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巴国古文明：文字符号至今无人能解

“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是最早关于巴国的文字记载，出自《山海经》。从部落到立国，几经迁都，在与自然和强敌不断抗争中，巴国人民的足迹遍及川渝鄂陕黔的大巴山之间，留下了许多精彩动人的故事和传说。

战国烽烟后，巴国灭亡，其文化精华渗入秦汉文化，成为博大精深华夏文明长河的一条涓涓细流。

7月的重庆，太阳像个火球烤着大地，地面不断掀起滚滚热浪。记者遍游巴国故地，重温这一古老文明曾经的辉煌。

战火纷飞的巴国历史

因地处于楚、秦、蜀等强邻的包围，巴人经常处于备战或作战状态。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国家和地方共建的大型博物馆。在该博物馆远古巴渝厅，记者了解了巴国从立国到灭亡的历史。

该博物馆馆长黎小龙介绍，大约4000年前，居住在湖北清江流域的原始部落由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五个姓氏组成。五姓氏部落子民过着平等和睦的生活。后来，随生产力发展，需要一位统帅来治理五姓氏部落事务。经过掷短剑、泥船行舟两次比赛，巴氏青年务相赢得胜利。众人遂奉其为王，号“廪君”。廪君统一五姓氏部落，标志着巴人部落的形成。

到公元前12世纪，由于殷商对各部落的压迫，使巴族与活动在陕西中部的周族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商王朝。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巴人给予周武王很大支持，并派兵参加了著名的牧野之战。后来，周初分封，将巴氏封为子国，因首领巴子之名称为巴子国，简称巴国，建都江州（今重庆渝中区）。自此，巴族以一个南方诸侯国见之于史册。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厅，陈列着大量巴人所用兵器。馆员艾露露告诉记者，在考古发掘的巴人成年男子墓中，往往有很多殉葬的兵器，这是巴人长期处于战争环境的重要证明。鼎盛时期的巴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因地处于楚、秦、蜀等强邻的包围，巴人经常处于备战或作战状态。

频繁的战争让迁徙成为巴人生活的常态。艾露露介绍说：“巴国与楚国往来密切，关系时好时坏，时敌时友。东周时，巴因受楚西进压迫，不断将政治中心向西部地区转移，丰都、涪陵、重庆、合川、阆中等地都曾做过巴国政治中心。历史上，巴与秦、楚联盟灭掉庸国后，得到庸国渝东峡江地区，也是其进入今重庆地区的重要原因。”

巴与邻国蜀的关系，《华阳国志·巴志》载有“巴蜀世战争”。与蜀国的长期交战，让巴国国力大大削弱，最终导致了灭亡。有资料显示，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为战，巴求救于秦，遂引狼入室。秦国派司马错、张仪率师伐蜀。在蜀国灭亡后不久，巴王被俘于阆中，巴国灭亡。此后，秦国在江州筑城，设巴郡。

“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登司马错古城》，正是当年秦灭巴蜀的真实写照。

割头不割城的巴蔓子将军

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成为巴渝大地传颂千古的英雄壮歌。

浩浩长江之水，莽莽巴渝大地，造就了巴人勇敢坚毅、自强不息的性格。在曾经烽火连绵的年代，巴国将军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成为巴渝大地传颂千古的英雄壮歌，并被后世誉为“巴民族之魂”。

在离重庆解放碑不远的渝海大厦的一个角落，记者看到了一块刻有“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巴蔓子墓”的牌子。走进旁边的门洞，穿过堆满家具半成品的楼梯过道，记者在地下2层，找到了巴蔓子墓展馆。

