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古经文和今经文之争是什么？内容)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 （引自《汉书•楚元王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今古文经的区别大致有下列几点：

一、今文经学以六经皆孔子所作，系托古改制之书；古文经则以六经皆史。
二、今文经学家崇奉孔子，认为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古文经则崇奉周公。
三、今文经学家信纬书，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家斥纬书荒诞，谓六经皆史，主考据。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今古经学纷争

用先秦六国的文字“古文”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今古经学产生原因

秦始皇焚书时，六经、诸子都被焚毁

汉朝学者传习的经书，大都是用“隶书”书写的，称今文经。但是以后在山崖屋壁陆续发现了一些被埋藏的儒家经书。例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又例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并在他自己的王国里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毛诗》、《左氏春秋》也属古文。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都是古文。这些古文经传，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历代今古经学纷争

西汉末年

汉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

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

东汉初 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

东汉光武帝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等争论，并奏《左氏》错失十四事，不可采三十一事。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认为左丘明亲受业于孔子，其书弘美，宜立博士，书凡十馀上。

光武帝乃立《左氏》博士，诸儒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论，终于又被罢废。汉章帝时，贾逵（公元 30～101）作《长义》四十一条，说“《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经张目。博士李育乃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以《公羊》难逵。这是今古文经学的又一次重要争论。

汉章帝赞同贾逵的主张，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东汉马融（公元79～166）以古学授郑玄，玄遍注群经，于是郑、贾之学流行数百年，为诸儒所宗。

东汉中叶后　

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唐宋

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

清代

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

近代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著名大师。 古文经学的特点是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不讲“非常疑义可怪之论”及“阴阳灾异”。

