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有个超级聪明的大学问家,叫贾谊。他写了篇文章《过秦论》,标题的意思是说:讨论一下大秦帝国所犯的严重错误——之所以研究已经灭亡的王朝治政得失,是以史为鉴,警示来者,避免重蹈覆辙而已。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秦帝国一统天下之前,所面对的对手极其强大,大到了不得了的程度,当时秦帝国的对手,像什么苏秦、乐毅、吴起、孙膑、田忌、廉颇,无一不是英雄之辈。但这么多的英雄,在秦帝国的滚滚车轮之前,俱化尘泥。而后,当秦帝国一统天下,却突然冒出来两个布衣百姓——陈胜和吴广,这俩人说不过苏秦,吵不过乐毅,打不过吴起,算不过孙膑,拼不过田忌,斗不过廉颇,可是此二人轻抬腿,一脚就把个秦帝国给踹哗啦了,何以如此呢?
贾谊解释说:无他,功业相反也。啥叫功业相反也呢?古史理论学者告诉我们,就是秦帝国的政策没有依据时代变化而调整。以前,征伐天下时,难免要役使民众,劳力天下。但等到六合尽扫,四海归一时,就应该相应地调整政策,由战时管制向民生经济转变。秦帝国至少有两次大的时机,可以调整政策,稳定民心:一次是六国灭、四海一的始皇帝时代;另一次是始皇死、二世继的时候。但遗憾的是,秦帝国却放弃了这两次机会。
何以如此呢?答案说出来会吓你跳起来——就是因为,秦帝国太讲究“以德治国”了!
在老早以前的史学研究中,对秦帝国的治政风格,评论起来就一个字——暴!
所谓暴秦是也。但这是史学家的观点,不是秦始皇的。秦始皇认为,他德行深厚,恩泽天下。证据就是——秦始皇平灭六国之后,就成了一名勤快的好驴友,他行经天下,巡游四方。每到一处,就征召石匠,为他刻碑。碑文上,往往开头就称: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又或是立石刻颂秦德……总之,在秦始皇所下令刻的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儿,就是个德字。如秦始皇琅琊刻石,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也就是说,秦始皇对自己的评价,与史学家完全相反。史学家称其“暴”,而秦始皇则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才是圣帝大德。双方观点完全相反,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再研析秦国的暴政思想史,就会惊讶地发现:实际上秦国人比东方六国更关注于对“德”的研究。秦国历史上,进行过绝不会少于三次大规模的“德学”理论基础创建。
第一个下工夫研究并塑造秦国德政观念的,是商鞅。
商鞅,卫国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先去魏国找机会,没有找到,就去了秦国。见秦孝公,说以帝道,但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下次商鞅再见秦孝公,就说以王道,可是秦孝公又睡着了。最后一次,商鞅改说霸道,这一次,秦孝公听得来精神了。
商鞅摇头,明白了:秦国人只能接受三流的霸道。可霸道也是道,蜗牛也是“牛”!那咱就撸起袖子来干吧。
于是商鞅制定残暴的法令,限制秦国百姓随意迁陡,实行连坐政策,十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一人犯法,全家株连,一家犯法,十户株连。一时之间秦国风声鹤唳,血光弥天。
很多人就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抗议。商鞅就写文章与大家探讨,这些文字,有相当部分收入到《商君书》中。
在《商君书》第四篇《去强》中,商鞅掷地有声地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在这里,商鞅谆谆告诫统治者,一个国家,如果用善良的人治理邪恶的人,这国家就完了,没救了,非得灭亡不可。相反,如果这个国家用邪恶的人整治善良的人,OK,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希望,人民群众就会心花怒放、“喜大普奔”。用善良人治国,战争时会打败仗,和平时经济衰退;用邪恶的人治国,敌人来了会主动撤退,你打出去就会赢,会获得大批战利品。坏人当道的国家,国家就会富得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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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急政 秦始皇的事业,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的,这使秦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征。
在秦统一以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和土木建筑。秦始皇大大增加了对人民的征敛。据估计,当时全国的人口约为一千多万,而当兵服役的人超过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当兵服役的人脱离了农业生产,靠农民养活,这就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以供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以供衣服的严重局面,大大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为了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秦朝又推行严刑峻法以镇压人民,并且把数十万人民变为封建国家的囚徒。
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地主阶级凭借这个命令,不仅得以合法占有土地,而且可以用各种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土地被兼并的农民,不得不以"见税什五"的苛刻条件耕种豪民之田。农民生活悲惨,穿牛马之衣,吃犬彘之食,往往在暴吏酷刑的逼迫下逃亡山林,举行暴动。