展馆大厅立有巴蔓子将军铜像，旁边墙上有其生平介绍和史料记载。据《华阳国志》记载，战国中期，巴国国内发生武装叛乱，但此时巴国已经衰落，兵力不足，于是将军巴蔓子决定向东边邻国楚国借兵，平定叛乱。楚王要求巴蔓子割让3座城池作为出兵条件，巴蔓子对楚王说，巴国百姓正在遭受灾难，时间耽搁不得，并许诺平定后，如果楚国未得到3座城池，就把脑袋献给楚王。得到楚国援兵后，巴蔓子平息了国内叛乱。楚国派出使者要求巴蔓子兑现承诺，巴蔓子回答说，将军有守土之责，不能将城池割给他国，但我会信守承诺，用我的头颅答谢楚王。说完，巴蔓子随即拔剑自刎。楚使带着巴蔓子的首级回国复命，楚王知情后感慨道，如果楚国能得到巴蔓子这样的将军，又怎么会在乎几座城池呢？楚国厚葬了巴蔓子将军的头颅，巴国以上卿之礼对巴蔓子躯体进行了国葬。

展馆里的一处洞穴，就安放着巴蔓子陵墓。沧海桑田，睹墓思人，尽管巴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草庐茅舍变为熙熙攘攘的繁华都市，但这里依然寄托着巴渝儿女的追思与敬仰。

尚武善舞的巴文化

巴渝舞历经多次演变，到唐代时，已经从渝水流传到了长江中下游流域。

巴国地处我国西南一隅，自古交通阻隔，有“巴路登山八十盘”之说。因此，该地古文化如巫山神女一样神秘独特。为进一步了解巴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记者走访了位于九龙坡区巴国城内的重庆巴人博物馆。

该博物馆建筑外形为仿古城楼，在巴国城正中的开阔地上拔地而起，气势恢宏。博物馆馆长袁文革介绍，该馆于2006年成立，是国内唯一一家专门展示巴人、巴国、巴文化的博物馆。馆内陈列文物有巴人船棺、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杂类等，有“巴人起源”、“巴人信仰与崇拜”、“巴人经济活动”、“巴人与土家族”等七个展区。

走进重庆巴人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厅中央高悬的巨型巴人船棺造型组合。据讲解员介绍，巴地多水，船是主要交通工具。馆内展出的船棺，出土于20世纪50年代的九龙坡区冬笋坝，由巨大楠木制成，并经过刨凿与火烧加工。当时，该船棺墓葬群的发现，为相关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证据。

关于巴国是否存在文字，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重庆巴人博物馆展板上对此有如下介绍：巴人文字符号大致可以分成三类，象形纹样、符号及形似汉字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主要取自于兵器、乐器、玺印等器物。巴人有自己独立的文字系统，其文化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历史久远等各种原因，现在尚无法判读文字的内容。

馆内“巴人经济活动”展区，陈列了许多大小不一的陶器和精致漂亮的饰品等。据介绍，商周时，巴人经济以渔猎、畜牧为主，而到了春秋前期，巴国农业生产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从出土的大量器物可以看出，在当时，巴人的生产活动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重庆市巴人研究会会长、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管维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古人类对盐的需求很迫切，盐在巴人的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巴人可以说“因盐而兴”。古代巴渝地区是我国盐业生产起源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个地方盐矿埋藏较浅，大都以“盐泉”的形式自然流出，量大且便于开采，因而古代巴人至少从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对盐的开采与加工。后来，巴国大巫师控制了巴渝地区的盐业，通过与部落贸易交换，巴国逐渐强盛。

巴人尚武善舞，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据说，周代纪念武王伐纣的“大武舞”，即取材于巴人的武舞。另据《晋书·乐志》记载，汉高祖定三秦，仍然以巴人之师为前锋，汉高祖看其作战勇猛，以舞为武，就让宫廷学习其歌舞，并称之为“巴渝舞”。由此，巴渝舞成为历史上著名歌舞节目之一。

据了解，巴渝舞不仅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宫廷舞蹈，而且在民间也十分流行。巴渝舞历经多次演变，到唐代时，已经从渝水（今嘉陵江上游）流传到了长江中下游流域。相传表演时舞者有36人，身披盔甲，手持戈矛、弩箭，口唱賨人古老战歌，在以打击乐器为主的乐队伴奏下，节奏明快，载歌载舞，气势逼人，激情四射，难怪诗圣杜甫发出“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的赞叹。

