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评元末起义者：忘恩负义的盗贼愚民妖人

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御制大诰三编 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张宏杰 原题为：朱元璋为什么删《孟子》？

朱元璋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但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37）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污辱自己，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万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例子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取得成功后，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绞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

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诰三编 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也就是说，从概率论上分析，参加起义和叛乱，获得功名富贵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相反，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起来造反。

朱元璋的功与过,评价

最得意：开创大明基业 最失意：太子朱标早逝

最不幸：幼年经历悲惨 最痛心：马皇后病逝

最擅长：刚猛治国

提到明朝，人们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明太祖朱元璋。正是如此，在今天影视剧、评书小说以及太祖像明代历史研究中，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毛泽东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了人们对朱元璋的兴趣？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上，豪 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不论如何，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存

在，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个有“色彩”的人。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驭人之术，都令人好奇，引人深思。

成功之路：草莽中走出的“真龙天子”

贫苦身世。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 元朝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嘉山明祖陵县 治明光镇北赵府村）一座破旧的二郎庙中。他的父母没有土地，是靠租种别人田地为生的佃 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 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 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大哥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 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日子却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 了和尚。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直 到至正八年（1348），朱元璋才又回到了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 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 生阅历大为丰富。

走向巅峰。朱元璋的悲苦经历在当时社会中有相当的典型性，元朝残暴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 无情压榨，使得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官逼民反，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成了历史上著 名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之所以称为红巾军，是因为起义者头裹红巾。当时红巾军主要有刘福 通、芝麻李、徐寿辉等数支队伍，各自为战。

朱元璋虽然身在寺庙中，但他显然是六根未净，不久就投身到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浪潮中 太祖称帝前的吴王府（今南京瞻园）。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由于皇觉寺被毁，又有友人来信相邀，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 ，投奔了红巾军的郭子兴部，成了郭子兴的亲兵。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在红巾军中很快 就崭露头角，逐渐升迁。郭子兴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使他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后来， 朱元璋自己拉起人马，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加入了群雄争霸的战团。元至正十六年（1356 ），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攻下金陵（元代称集庆），作为稳固的根据地。他踌躇满志地 对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 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当天就改集庆为应天府。

当时的形势依然严峻。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发展势力。在以“布袋和尚” 著称的彭莹玉战死后，起义军推举徐寿辉为首领。徐寿辉被推举只是因为相貌好，并没有才 干，不久陈友谅控制了这支队伍。刘福通于前一年迎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龙凤政权，尊韩 林儿为小明王，朱元璋接受他的册封，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珍割据温州、台 州等处。元朝的势力仍然强大，在起义军的四周都布有重兵。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制定了先击陈友谅的作战方针。陈友谅本来是个渔家 子弟，身高体壮，练就一身好武艺，又略通文墨，曾在县衙作贴书。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 投奔到了徐寿辉的天完政权下，后来取代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陈友谅自恃兵多 将广，直扑金陵而来。大敌当前，有人建议出降，有人提议奔踞钟山，朱元璋怒斥“主降及 奔者可斩也”，军心始安。同时，他派胡大海骚扰陈友谅的后方，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旧 识的关系诈降，诱敌深入。陈友谅果然上当，中了朱元璋的埋伏，大败而归，朱元璋乘势夺 得了江西的一些地方。至正二十三年（1363），双方于鄱阳湖展开生死大战。战斗十分激烈 ，长达36天，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朱元璋虽然损失惨重，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正二十四 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百官司署，李善长、徐达为左右相国。

徐达像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张士诚控制着南达绍兴、北抵徐州 、西距濠州、颍州等地，这也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只是他庸碌无为，安逸自居，没有更 大的野心。当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他竟然无动于衷，坐视朱元璋不断壮大，由此又 可见朱元璋当年以陈友谅为劲敌而后攻张士诚的决策是正确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 ，朱元璋命徐达为将，攻取淮河流域。次年八月，朱元璋再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20万，直 捣张士诚老巢，朱文忠攻杭州以为策应。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攻破平江，张 士诚束手被擒，后于金陵自缢身亡。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部将朱亮祖攻取台州、温州。十一月，部将汤和下庆元（今浙江 宁波），方国珍逃入海中，不久为廖永忠所败。方国珍走投无路，只好投降朱元璋。次年正 月，汤和与廖永忠擒获陈友定，平定福建。同年，廖永忠、朱亮祖、杨璟等人攻取广东、广 西。在平定东南之时，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命将北征蒙古，山东、河南随即而下，冯 胜也攻克了潼关。

