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之变是骗局的原因

为什么朱祁镇夺门之变完全是多此一举，甚至可以说夺门之变是一场骗局？大家都熟知吗？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带来相关的文章

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时，独子朱见济已夭折。按照祖训，皇位最终也会自然归位正统——朱见深。所以英宗朱祁镇是夺了自己儿子的“门”，还成全了权奸宵小如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的政治投机。所以有人认为，夺门之变，多此一举。

史载，明英宗曾在李贤面前表达对夺门功臣石亨、曹吉祥等的感激之情，但李贤的反馈却着实让明英宗如梦初醒。李贤说：“何来‘夺门’之说?‘门’无需夺，皇位本来就是陛下的。他们搞的那个所谓的‘夺门之变’，当初曾游说我入伙，我没同意。”明英宗追问原委，于是李贤说出了夺门之变背后的真相。

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当时的情况，明代宗朱祁钰病重，他唯一的儿子朱见济又死了，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大明王朝的皇位传承必然是要回到朱祁镇一脉的。首先，明宣宗朱瞻基只有朱祁镇和朱祁钰两个儿子，朱祁钰这支绝嗣了，朱祁镇这支自然要继承大统，更何况，朱祁镇本来就是根正苗红的皇帝，而朱见深更是众望所归的太子。

于迎立外藩入京继位，那完全是石亨等人用来陷害于谦的谎言，诸多史料已经证实，事实非但如此，而且就在正月十六当天，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等商议后决定共同上书请求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而且奏疏已经写好，只是当日时间已晚，众人打算次日再呈上去。毫无疑问，于谦是冤死的。

即便朱祁钰不愿意，但他死后必然是朱见深继位，朱见深当时只有11岁，实权仍掌握在太上皇朱祁镇手中。而且，朱见深大概率会让位与父亲。

总之，夺门之变完全是多此一举，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骗局。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起夺门之变，其目的并非是要帮助明英宗复位，而是他们出于个人私欲，想要抢占拥立之功，实现利益最大化。

李贤一席话，惊醒了明英宗这个梦中人，他这才看清了石亨等人的真面目，再想想冤死的忠臣于谦，于是暗暗起了杀心。最终，石亨被斩，曹吉祥磔刑处死，徐有贞被贬后郁郁而终。

正如《明史》所评：“明代皇位之争，而甚无意义者，夺门是也。”夺门之变中，明英宗沦为有心人的利用工具，一代帝王受此蒙骗，他自然心怀切齿之恨。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功臣无一人善终，其本质都是明英宗的秋后算账。

“夺门之变”，谁能从明英宗打仗开始，详细的讲解一下~

洪武二十一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孙子脱吉思贴木儿战败以后，北走土刺河畔，为其部下所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分裂为三大部：鞑靼部，瓦刺部和兀良哈部。

在这三大部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密切，而鞑靼部势力最强大。“鞑，即蒙古，故元后也。”（明史 列传215））鞑靼仍传蒙古汗，从脱吉思帖木儿死后，又两世传至坤帖木儿。永乐元年，坤帖木儿为鞑靼别部首领鬼力赤所杀，鬼力赤去元国号，称鞑靼可汗。鞑靼另部首领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阿鲁台自行专政，势力强大。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鞑靼西。元亡，其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死，众分为三。”（《明史列传216》），分别由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个首领执政，与鞑靼对立。

明廷对蒙古各部采取“恩威并施”，羁糜和防御并用的政策。在兀良哈部设三卫，封其大小首领以各种官职。瓦刺部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大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东王。到永乐八年鞑靼部被朱棣击败后，阿鲁台表示内附，明封其为和宁王。

但在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刺虽名义臣服，却经常骚扰明廷北部边境，鞑靼还策动兀良哈在辽东侵扰。所以，明成祖朱棣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曾动用五十万大军，先后五次亲自率兵出塞，重创鞑靼、瓦剌二部，尤其是阿鲁台的鞑靼势力，并在第五次出征的回军途中死去。随后阿鲁台又被瓦刺部击败，部众离散。由是瓦刺部并吞各部，势力越来越强大，奉元朝宗室脱脱不花为可汗，英宗正统八年瓦刺太师顺宁王脱欢死去，他的儿子也先继承太师之位，一统了长城以北，虎视明廷。

