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鲁国堕毁三桓私邑的事件堕三都

堕（通“隳”huī，意为毁坏城墙）三都，春秋时期鲁国堕毁三桓私邑的事件。三都是季孙氏的费邑、孟孙氏的郕邑、叔孙氏的郈邑。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为了加强君权，派仲由堕毁三都。季孙斯和叔孙州仇、仲孙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势力，也支持堕三都。叔孙氏先堕毁郈邑。费邑宰公山不狃起兵反鲁，率军攻入鲁国国都曲阜，鲁定公和季孙斯（季桓子）、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叔孙州仇（叔孙武叔）躲在季氏之宫，武子之台。孔子派申句须、乐颀率军击败公山不狃，公山不狃逃到齐国。之后，郕邑宰公敛处父反对堕毁郕邑，使三桓开始反对堕三都。堕三都最终失败，孔子不久之后，也离开鲁国，周游列国。

周朝有一条规定，贵族诸侯的城墙不得超过18尺，为了防范他们日后造反，建立了这条规定。但是，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末的诸侯国鲁国中的三位国相“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掌控国家大势，不理这条规定。儒家学者孔子对这一幕很看不过去，所以联手国君鲁定公开始了“隳三都”行动，也就是推掉三桓家里多出18尺的部分，但推去两位国相的城墙后，齐国军队守在了鲁国境外不远处，如果鲁定公带军队去推掉最后一位国相的城墙，齐国就会攻进首都来，堕三都行动就此半途而废，同时也暴露出孔子和三桓成为了敌人，孔子不得不中断仕途和救国理想，与弟子们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

春秋左传13——鲁国（三桓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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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三桓之乱。所谓的“三桓”，分别是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都是鲁桓公的后人。他们贵为鲁国大夫，位高而骄。
? ? ? ? 三桓在鲁国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这种影响由春秋延续到战国前后，持续了250多年。三桓同宗同族，在对待公事的立场上基本一致 为维护其专权地位，三家总是勾结在一起相互支援。正是由于三家密切合作，才得以长期控制鲁军与鲁国政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三环之间就是亲如兄弟，其实自庆父、叔牙、季友起，三桓便是以手足相残而闻名。季友就曾逼叔牙饮毒自尽，逼庆父悬梁自尽。其后三家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一直在不断的斗争。
? ? ? 三桓作乱发生在公元前517年。庆父、叔牙、季友的八世孙们视鲁君如无物。尤其是季孙氏更是对鲁昭公尽情侮辱，最终逼走了当时的国君鲁昭公。迫使流亡于其境之间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客死异乡。
? ? ? ? 像三桓这样的是大幅在春秋兴盛有其原因，周天子的衰弱使得诸侯王的权利得以解放，摆脱了周天子的禁锢。但同时也失去了周天子的保护。诸侯国的王为了自强不得不加强本国卿大夫的权利。卿大夫的意见对诸侯国国君相当重要，于是春秋时期各国都形成了卿大夫掌握大权的局面，只是程度各异而己。鲁国在卿大夫执政方面比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所以就形成了所谓的三桓专政。
? ? ? 不过在三环的家族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正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贡献，才使得三桓专政有较好的执政基础，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赢得其他国家的赞许。三桓在鲁国的势力到战国初期即由盛转衰一次销声匿迹。好像消亡的非常的突然，但是他们内部斗争应该是衰败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国家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诞生在鲁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三桓”问题？