在轰轰烈烈的北伐中，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金陵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这 常遇春像个当初的放牛娃、小沙弥终于跃上了权力的巅峰。这里顺带提一下，朱元璋为何选 定国号为大明呢？熟读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倚天屠龙记》，在这部武侠小说中，明教与元 朝势不两立。而且，小说中有几位人物也与历史人物重合，比如颇有心计的朱元璋、勇猛忠 信的常遇春，还有布袋和尚彭莹玉等人。那么朱元璋定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系？

按照吴晗的观点，“大明”的意义的确出于明教。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 唐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即 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为明暗二宗；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 、后际三个阶南京徐达墓段，为三际。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 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 段，明暗各归本位。明教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 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

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明教的彭 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就要降世了，要信徒做好准备。至元四年（1338），彭莹玉和 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县）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 义不断，而彭莹玉也在坚持斗争。河北韩山童也是重要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 事。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韩山童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个一 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石人挖出后，人心不稳。韩 山童认为时机成熟，联系刘福通等人准备起事，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事情泄露，韩山童被杀 ，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脱。刘福通力战突围，后攻取颍州等地。各地闻风而动，接连 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所 在的郭子兴部，在郭子兴死后其子郭天叙受刘福通节制，所以朱元璋其实是小明王的部将。 后来朱元璋势力强大，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 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据说这是 刘基的主意。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 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 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另 外，明字代表着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大明王朝的神圣。值 得注意的是，在朱元璋登基之后不久，为防止秘密教会危害自己的统治，他下旨禁止一切邪 教，包括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

《太祖实录》所载北伐灭元战略确立国号后，朱元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洪武元年五月，他 视察开封，部署北伐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七月，元顺帝北遁。徐达势如破竹，八月占领元朝 国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的统治结束，历史进入了朱元璋的大明时代。随即徐达平定山西 ，次年收复陕西。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南北夹击四川的夏政权明玉珍 ，于七月平定四川。朱元璋几次招降云南未得，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沐 英征讨，亲自制定进军路线。平定云南后，朱元璋留沐英世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洪武二 十年（1387），他派傅友德、蓝玉击败纳哈出，逐步统一了东北。至此，朱元璋基本上完成 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成功秘诀。从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到他在金陵称帝，用了17年的时间。在当时所处的年 代，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先后出现了天完、龙凤、大周、大汉、夏、吴等诸多政权，然而 却是后起的朱元璋完成了一统帝业。是什么因素让朱元璋笑到了最后，实现了天壤之别的巨 大飞跃？

首先，这要归功于朱元璋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毅果决的性格魅力。幼年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 坚强刚毅的性格，云游僧的经历开拓了他的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他投奔郭子兴 没有太祖像

多久，因为英勇机敏，就被提升为九夫长，并被郭子兴赏识，将养女马氏嫁给他，由此在义 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当彭大、赵君用失利逃到濠州，鸠占鹊巢，矛盾加剧，郭子兴被赵君 用囚禁时，郭子兴的部将，甚至他的儿子都躲匿起来，没有人敢站出来救郭子兴。正是朱元 璋从前线赶回来，利用彭大和赵君用之间的矛盾，夜访彭大，陈说利害关系，劝说彭大出兵 ，才将郭子兴解救出来，当时他参军刚刚六个月。这种临危不乱、果敢机智的素质，是他超 出常人的地方，也是他终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后来，不断壮大的朱元璋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 ，逐渐被排挤，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不过，这对于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朱元璋不算 什么，他在忍耐中等待机会。不久，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郭子兴不得不请朱元璋帮助他谋 划统筹。在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掌握了这支队伍。短短3年间，朱元璋就从普通一兵摇身 一变成为拥兵10万的大元帅。

