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掌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宦官当权的混乱局面,并且形成了西厂这样一个由太监组成的特务组织。明朝做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是什么原因,使它出现了宦官当权的局面呢?以往的封建王朝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太监当权呢?到底什么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天就来为大家解惑。
历数各朝代的权力分层
有史记载以来,夏、商、周、皆属于奴隶制社会,天子把自己的领土分封给各个诸侯,由各位诸侯王代替自己掌管天下,皇权相对来说不够集中,所以才会出现后来的各路诸侯并起,形成了分裂长达五百多年春秋战国时期,直到秦王嬴政凭借着国力的强盛,最终一统江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嬴政统一天下之后,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处理国家政务,在地方废除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度的首次出现,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中国大一统的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汉朝时依然沿用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丞相手中已有较大的权利,为文官之首,掌管政治事务。到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巩固皇权,削弱相权,尚书令的地位大幅提升,其作用是代替皇帝处理天下奏章,可谓是职轻权重。西汉成帝时期,由于朝中政务繁忙,尚书令成为对皇帝负责执行一切政令的首脑,到了东汉时期尚书令则变得权职重大。
隋唐朝时期,实行三省六部制,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成为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尚书省的地位很高,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尚书令则为尚书省的长官,宰相职。宋朝时期,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增设参知政府为副相,统称执宰,与宰相合称“宰执”,相权大幅缩水,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明朝时期宦官当权,朝局混乱
明朝时期,皇权已经高度集中,朱元璋罢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亲自处理政务。从这一点上来说,朱元璋是一个极为勤劳的皇帝,但由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的奏章等着批阅,也常常发觉力不从心。让一个现代的人去处理这些东西都会觉得头皮发麻。
朱元璋做为一个打天下的皇帝,深知天下得之不易,所以如此勤劳。然而他的后世子孙,体会远没有朱元璋这么深。面对着如此多的政务要处理,他们不是选择不上朝,就是要逃出皇宫。比如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竟然有二十年都不上朝,一心只想炼丹成仙,长生不老,哪怕文武百官跪在外边求他上朝,他都不理会。再比如明武宗朱厚照,不想当皇帝,只想做一个大将军,一心只想外出打仗,其实是为了逃避大量的政务。
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有些皇帝就让身边的人替自己工作,比如太监。因此就给了宦官们把控朝政的机会,诸如魏忠贤此类的太监。到了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时期,由于他酷爱建筑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所以根本不理朝政,甚至到了厌恶的程度。魏忠贤借机排除异己,扩充实力,专权误国,让原本就羸弱的国家变得更加满目疮痍。
宦官当权的根本原因
明朝之所以宦官当权,朝局混乱,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朱元璋罢了中书省,废除了宰相制度,没有人代替皇帝处理政务才导致的。倘若没有废除宰相制度,而是学习宋制,分化宰相权利,其它政务机关正常运转,也不至于让宦官当权,民不聊生。大家怎么看呢?
在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史中,明代与东汉、唐代被视为是“宦官之祸最烈”的三个王朝,而在这三个王朝中,又以明代宦官之祸最为严重。
汉、唐虽有干预朝政的宦官,却没有宦官专权的朝廷。而在明代的朝廷,宦官可谓是无孔不入,他们是既掌政,又掌财,又掌刑,又掌军,是名副其实的朝堂上的实权派系。
首先是掌政。众所周知,封建时代,宰相及六部长官向来就是全国的最高政务长官,他们替皇帝处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军政事务,只需向皇帝负责,只需听从皇帝的命令。但是,到了明代,因明朝皇帝多不喜政事,除事关国运的事情,他们不得不出来处理外,其余政务却多交由宦官处理。
于是,在明朝皇帝的纵容下,宦官“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他们赋予宦官批红权,让宦官来决定内阁所提交的“票拟”是否通过,如此也就导致“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在明中期后,多数时间宰相(阁臣)及六部长官都不得不受制于宦官,“听从”宦官的吩咐。
明代皇权、宦权、相权的相互交错
