给你什么样的待遇。按照朝廷给的政策，知县坐“四人抬”轿子，要雇4名或者8名轿夫（轿夫累了需要换班），知府坐“六人抬”轿子，要雇6名或者12名轿夫。

雇完了轿夫，还得雇厨子、雇门房、雇跟班、雇拿印的……据瞿同祖《清代地方 *** 》一书考证，道光年间广州某知府竟然雇了50个长随，每人每月发放“工食银”4两，一个月要花200两，一年要花2400两，如果碰上闰月，还要再多花200两，这还不算逢年过节打赏给长随的红包。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假如一个知府比较节俭，只雇了6个师爷和10个长随，那么他每年要给师爷发六七百两，要给长随发四五百两，两者相加，一千多两出去了。假如这个知府比较爱慕虚荣和贪图享受，一连雇了10个师爷和50个长随，则每年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前面说过，清代知府年薪只有210两，这点儿工资连养师爷都不够，又怎么能养活知府的老婆孩子呢？

清代满族称奴才,汉族称臣的区别

奴才清时只有满臣面对皇帝会自称奴才（表示亲近），臣在古代又是官员面对君的自称。

清朝时满洲等旗下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自称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这一自称，无论官职尊卑，甚至官居大学士、尚书之职，仍然自称为奴才。

而汉族官员无论在觐见还是奏章中，都自称为臣。这时称奴才，显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对满洲旧俗的极力维护。

清制中，武职官员对皇帝，也自称为奴才，虽然与督抚大员会衔上奏，都自称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则视为习惯。

至咸丰二年，将武职称奴才之规矩推广至武科举人，令“嗣后中式武举引见。俱一律奏称奴才。如再有错误。即将该提调等奏参。”

扩展资料

奴才和臣

清入关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旗人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雍正朝还曾要求统一用臣字

资料表明，清入关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称奴才的。

康熙时期，仍有两称并用，甚至同一奏折中，既称奴才又称臣的情况。雍正初，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雍正时期的奏章中，仍然是两称并存，同为旗籍官员，既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汉文文献如此，满文文献也如此。雍正帝亦并未因其自称“奴才”、“臣”而表示批评或斥责，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语。

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

与雍正朝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满族大臣公事与私事分称臣、奴才

然而，此时旗员称呼问题也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奏折中，自称为臣，而将儿子称为奴才，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对张进行训斥。

这表明，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已经开始要求称“奴才”，以维护满洲旧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不过，这一次与雍正朝的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

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

同时，“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清代“奴才”：曾是北方少数民族中常见词汇

清朝才智过人的周培公为何被康熙发配盛京呢？

清朝康熙皇帝时期，朝廷上由这么一个人：文武兼备，刚正毅勇，才智过人，恪尽职守，深谙治世之策，深得为人之道，是康熙身旁重要的谋士。然而这样的的一个人，在官场上如此知进退，如此为自己保身，但还是落得了贬谪的下场。而这个人，就是周培公。周培公是一个政治家，不妨看看他的经历，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官场。学习一下，如何从政，如何开始官场生活。

周培公，姓周，名昌，字培公，湖北荆门人，汉族，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终年69岁。

周培公十岁的时候，父亲在李自成攻打江山的时候趋势了，母亲也因此而死，周培公开始了自己谋生活，先做了官府小吏，然后不断升职，依附其他权贵人士，帮忙出谋划策。直至，后来，康熙皇帝当上皇帝，他的老师伍次友发掘了周培公的才能，就将周培公推荐给了康熙皇帝。

可是，周培公通古博今，智慧超群，有胆有谋，希望在周培公科举考试的时候被康熙挖出来重用。可惜伍次友考试的时候忘了忌讳玄烨的玄字，忘记去掉一个点，被赶出了考场。穷困潦倒的周培公在大街上游荡，卖字为生，却养活不了自己，无意间听到一个卖豆腐脑的姑娘鸣冤，他建议把冤情写成曲子，唱出来。于是周培公把伍次友给康熙的推荐信拿出来，把冤情写在了这张纸的背面。

康熙微服在民间，偶然间听到了这曲子，也看到了姑娘给这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豆腐脑，觉得有才，尾随这个书生来到了卖书的地方，约去茶楼喝茶，聊聊。聪明的周培公从言语和举止中立即判断出康熙是当今皇帝。这也许就是周培公和伍次友的一大区别的吧，伍次友和康熙见了好几次，深谈了好几次，却从来没有发现是天子。可周培公第一次见康熙就能判断初他的康熙。足以见得周培公的睿智。

