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三变,其实就是婉约词派代表人物,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柳永大名,大家不可能没有听过。他是公认的大才子,写的很多词句传唱后世,学语文不可能跳过他。
柳永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却一直仕途不顺。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词。也许许多人会奇怪,做官是做官,写词是写词,先不说两者不是一件事儿。就算混为一谈,柳永词作如此出色,也应该对其仕途有所助益,为何反而拖后腿了呢?
柳永出生官宦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曾为官。其父柳宜曾在南唐担任监察御史,南唐灭亡之后便供职于北宋。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柳永自然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咸平五年,柳永计划入京参加礼部考试。在由钱塘入杭州之时,被江南水乡的都市繁华,山水风光所吸引,于是滞留杭州。
杭州之美,古来有之,景美人更美。所以在杭州一带停留期间,柳永不仅感慨唯美山水,同时也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这期间的生活,对柳永日后词作影响很大。
大中祥符元年,柳永终于来到了北宋都城汴京。当时北宋度过一段平和的日子,都城汴京的经济高度繁荣。纸迷金醉,灯红酒绿,让柳永大开眼界。
上文已经说过,柳永在杭州度过了一段放浪的生活。悠闲的生活,让他词性大发,写了不少词作。而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很多都是所谓的“靡靡之音”,柳永词基本定性。
不是说这词不好,毕竟这些词作放在后世,都是受人传唱的佳作。当时许多勋贵大臣对柳永的词作也十分欣赏,不少人都有举荐他的想法。但问题是,违背最高统治者的意愿。
大中祥符二年开春闱,柳永信心满满的参加考试,认为自己此次定能高中魁首。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此次考试别说中魁首,却连登科及第都未达到。
原来在此次考试中,宋真宗下诏言“属辞浮糜”的文章,都应该受到严厉谴责。柳永过了前几年纸醉金迷的生活,早已形成奢靡富贵的风格。所以此次考试,自然被考官划去了名字。
因为此事,柳永十分愤慨,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发泄此次落第的不满。
这词后来传到宫中,皇帝看到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语句,于是就说:“既然想要‘浅斟低唱’,何必在意虚名”。
后来有人向皇帝举荐柳永,皇帝想到前番之事,就回了个“且去填词”。此后柳永不得志,遂出入娼馆酒楼,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历史上是否真实发生,并不清楚。但柳永科举仕途不顺 ,却实实在在的。
大中祥符二年之后,柳永又分别参加了大中祥符八年、天禧二年和天圣二年的考试,皆名落孙山。四次考试都落榜,终于让柳永失去信心,此后一路南下,以填词为生,词名日隆。
柳永深入市民生活、花街柳巷,写了不少贴近百姓生活的优美词作。当时许多青楼女子都以唱柳永词为傲,柳永词作因此流传甚广。柳永词写的好是其成功要素,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对词所作的改革。这种贴近生活,抒发真情实感的词作,是成功最核心要素。
柳永是第一位对词进行彻底改革之人,正是因为有他,词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后世之人的词,多受柳永影响。
苏轼是豪放派开山鼻祖,是词派大家,其词也是在学习“柳七郎之风味”外自成一家。柳永在词坛的影响力,对北宋词的发展的贡献由此可知。
景祐元年,宋仁宗亲政,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科举不顺的柳永,终于在此次恩科中高中做官。不过可惜的是,为官之后一直不受重用,虽为政有声,却始终未能进入高层。范仲淹当初有心推荐,但因“未有善状”受阻。
事有两面,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柳永却得以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词”上,得以让后世看到如此多的佳作!