朱棣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为加强边防，在北部和西北部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处边防重镇，布置重兵戍守，同时还在沿边修缮了长城。因此，在宣德年和正统前期共二十多年间，总体而言北部边防还算相对平静，这局面持续到正统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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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朱祁镇，宣宗的长子，乃孙贵妃所出。也有野史说是宣宗与一位宫女所生，出生后即被抱走，由贵妃抚养。即位时英宗仅仅7周岁，由张太皇太后垂帘，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薄、杨荣）辅政。到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先后因老病先后淡出。英宗年幼，缺乏主见，自然依赖心腹太监为其谋划。尽管明自朱元璋开始就严禁太监干政，这一情形还是出现了。

王振，山西蔚州人，早年也是进士出身，做过官，后因故受牵连被贬职，仕途无望后遂自阉入东官侍奉太子讲读，成为年幼的朱祁镇的启蒙老师。王振谦恭自守，以圣贤之道教导、约束太子，颇得宣宗与三杨的赏识。朱祁镇幼冲登极不久，一次与小宦官们偷偷玩球，被王振碰到，立即予以批评。翌日一早，王振又当着大臣们面责小皇帝行为不端，王振的举动，深受在场大臣们的赞叹。英宗亲政后，还是个14岁的少年，对政治没有热情，而他幼年时受教于王振，对王振的依赖之情很强，就由着王振去处理冗杂的政务，心甘情愿地交出了权力。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不甘落后，《明史 列传192》载：“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 王振终于逾越了至尊的皇帝成为朝政的实际主宰。

正统十四年春二月，瓦刺也先派出使者二千多人进贡马匹，却冒称三干人。王振本来一直就暗中和瓦刺做马匹买卖，关系本来不错。这回遇到对方有欺诈行为，便顺势杀价，下令减其马价，并派使臣把这一决定通报瓦刺，于是双方失和。其实，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在回答瓦刺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对此，也先觉得受到了轻视，于是隙怨加深。

当时，明虽使瓦刺称臣，但默许瓦刺奉元室后人为可汗，对双方而言，臣服和默许都仅仅是一种妥协，彼此都将对方视为潜在的对手和威胁。但王振自高自大，气焰骄横，未把瓦刺放在眼中。驻守山西的官员将领也多为王振的私人，与瓦刺时常发生冲突。反是也先韬光养晦，不动声色地积蓄实力。这一对比，战略高下已然分明。正统十四年入夏以来，朝野即开始流传也先正集结兵马，准备进犯。朝廷已派出要员赴大同、宣府整顿军备，朝臣中也有人暗地南遣家眷，以备不虞，战事已然一触即发。而此时只有王振不动声色，并没有把塞外的游牧者的军事准备视作威胁。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负，呼风唤雨的权力带来了狂妄心态的膨胀，以为区区瓦刺根本不配对抗天朝；二是蓄意，王振是儒士出身，入宫前作过九年碌碌无为的小官，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想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而荡平漠北，大展天威是一个最理想的功业，《明史》载其此前就“构衅瓦剌，振遂败。”主动出兵受朝臣制约，自己没法参与，皇帝也未必情愿，对方来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权力欲满足之后，王振还想再享受一下军事成就感带来的高潮。

就这样，到秋七月，准备充分的也先先发制人，率先动手，联合兀良哈等部从辽东、甘肃等三路进犯作为牵制，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发大同，战争正式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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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蓄力已久，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大同官兵连连失利，所有塞外城堡，蒙古大军一到，便全部陷落。边境警报日日不断传到朝中。朝廷派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领、各率兵一万人．前往抵御。井源等人率兵刚一出行，王振就劝皇帝御驾亲征。21岁的英宗对兵事同王振一样一窍不通，对战争只有浪漫的想法，能有机会成就二祖那样的事业，当然欢喜。两个天真汉就这么一拍即合。亲征命令刚刚下达两天，马上就要御驾起程，如此仓促不作准备，令举朝震惊。英宗命兄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率领军马从行，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学士曹鼐、张益等人从征。吏部尚书王直以及大小群臣，跪伏在宫闭门外恳请皇帝留驾，不予准允。