其次是掌财。在明代,天下臣民所缴纳的财物赋税要先充盈内库,然后才入太仓。“内库”始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属皇家私库。它拥有内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裤、戊字库、赃罚库、广盈库、广惠库、天财库、供用库等十二个库房。内库建立之初,朱元璋希望它能“积为天下之用”,在国家财政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出手拯救国家财政。
然而,自明中期后,因武宗、世宗等诸帝对财富的渴望,他们不仅屡次拒绝调用“内库”的财富去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财政,更甚者他们还不停地从国库“太仓库”调取银两来满足皇室奢侈的生活,他们借助着手中绝对的权力将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划为己有,存入内库中,这期间金花银、太仓库银、矿银、杂税银、赃罚银等各项原属国库的赋税,皆被他们以各种理由划入内库,用于满足皇室那奢侈的生活。
如此,自明中期后,在明诸帝的“努力”下,内库是储存着全国近乎三分之二的财富。而在当时,掌管内库的就是宦官,因此,借着内裤的财富,宦官完全就可以左右明代的经济。此外,在明晚期,明皇帝为了更加方便自己掌控全国经济,同时也为了更方便自己的掠夺,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由宦官掌控的“户工总部(崇祯朝,改“户工总理”)”的衙门,这个衙门总署户部、工部之权,位于户部、工部尚书之上,总督明朝内外经济事务。由此,借着这个衙门,宦官更是可以直接掌控明朝的经济。
此外,明时,从正统六年开始,明皇帝多会委派宦官会同三法司官员定期录囚(对在押犯的情况进行审录,并决定是否宽大处理)。而在当时,因宦官的势力已十分庞大,因此在录囚的过程中,三法司官员多“俱视中官意,不敢忤”,宦官说有罪,三法司就认为有罪,反之宦官认为没罪,那就没罪。
最后是掌军。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诸帝多会派宦官前往各地担任镇守和守备,去执掌一地兵权,以此来帮助自己掌控全国军队。此外,也是从永乐年间开始,每当朝廷有军队在外征战时,明朝皇帝也会派遣宦官前往监军,监督各路人马,而因其是皇帝指派的,所以宦官往往是能直接掌控出征军队的。
如上所说,可以说在明代,宦官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几乎可以说是掌控了整个朝廷。最强盛时期,如英宗年间的王振专权时期、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时期、武宗年间的刘瑾专权时期、熹宗年间的魏忠贤专权时期等,在这些时期,就连内阁(最高决策机构)都不能与之抗衡,更甚者还有“跪舔”的时候,如武宗时期,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皆都附庸于刘瑾,甘愿为他所驱使。
明代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之后,六部事务由皇帝一人处理。内阁负责给出意见,皇帝审阅之后下?朱批?。到了中后期,朱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太监实际上代行了部分皇权,因此势力坐大。
明朝初期,朱元璋杀掉蓝玉之后,就不再信任宰相。原来六部汇总的公文,全部要经宰相的手来办理的,后来只有皇帝自已亲自批复。
朱元璋和朱棣都是工作狂,他们干起正事儿来可以不眠不休,可是后代的帝王们,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应付得过来呢。
明朝皇帝办理公务的流程,一般是地方上先上折子到六部,然后交由内阁给出意见。皇帝只需要阅览六部的意见,再用朱砂颜料写上同意或者否决,或者?留中?不办即可。
但是由于全国每日上报的奏折数量巨大,这样的事务其实属于?简单重复的劳动?。由皇帝本人亲力亲为,还是感觉有点繁琐。于是就找身边亲信的太监代为处理。
负责这项事务的太监从司礼监调任,一般称作?司礼监秉笔太监?。其职务原来属于司礼监的二把手。
一把手叫作?掌印太监?。但是因为工作性质太特殊,批阅的全是?国家大事?,后来二把手的权柄早已超过一把手了。
大家翻历史书可以看到,明代宦官中最高掌权者,一般职务全称是?提督东厂兼司礼监秉笔大太监?。也就是说,明代宫中的最大的太监,不光掌握了皇家最神秘的特务机构,还代行了一部分帝王的职权。
对于全国各地的政务,甚至是军情,无论内阁的智囊们议政议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太监都有权决定办或者是不办,及时办,或者?留中?给你拖着不办。
基于这些原因,朝中大臣,甚至是皇亲国戚想要办事,都必须向大太监行贿,才有可能办得成。所以明代的太监权势熏天,是因为当时的权力组织方式,出了点儿问题。
明朝的宦官专权与厂卫肆虐,是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明朝初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专权的弊病,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又立铁牌于宫门,铁牌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还严禁宦官读书认字,交通外官,只令其备宫中洒扫奔走之役.认为此等人不可用作心腹、耳目.那时,宦官是无权可专的.
到明成祖时,情况就不同了.他以藩王起兵夺取皇位,曾得到宦官的支持,即位后反对派也多,所以宦官受到重用,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同上).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规定:司礼监①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他废除祖禁,首次在宫中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习年幼的宦官.从此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但由于这几个皇帝尚能亲理朝政,对宦官约束较严,宦官还不敢专横跋扈.