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古经文和今经文之争是什么？内容

是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可以帮你回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汉代尊崇儒学，而先秦的经籍，经过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
，损毁殆尽。由于经书散亡，文帝时，由老师宿儒凭记忆口授用当时
通行的隶书写定，即所谓“今文经”。至汉武帝末期，鲁恭王在曲阜
孔子宅壁中，发现了用古文字体写的“孝经”和“逸礼”，所以称为
“古文经”。其内容也与今文经有异，因此，汉代的儒学便分成了“
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 一.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由来。 先秦典籍经秦代焚书及秦末的战争后，民间及政府的藏书，荡然无存，所以没有资料，从事学术研究。自惠帝废挟书令，文帝奖励献书，研究经书的风气才渐开展，至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设立五经博士，经学渐变成博取利禄的工具，而经学家都希望立为博士，结果有十四博士并列于学官，他们均属“今文学派”。而十四博士的经传，皆凭秦末的儒者口头传述，靠记忆背诵出来，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成书，辗转传授。至于“古文经”则是用大篆蝌蚪等古文写成，据说其来源或由墙壁中发现，或为民间献纳，如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居，在其墙壁获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书。西汉平帝时，刘歆奉命校阅秘阁藏书，觉得这些经传极为珍贵难得，主张立于学官，但遭受今文经学家反对而放弃。其后，王莽当政，与刘歆关系密切，就凭藉政治力量把《古文尚书》、《周官礼》、《左氏春秋》与《毛诗》列入学官。自此，拥护今文的旧派，与提倡古文的新派，相互针锋相对，于是造成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除了因文字及解经不同而有争论外，其实最主要是利禄之争。两家争立为学官及置博士弟子，无非是争利禄，因为伏生所传的尚书的原本，也是古文，伏生于秦焚书时将经书藏于壁内，至汉时才从墙壁取出经书。此等经书必定是古文经，而且亦可见藏书于壁中是普遍现象，并非孔宅是这样。故当文帝奖励献书以后，古文经便会陆续发掘出来，并献上朝廷，故宫中秘藏有古文经是可能的，若指古文经全属刘歆伪作，未免武断。同时，伏生将所藏的古文经传与晁错，经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下，就变成今文经。所以钱穆在《国学概论》指出今古文之争：“其实则争利禄....非真学术之争也。”他说得十分正确。 二.汉代今古文经相争之经过. 自从刘歆建议立古文经于学官，但受今文经学者反对后，今、古文经壁垒分明，两者的争论从西汉末年一直延至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混糅今古文的家法，争辩才结束，前后达二百多年。今、古经之争论，较重要的，大约有四次。 第一次是刘歆（古）与太常、博士（今）之争立毛诗、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及逸礼。刘歆于成帝时受诏校订秘阁藏书，发现有古文经传，“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他认为今文经传是秦焚书及禁挟书后的残存，又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可添补今文经传的残缺。刘歆的意见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击。今文经儒者师丹指摘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更认为古文经传是刘歆伪作。由于遭受集体攻击，古文经立学官的事终归失败，刘歆亦被外放为地方太守。这次争论，揭开今、古文经之争的序幕。 第二次是韩歆（古）与范升（今）之争立费氏易及左氏春秋。东汉初年，太学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情况，但古文经学经过刘歆的提倡及王莽时之一度立于学官后，已引起儒生的普遍重视。于是，光武帝年间，韩歆上书，“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但其建议遭范升等人反对，认为左传出于左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韩歆便与范升互相辩难；其后陈元亦上疏与范升辩难。最后，光武终于立左氏为学官，以李封为博士，但公卿以下很多人反对，到李封病死，左氏博士又被废。于是第二次的争论，也终在无结果而作罢。但这一次争论，依皈古文学的人渐多，君主亦渐倾向古文。争论的对象，又渐由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而专移至左传，此与两汉学术风气的渐变与古文学渐兴有关。 第三次是贾逵（古）与李育（今）之争。章帝时，诏贾逵入宫讲论各经，贾逵便分析《左传》的大义长于《公羊》与《谷梁》二传的地方，贾逵又为章帝讲述今、古文尚书的异同。当时今文学家李育“习公羊春秋”，也涉猎古文经学，曾读左氏传，但认为“不得圣人深意”。建初四年，章帝鉴于今古文经两者争论不休，便下诏各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李育以公羊春秋之义驳贾逵，各儒激烈辩论。辩论经过辑成《白虎通义》。最后，古文经虽仍不能立于学官，但章帝令各儒今、古文经兼习，古文经地位又获进一步提高。 第四次是郑玄（古）与何休（今）争论公羊及左氏的优劣。桓、灵时期，今文经学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以责难《左氏》及《谷梁》；而古文家郑玄加以反驳，服虔也以左传反驳何休。这次争辩，不及前三次激烈。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主要分别。今古文经的分别，不仅在于书写文字的不同，还有多方面之不同。现分述两家之主要分别如下：1.从经传版本来比较。今文家的经典底本，除了公羊、谷梁外，大体是古文所写；但自改成隶书后，一切经典以当时流行的隶书写本为根据。这些经典，口耳相传，文义和字句难免有出入，或夹杂有经师个人的意见或解释。而古文家所根据的经典是流传于战国时代以大篆蝌蚪等古文写成，其中在传授过程中，为了便利，亦多写成隶书，但当引经据典时，便经常以原本的古文经典作根据。 2. 从学说渊源来比较。今文家源于战国至汉初的齐学，喜欢谈论天人之理和信奉董仲舒主张的阴阳五行学说，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至西汉末年，更出现了“谶纬”。王莽为了实现篡汉，曾利用图谶作工具；东汉光武帝亦利用谶书作为自己继承西汉政权的合法根据。今文经学因而逐渐吸收了“谶纬”的内容。古文家源于战国至汉初的鲁学，比较谨守典章之道，是原始、质朴而扎实的学派。故古文经学家力斥谶纬，以为不合经义，非圣人之作。故两派学者对“谶纬”分别采取了信奉和排斥的态度。3.从研究方法来比较。他们在方法上有“笃守师法”与“通训诂，举大义”的不同。今文经的大师，对文字的训诂和内容的解释，常有个人的见解，与另一传经者不同，便形成有“师法”，弟子按师法讲经，称为“守家法”，故经之传授皆可考。古文家则特重训诂，而经的内容，由学者细心体会，故经之传授不可考。4.从对孔子的态度来比较。今文家视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认为六经大部分是孔子所作，亦是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段，他的微言大义是另有目的，故对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今文家以为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亦是孔子的社会学及政治学思想的所在，所以列在最后。而诗、书是文字的教育，礼乐是道德的陶冶，故诗、书排最先，礼、乐列于次位，而易、春秋排最后。其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由浅至深。但是，古文学家视孔子为史学家，而六经亦只是古代史料，故对六经的排列是按六经的产生先后次序，分别是易、书、诗、礼、乐及春秋；又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亦是古代史乘的继往开来者。进一步来说，今文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所作，而偏重春秋，其微言大义的精神蕴藏于今文《公羊传》中；古文学家以六经为古代史料，偏重《周礼》。四.今古文之争至东汉中叶之衍变与结束. 东汉中兴后，取消王莽所建立的古文学官，仍恢复五经博士，立十四今文博士。在形制上虽然维持今文，取消古文，但经过一番激荡，反而引起一般读书人对古文经的研究兴趣，拥护古文经的反而多起来。东汉章帝时因今古文之争论不休，特于建初四年，召集儒者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经过一番辩论之后，虽未明白建立古文于学官，却诏令各儒者兼习今古文，对于古今是兼收并蓄，无形中把古文经的地位提高了。东汉中叶以后，博士的选择，已不如西汉的严格，所以有以治《古文》为今文博士，有兼通今古学而为博士，所以东汉中叶以后，今古文学虽然地位逐步提升，但今文学的势力仍较大。 同时，东汉中叶以后，两派亦渐有调和的趋势。古文学家虽专研究音韵训诂，专心于笺注，但已有采纳谶纬于说经中。而今古文学的调和人郑玄，也有为纬书注释。由此可见，东汉中叶以后，古文学家对谶纬已不再采排斥的态度，两派已渐有调和的趋势。 东汉末年，马融的弟子郑玄，博通群经，但不拘于家法，注释经书，多采今古两家之说。当时学者苦于今文荒诞，又敬佩郑玄的博洽，故多信服及跟随其研究方法，因而今古文经之争，便得以折衷调和。同时，灵帝熹平四年，诏令各儒订正五经文字，并刊刻于石碑上，立于京师洛阳太学门外，后世称“熹平石经”，于是五经的文字也有定本。于是，古今文之争，自西汉时的刘歆开始，中间经过白虎通议的调解、东汉的调和，到五经的定本及郑玄注经，集古今文经学大成，古今文经学之争，便告结束。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不同?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
籀文字写成的经籍。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迨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古文经学的纷争

