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头一排”。他不但自身有雄才大略，还有里里外外的“人和”——朝堂上，有魏征那样的直臣；后宫，有文德皇后那样的“贤内助”。作为职业政治家，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可惜，仔细检点唐太宗身上的“三大败笔”，发现他绝不是一位称职的好父亲。《旧唐书》谈及太宗诸子，惋惜地感叹：“子弟作藩，盘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看来，托生在帝王之家往往是一种自然灾害，哪怕是唐太宗这样的千古名君，都无法化解此类悲剧。
一，溺爱太子，铸成大错。
《旧唐书·列传》详细开列出了唐太宗十四个儿子的名单：“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杨妃生吴王恪、蜀王愔，阴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贞、江王嚣，韦妃生纪王慎，杨妃生赵王福，杨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蒋王恽，后宫生楚王宽、代王简。”本应多子多福，偏偏这些不争气的家伙，给李世民带来了无穷烦恼。尤其令他绝望的是太子——李承乾。
李承乾是文德皇后和李世民所生的长子，两口子太偏爱他了，小孩子聪明伶俐，刚刚八岁，就被册封为皇太子。想不到，虎父犬子，李承乾长大之后，已被惯的不成样子。他居住的宫殿里，既安排了武艺高强的鹰犬供他驱使，又配置了嫔妃、歌妓供他淫乐。成年之后，太子越来越表现出沉迷声色、贪淫无度。这家伙两面三刀，既怕太宗皇帝，又欺负臣下、侍从。他曾极为嚣张地表示：“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暴君加流氓的嘴脸，显露无遗。对此，李世民早有风闻，他无暇较真儿，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睁一只眼、闭一眼。拖来拖去，太子的野心日益膨胀，最终，和老爹争江山。没办法，只有废了他。贞观十九年，李承乾在幽囚中病死，岁数不大，属于夭亡。
二，护佑失措，骨肉相残。
李承乾夭亡，并非特例，其他孩子也没几个“善终”。悲剧的关键，当然不是生活条件和健康原因，事关大唐的政治继承人。既然没有规定谁是东宫太子，那么，哥儿几个便都有机会。因为，李世民登基就不是长子。游移不定的皇位继承问题，无形中加剧了儿子们党同伐异的政治野心。唐太宗也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便下了一道明诏：“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著为令。”
这套冠冕堂皇的官词，无法根除太宗诸子的明争暗斗。比如，第五个儿子李祐，成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地痞、流氓舞刀弄棒，外出打猎，正经事儿一点也不干。李世民确实惦记老五，便派敢于犯颜直谏的权万纪去调教儿子。想不到，李祐根本不买账，派此刻杀了权万纪，还拉起一帮人马，发动叛乱。结果，可想而知，只有死一条。算算李世民这十四个宝贝儿子：三个被杀，三个自杀，三个早夭，一个被“幽闭”，两个被废为“庶人”。只剩下第十三子——平庸无能的李福；第九子——后来的高宗皇帝李治。
三，识人不明，仓促交班。
在李世民的十四位皇子中，最终接班的李治能力实在是一般，甚至可以说是个色欲强、能力弱的窝囊废。情势所迫，恐怕唐太宗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因此，才把大权交给了李治。正因后来，阴盛阳衰，武则天才有机会走上颠覆大唐的权力颠峰。其实，在十四个儿子中，最具领袖潜质的当属第三子——李恪，很不幸，李恪背景太差，他母亲是隋炀帝女儿“大杨妃”。
李恪文武兼备，人品出众。李世民经常称赞这孩子很像自己，并想立为太子。但文德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等人极力反对，后借口“谋反案”，杀了无辜的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以李世民的英明神武，应该能识破这等雕虫小技，应该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心爱的儿子……可惜呀，李世民稀里糊涂地开了刀，误杀骨肉，历史也错过了这次选择贤明帝王的绝好机会。
唐太宗 李世民 (599-649)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为唐代第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四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李治,628年生,683年逝世,陇西成纪(今属甘肃)人。唐高宗皇帝。字为善,太宗第九子。公元650～683年在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皇位象征着权力巅峰，因此即使是亲兄弟，也会为了皇位不择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皇位有非常严格的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按照道理来说，只要皇帝的第1个儿子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皇位就会顺理成章的过渡到他的手中，但是面对权力的宝座，谁又会不动心呢？
因此手足相残，也是皇家兄弟们为了登上皇位必备的戏码。向大家所熟知的背负骂名的秦二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阴谋家，公然抢走了他哥哥扶苏的皇位，并让他的哥哥成为了刀下亡魂，也因此秦二世成为了后代人口诛笔伐之辈，而对于另外一个谋权篡位者李世民，人们却很少提他谋权篡位之事，甚至还时常歌颂他的功绩，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为什么同样的人做了同样的事，口碑却不一样，其实往往和两人之间的政治能力紧密相连。秦二世缺乏政治才干，无法带领强大的秦朝继续延续下去，秦朝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1个短命王朝，因此他自然成为了口诛笔伐之辈。
李世民虽然发动了叛乱，亲手结束了哥哥的性命，夺走了皇位，但是其政治才敢突出，又懂得收拢人心，因此他的政治工具以及能力远远超过了秦二世，如果李世民没有将唐朝带上新的高度，甚至和秦二世一样非常荒唐，那么他们两者的口碑将会并无二致。