桓公生子同、庆父、叔牙、季友。子同即鲁庄公，生子般。鲁庄公病危时向叔牙询问继承君位者，叔牙举荐庆公，季友则表示誓死支持子般。为了除掉异己，季友派针季送毒药给叔牙，威胁说：“饮此有后于鲁，不然，死且无后。”叔牙不得不饮鸩自尽。季友将叔牙后代立为叔孙氏。鲁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鲁庄公去世，子般即位。十月己未，庆父派人刺杀了子般。季友逃奔到陈国。庆父立鲁闵公。第二年八月，在鲁闵公的请求下和齐国的支持下，季友返国。是年冬天，齐国仲孙湫视察鲁国内乱，回去后说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鲁闵公二年，庆父派人刺杀了闵公。但此时鲁国国内对庆父一片反对之声，庆父不得不仓皇逃到莒国，而季友带着鲁僖公从邾国回来，立僖公。季友贿赂莒国以求得庆父，莒国把庆父送回。庆父派弟弟公子鱼去请求季友宽恕，被季友一口拒绝。公子鱼哭着返回，庆父听到哭声，叹息道：“奚斯之声也。”（注：奚斯是公子鱼的字）于是就自缢了。季友立庆父后代为孟孙氏。关于季友之名，有段传说。季友将出生时，鲁桓公让人占卜，卜者说：“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季友出生时手上居然有个“友”字，于是鲁桓公给他取名“友”。 季友辅佐鲁僖公励精图治，其时鲁国相当强盛。《诗经 鲁颂 閟宫》就是歌颂鲁僖公的。 季友去世后，其孙被立为季孙氏。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皆为鲁桓公的后代，所以被称为“三桓”，在政治上互相支持，联合执政，而大权则落在季孙氏的手中。季孙氏自季文子（季友之孙）开始，季武子（文子之子）、季平子（武子之孙）、季桓子（平子之子）、季康子（桓子之庶子）相继执政，鲁国实权皆在其手中。季文子，字行父，历相宣公、成公、襄公。当时公孙归父欲除去三桓，被他驱逐。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一度为晋国拘留。季武子，名宿。鲁襄公十一年即公元前562年，三桓三分公室，建立三军，各领一军。鲁昭公五年即公元前537年改为二军，四分公室，季孙氏得二分。从此，鲁国由季孙氏专权。鲁国三桓四分公室，说明中国新型封建阶层开始战胜落寞的贵族阶层，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已开始转型。

NO6·尚友古人

3月26日，周六，阴，13至17度

孟子对万章说：“一个乡的善士就结交一个乡的善士，一个国家的善士就结交一个国家的善士，天下的善士就结交天下的善士。认为结交天下的善士还不够，又上溯讨论古时候的人。吟诵他们的诗歌，研读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行吗？所以要讨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是上与古人结交。”

孟子所谓“尚友”，与陈寅恪“立说与古人处同一境界”相近。其意是，要把具体的人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观察、理解，由此来考察其思想之所由、观点之所指，把握其人格的统一性，哪怕时时处于矛盾、分裂，也由其所忠执的信念所致，仍能找出一条纵贯其一生的精神主线，这才是真正读懂古人。

我已将《孟子》读了不下十遍，《论语》读了不下五十遍。古时后人著书无非在解读前人。在“尚友”上，孟子为我们做了极好的典范。他为孔子所作的注脚，无疑让世人折服一一他是最懂孔子的人。

通常我们眼中的圣人都有自己鲜明的处世原则，抑或有博施济众的功业。孟子在《万章篇》中就列举了三位的圣人。第一位是伯夷。孟子说：

伯夷，眼见不得丑恶的景象，耳听不得丑恶的声音，不够格的君主不事奉，不够格的民众不使唤，世道太平就做官，世道昏乱就退隐。暴政产生的地方，暴民栖息的地方，他都不愿停留。他认为与横暴之人在一起，就好比穿戴朝服坐在污泥之中。当殷纣时，他居住在北海之滨来等待天下清平。后来周武王夺取商纣政权，他认为武王是篡位之君，就跑到首阳山上，饿死都不食周粟。所以听闻伯夷风范的，贪鄙者会变得廉洁，懦弱者会立志坚定。

第二位是伊尹。孟子说：

伊尹说：‘任何君主都可以事奉，任何民众都可以使唤。’世道太平做官，世道昏乱也做官。他说：‘上天生育这些民众，让先明理的人启发后明理的人，让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所生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上天的道理来启发上天所生的民众。’他觉得，天下百姓如果有没有受到尧舜之道恩惠的，就如同自己被推入沟壑里一般，他自己把天下的责任承担得如此之重。