周培公说话很直率，而且即使当着文武百官也不给皇帝留情面，他想知道的事情原委，皇帝的态度，他就是冒死也要问个明白。在剿灭吴三桂期间，更是屡获战功，功不可没。

他是聪明睿智的。在对付蒙古察哈尔王派来进攻皇宫的军队是，宫里没有抵御的一兵一卒了。他提出现在能救朝廷的只有一个人，老祖宗。就是孝庄皇后。孝庄皇后找来了旧部的家奴，佣人等人，培养出一批虎狼之师。之初由于这些家奴自恃有钱有权，不把周培公等人放在眼里，周培公按照大清律令把这几个带头的给军法处置了，其他人就很守规矩了。之后他又说：“察哈尔王有黄金万两，折合白银万万两，我跟皇上请旨了，只要我们破了察哈尔王，所有剿来的黄金白银，一般上缴国库，一半大家分了。”大家一听，士气大振。最终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察哈尔王给灭了。

他是一个耿直的人，目光长远的，有什么话都很直率地说。当时和图海一同收复王辅成时，图海想利用红衣大炮把王辅成守的城轰了，打仗心切，周培公说：“图海兄，如果我们用红衣大炮不出三个时辰，这个就将夷为平地，可是受苦受难的是这里的黎明百姓。收复后的官吏以后一定会说我们草菅人命，不顾百姓生计。远离战场的人永远都是对的。皇上想让我没早点结束战斗，可以后很多大臣肯定会参我们，到那个时候皇上也救不了我们了。”图海一听，顿时感到很羞愧，决定和周培公同生共死。周培公亲自到王辅成府上劝降。最终劝降成功。

王辅成归顺朝廷后，大臣们纷纷议论，周培公是汉人，现在手握重兵，势力不压于吴三桂。害怕出现第二个吴三桂。需要朝廷钳制周培公。王辅成之事成功后，兵部立即下发命令调回周培公。周培公和图海一看就明白了皇上的意思。最后把剿灭吴三桂的任务交给了满人图海。大家觉得周培公的功劳太大了，这样对朝廷不好。朝廷需要上下一心，即使皇上再怎么信任周培公，周培公在其他满人大臣中总是会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功劳太大了。

回来后，康熙把周培公发配到了冰天雪地的盛京。

昨天看到康熙到盛京准备处理葛尔丹的事情。刚到盛京就去看周培公。周培公重病在身，苍老了许多。康熙问你来这里有八九年了吧，周培公答十一年了。这十一年，皇帝不闻不问。可以想象，当年在朝廷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来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忽然间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做了，关心的事情也关心不上了，想做的事情也做不了了，每天见到的人也见不到了，自己的满腹经纶也没有施展的空间了……何等苦闷。周培公忍受寂寞熬了十一个年头。康熙说等到暖春了，周培公的身体好些了，想重新重用他。周培公说：“晚了，我知天命，恐怕熬不到明年暖春了。”康熙让他举荐一位，周培公举荐了姚启圣。然后说自己有样东西要送给皇上，让拿回去看，他的屋子太小。康熙拿回去打开一看，是一幅中国的地图。历史上最早的，最全面的地图。不一会儿，周培公就离开了人世。

康熙为周培公守了一夜的灵，由此可见，周培公在康熙皇帝心中的地位之重。

可是，为什么康熙皇帝如此在乎周培公，却还是将他贬到盛京呢?

周培公在大清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时，力挽狂澜，披荆斩棘，挽救了大清摇摇欲坠的江山，使大清的国祚得以延长近二百年。周培公在大清的历史上抒写了极为辉煌的一页，彪炳千古，高山仰止。只可惜，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周培公也未能走出这个悲剧。周培公盛名之下，大臣们不断上书弹劾他可能要谋反、做吴三桂第二，此时的康熙会怎么想?

历史证明康熙是一个乾坤独断、刚毅决断的君主，他是不会轻易相信大臣的奏折的。可康熙最终还是按照大臣们的意愿，将周培公发配盛京任提督。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安排，一方面可以利用周培公的才干对抗罗刹国，另一方面盛京是康熙的老家、大清龙兴之地，可以牢牢地监视周培公。从来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康熙的气魄未能超过勾践、刘邦，周培公的结局同文种、韩信相比，也不过是仅仅保住性命而已。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康熙内心始终认为皇权第一，任何人都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康熙担心如果周培公叛变，那么周手中的几十万大军将是康熙致命的威胁!再加上周培公又是汉人，没有背景，朝中的满足大臣自然而然对他也嫉妒加仇恨;所以，康熙顺水推舟，贬谪周培公，使得无论是满族大臣还是康熙自己都觉得合情合理，不过周培公就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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