七月十七日，英宗偕王振统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大军西出居庸关，经过怀来到达宣府。时值秋雨连绵之际，连日风雨交加，关于出师不祥的谣言四起，大臣们对亲征一事还在争个不停，一时群情汹汹。而前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随从的多个大臣连续上奏章，请求皇帝留驻车驾，王振大怒，今劝谏的大臣全部去随军打仗。尚未到达大同，仓促出征带来的后勤问题就出现了，军中已经开始缺粮，士兵饥寒交迫，一路皆有饿死者，还未抵达前线，军队就已怨声载道，毫无战意了。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也先已经得报，瓦刺兵马假装退避，以诱敌深入。王振踌躇满志，还想继续北上，遭到了众臣的抵制。尚书王佐、邝野整日跪伏在草丛中，请求皇帝南还，钦天监正彭德清更以天象变化提出了警告。又被报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出战阳河口全军覆没。不利战报接连不断，令不通战事的王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连续数日以来，王振心里非常焦躁，前方吃紧，又找不到人商讨军情，文武大臣一开会就只谈退兵的事，又哭又吵，将相离心，根本没法进行下去。这一日，天空黑云笼罩，雷雨大作，恰正赶上前军传来消息，井源等先头部队又败绩。镇守大同的监军宦官郭敬悄悄告知说，大势不好，已无胜望了，军队切不可前进。王振这才有兵马南还的意思。

第二天，留广宁伯刘安镇守大同，大军班师回京。大同总兵郭登告诉学士曹鼐等，皇帝车驾南还应走紫荆关，这样才可能不会遇到危险。但王振不知兵，对可能出现的追兵也不可能有所预见，在他想来，危险尚远，何况出征以来，连个敌影都未见过，根本不肯采纳这个意见。王振原籍是蔚州，他想请皇帝顺便临幸他的家乡府第，以光耀门庭。已经走出四十里，到蔚州境内的双寨后，他忽又担心大军所过损害他家的庄稼，又转而向东。走到狼山时，蒙古骑兵已经迫近，恭顺侯吴克忠的殿后部队被瓦刺军击败，吴克忠战败身亡。成国公朱勇等率领三万骑兵前往抵御敌军，朱勇不明敌情，仓促之下于鹞儿岭被瓦刺军设下埋伏，明军猝不及防，又吃了败仗，被歼灭殆尽。

十日，大军抵宣府，敌军暂时受阻，天也放晴了。王振心情一好，又想起回京后还要做的一些重要事情，比如祭祀等，忙不迭安排开了，行军节奏就放慢下来。就这样，一直到了十三日下午，英宗车驾方才行至土木堡，这里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距离京都也仅三百里。众人都认为皇帝车驾应该立即退入怀来城。可是王振却因为运载器械、粮草的一千余辆辎重车未到，便下令车驾留驻等待。兵部尚书邝野再上奏章，请求皇帝车驾赶快进城而以大军殿后，严加防守。对这道奏章，王振竞放在一边，不作回答。邝野又到皇帝行军营帐坚请，“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野曰：‘我为社稷生灵言，何惧？’振叱左右扶出。”（《明史 列传55》）