袁文革介绍道，巴国灭亡后，其后裔在汉魏时期演变为五溪蛮的一部分，生活在武陵山的“酉、辰、巫、武、源”五溪之域。五溪蛮直到宋代，绵延千余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民族特征。宋以后，五溪蛮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人，融合其他少数民族及部分早年迁入湘渝鄂黔接壤处的汉族移民，经历了漫长岁月，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土家族。

独具特色的青铜器

通过青铜器器形和所附图腾，我们可以对巴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涪陵二字取自“涪水之滨，巴王之陵”。小田溪巴人墓群是巴国重要出土文物墓葬群，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陈家嘴村小田溪乌江西岸的一个小山坡上。从1972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先后在此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和文物勘探工作，共发掘墓葬9座，出土大批战国时期珍贵文物。有专家认为，小田溪很可能是战国时期巴国的王陵区。

记者乘坐的汽车到了白涛镇陈家嘴村就停下了，因为前方没有公路，通往小田溪墓葬群遗址的只有一条蜿蜒狭窄的田间小路。一位身挑扁担的老者指着远处小山坡上的一块广告牌对记者说，过了那个牌子，就是小田溪墓葬群了。

穿越杂草，趟过河沟，沿着田间小路寻去，在一片芳草萋萋的小山坡上，记者见到了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91年立的“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小田溪墓群”石碑。除此之外，周边看不到任何能显现该遗址的标志。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唐冶泽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巴国，基本没有留在地面的遗址遗迹，考古发掘出的陶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都存放于各博物馆。在这些出土文物中，巴国青铜器最能体现当时巴人的文化与社会状况。

考察完小田溪巴人墓群，记者乘车前往涪陵区博物馆，见到了该博物馆馆长黄海。黄海表示，巴渝文化以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的青铜文化就已相当发达。通过青铜器器形和所附图腾，我们可以对巴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在该博物馆，记者一行参观了青铜器展厅。这里陈列的青铜制品大多与巴文化有关，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生活用品和兵器。从这些青铜制品上可以看出，错金银和镶嵌工艺在当时已被普遍应用。

该博物馆馆员殷瑛对记者说，兵器在巴人青铜文化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青铜兵器有两大特点：一是造型特异，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比如柳叶剑、虎纹戈、圆刃亚腰钺、柳叶形矛等；二是兵器上有特殊的图腾、徽识，比较常见的有虎纹、鸟纹、蛇纹、手心纹等。

此次采访中，记者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巴人博物馆、涪陵区博物馆参观了大量巴人青铜器，其中，最让记者感兴趣的是一种名为“錞于”的青铜制品。其形状圜如锥头，上大下小，近似桶形；顶部中央铸有虎形钮，猛虎仰头张嘴，尾巴高翘，造型独特，惟妙惟肖，因此，又被称为“虎钮錞于”。

相传廪君死后，其魂魄化为白虎。因此，巴人崇敬白虎，并以白虎作为图腾，虎钮錞于正是巴民族特有的乐器。虎钮錞于流行于东周至汉代，巴人打仗时，用绳子系住虎形钮，悬挂在木架上，然后敲击錞于肩部，使之发出清脆响亮的乐音，从而鼓舞英勇善战的巴国士兵冲锋陷阵，所向披靡。

生生不息的“巴”元素

在这片巴人故土上，巴渝文化正在以新的姿态展现着、发展着。

尽管巴国的辉煌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中，但在巴渝大地上，从来就不曾缺少关于“巴”的元素。

为追溯千年巴文化历史渊源，宣扬巴文化精神，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在区内红狮大道旁打造了一座集文化、生态、旅游、商务、休闲于一体的文化观光胜地——巴国城。

踏进气势宏大的巴国城大门，巴蔓子将军横刀立马的巨型雕塑赫然在目。城内各式巴文化古建筑、雕塑等随处可见。此外，巴国城内有重庆巴人博物馆、九龙坡区巴人研究会、巴国文化广场、巴人主题公园等相关文化休闲场所及研究机构，将巴文化科普教育与现代商业内涵进行了融合。