这种种情况说明,急政暴虐激化了社会矛盾,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事业的同时,也造成了秦王朝倾覆的条件。所以西汉时的贾山谈到秦代"群盗满山"的情况时说:秦始皇在世时,他的统治已经在崩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公元前 210年秦二世胡亥即位。他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众者为忠臣"。他令农民增交菽粟刍藁,自备粮食,转输至咸阳,供官吏、军队以至于狗马禽兽的需要。他继续修建阿房宫,继续发民远戍。徭役征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困苦达于极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在农民酝酿反秦的时候,潜伏着的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也在俟机进行分裂活动。始皇三十六年(前 211),东郡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辞,就是这种分裂活动的征兆。
焚书坑儒。为了钳制人民的思想,接受李斯的建议,除了《秦史》、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外,下令将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此即“焚书”。由于百姓与士人不满,而言论遍布各地。有两个方士(以求神仙、炼仙丹为业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过失。秦始皇得知,派人去抓捕他们,他们已经逃跑了。秦始皇大为恼火,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很多人来。秦始皇下令,逮捕460多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由于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其余犯禁的儒生被流放边境。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旋即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还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各处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派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渡东海求神仙,耗资巨大。(‘楚义六帖’指徐福和童男女们在到达目的地(即现时的日本)之后一去不返,日本重臣秦氏为其后代。不过参考‘史记’与‘三国志’可知,此一说法在东汉之前并未出现。至于徐福即为神武天皇说,则除了年代不合之外,更是毫无文献可考。)后世多认为秦始皇好大喜功,性格暴虐,在他统治下民不聊生。
1、秦始皇不仅修建豪华宫殿供他享受,而且还为其死后准备了同样富丽堂皇的陵墓,由此便有了他苦心经营数年的宏伟工程骊山墓。
2、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便纵情享乐,贪恋酒色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姿其所好。
3、当其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时,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治,顺其自然的做了这么件让人胆寒又具有争议的焚书坑儒。
4、秦始皇为了不死之药,可谓费尽心思劳财伤民,可最终也未能如愿,秦始皇还是病死在巡游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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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徭役非常繁重,法律规定,男子17岁就需到官府登记,从此开始服徭役,直到60岁才能免除。修建长城、阿房宫、皇陵一系列劳财伤民的大工程。
史记中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
其规模之大,劳民伤财之巨,可以想见,在最后,建造陵墓的工匠在陵墓造成之后全部被活埋。有猜想是为了让后人不被挖到自己的陵墓,多么悲惨的一幕啊,可见秦始皇有多么的残忍。
而这只是其中之一,在秦始皇逐一打败六国期间每一次占领一个,就在咸阳建立一个该国的宫殿。长城的建立有个形容词来说是用百姓的血肉铸成的。
现代史学家范文澜认为秦始皇用了三百万人建立长城、阿房宫、骊山墓,长城用了五十万,阿房宫和骊山墓用了一百五十万,蒙恬大军三十万,其他凿水渠五十万,占了全国人口的15%。
在凿水渠的时候因为差点累死十万人,秦始皇差点把当时的水利专家斩了,而修建自己的陵墓却用了七十万人之巨,很多人据此把秦始皇描述成了一个只图自己享乐,不顾人民痛苦的恶魔。
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一直提倡“重罚少赏”,到了秦始皇手里成了“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在统一六国之后,全国的百姓匍匐在他的脚下的时候,恐怖的刑罚制造一种“黑色恐惧”。
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有意制造恐惧,视民为草芥,用法律作为皮鞭和屠刀,满足他永无止尽的丑恶的私欲,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
参考资料:-秦始皇
在秦始皇的统治时期,尤其是在建立中央集权后的十一年中,其施政特点是“急政”和残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和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了北伐匈奴和南平百越的大规模战争,并大兴土木,大搞迷信活动,重赋敛,严刑罚,穷奢极欲,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一、大兴土木,耗费民财民力