众臣纷纷指责反而使得王振逆反心理爆发，于是，皇帝车驾便停驻于土木堡一天一夜。此地地势较高，附近没有水源，又正当敌人进军的要冲之路。十四日辛酉时，想要车驾起行时，敌军已经逼近。人马喝不到水已经两天，饥渴难耐，掘井二丈深仍不见有水。南十五里倒有一条河，因行动迟缓，早为也先军队抢先控制。也先分兵包围，从土木堡附近的麻谷口进攻，守口的都指挥郭懋抵敌拒战一整夜，已经无力再抵挡的住了。这时总兵杨洪领兵驻于宣府，有人劝杨洪赶紧出兵冲击敌军的包围，让皇帝车驾能突围出来。可贪生怕死的杨洪却下令禁闭城门，不肯出兵。十五日壬戌时，也先派使者带着书信，前来约和。于是，英宗召曹鼐草拟敕令同意约和，派两名使臣与瓦刺来者一同前往敌营。这时候本当按兵不动，一面重整部队静观动态，一面派人火速求援。王振却又心急，忙传令移动行营，越过壕堑向前行进，绕行回旋之间，军伍已不成行列，号令全失，乱作一团。向南未走上三四里远，敌军从四面围攻上来，官军兵卒争先奔逃，溃不成军。蒙古铁骑冲破战阵掩杀过来，明军相互践踏，死者满山遍野，根本无力组织抵抗。皇帝与其亲兵乘马突围不出，被敌军冲散，促拥而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鼎、张益以下，数百人全部战死。王振本人及兄弟王林也战死于乱军之中。随从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肖惟祯、杨善等几个人逃了出来。二十余万大军全军覆灭，大量器械、粮草等辎重被全部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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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如山，大势已去也。

此时的英宗倒是显露出了天子本色，他镇静自若，下马盘膝面南而坐，静待命运的安排，身边只剩下一个叫喜宁的太监。一个蒙古兵过来，要脱他的衣服和铠甲，英宗不给。那个士兵大怒，就想要加害。这时，一个年长的小头目过来，说：“此人看来非同凡人。你对待他应与别人不同。”于是促拥皇帝去见赛刊王，也就是也先的弟弟。英宗泰然自若，问：“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赛刊王听到这些问话大为吃惊，骑马去见也先，说：“我的部下抓来一人，非常奇怪。可能就是大明天子。”也先召来先前那两个议和的中国使者查证，二人一见大惊失色，这果然是大明天子。（《明史纪事本末 卷55》）

也先大喜，把皇帝送到到伯颜帖木儿的大营，今好好保护。此时太监喜宁贪生怕死，已经向也先投降，在皇帝身边伺候听命的只有一个校尉袁彬，另还有一个蒙古的翻译哈铭。于是也先让袁彬派遣以前出使蒙古的梁贵带着也先的手书，前往通知怀来守臣。手书中提及皇帝被扣留的情况，并提出索要金银玉帛。当时怀来城紧闭城门，只得攀墙入城。怀来守臣又派人把也先的手书火速送到京师，当天夜里三更时分，送书人从西长安门进入皇城，上报朝廷。

十七日那天，京城里一片恐慌，百官集于朝堂之下，散朝不退。战败的消息络绎不绝，相继传来，人们私相传舌，谣言不断，又陆续有战败的兵卒包着累累创伤回到京城，向他们打听情况，都不知道皇帝的下落。直到噩耗传来，满朝悲栋。

当天，皇太后派出使臣，用八匹马载着贵重宝物及绣花绸锦，皇后钱氏又尽搜宫中的宝物带上，去拜诣也先，请放皇帝车驾南还。不过这回却得不到也先的答复。

这一事件，史称“土木堡之变”。从出征到惨败，乃至英宗被擒，仅仅一个月时间。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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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京城陷入一片愁煞人的凄风苦雨之中。

次日，太后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当时见深年仅两岁，指定由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辅导太子，代为总理国政，并诏告天下。郕王朱祁钰召集廷臣，急商对策。侍讲徐珵提出星象有变，北京不可久留，应当当南迁。众人议论纷纷，有赞同有反对，各怀心事。这时，一人昂首而出，声如洪钟：“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此人正是尚书邝野出征后留理兵部事务的兵部侍郎于谦。此言一出，众皆哑然，郕王深以为然，将徐珵责退。于是，坚守京师，寸步不让的策略就这样定下来了。