朱元璋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虚心好学，喜欢结纳儒士。他先后网罗了冯胜、陶安、刘基、 朱升等一大批儒雅之士，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他还经常与这些人一起讨论，谈古论今，分 析时势，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通过与儒士的交往讨论，朱元璋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升，眼 界更加开阔，对他最终夺得江山有很大的帮助。朱元璋勤奋好学，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 书学习。这个习惯在立国后也没有改变，特意命人在奉天门建文渊阁，收藏经史子集，设置 若干名大学士，自己经常抽空去那里，“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批阅，终日忘倦”。

他特别喜 南京李文忠墓欢读史书，尤其留意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常引以为戒。经过多年的自学， 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太祖高皇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玄化自 然”。朱元璋对此也颇为自诩，“我起草野，未尝师授，然读书成文，涣然理顺，岂非天生 耶？”天生恐怕未必，不过与他的后天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读《尚书》时，他发现各家注释 不同，特意命宿儒订正，著有《御注洪范》，这可以算作是他的学术成果。

其次，朱元璋善于网罗人才，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夺得江山立有赫赫功勋。 他手下的李善长、徐达、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等人都是他的同乡， 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朱元璋注重“文武相资”，认为开创帝业好似构筑大厦，武臣似 “斧斤”，剪伐砍削；文臣如“黝垩（yǒu è）”，藻绘粉饰，二者偏废则难以有成。 因此，他很重视招揽儒士，听取他们的建议。正是在陶安、冯胜的建议下，朱元璋攻取金陵 ，东征西讨，成就帝王之业。攻取徽州后，他亲自上门拜访朱升，得到“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的建议，并坚决加以执行，因此能够在群雄先后称帝时韬光养晦，保全实力，逐步 发展壮大。

太祖马皇后像

还有，朱元璋的夫人马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脚马皇后，是他完成帝业的坚强后盾和贤 内助。马皇后是安徽宿县人，她的父亲和郭子兴友善，临死前将她托付给郭子兴，收为义女 ，郭子兴将她许配给了朱元璋。后来郭子兴听信谗言，猜忌朱元璋，将他关押起来，恰巧当 年收成不好，朱元璋时常挨饿。为此马氏曾偷偷将滚热的烧饼藏在衣服内给他送去，结果烫 伤了皮肉，可谓是患难夫妻见真情。她在二人中间调和，终使嫌隙得释。连年激战之时，马 氏带领将士的妻子制军鞋战袍，鼓舞士气。当陈友谅率军猛扑而来的时候，她又将后宫的财 物捐献出来，奖赏前方作战的将士。朱元璋后来杀戮渐重，无人敢劝，马皇后时而劝谏，因 此很多人得以保全。有人传言参军郭景祥的儿子想要杀父，朱元璋要杀掉他。马皇后劝说道 ：“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实，杀之恐绝其后。”这样朱元璋才没有下旨，后来经过调查， 果然是冤枉。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重，自知难以治愈，对朱元璋说：“死生， 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担心朱元璋迁怒 于医生，竟然执意不许太医治疗。当月，马皇后就去世了，年仅51岁。朱元璋对于马皇后的 去世，非常悲痛，久久不能释怀，从此再也没有立后。朱元璋的晚年生活十分孤寂，脾气很大，盛怒之下再也无人敢劝。假设马皇后能多陪伴他一段时间，朱元璋也许就不会杀戮过重 。

大权独揽：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

朱元璋起自布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使他比较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 正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朱元璋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

改革政治体制。在明代以前，历朝大体上沿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框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略有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直接承太祖像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朱元璋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他首先从地方机构改革着手。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 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 洪武刻本《皇明祖训》，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 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 司。

而朱元璋更为关心的是中央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他借口胡惟庸谋反，趁机宣 布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罢宰相不设 ，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朱元璋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 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 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同时将掌管全国军事的 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都司卫所部队，但无权 调兵。

朱元璋进行上述变革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主要手法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权 ，他对地方行省、中书省和大都督所作的一系列变革莫不如是。朱元璋罢丞相，是对一千多 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 皇帝兼行相权。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 件政事，相当辛苦。由此，专制主义皇权到了朱元璋手中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也成为历史 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不过，如此高度集中的皇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没有