在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森林公园，有一条以“巴国故事”为主题的巴文化壁刻长廊。长廊里有许多栩栩如生的巴国人物雕像。公园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该长廊建成于1991年，是国内大型巴文化壁刻长廊。长廊全长110米，高5.7米，壁刻作品以巴族的历史和神话为原型，分为“巴人之舟”、“五丁大石”、“祭祀”三大主题，记录了巴国的生命历程和巴文化的演化过程。

在重庆市人民广场、巴蜀中学、白涛镇街道广场等地，记者也见到和巴国、巴人有关的巴文化雕塑、绘画以及文字介绍。巴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巴文化并没有随之灰飞烟灭。在这片巴人故土上，巴渝文化正在以新的姿态展现着、发展着。记者在重庆文化网上看到，重庆市政府正在为“小田溪巴人遗址公园”的建设进行招商引资，相信建成后的遗址公园不仅能更好地维护小田溪墓群遗址，更会进一步推动对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在华夏民族悠久历史长河中，古代巴国曾经谱写过一段壮丽的诗篇，创造出了灿烂瑰丽的文化。如今，同样在这片辉煌的土地上，巴渝文化恰似一幅美丽的卷轴缓缓舒展开来。

四大古文明之一——古印度文明之印章上的秘密，至今为何未破解呢？

19世纪20年代之前，人们对古印度的认识仅止于雅利安人的历史，认为这个文明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然而80年前的一个傍晚，几位英国考古学家在一个废旧的佛塔中偶然发现了几枚残破的石制印章，这几枚印章成为打开印度历史的钥匙，把一个3700多年前的文明大都市从黄沙下唤醒了，这就是摩亨佐.达罗古城遗迹，人们对鳊历史的认识被重新改写。

透过不断被发现的印章和文字，人们惊诧于奔涌的印度河所哺育的璀璨文化，这是一个隐忍的民族，他们沉迷于冥思遐想，探求生死轮回，对王权霸业冷淡漠然，孔雀王朝是他们的骄傲，却不符合这个民族的生存习惯，因而迅速衰落。异族的入侵让他们持续亡国，然而古印度在另一个层面上持续着他们的连贯和完整，同化着世界各地的入侵者，士进制的文明成果福泽于千秋万代的人类，释迦牟尼的修长的历史时空里召唤着数以万计的佛教徒，当我们沉醉于超然物外的瑜伽境界时，会不约而同地把思绪放飞到印度河流域，想象一个悲悯文化的七彩往昔------

19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在印度旁遮普地区发现了许多古物和两枚印章，印章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有的像牛头，有的像鱼，还有的刻画着大象、羊等形象，这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几年以后，印度考古学者又在信德地区的一个佛塔下面发现了更多的印章，上面同样刻画着许多象形符合，考古学家以这些印刷章为线索追本溯源，终于发现了两座遥远的古城遗址——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一发现堪称古印度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因为它直接把印度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

在此之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古印度的历史是从公元前1000左右开始的，当时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在对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征服与融合中创造了吠陀文化，从而奠定了印度文化的基础。然而古印度印章的发现改变了人们的认识，这些印年代距今已有4000年之久，上面的符号被认为是古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体系。

1976年，美国学者费尔塞维斯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宣布自己已破译出100多个印章符号，甚至已经可以读懂一些完整的句子，从而捉弄了古印度历史的源头。那么这些印神秘之处在哪里呢？

哈拉帕遗址

到目前为止，在印度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遗址总共发现古印章2500余枚，这些印章有天青石的、陶土的、象牙的等，种类繁多，但印章的开关比较统一，一般为边长2.5CM正方形，也有一些是长方形，这些印章上无一例外地刻画着图形和文字符号，向后人展示着古印度河文明的信息。

印章上所刻车的形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牛的形象，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100多个印章上，有三四十个刻画着牛的图形，有的还刻着牛角人面图及抽象的牛头图案，这说明在哈拉帕文明时期牛已经在古印度人的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印度河流域主要是农业社会，牛在社会生产中接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人们维持生计的主力，因此人们对牛十分崇拜，把它当成美好生活和理想的寄托。此外，印章上还有大象、骆驼羊、狗等形象，以及山川河流等景象，反映了古印度人对自然界的理解和崇拜。