二十四日，郕王朱祁钰驾临午门，谏议官和大臣们依次宣读他们检举抨击王振的奏章，请抄灭其族后，以安定人心。一时哭声震天。郕王沉吟不语，起身欲入内庭，内使刚要关门，群臣紧随其后，蜂拥而入。主事太监金英传旨令百官退去，但群情激愤，无人肯退。恰金英身边的太监马顺正好是王振一党，被众人揪出痛打，被当场活活打死。王振的侄儿，锦衣卫指挥王山也被捉住，拉回跪在朝堂下面，群臣们对他唾口大骂。朝廷之上一片吵吵嚷嚷，“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完全乱了班次，成了斗殴场和闹市，礼仪和秩序全失。郕王不由也变了脸色，但又无法镇住场面，几次站起，要退朝回官却欲罢不能。这时于谦排众而出，上前拉住郕王衣袖，恳请铢灭王振族属，并辩解说：“臣等本为社稷，无他耳。“郕王遂予允准，降下令旨，褒奖并劝勉百官回衙做事，马顺罪在当死，群臣过失不予追论。群臣这才拜谢而出。这天发生的事太突然了，全靠于谦镇定自若，处理得宜方才平息。待于谦从拥挤中帮助郕王回宫后。袍袖都被撕破了。“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 列传58》）王振被抄之后，郕王愈发看重于谦，任命其为兵部尚书。

时为非常时期，且太子年幼，国不可一日无君。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联合上书太后求立长君。奏章送入不久，太后传出懿旨，答应百官所请，命郕王即皇帝位。就这样，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正式登上帝位，并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颁诏大赦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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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瓦刺一方。也先是知兵之人，知道孤军深入，不宜久留，但英宗非比常人，勒索一下明廷，交换一点财物有点不值。于是挟持英宗北撤。也先深谋远虑，不会得意忘形而因小失大。故对英宗十分恭敬，行叩拜礼，并摆酒宴压惊。自己陪坐一旁，殷勤款待，今他的妻老出来拜见。又请皇帝住进了伯颜粘木儿的营帐，距也先营帐十余里。伯颜帖木儿及其妻迎出来，礼节一如也先。

二十三日，也先挟持英宗皇帝来到大同城下，索要金银货币，口称只要如数付给，就放英宗回京。大同总兵，都督郭登闭门不让一人进城，英宗传旨说：“我与郭登有姻亲，为何这样拒我于城外？”郭登派人传出奏章，坚持：“臣是奉皇上命令把守城池，不敢随便开闭城门。”跟随皇帝的校尉衰彬．一边用头撞击城门，一边大声呼叫。但郭登丝毫不妥协。瓦刺虽然也勒索到了万两金银，但大同城严阵以待，守备森严。令也先无可奈何，知道难以攻破城池，只好悻悻撤兵北还。

九月以后，景泰登基，也先见明政局稳定，知道英宗不再是“奇货可居”了，遂动了放英宗南归的念头。不过，这回是换明廷态度冷漠，不痛不痒了，屡以瓦刺使者态度傲慢，书信言语荒谬驳之。

也先不觉有些恼怒了，上回大败明军，俘虏英宗的战果竟然不过如此而已，明的态度依然如旧。于是动了再征的念头。到十月，也先挟持英宗同行，统帅大军绕过大同，陷白羊口，下紫荆关，一路破关斩将，很快来到京师城下。也先这回倒是师出有名，是为送回太上皇，所以目标乃是直指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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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之中，方见英雄本色。一代英雄于谦就这么走上了历史舞台的前沿。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永乐十九年进士，授御史。宣宗即位后，对其就十分看重，认为才可大任，宣德五年，巡抚河南山西，年仅三十三。此间“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俱疏言之。”不仅宣宗，三杨对其也十分看重，“谦所奏，朝上夕报可，皆三杨主持。” （《明史 列传58》）皇帝曾手书公名，超迁兵部右侍郎。官至二品。