相应的约 束机制，明代中后期皇帝为所欲为，极度腐朽，甚至数十年不上朝。

设立特务组织。朱元璋生性雄猜，加强了对大臣的监视。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佥事明 骑马武士俑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也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高见 贤、夏煜、杨宪和凌说，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四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 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朱 元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道恐惧，防止他们 营私舞弊、结党乱政。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被朱元璋探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 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做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 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告诉他 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并没有“嫌”他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 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 功臣也人人自危。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为了加强监视，特别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成为他实行特务 政治的重要手段，也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代特务政治。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 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 “缇（tí）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镇 抚司，有监狱和法庭锦衣卫木印

，成为“诏狱”，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锦衣卫职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太祖时 ，“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为明代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 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设西厂，由汪 直统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 侦缉范围之内。正德五年（1510），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 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 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报复大臣的有力武器，不知 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

朱元璋所进行的这些制度更张，尽管后世或臧或否，评价不一，但基本实现了他的初衷，也 算称心如意。只是有一件事，却困扰了他近30年，迟迟无法解决。

陷入定都困扰。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后，对于国都的确定几经周折。最初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 军后，一直活跃在江淮之间。然而这里土地贫瘠，民生艰苦，而且接近元朝的军事力量，不 利于自己的发展壮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不世之伟业，必须另择一个既有经济 保障又地形险要的根据地，这样金陵就进入了朱元璋的视野。金陵，北有长江天堑，为形胜 之地，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冯国用首先 向明南京城墙朱元璋建议攻取金陵，“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 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陶安也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 以临四方。叶兑也上书请求定都金陵，然后就可以拓地江广，进军两淮，北征蒙古，退军又 可以据长江以自守。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听取谋士的意见，攻取金陵，改称应天 府，修建宫殿，以此为争夺霸业的基础。此后十余年间，朱元璋南征北战、四出征讨，将江 南群雄依次消灭。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

然而朱元璋只是暂时肯定了应天作为京师的地位，并没有正式确立国都。作为自己成就霸业 的地方，朱元璋为何不肯确立应天为国都呢？首先，朱元璋觉得以应天为国都的历朝都是气 数不久，似乎不太吉利。其次，有些大臣认为“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明南京聚宝门藏兵洞

而且应天偏处江左，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三月，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许多人 建言定都汴梁。朱元璋很重视，于四月亲自前去实地考察。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 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不如应天。八月，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 京。朱元璋既然对汴梁不甚满意，为何又要定为北京呢？原来他考虑到汴梁是宋朝的旧都， 北上征讨元朝时可以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当时西北未定，需要 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

虽然确定了应天、汴梁的两京制度，但是朱元璋并没有修建汴梁的打算，他还在寻找更加合 适的地方。洪武二年（1369）八月，平定陕西。在这种情况下，定都之议再起。九月，朱元 璋召集大臣商议国都之地。大臣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 ，“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 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在分析各地利弊之后，提出了以 临濠为中都的想法，“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

汉、魏、 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 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 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传说太祖与徐达在此下棋）足以立国。临壕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 水可漕，朕欲以为建中都，何如？”临濠在元朝时称为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是朱元璋 的家乡，群臣岂敢有异议？这样，明初就形成了南北两京、中都并存的情况。从九月开始， 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他之所以决定以临濠为中都，甚至一度想迁都临 濠，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还与优待淮西功臣集团有关。众所周知，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建立 明王朝的过程中，淮人多随同他东征西讨，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包括丞相李善长、徐 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 桓、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等人，其中汤和与周德兴 还是朱元璋同村伙伴。能够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当然是他们所愿意的。

然而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璋在巡视中都修建情况后，突然下令停止修建。此时中都 修建达6年之久，已经颇具规模。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朱元璋与 淮西功臣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淮西功臣恃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谋 取私利，与朱元璋加强皇权背道而驰。他担心在淮西功臣集团的老家建都，会更加助长他们 势力的膨胀。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定都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

其实，朱元璋对南京一直不是很满意，迁都的想法从来没有打消过。洪武二十四年（1391） ，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 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朱标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 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不料世事无常，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使朱元璋 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问题了。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 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 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 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也能感觉到国都问题一直令朱元 璋不能释怀。

朱元璋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无非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 代固守，传之久远。因此，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对其统治和权力构成威胁

吴晗是怎样评价朱元璋的 (2)

