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徐世昌给袁世凯支了一个什么招(什么叫戊戌政变)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如此有影响的维新运动，徐世昌和袁世凯都参与了其中。

1、袁世凯和维新派关系紧密。

由于理念相同，袁世凯一贯支持维新派，维新派对袁世凯寄予厚望。袁世凯认为，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还是从个人名利地位出发，他都会向维新派靠拢。据说，袁世凯从道员升任从三品按察使和二品候补侍郎，就是因维新派的举荐，光绪皇帝才任命的。

2、徐世昌直接参与了维新派的秘密活动。

袁世凯官位已经不低，目标太抢眼，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他便委派自己的心腹徐世昌参与其中。维新派内部讨论机密事宜，也不避徐世昌。八月初三日，当光绪皇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情况危急，有“朕位且不能保”的危险，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皇帝的办法，其中就有不动声色的徐世昌。

3、维新派要借用袁世凯的兵力去“围园杀后”。

当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皇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后，深感局势紧迫，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太后，并灭掉直隶总督荣禄。而执行这一重大任务需要军队，需要枪，单靠维新派里的几个文弱秀才肯定是不靠谱的，于是，他们想到了一向支持维新并拥有重兵的袁世凯。

当天夜晚，维新派中的急进分子谭嗣同悄悄进入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将“围园劫太后”的计划毫不保留地告诉了袁世凯，并胁迫袁世凯动员新建陆军来实施维新派的那个“围园劫太后”计划。

是助一臂之力呢，还是敬而远之呢？遇到如此艰难的选择，怎么办呢？

作为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这时当然要当仁不让的摇一摇鹅毛扇子出一个主意啊！

徐世昌已经胸有成竹，他点拨说：“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慈禧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慈禧太后）而取功名。”（赵映林：《徐世昌一言促成袁世凯出卖维新派》民国春秋网）

