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公元1565年,戚继光会同俞大猷领兵三万,对占领在广东地区的倭寇发起了最后的决战。两军对峙三月有余,戚家军水陆并进,大破倭军,斩敌15000余人。溃败的倭寇慌不择路,拼命向海边逃窜,为了能抢先登船,他们相互践踏,不少倭寇被自己人踩死,横尸海上。第二年,戚家军追讨倭寇残部,尽焚其船,走投无路的倭寇头领被逼自杀,为祸东南沿海多年的倭患终于被一举荡平。
当戚继光问心无愧地喊出那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时,他的抗倭前辈朱纨终于可以闭上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双眼。16年前,这位执着的老书生,凭借一己之力痛打了盘踞在双屿岛上的倭寇,却遭到福建当地官员的诬告,含恨自尽。
为民请命的朱纨为何蒙冤?东南沿海倭患为何愈演愈烈?这一切的秘密都隐藏在16年前的那场“双屿岛之战”中。
一、走私基地
福建多山,可耕地有限,步入明中期后,现存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日益庞大的人口。福建人头脑灵活将目光投向了海洋,开展对外贸易,向海讨生活。
这种不为政府添负担,自发地解决就业问题的行为,不但没有被朝廷鼓励,反而因为违反大明祖训“片甲不得入海”而被勒令禁止。浑不怕的福建人将贸易转到地下,与日本、葡萄牙等商人勾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走私网络。走私利润相当惊人,一年所得远超耕地,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尤其是福建当地的土豪,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田产,靠着耕读传家的传统,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并逐渐在朝堂中形成了一个以福建人为主的小帮派。在朝,他们官官相护、党同伐异;在家,他们相互勾结,形成地方势力。眼看着搞走私的乡里乡亲都发财了,土豪们坐不住了,决定“下海”一起干。通过土豪们的牵线,走私集团打通了官场,通过行贿、入股等方式将走私行为半公开化,势力蔓延到浙江地区。
嘉靖初期,走私集团在浙江舟山的双屿岛上公开建立起了一个走私基地。双屿岛东西两面各有一座海拔超过250米的高山,两山中间有一块宽度超过20公里的空地,用于货物集散,一道南北走向的河流穿岛而过,船舶入港非常便捷,大量搞走私贸易的小商小贩集聚于此,逐渐形成了规模经济。
到了嘉靖中期,双屿岛附件海面上每日已经停满了等待入港的外国船只,巨额的财富将全世界的人吸引至此,岛上也有海盗作为武装力量维持秩序。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东南亚人穿梭其间,这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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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因为长期推行卫所军制,到中后期军队严重兵痞化,军官贪污横行,由于吃空额部队严重缺员,装备不齐,训练就更别谈了。经常打仗的地方可能情况还好,江浙沿海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又久无战事,官军战斗力可想而知。后来抗倭主要依靠的是地方民兵武装和明军将领自己的私人武装。倭寇主要由日本武士组成,战斗力应该是相当强悍的,一般官府的衙役肯定不是对手,卫所的驻军基本就等于不存在,野战军调动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至少要南兵部批准,等批下来估计倭寇都回日本去了,而且对付几十个强盗也犯不上动野战军……民兵武装不成熟又是都是自扫门前雪。
说通俗点:警察打不过,武警有了等于没有,野战军调不动,民兵联防机制没有建设好。该管管不了,管得了的又管不着……就成了这么个局面
翻看明朝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政治思想中有很多落后和守旧的观念。他看不到商业贸易的好处,厌恶逐利的商人,同时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静止、凝固的农业社会。
明朝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有一个地方政府管束起来却有些麻烦,那就是大海。
在他的严重,整个大明帝国的半壁江山全都暴露在茫茫大海面前,这怎么能让朱元璋安心呢?于是朱元璋用他一贯的蛮横手法来解决问题。他一声令下,禁止了民间的一切航海行动。这就是明朝“海禁”政策的开端。在随后的年月里,明朝的海禁政策时松时紧,到了明朝中后期的嘉靖时,海禁达到了高峰。
但是我们都知道,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诱惑是极大的,这种诱惑能让古代人类在凶险的沙漠中开出一条丝绸之路,朝廷一张小小的禁令,怎么能比得上真金白银的力量呢?