郕王朱祁钰即位前，开始尚诚惶诚恐，谦让再三。于谦恳切进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说服了郕王。郕王即位后，关于京都的防卫策划，全部交由于谦负责。

当时，明军精锐在土木堡之战中几乎丧失殆尽。于谦派出官员，分头去各地把各官府所剩兵丁召策起来，再以民夫把沿河运输粮草的官军替换下来。然后，把这些军兵全部分到神机营等各营*练，以备调用。还令工部筹集物资材料，由内外局厂日夜加工，赶制攻战器械。京城九门，由都督孙膛、卫颖等率领兵守护。又奏请将因土木之战护驾失职而被关押的将领杨洪、石亨释放，责戴罪立功，命杨洪仍守宣府，石亨总领京城兵马。

十日，也先军长驱深入，直至京城西北关外。于谦令石亨率军扎营于城北，都督孙膛率军扎营于城西，以交趾旧将王通为都督，与御史杨善戍守京城，22万大军背城摆开阵势。这时，众臣在主战主守上，意见纷坛。主将石亨主张京城九门全部关闭．坚壁不出，以避敌锋锐。于谦说：“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 他亲穿战袍，身披铠甲，扎营于德胜门，表示身先士卒，决死一战的决心。由是全军士气高昂，万众一心，誓保京城不失。

也先拟用分化之计，遣使议和，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入城。朝廷以通政礼部恃郎王复，寺卿赵荣为使出城朝见太上皇。也先、伯颜帖木儿身披盔甲，手持弓箭，侍立一旁。王复等面见太上皇时，也先厉声大喝：“你们几个小官，有什么资格，快去换王直、于谦、石亨那些众臣前来。”景帝不允。也先见明廷不派大臣出见，又强索金帛以万万计，结果又被拒。一怒之下，纵马队在京师四周大肆抢掠，伺机进攻。明军则固守大营，严阵以待。

十三日，明军与瓦刺军在德胜门外首次正面交锋，展开了激战。这天天寒降雪，又起大风，接着雷电交加，转为降雨。也先派出一哨人马，侦察明军虚实。这时，从德胜门明军营中走出一支马队，两队人马相遇，刚一照面，明军骑兵拨转马头向回疾跑。也先得到侦察骑兵的报告，认为明军不堪一击，立即指挥精骑万余向德胜门明军大营冲来。瓦刺马队刚要迫近明军营地，突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早已埋伏的神机营以火器猛烈攻击，蒙古骑兵抵挡不住，纷纷落马，总兵范广以骑兵正面发起总攻，蒙古精骑大败而回。也先之弟孛罗卯也被火炮击中身亡。

也先攻击德胜门未逞，乃移师西直门，又遭到孙膛与石亨的前后夹击，无功而还。十四日，瓦刺军进攻彰仪门时，受到明军的猛烈抵抗。不想明军中有百余名自愿报效的宦官急于争功，见瓦刺部众稍退，从后阵跃马而出，一下子冲乱了自己的阵脚。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大溃，将领武兴中流矢死于陈前。瓦刺军追至土城，当地百姓纷纷爬上屋顶，齐力飞投砖瓦，喊声惊天动地。恰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不敢恋战，回师撤退。

到瓦刺军攻打京都的第五日，各路勤王兵马相继赶到，辽东勤王明军率先出击。也先恐归路被截，只得火速撤军而去。十一月八日，京师解严。到第二年，于谦重整军备，收复边关失陷8城，北方边防得以恢复。京都保卫战，胜在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令正统后期政治、军事上的积弊均为之一扫，在遭受土木之战这一严童挫折以后，仍能整肃军马，重拾武备，使敌不能南侵，中原免遭一次野蛮的蹂躏和破坏。这期间，景帝信重于谦，于谦也不辱君命，立下永垂万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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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小就读过很多关于塞外风光的诗词，象“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等。塞外的广袤雄奇曾经使他梦寐之中心想往之。然而当他的车驾真的行走在这塞外的时候，心里剩下的却只有悲哀、懊悔和失望。