根据印章的提示，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哈拉帕和

摩亨佐.达罗的古城遗址

摩亨佐.达罗的古城遗址，证明了4000多年前的确存在着一个发达的古印度文明，这一文明被称为哈拉帕文化。

然而直至今天，人们对这一文化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因为这一文化没有留下任何典籍记载、石碑记录和器皿文字等材料。考古学家们通过发现的古印度印章推断这一文明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就在它发展到非常成熟的时候却由于至今未知的原因突然彻底消失，成为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雅利安人到来后开创了全新的古印度文化，与哈拉帕文化丝毫没有联系，这不能不让人感诧异。

巴蜀文化标志

巴蜀的巴蜀文化泛灵信仰、主神信仰、大石崇拜、祖先崇拜、白石崇拜、跳神、白虎――土家族信仰、箭神崇拜、跳曹盖、敬梅山神、羊髀骨卜。

四川盆地文化是不是巴蜀文化2005-10-24 林向
我们曾指出“巴蜀”作为一个涵盖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包括今陕南、陇东南等）的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形成的，见于《史记》、《汉书》等典籍。殷墟卜辞和周原卜辞中都有“蜀”是可以肯定的，而殷墟卜辞有无“巴”则颇有争议，笔者也并不认同。“巴蜀文化”是抗战时提出来的，建国后的考古发现（如船棺葬、羊子山土台、水观音遗址、铜器窖藏等）使巴蜀文化成为我国的区域文化中主要的一支。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更使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古蜀文明、古蜀国”成为学术热点，至今不息，而且大体上有了一个面目。
那末在四川盆地即巴蜀大地上与“蜀文化”相匹配的“巴文化”怎么样呢？在哪里呢？正是人们急于要探寻求索的，众多的前贤时彦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遗憾的是“巴文化”至今没有找到如三星堆遗址群（古城）这样高级别的中心遗存，也就没有找到巨大的文化辐射中心，目前还难以把面上的点滴发现串联起来。我想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如愿以偿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科学的探索总是由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推进的，“巴蜀文化”中的“蜀文化”既有了些面目，那么“巴文化”的辨认和论证，无非只是时间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笔者愿先就四川盆地（包括成，渝两地）内的“巴文化”作一些梳理，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四川盆地在夏商周时代有“蜀”无“巴”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载的指引和诠释，历史文献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论证和充实。古代典籍中有关“巴”的记载很多，如《山海经》、《左传》、《世本》、《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等。其中尤以《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大荒北经》、《海内南经》和《华阳国志?巴志》常为学者们所引述讨论。《山海经》中的“巴”的问题，当另文再议，先来看常氏《巴志》的记载。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历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注中曰：“此云‘九国’，指《牧誓》庸、蜀、羌、、微、卢、彭、濮，合巴国为九也。”“‘巴’是四川盆地内建成国家最早的民族，周初已有封爵，殷末其国邑当尚在鱼复西近之故陵”。接着又说“‘蜀’即蚕丛、蜀山氏之国，殷末尚未进入成都平原，亦未建成国家”。本来“蜀”是四川盆地的古国，常璩也是承认的，《华阳国志?蜀志》载：“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我们知道任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在1984年整理付印的，所以他只看到当时被认为是“巴文化”的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而不及见到包括“古蜀文明”的重大发现，如夏商周时代广汉三星堆古城、成都十二桥、金沙等诸遗址以及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宝墩文化”（也许同时可称为“先蜀文化”）的古城群发现了，显然是由于资料不足，故任先生关于“蜀尚未建国”确为误判。
关于船棺葬并非“巴文化”所专有，已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所论证，笔者曾指：在成都平原、蜀国腹地大量出现船棺葬，又往往不是独自构成墓地而与其它土坑木椁墓并存，使巴人墓葬说或巴为秦戍蜀说遭到怀疑，有的学者倾向于巴蜀境内某些小民族的葬俗，或某社会阶层如武士的葬俗。鉴于考古新发现，笔者曾在1989年提出：“蜀为商之西土”、“蜀为周初西南强国”，“这‘蜀’正是指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因为三星堆遗址证明“在四千年前已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城市、冶金、宗教礼仪建筑和文字符号”等等推论。可惜任先生就在是年仙逝，未及见到拙文而有所教益，甚感遗憾。近年来成都平原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古蜀文字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古蜀国没有文字，这是考古专家讨论研究的话题，只有符号称为“古蜀符号”。
巴蜀符号，又称巴蜀图语或者巴蜀图形文字，是在中国四川省出土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文物上，发现的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符号”。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既和甲骨文、古彝文不同，也与后来的巴蜀文字不一样，是目前国内惟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我国学者钱玉趾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也有人推测“巴蜀符号”可能和金文一样，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但无人可解读。