用先秦六国的文字“古文”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秦始皇焚书时，六经、诸子都被焚毁
汉朝学者传习的经书，大都是用“隶书”书写的，称今文经。但是以后在山崖屋壁陆续发现了一些被埋藏的儒家经书。例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又例如，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等，并在他自己的王国里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毛诗》、《左氏春秋》也属古文。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都是古文。这些古文经传，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西汉末年
汉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
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
东汉初 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
东汉光武帝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博士范升反对，与韩歆等争论，并奏《左氏》错失十四事，不可采三十一事。学者陈元上书与范升辩论，认为左丘明亲受业于孔子，其书弘美，宜立博士，书凡十馀上。
光武帝乃立《左氏》博士，诸儒议论喧哗，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上争论，终于又被罢废。汉章帝时，贾逵（公元 30～101）作《长义》四十一条，说“《公羊》理短，《左氏》理长”，为古文经张目。博士李育乃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以《公羊》难逵。这是今古文经学的又一次重要争论。
汉章帝赞同贾逵的主张，诏诸儒选高材生从逵受《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四经遂行于世。东汉马融（公元79～166）以古学授郑玄，玄遍注群经，于是郑、贾之学流行数百年，为诸儒所宗。
东汉中叶后　
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唐宋
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
清代
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
近代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著名大师。 古文经学的特点是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不讲“非常疑义可怪之论”及“阴阳灾异”。
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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