总体上来看，为什么秦二世和李世民，在人民中的口碑完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的政治能力不一样，如果秦二世的确将秦朝带向了新的高度，那么他的口碑也不会这么差，甚至也有可能在李世民之上。
承乾者，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
武德二年，秦王妃长孙氏为李世民诞下了嫡长子。根据史书的记载，因为这位皇子生于太极宫承乾殿，故以此殿为名，取名李承乾，字高明。不过“承乾”二字虽为宫室之名，然而用作人名时却有着无比深意，是以“承乾”一名当为唐高祖李渊为这个嫡孙亲赐。
武德三年，尚在襁褓中的李承乾被封为恒山王。
武德五年，李世民将妻子的侄子、长孙炽之孙长孙家庆任命为李承乾的侍读。
武德七年，李承乾徙封中山王。而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将陆德明与孔颖达这两位儒学大师双双任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令他们教导李承乾儒学经典，所以李世民即位后，在册封太子的诏书中称承乾“早闻睿哲，幼观《诗》《礼》”，并非夸夸其辞。
同年，李世民又将长孙家庆的胞弟长孙祥任命为李承乾中山王府的功曹。
武德九年，李世民即位，是为太宗皇帝，十月癸亥，年仅8岁的李承乾被册立为太子。史书记载承乾“性聪敏”“特敏惠”，“丰姿峻嶷、仁孝纯深”，太宗非常喜欢他，而李承乾作为大唐的皇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万众瞩目的生活也就此开始了。
贞观三年，太子太师李纲因为脚疾只能乘着轿子进宫，于是李承乾亲自将自己的老师引上殿并恭恭敬敬地行礼，又向其虚心请教，态度极为礼敬。李纲病逝后，承乾又亲自为老师立碑。
贞观四年五月，唐太宗下诏令承乾“宜令听讼”，还说“自今以后，诉人惟尚书省有不伏者，於东宫上启，令承乾断决。”可见唐太宗已经在有意识地锻炼承乾身为储君的政治能力了，而这时候的李承乾不过12岁。同年，尚书右仆射杜如晦病重，唐太宗令承乾亲自前去慰问。
贞观五年，李承乾原本定于二月行冠礼，不过唐太宗为了不夺农时，将冠礼改在了十月。同年，李承乾生病，而从来不信佛也不信道的唐太宗却请了道士秦英来为自己的爱子祈福，等承乾病愈后，唐太宗又召度三千人出家，并特地修建了西华观和普光寺，还将狱中的囚犯减免了罪行，以此为儿子祈福。
贞观六年，唐太宗驾幸岐州，李承乾身为太子留京监国。八月李承乾来朝，唐太宗高兴之余大宴东宫官属，又赐帛各有差。
贞观七年，李承乾再次病重，唐太宗下旨请天竺高僧波颇为爱子祈福。承乾病愈后，太宗大喜之下赐了绫帛等六十段与及时服十具给波颇。同时也因为承乾多病，唐太宗为了不让他太辛苦，特别准许他不用多读书，只要和孔颖达评说古事即可。不过李承乾并没有借机放纵自己，反而更加展示出了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有一次唐太宗让他试着写一写治国的策略，结果他很快便写满了三页纸，内容很有价值，唐太宗看了后非常得意地向侍臣们炫耀说：“先论刑狱为重，深得经邦之要也。”
不过唐太宗也担心承乾“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于是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等人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而李承乾亦十分好学，不仅令孔颖达撰《孝经章句》，还让颜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完稿后又郑重上表，唐太宗对此大加赞赏，将之珍藏进皇家的图书馆秘阁内，并赏赐颜师古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
贞观八年二月乙巳，太子李承乾加元服，唐太宗因此大赦死罪以下，赐五品以上子为父后者爵一级，天下大酺三日，又大宴群臣，赐帛各有差。三月，唐太宗驾幸九成宫，九月丁丑，李承乾来朝。同年，李承乾召诸硕德集弘文馆讲义，又念及“皇帝为寡人造寺，广召名德”一事，特意请了普光寺高僧释道岳前来，甚为礼遇。
贞观九年正月甲申，李承乾娶秘书丞苏亶长女苏氏为太子妃，唐太宗为此大宴群臣，赐帛各有差。五月庚子，唐高祖李渊病逝，居丧期间，唐太宗下诏令太子监国权知军国大事，而李承乾“颇识大体”“颇能听断”，干得相当出色。六月己丑，朝臣恳请太宗上朝听政，唐太宗应允，不过“细务仍委太子”，之后唐太宗每每外出巡幸时，都是由太子留京监国。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渐渐病重，承乾忧心之下便请求大赦囚徒并度人入道，以期冀蒙福佑，却被长孙皇后断然拒绝。于是承乾不敢将请求大赦一事上奏，只告诉了自己的太子詹事房玄龄，朝臣闻之纷纷恳请大赦。虽然长孙皇后最终还是拒绝了大赦一事，但唐太宗却另辟蹊径，下令重修了三百九十二座废弃寺庙以此为爱妻祈福。然而如此感人肺腑的夫妻之情、母子之情，却终究还是没能从死神手中夺回皇后的生命。六月己卯，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享年三十六岁。
贞观十一年四月，李承乾于延兴寺造一切经。
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李承乾的嫡长子李象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唐太宗诏令天下见禁囚徒都降罪一等，内外官职事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各加勋官一转，天下大酺五日，又大宴五品以上于东宫。同年，李承乾集诸官臣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进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佛道儒三教学术交流，不仅太子本人“怡然大笑”，与会诸人也是“合坐欢跃”。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下诏令东宫置崇文馆。崇文馆，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专为太子李承乾所设置的学馆。崇文馆中的学士掌东宫经籍图书，以教授诸生，但凡课试举送，皆入弘文馆。