第三位是柳下惠 。孟子说：

柳下惠不以事奉滥污国君为耻辱，不以自己官职卑微为低下；进身任职不隐蔽自己才华，必定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遭到抛弃不怨恨，困于贫穷而不忧愁。他和乡里平民在一起，悠然自得而不忍心离去，说，“你是你，我是我，纵然赤身裸体站在我旁边，怎么能玷污我呢？”所以，听闻柳下惠风范的，鄙吝者宽容，刻薄者敦厚。

前三位圣人对任何人事都亮明自己原则，但孔子似乎就不是这样。孟子说孔子：

孔子离开齐国时，捞起下锅的米漉着水就上路了（走得匆忙、决绝），而离开鲁国时，却说，慢慢走啊。一步三回头，这是离开自己的祖国。孔子这一生行事似乎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能短暂就短暂，能长久就长久，能退处就退处，能做官就做官。他年轻时干过仓库保管员、牧牛放马等粗活。办私学声名日隆，乡民们都劝他出仕，他却说“从吾所好”。后却出尔反尔，做了鲁司寇。又因鲁国的祭肉没送来，而辞官别国。到了卫国，受到卫君礼遇，却只当他作花瓶，他也忍得，却因卫君某日一个不好的脸色而离开。他周游列国十四年，一直想得到诸侯国君的任用，可当他最后辗转再次回到卫国时，卫国新君想重用他，却又不愿出仕，只享用卫君供养。

若说孔子像柳下惠不择人而处，他在周游途中却屡次义正词严地拒绝小人的拉拢。若说孔子像伯夷洁身自爱，他却在鲁“三桓”执掌的篡权朝庭出仕，甚至还想接受判乱家臣抛来的橄榄枝。至于伊尹博施济众的圣举，孔子也只是在任鲁司寇其间小试牛刀。他整天将复兴周道挂在嘴边，而为复兴周道所做的贡献，也仅仅局限于整理文献、传道授业等文化工作，无建功立业的实质作为。这一切看起来前后矛盾，毫无定律可循。

可孟子在给上述四人定性时称：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伯夷，是圣贤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贤中的尽责者；柳下惠，是圣贤中的随和者；孔子是圣贤中的识时务者。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孟子也将孔子推为四者之最，说：

“金声玉振”，多地孔庙大堂的匾额就赫然写着这四个字，出自《孟子》。孟子说，孔子是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就好比奏乐时，敲钟起音、击磬收尾。敲钟起音是井然有序地发端，击磬收尾是井然有序地收尾。井然有序地发端是智的做法，井然有序的收尾是圣的做法。智就好比技艺，圣就好比膂力。犹如在百步以外射箭，射得到靠你的膂力，射得中就不是靠你的膂力了。

在孟子看来，前三位圣贤都有他们突出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局限。伯夷只接受清洁的世界，柳下惠出淤泥而不染，却无改造世界之志。伊尹是因有权位才有作为。假如伊尹不是辅佐五代商君的国相，只是一个像孔子这样身份卑微的下士，他就不可实现为“天下任”的抱负。假如柳下惠坐到伊尹的高位，他也干不出伊尹这番功业。假如让伯夷在柳下惠污浊的环境里待上一天，非死即疯。可是在孔子的一生中，有过伯夷的时刻，有过柳下惠的时刻，也有过伊尹的时刻，他在任何境遇下都能过得从容自如，凭靠的是应时而动的智慧。而伯夷、柳下惠、伊尹三人都是膂力（执念）有余，技艺（智慧）不足。

也许有人会问：应时而动，不就是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小人吗？都说儒家是入世之学，在我未读《论语》以前，也一直将孔子等同于厚黑学。读了之后，才明白，孔子与小人的区别：小人无原则，孔子变化的外表下也有坚不可摧的原则，孟子将之注解为：

孟子说，“任官职不是因为贫困，但有时是因为贫困；娶妻不是为了奉养父母，但有时是为了奉养父母。因为贫困而任官职，推辞高位担位低职，推辞厚薪接受薄俸。推辞高位担位低职，推辞厚薪接受薄俸，什么职位适宜呢？守门、打更。孔子曾当过管仓库的小吏，只是说账目不错就可以了。曾当过管畜牧的小吏，只是说牛羊茁壮成长就可以了。职位低而谈论高位的事务，会招罪。在朝堂上任职而大道得不到施行，是耻辱。”