听了徐世昌的这一席话，袁世凯顿时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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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八月，慈禧太后发动了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时，掌握清朝军政实权的慈禧太后由于以下原因，对维新派和帝党的变法暂时采取了容忍态度:一、甲午战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激起全国人民愤慨，后党集团在战争中一味避战求和，妥协投降，对战败签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慈禧畏惧“外患日急，人心激昂”，不得不在政治上暂时退缩。二、社会上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呼声已形成强大舆论，慈禧不得不稍顺舆情，以示不无“改弦更张”以“救时”之意。三、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她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是可以接受的。四、对于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她是要坚决镇压的，也不能容许光绪帝实行维新派的路线和政策。所以从一开始她即做着政变的准备，但须从容布置，待机而动。五、光绪十五年她已宣布“归政”，戊戌年春光绪帝又大胆向她要权:“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对于这位已经“亲政”、得到维新派支持、受到英、美列强关注的青年皇帝的废立，她不能无所顾忌，在他没有明显出轨的行为之前，她既不能擅行废立，也不能完全不给他“事权”。故此对光绪的争权，她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她的对策是牢牢抓住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绝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为此，四月二十七日，即维新变法的第四天，她就胁迫光绪帝下了三道谕旨(参见“己酉三旨”)。二十八日，任命后党崇礼署步兵统领。五月初六，派后党骨干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这样，慈禧除掉了光绪最宠信的重臣翁同稣，控制了高级官吏的任免权，并由其心腹党羽荣禄控制了北洋三军及京畿重地，怀塔布和刚毅等掌握了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及警卫权。在完成上述部署后，直到七月中旬，慈禧再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她住在颐和园里，静观着光绪帝发布的一道道新政诏旨，冷视着帝党君臣和维新派为变法新政付出的焦虑和操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军政实权的官吏均系慈禧所任用，他们对新政的态度以慈禧的好恶为依归。认真办理新政者，仅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其他督抚对新政诏书一概采取抵制的态度。尽管光绪皇帝曾“三令五申”，“数四严责”，但“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因为光绪对督抚皆“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
有一点慈禧和荣禄看得很准，即随着变法新政的推行，会触及到顽固派的阶级利益而调动起他们对新政的仇恨。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使醉心科举的封建士子失去“安身立命之业”；裁汰绿营，使平日坐吃空额的腐败军官断绝了“外快”；要八旗旗丁“自筹生计”，“各习四民之业”，又使清朝入关250年来过惯寄生生活的满人失去特权。这些改革措施虽不能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却处处牵动封建官僚及其社会基础的既得利益，而引起他们的拼死反抗。七月中旬，光绪帝在官制改革和人事任免方面大胆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大裁冗员。七月十四日，颁谕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衙门，并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这三省督、抚同城)、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二是七月十九日，将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等六名堂官全部革职。三是二十日任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裁撤闲散衙门，使那些长年尸位素餐的官僚“失其所恃”，人事任免又使顽固派受到沉重打击，改革派力量得到加强，尤其是军机四卿的任用，“谕旨皆令拟撰，宠任在军机大臣上”，更使顽固派忍无 可忍，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顽固派大臣纷纷活动，策划政变。怀塔布被免职后，他的老婆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准旗人“自筹生计”的上谕颁布后，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大臣立山(?―1900)等率下属官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哭诉新政对满人之不利；怀塔布与后党御史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伺机反扑；庆亲王奕？、端王载漪(1856―1922)等亦一同哭请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感到有必要行动了。特别是七月末光绪帝的几个动作，更成为她发动政变的直接动因:一、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光绪帝在百日维新初期就准备采纳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因顽固派大臣阻挠而未能实现。后康有为又提出仿前朝故事，开懋勤殿招纳维新人士为顾问官，“延聘东西各国政治家共议制度”，与制度局的作用相同。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建议，并已拟好包括康、梁在内的顾问官名单，次日，到颐和园请示开懋勤殿事。如能实现，即意味着维新派上台。慈禧勃然变色，发怒骂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死无所矣。”二、召见袁世凯。这是康有为等围困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秘密军事政变计划的重要环节。七月二十六日，康有为请徐致靖和谭嗣同分别上折推荐袁世凯，“请予破格之擢”，厚其兵力，“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辅”。光绪帝不知维新派的“密谋”，但为捍卫新政，防范顽固派反扑，当天即传谕，令袁来京陛见。八月初一、初二，两次召见，赏其侍郎衔，责成专办练兵事宜，暗示其可不受荣禄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此举引起慈禧及后党集团的极大不安和疑忌，他们害怕光绪和维新派掌握了兵权会危及自己的权位。三、准备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时期曾积极策划和推行改革政策。戊戌变法时期以个人游历名义来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在慈禧、荣禄等人看来，康有为等书生并不足畏，他们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最害怕光绪在帝国主义扶植下从慈禧手中夺回统治实权。后党集团深知，伊藤来华，决不是为了“游历”。按照当时报界的分析，伊藤“此行关系甚大”，其来华“颇有深意存焉”。确实，伊藤此来是为了解中国变法的情况，企图对中国维新运动施以影响，使之纳入符合日本侵略利益的轨道。而维新派对伊藤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业绩颇为景仰，希望他能帮助中国谋划新政。故伊藤到京后，康有为即专程拜访，告以光绪无权，慈禧掣肘，顽固守旧大臣阻挠变法等情，请伊藤在觐见慈禧时“剀切陈说”，使“太后回心转意”。不少维新人士奏请皇帝，聘任伊藤为新政顾问官。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建议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又令杨深秀和宋伯鲁疏荐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光绪帝接受建议，定于八月初五接见伊藤博文，初八接见李提摩太，准备聘为顾问官。面对这种局势，后党集团异常惶惧，慈禧决定抢在光绪帝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由杨崇伊首先发难。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进士，授编修，任监察御史，李鸿章姻亲，并为荣禄所倚重，乃后党中坚。光绪二十一年曾上折攻击强学会，二十二年又秉承李鸿章意旨，疏劾文廷式。二十四年百日维新期间，往来于京、津之间，与荣禄密谋政变。八月初三，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主要说了三件事:一曰:“今春会试，公车骄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二曰:“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三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前两条说出了顽固派蓄谋政变的基本原因；后一条说出了慈禧发动政变的直接动因。杨折仅400余字，却 足以成为慈禧发动政变的根据。同日，后党主将荣禄调兵遣将，为慈禧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他在一天内连发三封电报，佯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调董福祥军进驻天津陈家沟，以切断京、津交通；令奉召进京的袁世凯“即日回防”(袁因须等待初五“请训”，未能即日回防)。至此，政变之弓已张满，只待箭发。
在变法新政的危急时刻，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为挽救新政做过殊死努力。七月二十九日，慈禧为开懋勤殿事发怒后，光绪帝意识到大势已危，次日即召见杨锐，赐给“密诏”一道，令其会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妥速筹商”救援办法，诏中有“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一语。八月初二慈禧面告光绪:康有为“紊乱朝纲，诽君谤上”，应“拿办”。当日，光绪帝即召见林旭，授以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火速离京，脱离险境。原来杨锐接第一道“密诏”后，“震恐不知所为计”，竟延误两日未将“密诏”传出，此时才传给林旭。初三晨，林旭将两道“密诏”一起交给康有为。康有为立即召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共同商议救援之法，决定采取两条对策，一是请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康有为、容闳、梁启超分别找过英、美公使及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但均落空。英、美、日帝国主义为与支持慈禧的沙俄抗衡，企图扶植光绪帝向后党夺权，进行符合他们侵略利益的改革；康有为等也主张实行联络英、美、日以制俄的外交政策。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英、美、日帝国主义发现帝党和维新派毫无实力，并认为维新派的变法“过分急于求成”，是“不合实际的”。其实是唯恐维新运动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妨碍他们在华的侵略利益，故称赞“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所以不愿给维新派以实际的帮助。二是借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发动一场推翻慈禧太后的武装政变。当晚，谭嗣同往法华寺袁世凯居所，当面说袁起兵勤王，要袁先在天津杀荣禄，然后率兵进京，以一半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一半守卫皇宫，保护光绪帝，“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袁佯作应允，唯借口枪械、子弹均由荣禄控制，一时不及准备，须俟九月光绪奉慈禧赴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四月二十七日慈禧曾颁诏，预定九月至天津阅兵)，谭只得同意。他却不知政变之箭已在弦上。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训斥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良久才说:“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命将光绪软禁于南海源台涵元殿，派亲信太监严加看管，截断了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光绪帝作为百日维新的最高决策人，他的被囚禁，意味着百日维新事实上的终结。故此八月初四，乃慈禧发动政变之日(另说初三、初五、初六)。初五，在慈禧的严密监视下，光绪最后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以光绪有病为辞，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同日，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日遵照光绪帝前发密诏，离京南下，后乘英轮逃往日本。袁世凯在初五请训后立即回津，径奔直隶督署，向荣禄报告谭嗣同等“杀禄锢后”的“密谋”。荣禄大吃一惊，但并未立即向慈禧告密，因虑维新派“密谋”会涉及光绪帝，一旦揭开，光绪被废，则易引来外国干涉，势必危及后党政权。故此沉吟良久，直至初六晚杨崇伊自京来津报告政变已“自内先发”，才拟密折，次日由杨崇伊转托奕？，报于慈禧。慈禧得报大怒，立即于初八审讯光绪关于谋围颐和园之事，光绪表示不知。初九，慈禧下令逮捕“叛逆要犯”谭嗣同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五人连同先遭逮捕的康广仁一起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 六君子”。八月初十，梁启超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其他还有维新人士及帝党官员多人，或开缺回里，或革职拿问，或遣戍边疆。戊戌变法失败。
慈禧太后训政后，曾令军机大臣议论新法旧法之利弊，以决是否废新复旧。新任军机大臣启秀(?―1901)极言“非废新法，则训政为无名”，刚毅谓:新法皆康有为臆造，“今用新法，是用有为，以叛徒执政，实从古所无”，慈禧遂决定恢复旧制。八月十一日开始，陆续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亦重新设置；停止普通官吏和百姓上书言事；取消官办《时务报》，全国报纸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停办经济特科，恢复武科弓箭刀石之试等等。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等项，并不废除，而要“切实次第举行”。正因此，才有光绪二十七年之所谓“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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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戊戌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那么你了解戊戌变法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戊戌变法的思想主张，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戊戌变法的思想主张
戊戌变法又被称为是百日维新，发生在公元1898年的6月11日到9月21日，戊戌变法的思想主张是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要求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并大力鼓励发展工农商等行业。