不过这时候的李承乾随着年岁既增再加上患了足疾，开始叛逆起来。于是唐太宗“搜访贤德，以辅储宫”，先后挑选了十余位老臣、名臣出任东宫辅臣，如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房玄龄、魏征等，又令刘洎、岑文本与马周递日往东宫，与太子承乾谈论。然而这些谏臣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合李承乾，一味的进谏是否能够将承乾已经出现偏差的行为纠正过来？因为通观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等人的劝谏就能发现共同点——这三人几乎是比着上疏，而且措辞是一个比一个凶狠，言语一句比一句锋利，最后却根本收不到期望中的效果。
贞观十四年，李承乾不过盖个房子，于志宁便上疏批评他过于奢华；李承乾和宦官玩乐，于志宁又上疏批评他，甚至将他比作秦二世。相比之下孔颖达更是激烈，他只要觉得李承乾一有不对的地方就立马犯颜直谏，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劝说过孔颖达，认为太子年龄既长，不宜总是当着面痛加批评指责，而孔颖达却表示我这样做“死无所恨”，结果是“谏诤逾切，承乾不能纳”。至于张玄素，那更是无时无刻不谏，言语之急切恨不得李承乾立刻听他的，至于结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
贞观十五年，李承乾私引突厥群竖入宫，再次惹来于志宁的上书。虽然李承乾因为害怕父亲知晓而只敢偷偷地暗着来，然而世上并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的儿子究竟在做些什么，唐太宗心里自然一清二楚。于是唐太宗下令让李百药等人侍讲于弘教殿，并嘱咐杜正伦要时时规劝太子注意言行。结果杜正伦在几次规劝无效后，便把太宗的话告诉了承乾，承乾一怒之下抗表闻奏，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质问杜正伦“何故漏泄我语？”于是将杜正伦贬为谷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后来又因承乾谋逆一事，将之流放驩州。
同年十二月，唐太宗驾幸洛阳，李承乾监国，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摄太子少师。庚子，唐太宗又命三品以上的嫡子皆出仕东宫。
贞观十六年二月，由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完稿，唐太宗非常高兴，如获至宝，不仅将这部著作收藏进了皇家的藏书阁中，还接二连三地大肆赏赐李泰——先是赐“物万段”，紧接着又每月赏赐大量的财物，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太子的规格，于是唐太宗干脆下诏取消了太子出用库物的限制。李承乾上表推辞，唐太宗答道：“汝家之冢嫡，国之储两，故有斯命，以彰有殊。……勉思守道，无烦致谢。”
九月丁巳，唐太宗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而此时的李承乾对宫中的一名太常乐人大加宠幸，唐太宗知道后自然将之收杀，结果承乾悲痛之下一连几个月称病不上朝，甚至对屡屡劝谏他的张玄素等人意欲痛下杀手。然而就算是承乾胡闹成了这样，唐太宗也不曾动过废太子的念头，甚至煞费苦心地将魏征任命为太子太师。此举的目的就是意在告诉众人，他是绝不会废掉承乾这个太子。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重，唐太宗亲自带着李承乾与衡山公主（高宗即位后改封为新城公主）到魏征的府邸探望。三月，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上表称：“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安天下之情。”唐太宗则答道：“我识卿意，我儿虽患脚，犹是长嫡，岂可舍嫡立庶乎？”
唐太宗并无易储的想法，然而李承乾却因为忌惮同样深得父亲宠爱且怀有谋嫡之心的胞弟李泰，在试图暗杀失败后，遂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都尉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结果事情败露。唐太宗痛心无奈之下，只得将其幽禁别室，又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勣、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参鞫之，事皆明验。
而通观历史上那些走上谋反之路并失败的皇子，下场往往只有身首异处这一种结局。但是轮到李承乾时，唐太宗却沉默了。
承乾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感到失望，为了将爱子栽培成为合格的储君，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然而李承乾逼宫谋反固然大错特错，但唐太宗终究还是爱着这个儿子，实在忍不下心来杀了他，可是自己又不能公然带头违反法律规定，这该如何是好呢？最后唐太宗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拿到了朝上，扔给了诸位大臣——你们说说，该怎么处置承乾？结果没有一个大臣敢回答。
因为关于皇子谋反一事该如何处理根本就无需商讨，按律当诛，可现在唐太宗却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询问要怎么处理李承乾之事，很明显就是在表示他根本不想杀了李承乾。最后还是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说道：“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于是唐太宗下令，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总算是保住了爱子的一条性命。而来济也因为此事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尔后在重新立储之际，唐太宗深知“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于是果断立了年幼却性格温和的李治为太子，目的就要能够同时保住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同年四月庚辰，李元昌赐令自尽，杜荷、侯君集等人尽皆伏诛，惟独主犯李承乾只被废为庶人。唐太宗在《废皇太子承乾为庶人诏》中感慨道：“况乎冢嗣，宁不锺心！”然而承乾这个曾经被寄予了深切厚望的爱子，终究还是叫他失望了。庚寅，唐太宗亲谒太庙，以谢承乾之过。九月癸未，承乾徙居黔州。