海禁政策越严格,也代表着走私的利润也就越大。在海禁期间,原本的航海商人不能正常贸易,一些胆大的便开始走私。这生意不仅利润更高,还不用给官府交税。
于是在海禁期间,中国的东南海域出现了很多走私贩,他们为了抵抗官府的搜捕,武装起自己的船只。在大海上,武力就是王法,这些武装商船甚至遇到比自己弱的船队也会出手抢劫,也会侵扰沿海百姓。这些半经商半当海盗的舰队,在当时被称为“倭寇”。
“倭”是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人以为海盗大多是日本人,所以有了这个称呼。其实,倭寇里什么国籍的人都有,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也有欧洲人。由于东南沿海离中国比较近,中国人口较多等因素,实际上倭寇里占大多数的是中国人。如嘉靖时最有名的海盗首领汪直,原本就是徽州商人,在利润的诱惑下参与走私和劫掠。后来事业越搞越大,他的手下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这些倭寇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犯罪组织”,他们把基地设置在日本,远离明朝海军的控制范围,他们还能从日本得到源源不断的武器和物资供应。他们的队伍中有不少中国成员,因此又熟悉中国的地形、民情。在中国陆地上,还有不少人是他们的内奸。很多中国沿海的村子都和倭寇进行贸易,以换取利润和保护。又有很多中国村民,平时当老百姓,倭寇来了就跟随倭寇一起去打家劫舍,为倭寇提供了大量的本地情报。因为这些优势,倭寇甚至能攻入县城,杀死县令,给沿海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为了剿灭他们,明政府每年要拿出大笔军费,戚继光就是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的。
戚继光是当时第一流的军事家,他看到沿海的边防部队兵备废弛,根本没法用,于是干脆自己招募、训练部队,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戚家军”,在对倭寇的作战中屡屡获胜。
戚继光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型天才。在抗倭战争中,他发明的“鸳鸯阵”是一个由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斗小组。队伍中有长兵器进攻,短兵器掩护,一同进退,其设计思路和今日S.W.A.T.那样的战术小组异曲同工。戚继光后来又调到北方抵挡游牧民族的入侵,在这里他改进了城墙的设计,又发明了北方版的战术团队:每一支军队都配备不同型号的鸟铳,大、小型火炮和运输车辆。在遇到敌人的骑兵时把车辆围在一起,变成环形防御的堡垒,再配合火器、拒马(阻挡骑兵的障碍物)、长枪进行立体化防守。有效的瓦解了游牧民族最擅长的骑兵骚扰战术。
但戚继光虽然厉害,但对沿海的形式扭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即便他在东南沿海屡战屡胜,却依然没有办法禁绝倭寇。
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只要利润的诱惑足够大,就总会有人铤而走险。而那些加入走私和海盗的流民,他们的成本不过就是自己的烂命一条。可只要做成了一笔买卖,就有大笔的利润。另一边呢,戚继光的获胜是建立在每年巨额军费的基础上。那时明政府的日子已经开始不好过了,筹措军费一年比一年难。
我们反复强调过,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国力的对比。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对战的双方一边有无限的资源、源源不断的补给(不停有不怕的的新人加入倭寇),而另一边的资源是越打越少(明政府军费开支居高不下),战术上的一时胜利,又有什么用呢?
再加上对手的基地在日本、在南洋,倭寇打不过就跑,明朝这边永远也不可能彻底胜利。所以明朝的抗倭战争,是今年打完了明年打,明军不断获胜,可是倭寇就是打不完。反倒把国库打得苦不堪言。
那么,最后倭寇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很简单。利润的问题还要靠利润的手段来解决——后来大明朝开放了海禁,允许私人商队经商。
这个规定一出来,那些走私商队都很开心,他们可以合法地获得贸易利润,又不用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还可以省出大笔原本用来对抗官府的军费。既然有合法的钱赚,谁还愿意做海盗呢?当然还剩下一些顽固的海盗,但他们的实力迅速削弱,大不如以前了。
另一边,朝廷也很开心。一个是省下了抗倭军费,沿岸居民也能安居乐业,为国家缴纳更多的赋税。另一个是国家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抽取大笔的关税,原来这笔钱中很大一部分都流入海盗的腰包,现在自然进入了国家的银库。只是这么一里一外的转变,明政府的财政情况马上就有了好转。再加上日本后来也加强了对海盗的查禁,明朝末年的倭患最终得以根除。
有时我们回看历史书的时候,不禁会产生带有复杂心情的遐想:如果明朝政府能早点想到这个办法,能早认识到贸易的巨大力量,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再明确实用一些,明朝是不是真有可能代替英国,率先成为东方“日不落帝国”呢?
