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干过最羞耻的事是什么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干过最羞耻的事是什么

在历史长河中，李世民可以说是很出名了，那么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吗?接下来小编为您讲解。

突厥是我国北方境内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民族。早在南北朝时期，突厥族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建立了人数多达数十万的军队。到了隋朝初年，突厥族却因内讧和斗争，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其中东突厥不久被隋朝军队打败，西突厥也因为内乱而一度衰落。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东西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势力迅速发展，一跃成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甚至对中原地区也造成严重威胁的强大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隋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已逐渐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从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兴起的反隋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有三支：一支是河南李密、翟让的瓦岗军，一支是河北的窦建德军，一支是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到了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时候，隋朝政权的崩溃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各路起义军也遭到了严重创伤。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时机成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率军三万誓师，正式起兵，试图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

据《旧唐书》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如果不与突厥搞好关系，自己刚刚形成的势力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李世民父子与心腹刘文静商议，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

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回答说：“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献上马千匹表示友好。刘文静这次出使突厥，秉承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的意图，抓住了突厥始毕可汗贪财图利的弱点，许诺攻下京师长安后所有财帛金宝归其所有，正中始毕可汗下怀。这件史实，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也有所记载：“(突厥)又更强盛……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打通了突厥这一关，向突厥称臣纳贡，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消除后顾之忧，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李渊、李世民父子认识到由于唐朝在实力上与突厥相比仍处于下风，与其他集团争夺天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所以只能稳住突厥，强忍怒气，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之际，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掳掠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表示臣服，才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

李世民即位后，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注重经济发展，增强军事实力，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唐朝对突厥的臣服终于有了改变。此时，唐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兵源极广，士兵人数也大幅度攀升;相反，突厥的实力却逐渐下降，一些属国纷纷起来反抗，突厥上层统治者中间又出现分裂，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从617年到629年的这十二年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解决突厥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突厥问题而咬牙切齿。时机，时机，他在等待时机。

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在综合分析当前形势，做好充分军事准备后，认为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出兵突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十二年的阴影，彻底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的历史，命李靖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以善于知人用人，勇于纳谏改过，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而名垂后世，同时他为统一全国及时调整与突厥关系的大局意识和他十二年来不惜向胡狄之国称臣纳贡的忍耐能力，也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的晚年究竟有多淫乱荒诞？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给唐朝带来了最后的繁华。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后期确实是松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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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朝堂上，他认为当时朝政已经稳定，后期开始逐渐不理朝政，让朝政大权落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手里。朝堂上下党派之争不断，权相大权在握。一边压榨百姓，一边在朝廷之中培植自己的党羽，将朝政搅的一塌糊涂。不仅百姓怨声载道，而且边镇节度使之间也斗争激烈，百姓们流离失所，贫困人口激增，节度使开始蠢蠢欲动，整个朝堂上下一片乌烟瘴气。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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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唐玄宗本人骄奢淫逸，开始宠爱杨贵妃。一句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可以知道唐玄宗对于杨贵妃的宠爱到了何种地步。他跟杨贵妃都喜欢乐曲，因此，他两人经常没日没夜的夜夜笙箫，皇帝天天不理朝政而沉迷于音乐。唐玄宗自称为梨园弟子，天天与一群戏子混在一起。他还为杨贵妃建设花萼相辉楼，这座楼据说耗费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唐玄宗不顾百姓的疾苦建设了这样一座楼，只为了自己和杨贵妃能够更好的享受，这显然不是一个皇帝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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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唐玄宗还迷恋道教，遇到事情甚至不先跟朝廷重臣商量，而是向江湖术士寻求解决办法，他的这种行为让很多的传教士都加入到了朝政的纷争之中，让本来就混乱的朝政变得更加混乱。

后人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怎么看是褒还是贬;对李世民的整体评价怎么样

从古至今，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持理解、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但是李世民这种做法不符合儒家道德思想，有乖伦常，只能说是政,治强人。
《旧唐书?太宗本纪》史臣曰：“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
《旧唐书?太宗本纪?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史臣曰：“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
《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赞》曰：“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武德九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
柏杨：“然而，中国人应该庆幸李世民先生夺嫡成功，李世民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
617年，李渊在李世民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长安。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太子李建成随即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共同排挤李世民。同时，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此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知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唐朝开国的基业，遂与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猜忌日深，两派大臣之间互相倾轧。李建成曾经下毒谋害李世民。
其中宰相裴寂、谋士王珪、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追随李建成、李元吉。秦府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从李世民。宰相陈叔达、朝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将领李靖、徐世勣，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武德九年，突厥侵犯唐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太子府率更丞王晊告诉了秦王：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李世民。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建成、元吉诸子。
尔后李渊让出军政大权予秦王，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八月初九甲子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李世民即位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以文治天下，成为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并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后晋官修正史《旧唐书》刘昫等的评价是：“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梼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承干之愚，圣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北宋官修正史《新唐书》欧阳修、宋祁等的评价是：“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七年八月初一日（1374年9月7日），亲自前往南京历代帝王庙祭祀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一共十七位帝王，其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祝文是：“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元璋以菲德荷天佑人助，君临天下，继承中国帝王正统，伏念列圣去世已远，神灵在天，万古长存，崇报之礼，多未举行，故于祭祀有阙。是用肇新庙宇于京师，列序圣像及历代开基帝王，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今礼奠之初，谨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神鉴。尚享！”
明宪宗在命儒臣订正重刊《贞观政要》时写道：“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
李世民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记录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初时褚遂良不许，后来他再要求房玄龄，房应允并与许敬宗将《起居注》删定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于贞观十七年七月癸巳日献予太宗，此举打破历代皇帝不可阅读的先例。史书记载李世民要求对“玄武门之变”要“削去浮，直书其事”，但史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李世民此举使自己亲杀兄弟的事实在史书中保留了下来，如王夫之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李世民，认为直书其事是不知羞耻，“至于自敕直书，而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矣”；但一些史学家与王夫之的观点相反，认为直书其事其实是唐太宗公然指使臣下美化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玄武门之变的杀,人等不道,德,行,为,事,件和太原起兵为高祖李渊的决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唐初史官对其他任何事件做过手脚，包括一位君主的战功、治理和开创方面。而在皇权专制之下的中国对于帝王道德、功绩等“美化”，自汉高祖刘邦以来例子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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