贞观十八年十二月辛丑，李承乾卒于黔州，唐太宗为之废朝，并葬之以国公礼。
纵观李承乾之一生，可以看到唐太宗纵然作为大唐帝国高高在上的天子天可汗，但是在面对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时，却只如同天底下千千万万个最普通的父亲一般，细心栽培耐心教导，特别是这个爱子将要继承自己的帝业，唐太宗更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
所以承乾不足6岁时，唐太宗便让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家陆德明教导他；所以承乾12岁时，唐太宗便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其处理政务的能力；所以在承乾年岁渐长不循法度后，唐太宗煞费苦心地想要将他引回正道，甚至一听说有人猜测承乾的储位不稳，立马将魏征任命为太子太师以绝众望；所以哪怕后来承乾犯下了谋逆这等滔天大罪，唐太宗伤心之余仍要绞尽脑汁保住他的性命，甚至在改立太子时满心都在为承乾的未来安危做打算。
然而，失去了太子之位的承乾没过多久便郁郁而终。而唐太宗对这个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爱子的离世究竟有多悲痛，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了，但是据说就在承乾去世后的这一年，唐太宗写下了一首《秋日即目》：
爽气浮丹阙，秋光澹紫宫。
衣碎荷疏影，花明菊点丛。
袍轻低草露，盖侧舞松风。
散岫飘云叶，迷路飞烟鸿。
砌冷兰凋佩，闺寒树陨桐。
别鹤栖琴里，离猿啼峡中。
落野飞星箭，弦虚半月弓。
芳菲夕雾起，暮色满房栊。
无论是惟见秋菊点缀花丛的寂寞冷清，还是别鹤、离猿这些意象所象征的哀愁，无不在暗示着唐太宗对已离开人世的爱子的深深思念。只是承乾已逝，曾经备受万众瞩目的大唐太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开元二十七年，李承乾的嫡孙李适之出仕唐玄宗的左相，李适之因为祖父谋反被废，父亲李象又遭武后所黜，葬礼有阙，于是上疏请求归葬昭陵之阙内。唐玄宗遂下诏追赠李承乾为恒山王、荆州大都督，谥曰愍，陪葬昭陵；又一并追赠了李适之之父李象为越州都督、郇国公，伯父李厥及亡兄李玭等人也“并有褒赠”，“褒册典物，焜照都邑，行道为咨叹”。
事隔数十年后，李承乾终于重新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自此长眠于昭陵，永远陪伴在父母亲身侧，再也不分离。
一代名君唐太宗
贞观政绩流芳千古
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虽然他在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远远比不上清朝的康熙和乾隆，但其业绩却是在历史上最杰出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的世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至今日本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的部）就是来源于唐朝中央的三省制。所以，后来人就用“贞观之治”来表达对唐太宗政绩的肯定和对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景仰和向往。
一、总结经验教训，选官任贤，大度纳谏。
唐太宗在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这主要是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因为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除了唐太宗的原来属下，还有李建成原来集团的人，在新的领导集团里，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原来互相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筹划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教训。对于隋朝的兴亡，唐太宗是亲眼所见，有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五十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靠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得很有道理，但后来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此作为自己任人唯亲高裙带关系的借口。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在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和唐太宗处于对立地位。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魏征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直谏说明他对唐太宗是很感激的。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教坏。”这原是说民间教育孩子的，是恨铁不成钢。这和魏征的进谏相比似乎不太恰当，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直言进谏说明魏征是真正的忠臣，不进谏只知道讨好皇帝的人才是历史上常出现的奸佞之臣、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对于官吏的个人品德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同时，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连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阎立本、欧阳询。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宽容也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来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在620年（武德三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还有 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确实是发自内心。在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做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独断专行的人，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术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二、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发展国家经济