(1)兴修楼台殿阁。秦始皇兼并六国之际,每破一诸侯国,就绘制其宫殿图形,然后在咸阳北部的山麓中进行仿建。其区域北至甘泉,南至渭水,东临黄河,西到汧水,东西八百里。其中所建的离宫别馆、楼台殿阁,数不胜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载:“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而且“殿屋复道(连通殿阁的天桥),周阁相属”,并把原六国宫中的美女万余人以及钟鼓乐器玩好充实其中,用来满足秦始皇的淫逸腐化的生活。
统一后的第二年,即秦王二十七年(前220年),兴建“信宫渭南”,在渭水南所建的“信宫”又称咸阳宫,因位置居中,按天文星宿的中宫曰“天极”,因此又改称为“极庙”,通骊山,又建甘泉前殿,“筑甬道”(路两侧树高墙)至咸阳。
(2)兴修阿房宫。秦王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先王所留下的宫殿太小,同统一后的大帝国相比很不相称,因此决定在渭南上林苑中营建“朝宫”。由于规模宏大,需要分期修建,首先建筑前殿,即阿房宫。其规模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上可容万人,殿前广阔,排列十二铜人,并可树五丈之旗。周围设阁道,由殿前可直达南山(终南山),山上建有宫阙;殿后有复道过渭水到咸阳宫。之所以如此设计,是用以象征“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即秦始皇由咸阳宫过渭水达阿房,如同天帝由所居之“天极”(北极星座)过汉(银河),到达“营室”(星座名)一样。秦始皇以此把自己比作人间的天帝。如此奢侈靡费的豪华,反映了秦始皇的穷奢极欲。
(3)修筑骊山墓。自秦始皇亲政,就开始为自己修建死后用以享受的宫殿骊山墓,一直到秦二世时才完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征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骊山”,使用了大量的劳动力。骊山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多长。掘地穿三泉,然后灌入铜汁加固。墓中建有宫殿,设有百官席位,并藏有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墓室内还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机械使它流动;上具天文星宿。用人鱼膏作为墓室长久照明之用。为了防止盗墓,墓室内设有机关,自动射杀武器弩矢等。后来,当秦始皇沙丘之死运回咸阳下葬时,秦二世更为残暴地把后宫没有生育的宫女全部作为陪葬,为防止工匠泄露墓中机关,他们均被关入墓内。这一惨绝人寰的决定,虽然是二世所为,但也是秦始皇生前的打算。这两项工程用掉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北方的石料,南方的木材几乎被用尽,所以后来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
二、寻神仙,求长生之药统一后的秦始皇,由于大权在握,企图享尽人间的欢乐,因此怕死而求长生。一反过去的英明而变为昏庸,大搞迷信活动。由于秦始皇怕死,而那些以鼓吹懂星占、通鬼神、能求仙药的方士则投其所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到达齐故地东海之滨,齐人徐市(又名徐福)上书说:
“在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上住仙人。”秦始皇听后,拿出巨万钱,派出数千童男童女随同入海求仙。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再次东巡到碣石,又让方士燕人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二仙人;又派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去寻神仙,求长生不老药。方士自知无从得仙药,因此卢生等又骗秦始皇以“微行”,然后可得仙药,演出了一场场自欺欺人的闹剧,耗费大量财力,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三、修驰道,控制全国秦统一全国,领土扩大,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供秦始皇巡行全国各地,在数年之中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统一后的第二年,即秦王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到燕(河北、北京一带)、齐(山东半岛及沿海一带),南至吴、楚(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路面宽五十步,顺路每三丈远植松树一棵。又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蒙恬北伐匈奴后,修筑了自咸阳往北,经上郡到九原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此外,对西南地区,在四川还修筑了五尺宽的“五尺道”和为了穿越岭南而开的“新道”。驰道的修筑,在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却是在连年不断调动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中急速完成的。
四、重赋役,严刑罚战国时期至统一后的秦国,人口约为两千万。而秦始皇所征的徭役,按修阿房宫、骊山墓为七十万人,北筑长城五十万人,南戍五岭五十万人,再加上修驰道也不下几十万人,总数可估算为二百万人;在兵役方面,蒙恬所率大军三十万,尉屠睢所率大军五十万,再加上各郡的与戍边的军队也不会少于一百万。综合徭役和兵役的人数多至三百余万,这个数字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二十,而且都是丁壮劳动力。因此虽然经济政策是“上农”,但农业经济的发展却因繁重的徭役、兵役而遭到破坏。在“力役三十倍于古”的情况下,生产上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因此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甚至“男子披甲,丁女转输”。