很多人应该都对柳永这个人物不陌生吧,他是宋朝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词人,写下了很多流传千古的有名的词作,然而柳永当然也是想要考取功名的,毕竟古代文人哪一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不都是想要获得功名吗?能够考取一官半职,入朝为官,是每一个文人学子的梦想。然而柳永却是属于那种屡试不第的人,时间长了,宋仁宗都知道他的名号了。然而据说柳永最后有一次终于考上了,却是因为宋仁宗不喜欢他而没有入选,这是真的吗?柳永还有一个外号叫“奉旨填词柳三变”,也和宋仁宗有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样到了7岁时,柳永就成了乡里的神童,才名传遍崇安城。柳永年少多才,擅长写词曲,为人狂放不羁。他少年时到汴京应试,留恋于歌馆楼台,熟悉了很多歌妓,并且替她们作曲。在北宋初年,词刚刚兴起,词本来是一些教坊制作出来让歌女唱的小曲,大多低俗不堪。
后来一些文人们也兴之所至,为歌女们填词,那也不过是在花前月下、酒席宴间,谈情说爱、饮酒助兴的一种消遣,很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柳永整天在“秦楼楚馆”里“浅斟低唱”,为歌女们作词,便被看成是行为狂荡的浪子。他本以为凭自己的才华,参加科举考试应该轻而易举,没想到一发榜却名落孙山。
这时他写了一首词《鹤冲天》,抒发自己落榜后的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是偶然失误,失去了高中状元的机会,也是主考官没有慧眼,把自己这样的才子给遗漏了。于是狂傲的柳永便产生了逆反心理,既然自己的才华无人赏识,远大的抱负无法实现,倒不如索性继续过那种流连秦楼楚馆的狂荡生活。
他在词中写道:“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本来是柳永科举失意后的恃才负气,没想到这首词传遍四方,让宋仁宗看到了。柳永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本来已经考中,谁知宋仁宗一看中榜名单中有柳永的名字,就把他给除名了,并且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还在他的试卷上批了四个字:“且去填词。”原来仁宗皇帝对柳永上次科举失意后写了《鹤冲天》来发牢骚,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一看柳永又来参加考试,便借柳永自己词中的句子来嘲讽他,意思是说,你既然把功名说成是“浮名”,要把“浮名”换成“浅斟低唱”,那你还要浮名干什么呢!以后你尽管去填词好了。
既然皇帝亲自把他除名,柳永就再也没办法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了。在封建社会里,通过科举而走向仕途,是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主要途径。柳永因一首词得罪了皇帝而无法再参加科举考试,别无出路,就更加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在汴京、苏州、杭州等都市过着流浪、放荡的生活。
他戏谵地称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这简直是在向皇帝示威,突出地表现出了他的狂傲的性格。于是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写词的词人。
这则故事中,严有翼并未明说是哪位皇帝,于是大家纷纷展开想象,有人说是宋仁宗,有人说是宋真宗,甚至有人还说是宋神宗,从柳永的生卒年看,与这三位皇帝生卒年确实都有重叠的时间段,但宋神宗明显不可能,他登基的时候柳永已经去世十四年了。
那么这位皇帝究竟是宋仁宗还是宋真宗?
南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说宋仁宗留意儒雅,很讨厌浮艳虚美的文章,而柳三变却喜欢写非主流词曲,而且居然传播四方,柳三变曾有一首《鹤冲天》词,其中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等到进士放榜时,仁宗刻意将柳三变之名划去,并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后来柳三变改名为柳永,这才中了进士走上仕途。
吴曾的这则故事曾多次被人质疑,比如有人认为柳永所有词作文章,从未自称“柳三变”,柳三变之说不足为信,也有人认为景祐元年,宋仁宗亲政,特开恩科,柳永与其兄柳三接同登进士榜,此前尚未亲政,当不可能在放榜时划去柳三变之名,这则故事应是虚构的。
以上两种说法中,第一种明显只是推测,不足为证,其实柳永长兄是柳三复,仲兄是柳三接,两位兄长名字都带有“三”字,柳永原名“三变”也说得过去,而第二种说法则有一定的道理,《鹤冲天·黄金榜上》确实是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所作,但第一句是“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其中“偶”字是“偶然”的意思,可见柳永仍然很自负,如果是第二次科举失利应当不太可能是这种心态,因此这首词更可能是第一次落第后写的。
柳永第一次落第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据此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奉旨填词”的故事如下:
大中祥符二年,柳三变信心满满地参加科举,谁料居然落第了,此时柳三变才二十六岁,还是文学愤青时期,于是在一次醉游烟花巷陌后写下《鹤冲天·黄金榜上》,当时柳三变已是天下闻名,这首词也很快流传开来,后来居然连宋真宗都听说了,真宗也爱好文学,还是一名诗人,但柳三变词中这种消极的态度明显不是真宗喜欢的,所以后来柳三变参加科举被人推荐时,真宗就随口说:“且去填词。”也正因为真宗说过这句话,所以柳三变此后参加数次科举都无人敢推荐,直到改名为柳永,直到宋仁宗亲政恩科。
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经苏州,时范仲淹知苏州,柳永遂前往拜谒,并作词进献。九月,睦州知州吕蔚爱慕柳永才华,向朝廷举荐,因“未有善状”受阻。
景祐四年(1037年),柳永调任余杭县令,抚民清净,深得百姓爱戴。宝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晓峰盐监,作《煮海歌》,对盐工的艰苦劳作予以深刻描述。柳永为政有声,被称为“名宦”。