戊戌变法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近代以来新思想的迅猛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一步地加深，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怎样来挽救中国，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学习西方的最早的声音。

第二便是早期的资产阶级开始萌发新思想，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这些人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的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新思想的产生起到先导的作用。

第三是维新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去宣传变法，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严复认为要挽救当时的中国必须要维新，这些爱国人士的先进思想都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思想。

最后是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三个要不要论战对戊戌变法思想的宣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维新派抓住这次的机会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且广泛的传播开来。
戊戌变法失败的启示
戊戌变法发生在清朝末年，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尝试着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并且积极的推行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虽然这场改良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戊戌变法的启示对于中国来说却是意义深远的。

戊戌变法的启示一：在戊戌变法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主导了这一变法行动。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缺乏必要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革命彻底性，只能是寄希望于改良，并且在这场运动中将成功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将成功的砝码放在了袁世凯的身上，脱离了广大的群众，这是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告诉后来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一定要依靠群众，而不是腐败的政府和官僚。

戊戌变法的启示二：当时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帝国主义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那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封建势力则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也不希望改革成功。在当时的中国想要通过改良的方式获得改革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封建势力都会阻止改革的进行。

戊戌变法的启示三：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了半殖民度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想要使得中国强大起来，面临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双重任务，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才能取得胜利。
戊戌变法的意义
戊戌变法虽然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而失败了，但是戊戌变法的意义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意味着戊戌变法的意义具有进步性。虽然戊戌变法遭到了守旧派的打压，但是戊戌变法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纵观戊戌变法的意义，它具备多个方面。首先，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转变。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之下，知识分子积极地倒向朝着维新革命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拥护孙中山进行辛亥革命的人增多了。原本对清朝统治者抱有一丝希望的人，都转变成了革命党人。这位孙中山后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提供了人力保障。其次，戊戌变法的失败促进了清政府的自我反省和改革。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认清了改革的必要性。

等到慈禧太后主掌朝纲后，便下令实行新政。新政内容包括废除科举制度，修建学堂，开办工厂更多个方面。第三，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将民主思想进一步进行了传播。戊戌变法之后，中国掀起了一场民主思想热潮，原来不敢讲?民主?的知识分子，都在积极地讨论民主与民权。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戊戌变法的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戊戌变法将西方政治制度、西方文学思想传入到了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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