从马车里望出去，塞外是如此荒凉，一条崎岖的道路无边无际地伸向远方，四周一望千里，渺无人际。此时正是晚秋初冬之时，四下枯草凋零，一片萧瑟，而这一年秋，雨特别多，风特别寒。天也特别冷。

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开始了另一种人生。在这里再不能颐指气使，一呼百诺，没有缤妃佳丽，笙歌曼舞，也不再是红墙绿瓦、山珍海味，有的只是风、沙、霜、雪，茫茫大漠。夜晚，帐篷里烧着牛羊干粪，臭味刺鼻，外面则雨雪霏霏，寒气逼人。枯坐灯下，那份凄苦，那份孤寂，令他不由生出李后主词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感叹。

这时，他的性命也是在死亡边缘上走钢丝，时时暗藏杀机。尽管也先以臣下之礼待他，信誓旦旦一定恭送他回京。不过谁知道也先什么时候不会忽然转变念头？一不如意就改变主意，这样的经历作为皇帝的他是经常有的事。还有，如果也先真的送他回去，那又如何？新皇已即位，也先屡次遣使议和，均被拒绝，大明已经不需要他了，他现在是多余的了，而他比以往任何时侯更牵挂着那边，但那边呢，可能已经把他忘记了吧？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不能断绝。

不过，那边并没有忘记他。自从也先退兵之后，议和瓦刺以换回太上皇的建议就一直没有断过。但于谦力排众议，说：“国家神器重要，比较起来，人君皇帝则是次要的。”当时北疆尚未完全安宁，双方时有中小规模战事发生，于谦是铁杆主战派，对瓦刺深恶痛绝，认定其中必有阴谋。次年（景泰元年）春正月，太上皇的信送到朝廷，要求派大臣前去迎接他。景帝命公卿大臣们讨论，朝臣奏请派出官员出使北去。但景帝说，必须选择能认识太上皇的人，才得北行。群臣恐惧，迎接太上皇回朝之事方才一时没人再提起了。

然而仗总有停歇的时候，毕竟始终穷兵黩武却又奈何不了对方是件消耗国力的事情。从景泰元年六月开始，边疆逐渐安定，双方都不再挑衅对方了。对也先的议和建议就可以再度商讨了，吏部尚书王直等上书奏请逢迎太上皇。主和派手上的道德武器开始发挥威力，在“君臣大义”、“天伦之礼”这些王朝铁律面前，尊贵如帝王也不得不让步，即便于谦也不能再用“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样的圣人之言阻挡了。

《明史 列传58》载“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先后遣李实、杨善往。”

就这样，英宗朱祁镇在羁留塞北一年之后，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

9

入秋以来，景帝朱祁钰心里郁闷，却又无法找人倾诉，他是朱祁镇的弟弟，但只小几个月，不过他性格内向，为人谨慎，从小就对皇位不是特感兴趣，没有和皇兄争的意思。不过机运巧合，世事忽变，鬼使神差之下轻而易举就登上了帝位。而今，当初极力拥戴他即位的众臣们又纷纷劝谏，请他效法肃宗李晋尊迎玄宗李隆基的佳话，还称此举可以名垂后世。

呸！他愈想愈气愤，宫廷里的内情，皇权的实质，他比那些书呆子清楚的多。对皇帝而言，权力就是命运，放弃权力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于别人。这是皇朝的规律，他可一点不含糊。何况到现在，太子还是祁镇之子，朝廷多为英宗旧人，如果太上皇要归位也名正言顺。可他又上台才一年，不能失掉众臣的拥戴，以至朝野离心，更不愿被后人讥为赵构。稍让他欣慰的是于谦“天位已定，宁复有他”的许诺，他深知于谦忠勉，不似其他大臣那样看风使舵，蛇鼠两端。有于谦在，一旦宫内有变，京师军队会站到他这一边，事情就稳妥多了。