提及明朝,不少人看到的是,明朝是中国古代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又一黄金时期,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鼎盛年代。然而又有多少人看见它在两百多年里,走上了一条由盛至衰的下坡之路呢?我们在牢记明朝初期的辉煌业绩和灿烂文化时,切莫忘记明朝末年也发生了许多不忍目睹、不愿耳闻的丑闹剧、悲惨剧。
据史料记载,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在中国南部,就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足以让大明王朝汗颜的糗事:一股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占绝对优势数量的明军围歼。
原来,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6月7日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他们上岸后一路暴走,遇小县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杀。在《明史·日本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利用用了大量的动词记载这段经历: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毋庸置疑,这股倭寇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他们特种部队一样的战斗力。《筹海图编》里称: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南陵之战,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率领芜湖骁健,力战独进,全部战死。江宁镇之战,明军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其中一件事不得不提及,这股倭寇在攻打南陵县城的战斗中,一共受到了四个县的官兵包围,那些明军官兵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 透过这段《明世宗实录》的文字记载,看出倭寇个个能手接飞矢,除了凸显明军弓软无力外,也体现出倭寇的武艺高强,难怪官军见状愕然后一起崩溃而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股仅有五十三人组成的倭寇分队窜到南京后,竟开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攻城之战。据《明史》载: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陵关而去。
试想,南京乃明朝之留都,城坚墙厚,守城兵力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姑且不论。仅这区区五十三人的倭寇军队,居然敢肆无忌惮对城市发起进攻,真是令人骇异又好笑。骇异的是,他们确实目中无人,把堂堂大明王朝看作是纸老虎,不堪一击;好笑的是,他们确实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南京突遭袭击,自然举城鼎沸。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关于这场战斗的详细情况,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有记载: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关于这伙倭寇的人数,时人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法,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正确。
这股嚣张的倭寇,最终下场是被全歼了。8月13日,这股倭寇在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在浒墅关,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数千官兵,在陆地、太湖边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在吴林庙官军擒斩了二十七人,剩下的倭寇逃横泾前马桥,躲进一间民舍。官军采用火攻,倭寇抵挡不住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跑出一大段路后,四散藏在田禾中。官军头目看见田里草露微动,就让手下齐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草木皆兵的倭寇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逃掉一人。
尽管结局是倭寇被全歼,但这股倭寇的战绩却是:横行三省共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包括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郑若曾对此感慨无比: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不管怎样,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军队,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三千里暴走,硬生生扯掉了明朝的遮羞布,将大明军事上的羞处, *** 裸的暴露世人面前,真是汗颜难堪、羞愧至极。
何以倭寇如此猖狂到如此地步?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实在很有探讨的必要。
就手边的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导致明朝军队的无能无为,不仅仅是军队的缘故,还有国家政治的影响,更有民心丧失的因素。
按说,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无可否认,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会因为屯田劳作,而减少训练时间,削弱专业强度,一旦爆发战争,即便是拥有装备精良、盔甲鲜明的明军,却也打不过装备落后、光 *** 的倭寇。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写实的作品----《倭寇图卷》,由于仇英经历过倭寇之患,对倭寇的形象描述得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 *** 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与迹近光 *** 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是,画卷上的明军士兵全部盔甲鲜明,阵容严整。可叹的是,明朝中晚期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貌似强大的明军,根本不是倭寇的对手。
比如:嘉靖年间(1552—1553年),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
譬如,克扣军饷的将领屡见不鲜,不堪重负的士兵比比皆是,都使得军户的大量逃亡变得司空见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率已经高得吓人,大量卫所形同虚设,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几个人。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就算是尽职了,而士兵更是战斗力低下,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就是不会打仗,上阵后一触即溃。
前线官员章焕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这样描绘前线官兵: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者数不胜数。这样一种现状,难道根子不是在投资者身上吗?
当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时,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颁布与实施,显然与民意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做法,更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焉能不丧失民心?
故而当那些来之海上甚至是陆地的倭寇出现,竟占有了天时地利之先机,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是什么造成了民众对倭寇视而不见,甚至部分人还支持倭寇的局面呢?我们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表面上看似民众的觉悟警惕不高、民众的国家意识不强,但实质上其根源就在明朝自己身上。
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古往今来被历史证明了无数遍的真理。今天,我们探讨的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事件,不正是这个真理的再一次演绎吗?
这个历史故事,背后警示我们太多的东西。该怎样建设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该怎样构建我们强国富民的宏基伟业?该怎样为民谋利凝聚人心?都是值得深思、值得深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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