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稀世宝藏被发现：沉银与屠杀两大传说浮出水面

张献忠江口沉银一直是历史之谜，其沉银地点历来众说绘纭。2017年3月2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通气会证实，今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取得了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0000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至此，“大西王”张献忠的稀世宝藏之谜终于被揭开。

1646年11月，张献忠命陨西充凤凰山后，大西政权宣告结束，由他聚敛的金银财宝成为无主之物，不知去向。

这次打捞前，关于他的稀世宝藏有很多种说法，成都曾流传一首歌谣：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

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据说，与歌谣配对的，还有一张“藏宝图”，图上标有张献忠金银宝藏的具体位置，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民国曾有人根据这张藏宝图在流经成都的锦江中打捞挖掘，捞上的只有一些小铜钱，不见金银踪影。

第二种说法是，张献忠将宝藏藏于青城山上。原因为孙可望曾奉张献忠之命率领数百名石匠在青峰山（青城山支脉）采石，却鲜见有人运石出山或在山中修路以及建筑物。这种行为不免让人心生联想，张献忠可能以采石为掩护，在青城山上秘密修建藏宝工事。

还有一种说法，在四川彭山县的江口古镇江道中。这个位于武阳江、锦江与岷江交汇处的古镇，水路运输十分便利，曾为商旅云集之地，船桅林立。据《彭山县志》载：“顺治三年四月，明参将杨展占领嘉定（今乐山市中区）后，沿江而上攻占彭山。秋，张献忠部与杨展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败回成都。”许多满载金银的木船由此沉没于岷江。

谜底终于揭开。

截至2017年3月15日，对“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已有10000余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0000余件。这些文物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和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通过此次发掘，基本确认了张献忠江口之战的地点，出水的万余件文物是确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远离他人卧榻避而入川

终其一生，张献忠给四川留下了两个传说，一个是关于宝藏的传说，一个是关于杀人的传说。

作为明末农民军的起义领袖，张献忠少年时代受过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时当过延安府的捕役，常受同事欺侮。走上农民起义这条路除乱世所趋外，很大程度上与他生活常受压抑，不堪久居人下有关。明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同官军作战中，他“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很快成为一支队伍的领导人，号称“西营八大王”。

在同明廷的对抗中，张献忠屡次使出诈降—反叛的招数，一步步扩大势力范围，于崇祯十六年（1643）占领武昌，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可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张献忠决定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自行放弃湖广、江西，临走之际，还不忘带上从湘赣搜刮的金银财宝和数十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

关于张献忠避而入川的决定，《明末农民战争史》作者顾诚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李自成部义军的关系不好。他决策向四川转移正是李自成歼灭了孙传庭部官军席卷西北地区之时。这时明王朝覆灭的前景已经洞若观火，大顺军眼看就要着手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了。张献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并入李自成的大顺军，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就只有另寻出路。”鉴于张献忠过去曾一再进军四川，对其各方面条件有全面的了解，加上蜀中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大顺政权行将统一全国的时候，张献忠放弃长江中游地方，远离他人的卧榻，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1644年春，大西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由于四川官军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大西军“越下牢，渡三峡，古称天险，如蹈无人之境”。6月，大西军破涪州取重庆，攻城之前，张献忠派人劝说重庆守城官员投降，守城官员问张献忠大军此次入川意图何在？使者回答道：“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明官员拒绝投降，张献忠命大西军用火药炸开城墙，一举攻下重庆，抗拒军官被张献忠下令砍掉一只手，断手者经过之处，军民震骇，纷纷瓦解。

8月，张献忠用同样的方式打开了成都的大门。短短几个月时间，除遵义和石柱、黎州土司外，四川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大西政权中。不久后，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

入川初期官民和谐

有史书曾这样讲述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区别：“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十几年的流寇生涯，让张献忠习惯于攻城略地、大肆搜刮，搜刮的重点虽然是豪门大户，但有时连普通百姓也不放过。“八大王”和“大西军”恶名传播之广，吓坏了被明廷抛弃的四川人。听说大西军即将攻入成都，成都居民惶惶不可终日，被断手的据城抗拒者成为一遍遍地提醒着他们可怕的梦魇，成都居民寝食难安，“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