孟子所说的就是孔子择业的原则。孔子年轻时为维持生计当过一些小吏。后来办私学能养活自己，就不愿为污秽的朝政服务。所以，当乡民们嘲笑他“博学而无所用时”，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35岁时，“三桓”将鲁昭公驱逐出国。孔子实在无法忍受“三桓”大逆不道的行径，也追随昭公跑到了齐国。他在齐国对齐景公说了一大套治国理治的方法，得到景公的赏识，但很快遭到贵族们的排挤和诋毁，陷入危险之中，所以他“接淅而行”，提起刚淘的米还滴着水就急匆匆地逃回鲁国。这也给他深刻教训，即孟子所说的“位卑而言高，罪也”。他做官是为了施行大道，倘若没有相应的高位，就不可能实施他的理想，做官就没有意义了。于是他回到鲁国后专心教学，不再动出仕的念头。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以至于鲁国当时得势的陪臣阳虎都上门送礼想聘他辅佐国政。他不愿为叛臣服务，故意回避。这也使他意识到他在贵族阶层中已有很高威望，足以谋得高位施行大道了。所以，他接受了季桓子的聘用，出任鲁司寇，展示了自己出色的政治才干。他是以复兴周礼为己任的，断容不得鲁国当时“三桓”篡政的违礼局面，于是说服鲁定公“堕三都”（三桓的都邑），削夺“三桓”权势。可鲁定公是个意志不坚定的人。孔子借三都的家臣作乱为由堕了二都后，第三都的孟氏反应过来，孔子明为帮他们惩治逆臣，实是帮定公夺权。于是“三桓”就开始敷衍定公，定公见计谋败露，也只好不了了之。邻国齐国也怕孔子执政，使鲁国强盛，就送来宝马美女腐蚀鲁国权贵。鲁君日夜醉在逍遥乡，更是将孔子晾在一边。甚至祭肉都不给孔子送来，也就等于宣告开除孔子公职。

孟子的弟子问：“古代的君子怎样才出仕呢？”

孟子说，就职有三种情况，离去也有三种情况。迎请时恭敬有礼，有所进言就准备照他说的去实行，便就职；如果礼仪态度不错，所说却不实行了，便离去。其次，虽然没有接纳他的进言，迎请时恭敬有礼，便就职；如果礼仪、态度差，便离去。最下的，早上没吃，晚上没吃，饿得不能走出屋门，国君知道说：‘我作为君长不能实行他的主张，又不能听从他的进言，使他在我的国土上挨饿，我觉得羞职。’要给予他周济也可以接受，不过是免于死亡罢了。

孔子有因见道义能施行而任官职，有因礼遇而任官职的，有因国君养贤而任官职。当初他任鲁司寇，是当权世卿季桓子恭敬聘他为官，并能听从他的进言施行他的政治主张而出仕，即“行可之仕”。后来不再信任他，连基本礼仪（祭肉）都不给，他就离开了。周游到卫国，卫灵公虽只视其为花瓶，并不听从他的政治建议，但奉禄与鲁司寇同，对他恭敬有加，所以孔子就职于卫，即“际可之仕”。后因有一次卫灵公问他“排兵布阵”的事，他说他只懂祭祀之礼，不懂军事。卫灵公就抬头看天上大雁，不再理他。孔子就离开了卫国。若干年后，他又回到卫国。此时灵公已去世。卫孝公继位。卫孝公是灵公的孙子，灵公的儿子正逃亡在外，并欲谋回国夺取政权。孔子认为卫孝公这个君位是“名不正言不顺”，卫孝公想聘孔子这周礼大师为其执政正名。孔子不愿。他不在卫国出仕，但接受卫君供养，成了“公养之仕”。

在孟子的长篇大论解说中，我看到孔子无可无不可的生存表相下有一条贯穿始末的中轴线。他并不是强硬地固执原则，而是一直柔韧地等待时机。他的智慧就体现在忍耐。记得《圣经》里有句话： “爱是恒久的忍耐” ，为天下的生民，他可以等、可以忍、可以屈、可以死、可以被误解、可以被嘲笑、可以在无望中一直希望着……突然为孔子执着救世的热肠感动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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