巴蜀符号指古巴蜀土著民族铸印或刻划在器物（主要是铜器，也有少数漆器、陶器）或印章上的一种定型化的象形文字，是古巴蜀文化体系的一种表现。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
许许多多的巴蜀符号中，面具纹、神树纹、眼形器纹、手形纹、心形纹、璋形纹、戈形纹等，仍然带有萨满教的原始巫术色彩，这些符号不能一个符号、一个图形地宣读，只有当这些图形符号构成一组特定的“符号”时，它们才有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只有当事人才能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为“巴蜀符号”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志即地域性宗教符号？或者，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出土较少，加上没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巴蜀符号”也一直没能被破解。
“巴蜀符号”的器物
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制的兵器、乐器、印玺等器物上，其中九成以上是用錾刻的方式刻在铜兵器上的。“巴蜀符号”的印玺比较少见，只有在王、侯、将军等地位较高的人的墓葬中才有出土。巴蜀符号成组的有一定意义的排列组合已发现200种以上，带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也已发现数千件。
典型的巴蜀符号有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等，最常见的图形有虎、龟、孔雀、花蒂等。这些图形和符号的组合体既不讲究节奏韵律，也不讲究对称均衡，它们有着比装饰性图案更深刻的意义。
“巴蜀符号”的历史
四川地区的“巴蜀符号”出现于西周，流行于战国时期。据推断，巴蜀符号可能产生于古蜀国的开明王朝时期。已发现的巴蜀符号超过二百多种，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前后延续长达800年之久。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尽管很少，但毕竟留下了。有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便是有赖于这种古老的符号保存下来的。秦国统一六国后，“巴蜀符号”“巴蜀文字”被废除。
“巴蜀符号”的发现和研究
1921年前后，在成都北郊的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了带有巴蜀符号的古铜器近千件。这是有关巴蜀符号的第一批文物，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即被哄抢一空，后来又辗转流落到收藏家手中，收藏家们对这些有着神秘符号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夏代中原文物，而那些符号可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夏代文字。
这种观点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得到澄清，这些古铜器经过卫聚贤先生努力收集，1942年在他所办的《说文》杂志上公布了一批资料，认为这些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并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这是巴蜀符号最早的公开记录。至于那些古蜀人留在青铜器上的符号或图案，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巴蜀符号”......>>

汉族的标志福民族传统中信仰儒家思想、道教、佛教，在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对道家、佛家诸说多有崇敬！然而遗憾的是，近现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形态，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宗教却逐渐式微

蜀文化的文化价值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秦并蜀后，古蜀文明虽已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 *** 。“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的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等综合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观。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里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人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以华丽辞章著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对当时成都的富庶与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

最能体现巴蜀文明的金沙文物是什么太阳神鸟金饰
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鸟头、爪较大，颈、腿长且粗，身体较小，翅膀短小，啄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形，然后经过反复锤揲，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在“太阳神鸟”金箔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
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泸州的酒文化？泸州酒文化 百科内容来自于：
综合介绍
麒麟温酒器―泸州酒文化标志泸州酒业，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与源远流长巴蜀酒文化一脉相传。泸州老窖与郎酒，是酒城泸州的两大白酒奇葩！泸州是国内惟一拥有两大知名白酒品牌的城市，泸州因酒而著名，酒因泸州而发展。