更为严重的是戍边者十之五六不能生还,服徭役的人多数或死于途中或死于工程之中,造成了白骨累累的惨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秦始皇为维持他的庞大官僚机构和军队以及满足他的奢望,要“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进行横征暴敛。当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被剥夺,以供其急政之需,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
在暴政统治下的人民,此起彼伏地进行着各种反抗。因此出现了在秦王三十六年,当一颗陨石落到东郡时,有人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事件。秦始皇知道后,由于抓不到作案者而把附近居住的人全部杀光。为了反对繁重的徭役和赋税,人民则“贺死而吊生”以示反抗,并流传民谣,说“渭水不清口赋起”,讽刺其横征暴敛;人民还控诉了修长城所带来的灾难,流传着“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的歌谣。人民在承担不了繁重徭役的情况下,还直接咒骂秦始皇:“阿房阿房,亡始皇。”甚至有人于公元前211年在华阴的平舒道拦截皇帝使者说:“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
阶级矛盾在逐渐激化。秦始皇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独任狱吏”“轻罪重判”造成“赭衣(犯人穿的红褐色罪衣)塞路,囹圄(监狱)成市”的局面,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五、秦始皇五次巡行和沙丘之亡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一年中,对全国进行了五次巡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此宣赫皇帝的威严和功业,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1)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即统一后的第二年,开始了第一次巡行。由咸阳向西,经陇西地区到鸡头山(甘肃平凉西),然后返回咸阳。这次西巡,因为秦起家于西方,穆公时霸西戎,孝公时又曾移风易俗。如今天下一统,秦始皇要把“皇威”通过巡行而影响到西部地区,尤其使西部地区居住的各少数民族能安于臣服,以此来安定秦的后院。
(2)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进行第二次出巡,向东和东南巡行。
这些地区是原六国的地域。东行郡县一直到达齐地邹峰山(山东邹城南),登泰山举行“封禅”,并刻石碑,颂扬秦统一天下的功德。之后,从琅琊南行到彭城,听说象征权力的周鼎沉没于泗水之中,始皇斋戒祷祠,令一千人下水寻周鼎,结果一无所获。又南下渡淮水到达衡山、南郡。又浮江南行,至湘山祠,遇风浪不能渡江,以为是湘君神所阻,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演出了一场人神大战的闹剧,以显示他可以与神搏斗,用以神化自己的皇权。然后由南郡经武关回到咸阳。
(3)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进行第三次巡行,仍然向东。这说明东部地区在统一后并不稳固。当巡行到阳武博浪沙时,遭到了原韩国公子张良和力士的狙击,以铁椎误中其副车,狙击未遂而逃走。秦始皇为此下令天下大搜查十天。又继续东行,然后转向西北,经赵的故地,沿漳水,过上党郡回到咸阳。
(4)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进行第四次巡行。路经原韩、赵、魏、齐、燕等故地,东达碣石。一路看到各地仍保留着割据时期的城防和“以邻为壑”的堤防,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不利于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在巡行中下令拆除。到碣石后,在刻石中特著其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返回时,由碣石西向,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至上郡,一路考察了北方与匈奴接壤的边境,为北伐匈奴做了准备,然后回到咸阳,随即派蒙恬率军北伐匈奴。
(5)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进行第五次巡行,也是最后一次巡行。秦始皇由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及其少子胡亥随同巡行,方向是向东南地区。由咸阳出武关至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到钱塘,在浙江改由狭中(浙江杭州富阳区)渡水登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又从会稽北上,由江乘(江苏镇江北)渡江,经海路北上到琅琊,取道临淄西归。行至平原津(山东平原县南)得了重病,因秦始皇怕死,更忌讳说死字,因此群臣“莫敢言死事”。秦始皇病情日益加重,最后只好安排后事,令中车府令赵高给在蒙恬军中的公子扶苏写信,叫他赶回咸阳参加葬礼。信还没有交给使者送出,于七月丙寅日死于沙丘平台(河北巨鹿东南),终年五十岁。赵高、李斯和胡亥趁秦始皇死于外地之机,篡改了秦始皇给公子扶苏的书信,发动了沙丘政变,扶持胡亥即位为“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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