庆历三年(1043年),调任泗州判官。时柳永已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改官,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选调”,遂有“游宦成羁旅”之叹。秋,柳永进献新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语,不合圣意,改官投诉无果而终。八月,范仲淹拜参知政事,颁行庆历新政,重订官员磨勘之法。柳永申雪投诉,改为著作佐郎,授西京灵台山令。
庆历六年(1046年),转官著作郎。次年,柳永再度游苏州,作词赠苏州知州滕宗谅。
皇祐元年(1049年),转官太常博士。次年,改任屯田员外郎,遂以此致仕,定居润州。
皇祐五年(1053年),柳永与世长辞。
本来,柳永的新词不但在市井名声很大,在宫廷也颇受欢迎。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为庆贺仁宗圣诞,柳永曾谱写过《永遇乐·熏风解愠》、《迎新春·嶰管变靑律》、《倾乐杯·禁漏花深》等祝寿词。其中《倾乐杯·禁漏花深》的“‘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管弦’等句传入禁中,多称之”,以至仁宗皇帝只要宴饮,就要侍从们反复吟唱这只曲:“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旧题陈师道《后山诗话》》。陈师道,北宋人;叶梦得,南宋初人,皆距柳永生活的时代不远,所录相必有据。但是据同为北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仁宗皇祐年间,天上出现“老人星”。在中国传统星相学中,老人星又称寿星。于是侍臣要新科进士柳永作新曲为仁宗皇帝献寿。柳永于是写了首《醉蓬莱》:“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柜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声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谁知这首祝寿词却触怒了仁宗。开头一个“渐”字就惹仁宗不满。因“亭皋叶下”是种萧索气氛,不适合为祝寿语。“陇首云飞”更容易与悲哀苦寒的北朝乐府《陇头歌》联系起来。等看到“此际宸游,凤辇何处”更是怒不可遏,因为这是刚刚去世的真宗皇帝的悼词。再接下去又是“太液波翻”。仁宗皇帝说:“为什么不用“太液波澄”而非要“翻”呢?于是将进呈的歌词扔到地上,“自此不复擢用”。这则文人笔记被词论家多次引用,如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彭孙贻《茗斋诗馀》,清代沈雄《古今词话》。但可信度却不高。因为据《宋史·天文志》和徐松的《宋会要辑稿·瑞异》,老人星在仁宗年间多次出现,唯独皇祐年间没有出现过。况且,即使是皇祐元年,柳永已65岁,四年后即去世。而且晚年由华阴令逐次升迁为著作郎、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即得名于此,不存在“自此不复擢用”。有的学者根据老人星出现的时间将这个故事放在天圣(1024)二年八月或天圣四年七月,似乎又是胶柱鼓瑟。我倒是以为这个故事是仿照唐代诗人孟浩然见唐玄宗的故事编造的。据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和宋人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等史籍记载:唐玄宗久闻襄阳诗人孟浩然大名,特地召见。孟浩然当场赋诗一首:“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你要求官,诗中却说要归隐:“南山归敝庐”;玄宗赏识特意召见,你却说“不才明主弃”。岂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明皇曰,‘我未尝弃卿,卿自不求仕,何诬之甚也’。因命放归襄阳”。这与柳永相祝寿诗却犯了忌讳相近。而民间之所以流传这些故事,皆是对有才华但性情憨直、不知忌讳的才俊之士的惋惜和同情。
其实,真正导致柳永不遇于时、沉沦下僚的是他不愿循规蹈矩走传统的士大夫修身齐家、读书做官的叛逆精神,喜欢创制“*冶讴歌之曲”(吴曾《能改斋漫录》),更加上“纵游娼馆酒楼间,吴复检约”(严有翼《艺苑雌黄》)的浪子作风,遭至士大夫的普遍不满并逐渐传到宫禁之中,仁宗皇帝的耳朵之中。特别是哪首公开向科举制度挑战又影响极大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把这位才华横溢的青楼浪子落榜后的沮丧和人生自负,内在的傲骨和叛逆精神表露无遗。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初到汴京落第后不久。一个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就饱读诗书又才华横溢的年青士子,本来以为一到京华,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取功名如拾芥的,想不到初战就遭到铩羽,落第了,那心情的不好受,自然是不在话下。然而他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仕途受困的打击,在他的身上产生了反拨力,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摆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一一敝屣功名,留连坊曲,在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鹤冲天》,便是他这种内心历程的忠实记录。他看不起那些通过科举走上成功之路的达官显贵,认为自己也是“卿相”,只不过是另类的卿相:“才子词人”中的“白衣卿相”。 然后向当权者抗争:我的“偎红翠,风流事”,都是你们逼的,都是迫不得已,因为“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接下去更是把封建时代的成功标准和道德观念来个彻底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对功名表现出冷淡的、狂傲的态度,其挑战精神和反抗意识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后面是相当强烈的、激愤的。当然也深深刺痛了当权者。据宋人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这首《鹤冲天》一时被“都下盛传,至达宸听”,一直传到仁宗皇帝耳朵里,“闻之艴然”。