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后，张献忠屠四川、杀人魔王张献忠的恶名依旧流传于四川民间。有人甚至传言，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以至清初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究竟张献忠是不是令四川百姓惧怕，只知杀戮不知招降的凶神恶煞？在定都成都的3年时间里，大西王朝屠杀了多少四川百姓？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张献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遇到顽强抵抗者如重庆、成都士兵们，则下令“割耳鼻、断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军。攻克成都后，张献忠亦没有屠城，尽管有《荒书》记载，“八月十一日，尽出成都军民男女于中园，将尽屠之。俄有一物如龙尾下垂，贼以为祥，遂免死。仍逼入城”。但因种种如祥瑞或他人劝说等原因，成都大屠杀并没有出现。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说在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样都得承认，“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重庆失守屠杀开始

1645年发生在重庆的一场战役改变了张献忠“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的想法，这年春天，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几万士兵反攻重庆，却被曾英部击退。重庆失守，对张献忠来说，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鉴于明朝将领据有綦江、黎雅、叙州（宜宾）等重镇，四川南部沦为弘光政权伙同四川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重要基地。

张献忠对朱明宗室深恶痛绝，入川后即下令：

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为了防范敌探奸细，还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城禁和特务制度。几十万大西军的粮食问题通过没收和打粮这种暴力方式解决，当时的四川，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会触及一般农民的利益，这些情况发生在政权初建，敌对势力尚未反扑时尚没什么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对者在南京弘光朝廷号召下集合起来，趁机反扑，大西政权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脚。官绅地主是敌对势力，要消灭掉，于是张献忠于1645年举行“特科”，将来成都参加考试的各府县生员约5000多人全部杀光，听说自己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张献忠怒不可遏，又派军队对当地居民实施屠杀。而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流民中的各类人员，自然也难逃被杀厄运。

一旦按下屠杀这个按钮，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就像上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样，再也停不下来。怀疑叛乱的分子潜藏在城市中内应外合，张献忠竟然做出“除城尽剿”的决定，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连西京成都也不放过，《圣教入川记》中，详细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目睹张献忠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的残酷情形。

为什么张献忠在统治四川前后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学者杨鸿基认为，大西军之所以会发生“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的现象，是由于各地“义兵”把张献忠“所置郡县贼吏”“群起而杀之”的结果，大西军一味用杀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对势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张献忠“非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权的根本弱点。

不过张献忠之屠蜀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的论断，多少有失偏颇。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清军的滥杀无辜，连年兵荒马乱导致的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导致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按顾诚说法，“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

江口之战为寻宝埋下伏笔

1646年正月，人心尽失的大西政权在四川逐渐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集中在成都附近，为了挽回局势，张献忠命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等率军南征，张献忠亲率大军攻杨展于嘉定，结果在彭山江口被杨展所败，退归成都。就是在彭山江口，张献忠为他的金银珠宝埋下了伏笔。

关于江口之战，清代蜀人笔记多有记载，如彭遵泗《蜀碧·杨展传》载：

“献忠忿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交战中，大风起，张献忠船队起火，杨展率数位前锋前往杀敌，张献忠军大败？？当时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按清人刘景伯考察，张献忠从四川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这些都被装进了张献忠的运宝大船中，交战失败后，千船金银沉入水底，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退归成都。对于张献忠江口所沉金银，杨展并不知情，其后还是通过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杨展才开始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得益于这一批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于时全蜀，惟嘉定（杨展家乡）不饥”。

由于江口沉银数量之大，乾隆年间，有渔者在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总督孙士毅得知此事后，立马派人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后来在江口河道里，不断有人打捞出明代银锭、金银器等。2005年，江口古镇岷江河道出土的明代银锭，从其铭文可看出来自湖南的沅陵县、湘潭县、巴陵县；湖北的京山、黄冈等地区，为崇祯时期所征解的税银，而且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侧面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之说。

“杀人魔王”张献忠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生前劫掠财富无数，命陨凤凰山后，竟会以“散落财富”的方式为世人惦记，“施惠”于人。

（参考资料：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孙达人《张献忠“屠蜀”的真相——试论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张建斌《寻找张献忠宝藏三百年》等）