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元璋对他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汗，磕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务网在大臣中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他们不敢背着他干有损于皇权的事。朱元璋的特务网是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的，检校是朱元璋专设的特务人员，任务是“专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最著名的特务头子高见贤等人，专门搜集和告发人家隐私的勾当。使官员人心自危，都很害怕他们。朱元璋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确实，在高见贤等人得势时，就连朱元璋亲信的元勋李善长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当然，特务统治名声不好，加上大小特务假借皇威作恶多端，特别是后来迁都北京，演化成东厂，成为明皇朝黑暗势力的一角，遗臭于后代。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吴晗在斥责了朱元璋的特务统治之后，同时对朱元璋使用特务统治加强封建集权，作了颇有见地的评价：
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 至于文字狱，《朱元璋传》见解也有独到之处。吴晗认为这种历史现象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的。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新兴皇朝臣属关系的斗争。他们的阶级立场很坚定，认为造反的穷苦农民怎能作皇帝，对地主进行统治，因而拒绝和新朝合作。 贵溪儒士夏伯启，苏州文人姚润、王谟都拒绝和新皇朝合作，宁死不为新朝效劳。朱元璋兴文字狱惩处这些对新朝抱敌对态度的人是情有可原的:从历史的进程看，朱元璋推翻腐败的元王朝，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拒绝合作的地主阶级文人，就其立场和态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至于，朱元璋用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来兴文字狱，把这场本来是新旧势力的斗争，演变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戮大批知识分子，那又暴露出朱元璋残暴的一面。对此，吴晗指出: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从而造成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这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吴晗认为，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政权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功臣、无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朱元璋传》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概括性的描述： 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生、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 ■怎样看待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 吴晗对朱元璋评价最突出的特点是，忠于史料、直书朱元璋其人其事。毛泽东对1954年《朱元璋传》稿本提出意见后，吴晗在1965年新版的《朱元璋传》里，为让读者对朱元璋的功过有较强烈的印象，特地最后增加了一段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结束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乱局面，以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吴晗对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也归纳了五条。其中第一条指责朱元璋当皇帝背叛了革命。朱元璋当皇帝不是过错，这一条可以不列入其中。其他四条是:一是他的“以猛治国”方针，过分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笃著勋劳的大将和文臣，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二是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和限制了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是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四是他自己虽不相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一些荒诞的神迹，欺骗和毒害人民。 吴晗对朱元璋的这些贬评文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都是十分犯忌的；但它却是史实，《朱元璋传》里如实地写下来了。这样评价朱元璋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作者系《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 ■主题延伸 朱元璋的几个“首创” ◆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帝王，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处观察臣下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 ◆首创世界最周密的户口制度 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朱元璋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 ◆首次发明“介绍信”朱元璋还首次发明了“介绍信”。明朝户口制度森严，百姓出门，须到官府登记。官府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开出“介绍信”，信上写明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及目的地。 下图:峰高无坦途冯维作

朱元璋加入过明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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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读过金庸《倚天屠龙记》者都知道高手云集的邪派明教，小说中把明教写成元末的红巾大起义的发起和组织者，当时的一些真实的风云人物，像韩山童、彭莹玉、郭子兴、陈友谅、朱元璋等，在书中均被列入了明教信徒行列。到最后，善良而懦弱的教主张无忌因被人误解而主动携美归隐，方使得朱元璋“篡夺”了大权。朱元璋执政后，国号称“明”，亦有不敢忘本之意，又或者是怕激怒武功绝顶的张无忌，被屠龙刀取了首级，呵呵。

小说家言虽不足为凭，但以金庸的深厚历史人文和社会民俗根底，当不至于因为小说的虚构特性而信口开河。如此，明教之于动摇元王朝的农民起义，之于朱元璋的崛起，究竟是何种关系？

明教，即为历史上源于波斯，曾经流行一时的摩尼教。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摩尼教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安史之乱后传入漠北回鹘汗国。回鹘因协助平乱有功，成为内地摩尼教的保护者。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后，回鹘人把摩尼教带入今吐鲁番一带地区。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政府禁断，但并未绝灭，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教。”（第十三册，第四节）。从此以后，明教成为了秘密的民间宗教。五代时陈州摩尼教徒曾聚徒起义，北宋的方腊起义也属明教教徒的组织策动。