什么是汉水文化？汉江是汉朝的发祥地。“大汉民族”、“汉文化”、“汉学”、“汉语”这些名称，都是因有了汉朝才定型的，而汉朝得名于汉江，发祥于汉中。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便以其发迹之地来命名这个新建立的王朝。
如今的汉江仍是中国大陆的一条未被污染的河流，她清洁的水流可以让人直接饮用，她躲在陕西、四川、河南、湖北这些人口密集省份的夹缝里，维系着中国内陆仅存的“田园”，作为中国重要的粮油基地、茶叶产地和水源地而存在。
然而，汉江如今已是一条断断续续的河流，一个个电站水坝将她的脉络生生截断；虽然她的交通使命已经终结，但她还在主宰着所流经的各个城市的生活。作为南水北调的主水源，汉江将让北京人在2008年喝上自己清甜的乳汁
楚人以汉江上游丹阳为起点，取威定霸于春秋战国，开疆拓土，先后统一了50多个小国，全盛时领域北至黄河、东至海滨、西至云南、南至湖南。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建功立业，而且确立了其文化的历史地位，为同时代的中原许厂区域文化所不及，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具奇秀，无与伦比。
汉江下游江陵一带有20代楚王建都。楚纪南故城，为当时南方第一大都会，被誉为“南国之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楚国在此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人口500万众，一座城就占东周列国总人口1／6。城周宫殿等建筑145座，古陵墓2800多座。
当时在汉江流域及周边，有了最先进的采矿冶炼技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向世界昭示了楚人采矿冶炼技术上的惊人成就。“失腊法”等铸造工艺至今在高科技领域还有应用价值。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最早掌握冶铁技术和使用铁器，迄今可考的世界第一炉生铁锻炼是楚人，而且当时楚人的金币、银币――郢爰陈爰迄今出土最多，黄金最早被引入流通领域执行了货币职能。楚境出土保存完好的绣、锦、罗、纱、绢、绦等图案千姿百态，色彩如新，品种数量最多，漆器数量之大，工艺之精亦超越各国。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楚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产生了商品交易场所，称为“市”。春秋时期，楚国就有专门管理市场的官职，称为“市令”。当时三个商业和经济中心――鄂城、鄢城、纪郢，地处汉江之溪，辐射全国各地。
楚人还有独具风格的精神文化。楚辞文学是楚文化的最高结晶，最正宗产品，是中国第一流文化的第一等创作。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就在他作品中，创造了一种由神话传说、巫术礼仪、原始歌舞三位一体而组成的缤纷文学世界，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位。
楚国的天文历法也十分完备，有我国二十八星宿、星座全部名称的最早记载。
楚国更是音乐舞蹈之邦、绘画艺术之国。宫廷雅乐《阳春白雪》最早普及到市民中，著名琴师、乐音家瓠巴、伯牙、钟子期、钟仪等大都出在楚国。绘画艺术中，楚墓出土的两幅帛画堪称稀世绘画珍品。漆画“金秋郊游图”，组画中26个人物的尊卑等级从服饰举止情态上栩栩如生，是旷古罕有的彩画。
楚人的哲学以道家为主流。楚人先祖鬻熊是楚哲学的开山人物，著有《鬻子》。其后，道家学派的形成是以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的出现为标志。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就是以夏民族为核心所创造的中原文化，和以楚民族为核心所创造的汉江、长江流域的文化汇合而成的。楚文化的浪漫奇丽色彩与中原文化朴实的理性之光，交融汇合成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
汉江、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在缔造和发展统一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为人类的进步贡献了力量。
汉江临眺
――王维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

川航公司标志是什么。具体点的描述川航的航徽是一只在江面上奋力翱翔的江鸥，即寓意着公司的起源与愿景，又潜含着公司不平凡的历程。把川航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十分形象的比喻划分为“起飞、展翅、奋飞、腾飞、竞飞、翱翔”六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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