考古发现的“江口沉银”遗址是哪位明末起义军领袖的宝藏？

考古发现的“江口沉银”遗址是哪位明末起义军领袖的宝藏？

A.张献忠

B.李自成

正确答案：A

三四百年以来，关于张献忠的江口沉银的传说，在许多史书，民间传说之中都有流传，终于在最近几年，因为盗墓贼的盗窃，困扰世人几百年的迷雾终于被拨开。考古队的发掘得以进行。

张献忠宝藏：大西王张献忠的宝藏是从哪里获得的？

最近因为大西王张献忠的沉银被打捞起来，关于张献忠的宝藏传说也迎刃而解，张献忠的宝藏不再是传说。回想当日张献忠兵败之后，带着船上的金银珠宝一路南下。到了四川的江口镇遭到突然的袭击，已经是力不从心的张献忠无力回击。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部分随船队沉落江中。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传说中的张献忠巨额财宝再露端倪

关于张献忠的宝藏传说，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遐想空间。在传说中，张献忠将劫来的金银财宝藏在成都附近某处，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而这首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古老歌谣，因被认定为破解大西王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在成都流传了300多年。

2010年11月底，距四川彭山县城仅两三公里的江口采沙场传出消息：有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一只重12斤的黄金盘。至此，张献忠宝藏的真实存在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才能完全确认。

大西王张献忠劫掠全川之财

张献忠生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延安人。据《明史》记载，他身材魁梧，脸形稍长，面色微黄，留着及胸的长胡子，声若巨雷，人称黄虎。他性格桀骜不驯，在延安府当捕快期间，就屡犯军法。1630年（明崇祯三年），恰逢明末乱世，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张献忠在家乡米脂追随王嘉胤起事。王死后，他改投高迎祥，和李自成同属一股起义军。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分裂，李自成进攻黄河流域，他则率部进攻长江流域。

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李自成称闯王，张献忠则自称八大王。张为人极其狡诈，明朝对他软硬兼施，先是许给他高官厚禄，期冀招抚;后又对他多次围剿。每到危急关头，他就诈降，度过危机后则再次反叛。明朝 *** 根本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当皇帝。

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后称帝，建立大西政权。清朝文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他将楚王（朱华奎）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在天府之国，他干了两件让自己留下恶名的事，一是杀人，二是掠财。

据说，张献忠攻陷成都后，部下报粮草不足，他便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杀人，杀百姓，杀伤兵。成都有一块《七杀碑》，记录的便是他的杀人如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除杀人外，张献忠更以劫掠出名，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史书《蜀龟鉴》中记载，张献忠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其行为之暴虐，可谓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与人道可言。

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张献忠宝藏传奇：顺治时沉银 咸丰曾下旨捞掘

张献忠

近来，有关张献忠“宝藏”的消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一批权威考古专家聚集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宣布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张献忠宝藏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三百多年来，围绕它又发生了哪些故事？这里我们就为读者一一道来。

提起“宝藏”、“寻宝”，或许最能 *** 人们心底某种原始的欲望，因此在全世界都大行其道。中国的“宝藏”传奇，最有名的应该就算张献忠“宝藏”了。这事儿后来被演绎得越来越神奇，甚至有人有鼻子有眼地宣称，这笔财富的价值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还有人演绎了这样的故事：张献忠的后人逃往海外，在印度洋上建立了国王岛、酋长国，几百年来一直没停止过寻宝行动……

演绎归演绎。历史上，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

张献忠确实有宝

张献忠其人，大多数读者都很熟悉。明朝末年，在延安府当捕快的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和李自成同属高迎祥麾下。后来，各股起义军中，只有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李自成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发展，张献忠则转头向南进攻长江流域。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称大西王；1644年8月9日，张献忠攻破成都，8月16日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史料中，对于张献忠的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说他“嗜杀”，二是说他“掠财”。应该说，这里有后来的统治者对“反贼”刻意抹黑的成分，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据史料记载，张献忠攻下武昌后，将明朝的楚王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还有人说，张献忠在四川，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张建斌先生撰文记载了这样的说法：崇祯皇帝和张献忠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但是张献忠的大西皇帝没有做多久。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张献忠死了，他的起义军后来也都被清朝剿灭了。但张献忠聚敛的那些财宝，清朝廷好像并没有收上来多少。这自然就留下了疑团：那些宝物都去哪儿了？