到明朝中期,最高统治集团日渐腐朽,从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愦无能之辈,尽管他们仍然抓住高度发展的皇权不放,但已经没有能力像他们的老祖宗那样亲自使用这个权力了.无能引起的猜忌与恐惧使他们对大臣愈来愈不信任.于是,已经获得皇室信任并有了某些大权的宦官,便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利用与皇帝朝夕相处的有利条件,乘虚而入,极力迎合,讨得欢心,骗取信任,成为皇帝的耳目、心腹,进而向皇帝施加各种影响,改变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变为傀儡,形成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宦官专权始自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他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委政于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和杨士奇.三杨年高望重,又有太后支持,宦官还有所顾忌.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太后病故,三杨一死二病,英宗年少骄纵荒淫,不问政事,大权逐渐旁落于宦官之手.其时专权的宦官叫王振,他少年时入宫服侍朱祁镇,祁镇即位,王振得宠,被任为司礼监太监,管理内外奏章和中央的行政、司法、军事及特务机构.同时在各省遍设镇守太监,以控制地方政府.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公然毁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他“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传》).凡对王振不满、不敬的大臣,或下狱至死,或流戍边地;凡对王振趋炎附势的官吏,即可高升,荫及子侄.福建参政宋彰贪污被劾,因向王振贿银万两,反升福建布政使.王振出语即称圣旨,事事不必通过英宗,英宗对他却倾心信任,称之为“先生”,公侯勋戚称之为“翁父”,可谓炙手可热.但那时朝中大臣趋附宦官的还不多,一些正直的大臣尚敢于与王振抗衡.所以,后来王振挟持英宗出战瓦剌兵败后,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杀死.这也说明宦官专政从一开始就遭到正直朝臣和广大军民的痛恨和反对.
明代宦官利用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是其一大特点,更充分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性和虚弱性.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巩固皇权,防范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务人员检校“专主察听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刘辰《国初事迹》).他杀了宰相胡惟庸以后,设立专门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初名仪鸾司,原是皇帝的贴身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从三品)统官、卒一千五百余人,“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史·职官志》).它表面上是京城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的二十六卫之一,实际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它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有权承办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人称诏狱,不必通过外庭三法司②.明世宗初年,锦衣卫职权缩小,改为“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头专门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民间宗教团体.锦衣卫抓人,往往先在僻静地方打一顿,名为“打桩”,而后再送入狱.一般说来,一入狱门,便无生理,入狱者“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傅维鳞《明书》卷七三),足见用刑之惨酷.以致锦衣校尉过门,臣民如临大盗,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并停止其诏狱权.但不到十年,明成祖夺取帝位后,为镇压反对派,在锦衣卫中增设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为害更烈.
但锦衣卫到底是外官,在明成祖眼里终不如内官可靠,于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增设东厂,职掌与锦衣卫相同,其属官、隶役均由锦衣卫官卒中选任,再收罗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的提督,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称“督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这样,厂权高于卫权,宦官又直接控制厂权,使宦官拥有随意逮捕、刑讯、杀戮臣民的特权,从而加速了宦官专政的过程.那时,每月初一,东厂派出成百上千隶役到各官府及锦衣卫去听会审大狱、考掠重犯,叫“听记”;或去各官府、各城门缉访,叫“坐记”.东厂隶役听到什么秘密上报,叫“打事件”,要及时报告隶役长——裆头,再由东厂直转报皇帝.连民间琐事、夫妻口角也得连夜报进宫去,弄得朝野内外“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西厂,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以宦官汪直为提督.汪直利用西厂“屡兴大狱”,建立五个月,“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史·商辂传》).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明史·汪直传》),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汪直专权六年,“冤死者相属”,公卿慑服.所以,当时的宫廷伶人阿丑也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同上)
明武宗正德时,宦官权势更盛.刘瑾等八个宦官“日进鹰犬、歌舞、角觗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明史·刘瑾传》)让刘瑾掌司礼监,八人中另外两个分掌东厂、西厂,锦衣卫的指挥使也是刘瑾的爪牙,使原来的厂、卫分立,变成厂卫合势,为害愈烈.可刘瑾还嫌不足,又设立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比东、西厂更加残酷凶狠,连东、西厂的特务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特务遍全国,百姓视之如虎狼.江西南康百姓三人端午节赛龙舟,竟被诬为“擅造龙舟”,而遭逮捕抄家,毒打致死.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逃开.京师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上奏要写双份,先用红本送刘瑾,再用白本送武宗.刘瑾不学无术,处理不了奏章,只好“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明史·刘瑾传》).他还引进许多爪牙死党充当朝中大臣,连内阁首辅焦芳也谄事刘瑾,致令“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明史·阉党传》).所以刘瑾傲然夸口:“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
由于宦官专权侵犯了皇权,皇帝对奴才也起了疑心.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到明世宗前期,对宦官势力虽有所打击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镇守太监,但神宗万历时,税监、矿监、关吏、采办又遍布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明史·宦官传》).宦官人数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涨到十万人.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腐败无能的明嘉宗又重用宦官魏忠贤,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赖出身的魏忠贤,万历时为宦官,侍奉皇孙朱由校,很得宠幸.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一大批无耻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他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同上).他出门的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
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宦官专权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万历年间暴发的十二次城镇人民反矿、税监斗争,天启年间人民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的斗争等等,都说明人民对宦官专权的深恶痛绝.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在反明的檄文中更尖锐地指出:“宦官皆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毒害无穷.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各营拷职官追赃,内臣加炮烙尤惨”(谈迁《金陵对泣录》),并把皇宫中的太监全部赶了出去,边赶边打,以示人民对宦官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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