唐太宗即位之后，在提倡接见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他最初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修建的，都很破旧。同时，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明确提出要求，即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都要严格遵守。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征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象样的正屋。
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适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个惨痛的教训，就是错杀了大臣张蕴古，唐太宗后悔不已。因此决定设立这项制度，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很多，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当时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三、和睦相处，融洽的民族关系
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也值得称道，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当时，北方有突厥和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少数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太宗积极用兵，在629年（贞观三年）派名将李靖讨伐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634年（贞观八年）大将段志云败吐谷浑。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攻唐，侯君集破敌，后又平定了高昌，建安西都护府。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军又败薛延陀部，薛延陀后来败亡。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过人之处是他的宽容，因为宽容，贞观时期的民族关系异常融洽。唐太宗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当时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采取和亲政策，著名的就是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和吐蕃的松赞干布结婚；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
在630年（贞观四年），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唐太宗同意了，后来就用“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诏书。到633年（贞观七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和唐太宗宴请群臣，李渊让颉利可汗起舞助兴，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异常热烈，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后来，在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我的才干并没有超过古人，但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的答案都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
在民族关系融洽的同时，唐朝的疆域也异常广阔，东西有九千五百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十八里。
四、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同时，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尤其巨大。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在631年（贞观五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唐家子”，现在的西方人有的仍然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美国著名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
多才多艺
唐太宗的诗文水平也很高，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的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都有相当的水平。