不知从哪里传出了这样一首歌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人们认为这是破解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咒”，此后一直在成都一带流传。

江口沉银史上有据

不久前，一批权威考古专家宣布，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事实上，300多年来，这里也是最可信的张献忠藏宝地。不过，这里的“宝藏”很可能不是张献忠主动“藏”的，更可能是他无奈“撒”的。

与此相关的事件，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1646年，也就是顺治三年的时候，大清军队压境，张献忠已经明确意识到自己在成都的地位岌岌可危了。因此当年年初，张献忠曾经进行过一次大的战略行动，他亲率大西军十多万人马，乘坐数百艘木船，并且带上了他的大部分金银财宝，从成都启程沿锦江南下。关于此行的目的，史料上说法不一，但从当时的形势看，张献忠南下转移图存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当船队来到锦江汇入岷江的彭山县江口境内时，却遭到明朝故将、当地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败归成都，而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则沉入江底。至于这些金银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很神秘的是，江口镇石盘山的石龙沟中，真的有“石龙对石虎”，就是对面的两座山，一座很像石龙，一座很像石虎，至于这是否是后人的演绎，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的史料中，对沉银有更多细节的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但是后来张献忠部队遭到了阻击，江船阻塞了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据说，杨展得胜后，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那些沉船里装的是金银财宝，后来是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才开始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针对木鞘装银的特点，杨展采用的打捞方法是用长枪“钉而出之”，所获巨大。得益于这一笔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

不过，杨展得了这笔外财的说法，也被很多人惦记上了。此后几年中，四川陷入各种武装混战中，顺治六年（1649年），杨展被人杀害，袁韬、武大定等武装力量瓜分了杨展的部众、地盘。这两个人都认为杨展得了张献忠的“宝藏”，一心要把这笔“宝藏”挖出来，不惜严刑拷问杨展的夫人，但最终却一无所获，令二人大失所望。

自此以后，江口沉银一直被各方人士所觊觎，从来没被忘却。据《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说，他亲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捞到江中银子。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闹事、财政困难，咸丰皇帝下旨给成都将军裕瑞，让他“悉心访察，设法捞掘”，但最终也是空费心机，毫无结果。

锦江藏宝真假莫辨

关于张献忠江中藏宝，还有一个更有戏剧性的说法，就是张献忠在成都城外的锦江，主动藏下了大量金银。

这个说法乍听上去耸人听闻，殊不可信，然而却影响巨大，主要因为它在清朝的官修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有明确记载，这里我们就抄录如下：

“（张献忠）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阔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

“用法移锦江”，好像是神仙做的事儿。后人给出了“科学”的解释：张献忠曾经出动大量人力，以治理水灾为名，在锦江筑起高堤，然后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无数金银财宝埋入坑中。再重新决堤放水，淹没埋藏珠宝的地方。甚至很可能在坑旁筑起石牛和石鼓，并以此为记号，这也是那个著名歌谣的来源。

至于做这件事的时间，也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江口沉银”之前，也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江口沉银”之后，各有各的理由。

长期以来，这事儿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到了抗战时期，却真有人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在锦江上轰轰烈烈开展了一番打捞事业。

这里的核心人物，是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人们日常的生活秩序都被打破，在和平年代生活中人们不太会想不太会做的一些事儿，这时候也可能被人们尝试。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杨白鹿拿出了一张藏宝图。

关于这张图的来历也有很多说法，最有戏剧性的说法是：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至于杨白鹿在1937年冬，把这张藏宝图拿给谁看，也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在川军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川军将领们被这张图深深打动，出资组建了锦江淘金公司，准备把“宝藏”打捞出来献给国家，以为抗战所用。而作为川军师长的幸蜀峰，被推选负责整个工程。

他们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终于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是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接近江心的地方，于是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开挖，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年秋水退后又继续，上百人前后历时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打捞主办方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特大“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然而，早已作古的张献忠其实是和川军将领们开了个大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是3大箩筐小铜钱！轰轰烈烈的挖银事件，最终成了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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