第二年,柳永再次参加考试,高中了。在金殿宣布进士名单时,点到柳永时,仁宗发话了:“这人不是要‘浅斟低唱’,不要浮名吗?干嘛要中进士?让他填词去”!皇帝发话了,谁敢让他中举?于是柳永再次落第,但也再次显露出他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你皇帝老儿不是要我去填词吗?那好,我是“奉旨填词”。于是他做了个招牌,上书“奉旨填词柳三变”七个大字,举着它出入秦楼楚馆、漂泊江湖。在随后的词作中,柳永不止一次表白和强调着这种人生选择和对功名富贵的蔑视,如《凤归云·向深秋》: “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 《喜迁莺·花不尽》:“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劝君看取名利场,今古梦茫茫。”;《酒泉子·三月暖风》:“长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且留春。”《夏云峰·宴堂深》中的“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 《慢卷睴·闲窗烛暗》:“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 《菊花新·欲掩香帷论缱绻》:“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等等。此时柳永词中出现过的歌妓,除了后来与他相伴终生的谢玉英和始终相随陈师师外,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等;那些没有标名的,更是不计其数。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可见他和妓女们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柳永的这种叛逆行径和人生选择,在宋元时代尤其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宋元时代,随着城市繁荣和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和元代的大都,都是瓦舍林立,众伎纷呈的。演唱、说书、杂剧等群众艺术,亟需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参加,才能使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满足欣赏者的要求。因此,文人和民间艺人的结合,就成为促进世俗民间文艺发展的一条崭新的道路。柳永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较早的一位文人。就是他,第一个拔高了书会才人的社会地位:“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第一次把倚红偎翠、享受生活看得玉堂金马、仕途经济更为重要:“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如此直率地、赤**地鼓吹士大夫脱离传统的价值轨道。走向民间、走向下层,与娼优站到一起。对后来的“书会才人”,走上叛逆道路,无疑起到号召和旗帜作用,他们循着柳永的道路,学着柳永的口吻,以“风流浪子”自夸、自傲,如金代的书会才人董解元:“秦楼楚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元代的戏剧领袖关汉卿更是“面傅粉墨,躬践排场,偶倡优而不辞”而且公开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此外,像元代的倪瓒,明代的李贽、杨慎,清代的八大山人、郑板桥,都在不同的层面,承续和发扬了这种鄙弃官场、接近下层民众的叛逆精神。
离开京城后,柳永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活。他沿汴河南下,在淮河岸边,吴头楚尾的少年行经之处徜徉,写下许多怀旧咏叹的词章,如用《永遇乐·天阁英游》、《双声子·晚天萧索》、《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瑞鹧鸪·吴会风流》等咏歌他多次盘桓的江南名城苏州;到过“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州,写了的长调《望海潮·东南形胜》;到了会稽,写下“分得天一角,织成山四围”的名句。漫游中也回过故乡,流露出“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的留恋之句。在这段游历岁月中,他还到过湖南的九嶷,湖北的鄂城、四川的成都等地。
这首诗反映了刘永的叛逆性格,给他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曲折,这首诗反映了刘永的性格,充分体现了他摆脱教条的自由。
南宋人叶梦德在《夏记》中记载了刘勇:“刘勇在抚养儿子的时候,经常游得又窄又恶,擅长唱歌。教坊的乐师们每学一首新歌,都会寻找永恒的话语,开始在世界上行走,所以他们会被听到一段时间。于世丹图尝到了西夏官云的味道:“有井的地方,可以唱柳词。”。由此可见,刘勇是当时流行歌曲之王,他的歌迷适合各个年龄段,尤其是普通人和艺妓。
然而,刘勇却热衷于名利。他渴望在朝廷做点什么去北京考试时,他写了一首歌《鹤翱翔天空》。在黄金名单上”在金牌榜上,我失去了领袖的希望明朝,如何离开圣人。当情况不成功时,你不能发疯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哀悼?天才诗人是白衣人。烟火巷,根据红色屏幕。我很高兴爱上你。于是依偎在红绿之中,风流韵事,生活平顺年轻人付出代价。忍让改变了名字,不再只是耳语。
他用自己的话说,“金榜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只是个巧合。”他以为自己虽然在嵩山出名,但依然是那身优雅的白衣。既有自己的无奈着陆,也有一种幽默自嘲。一直以来,文人中都有许多叛逆的人,如李白、陆游、刘永等。叛逆的刘永认为,即使在政治纯洁的时代,国王也会想念人才。他把自己事业的失败归咎于法院官员看不见珍珠。我是一匹千里马,但我没有伯乐和智慧我能做什么?在这条焰火街上玩得开心点更好。
他了解百姓和艺妓的日常生活和苦难,创作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现象的经典词汇,赋予了这些词汇更多的形式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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