按比较确切的史料，元末的红巾起义最初源于“白莲会烧香惑众”，从元到清，白莲教“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是最为普及和活跃的民间宗教组织。《明史 列传10》载：“元末，林儿父山童鼓妖言，谓“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愚民多信之。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复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这里面有两个值得注意之处，一是造反的宗旨（也可以理解为策略），乃是“复宋”。后来刘福通扶持韩林儿即帝，国号也是“宋”。二是白莲教的佛教性质，莲花和弥勒佛都属于佛教中的象征物和人物，“明王出世”的宣传，韩林儿的“小明王“称号和“大明”国号均可用相关佛教经典解释，应该是出自白莲教教义。后来的白莲教首领唐赛儿，则更直截了当的称“佛母”。

那么，这一切都与明教无关吗？也不是这样。白莲教的教义和明教有很多相似之处，“据白莲教的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TOM网历史资料库：《白莲教的历史渊源》）而这所谓“两宗三际”说（两宗即明暗，三际为青阳、弘阳、白阳），恰恰又是明教的基本教义，只不过抽象的“光明之父“被实体化了的弥勒佛所替代。此外，白莲教教徒日常要求礼拜，“教首常于夜间聚众拜灯，念灵文。”也非常接近明教仪式。是明教为图生存而攀附佛道，还是白莲教借鉴了明教的教义？有待业内行家进一步深入考证。关于白莲教和明教之间的渊源和关系，本人查阅有关的历史专题论文标题索引，确有学者对此作过研究，但论文出为六十年初，未曾找到原文。

元末明初之际，明教也并非衰弱到了毫无号召力的程度。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载：“温州也是一处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潜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元末陈高曾经提到它，并指出“瓯闽人多奉”明教，教徒们“斋戒持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有一些知识分子学习明教经典，隐居于此。”这说明当时至少在东南各地的民间，明教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当时还有一派与白莲教相呼应，名为弥勒教的秘密民间组织，也就是纵横两湖的红巾徐寿辉、彭莹玉部，其教义也大体类似。基本可以说，三教教义有众多共同点，元末大暴动与此三教均密切相关。黎东方的《细说明朝》一书也说：““这个革命团体的真正名称是什么，今已难考。在外表上，它只是半公开的—种宗教．有时候被称为“明教”，有时候被称为“白莲教”，有时候被称为“弥勒教”。它的主要的口号是：“弥勒佛下凡转世，作人间的‘明王”。它的主要的戒律与活动，是烧香、点灯、吃素、做礼拜。”

元至正十一年五月，“明王”韩山同遇害，刘福通起兵造反，次年春二月，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在濠州响应，朱元璋就在那个时候投奔过去的。其时天下大乱，元王朝摇摇欲坠，崩溃在即，割据之势已成。在这个强豪们招兵买马，东征西讨的当口上，无需再用宗教去收买人心或建立组织，料不会有太多弘扬教义的心思，也不会有太多举办礼拜、念咒文，烧香点灯等等宗教仪式的空闲。所以说，本质而言，朱元璋不属于白莲教或者明教教徒，他只是为时代推动，身不由己地投入造反大潮中的百万之众中的一员罢了。

当然，朱元璋又不仅仅是普通的一员。从元至正十一年三月投军，到二十四年正月进吴王位，十三年的时间，朱元璋征服群雄，消灭了势力最为强大的陈友谅，并屡破张士诚，江南半壁大半已入掌中，帝王之相成型。统一江山，南面称尊唯待时日而已。明这一国号如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含有宗教纪念的意味，可能性则不大。因为建国后，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即下旨禁“左道”，明教与白莲教同被禁止。

尽管最初朱元璋奉行“缓称王”的韬讳政策，在元至正二十四年以前，一直尊奉韩林儿的“宋”朝，北面为臣。但公允的说，名分虽为君臣，实际更像是相互呼应的同盟，朱元璋与其在政治、军事、人事上均无行政方面的关系，毕竟逐鹿天下靠的是智慧和实力。朱元璋的江山是他凭多年的奋斗和卓越的政治军事能力打下来的，与其曾经的隶属，以及无论是否遵从过白莲教还是明教的教义无关。白莲教或明教仅仅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创造从最底层的贫农变为至尊天子的“帝王本无种”传奇的舞台而已，如《明史》所言，“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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