唐太宗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于骏马和弓尤其喜爱，为此还写了诗，如《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掠，啼猿映枝转。”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而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支箭，纷纷称奇，对他佩服不已。
对于马唐太宗更是偏爱，他有首《咏饮马》写的很有感情：“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因为对骏马的偏爱至深，在临死前唐太宗还要求在昭陵里刻上六匹骏马，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
唐太宗虽然诗文都有些成就，但他却不重文名，他一直禁止编自己的诗文集。清朝人后来将他的诗文编入了《全唐诗》和《全唐文》，共计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曾经说：“朕的辞令，如果对百姓有益的，历史总会记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没什么好处，编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陈后主（即灭于隋的南陈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于世，那个也没有能挽救其灭亡之厄运！做人主怕的就是没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对社稷有什么用！”唐太宗在这里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皇帝应该做什么，和文人应该做什么，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论今天听来仍然充满了真知灼见。
唐太宗的明智还表现在他为政的正确观念上，他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边，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来。
唐太宗的书法也有一定的水平，他最擅长的是飞白书法。他主要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注意对技法的研究，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和《笔意论》，从初学书法到深入都做了论述。 贤德后妃
唐太宗作为一代的名君，他的后妃中也有两个和他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一个是皇后长孙氏，一个是徐妃。
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精通诗文，也聪明贤惠，和唐太宗一样很有气度，是个母仪天下的典范。她最重要的贡献是防止外戚专权，哥哥长孙无忌本来就和唐太宗有布衣之交，后来一直跟随左右，玄武门之变中又是功臣。所以唐太宗最他最为倚重。但长孙皇后却总是要求唐太宗降低哥哥的官职，以免再出现汉朝吕氏和霍氏专权的局面出现。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到临终时还对唐太宗说要防范外戚专权。她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迹：“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认识得相当深刻，外戚专权不但祸乱朝政，也会殃及家族，长孙皇后确实是有远见的。
对于后宫的嫔妃们，长孙皇后非常体贴，有的嫔妃病了，她不惜停下自己的用药去资助她们，所以她在后宫里威信极高。后宫里的稳定也为唐太宗理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仅如此，在唐太宗发怒要惩罚因为进谏而冒犯他的魏征时，长孙皇后还极力规劝，而不是火上浇油，终于使唐太宗醒悟过来。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
长孙皇后和唐太宗一样反对迷信，也不崇信佛教，提倡薄葬，临死时要求不可厚葬，浪费钱财，依山而葬即可，不用起坟。死时她年仅三十六岁，葬于昭陵。
至于徐妃，即徐惠，也很贤淑知礼。在唐太宗后来兴土木时她还上疏劝止，不可劳师动众，在《旧唐书》里全文照录了下来。
晚年错误与反省
贞观后期，唐太宗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丽，前后两次，不听大臣们的劝告，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得不偿失。不但唐太宗得了病，因为要大量造船，结果引起农民起义，激化了国内矛盾。
还有奢侈现象增多了。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看史官所写的起居注，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大的历史错误，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不过，唐太宗毕竟是个名君，在晚年他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很难能可贵。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在636年（贞观十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了痈疮，此后一直调养，开始服用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现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到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吃了这个外国骗子的“延年之药”，结果使病情恶化。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丹药的毒性发作，终于不治身亡。享年仅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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