第二天，景帝命礼部提出迎接、朝见太上皇的仪注。礼部很快订出迎接方案。议上，景帝传下旨来：以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安定门易法驾。众廷臣见迎接之仪如此菲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户部给事中刘福等上言：“礼贵从厚，不宜太薄。”景帝听完不快，只说太上皇帝在书信是这样说的，希望礼仪从简。群臣当面不敢再说什么，此事就这样定了。

英宗八月初二自也先驻地出发，十四日至居庸关。十五日，一轿二骑俏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关于朱祁镇兄弟如何相见，《明史纪事本末》渲染说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明实录》则只有一句“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礼罢，南宫大门悄然关闭。往后的整整7年，英宗再没有走出过南宫一步。

10

景泰三年，英宗的儿子太子朱见深被废，代之以景泰帝的独子见济。次年，见济天亡，这似乎给英宗带来一线希望，但随后上书要求复储的官员均被下执，礼部侍郎章纶，御史钟同因此被视为南宫同党，杖责而死。景帝对来自南宫的任何微小动静都会大生猜疑。御用监少监阮浪侍上皇于南宫，受赐镀金绣袋与镀金刀，阮浪又转赠好友宦官王瑶。此事被锦衣卫发现，阮浪、王瑶即被杀。南官大门终日紧锁，每天的膳食皆从门穴中递进。如此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帝完全放心，最后下令伐尽南宫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取得联系。

到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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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冷战争霸阶段，美帝时任总统李根，提出了梦幻般的“”星战“”构想，并成功让苏联信以为真，并为之展开对应的军事、科技竟备赛。最终利用这个局，将很困难用战争征服的苏联，在不费枪炮的情况下，于90年代迅速拖垮，最终在长期的冷战中，完胜红色阵营。

“夺门之变”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是什么下场？

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本来只是不怎么出名，也没什么能力的三个人。由于看见朱祁钰病重，同时他又没有接班人。因此他们看到了上位的机会，虽然于谦等朝中重要大臣已经在商讨立朱见深为太子的事情。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为了获得重视，背着于谦等大臣，直接把囚禁的朱祁镇放了出来，让朱祁镇夺门成功当皇帝。

其实，就算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不这样做，朱见深当了太子以后，朱祁钰一去世，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继续当太子，让朱祁镇当皇帝。毕竟那时候朱见深还小，让朱祁镇当皇帝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另一种情况是朱见深不当太子当皇帝。如果他当皇帝，虽然朱祁镇就不可能当皇帝，但是，肯定也会把朱祁镇放出来的，毕竟朱见深不可能让他的父亲被囚在南宫之中。

从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看出，只要朱祁钰一死，朱祁镇最少也能获得自由，说不定还能当皇帝。由此可见，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的做法，多多少少有点多此一举。这个话，还不是我说的，内阁首辅李贤就对朱祁镇这样说过。他说朱祁钰去世以后，大家肯定就会拥立你为皇帝，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完全是多事，是多此一举。

但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要的就是这个多此一举。因为只有多此一举，才能体现他们对朱祁镇有莫大的功劳，朱祁镇才会感激他们。而政变的成功，也表明了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的投机搞对了。朱祁镇复位当了皇帝以后，立刻封石亨为忠国公，而徐有贞则担任了内阁首辅。曹吉祥是太监，不好担任朝廷官职，但是他的侄儿辈们，则得到了极大的提拔封赏。

总之，由于“夺门之变”投机成功，石亨、徐有贞、曹吉祥都得到了极大的好处。那么，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得了了那么多好处，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呢？这三个人最后的结局都很惨。“夺门之变”后，只过了三年，石亨及其党羽就被朱祁镇抓了起来，朱祁镇杀了很多石亨的党羽，石亨被关在监狱里，最终病死在狱中。

徐有贞一开始受到朱祁镇的高度重视，让他担任首辅。但是后来，朱祁镇把他逐出朝廷，并被贬为庶人。后来虽然恢复了他的官员身份，但是朱祁镇并没有用他。他就一直赋闲在家，虽然整天满腹牢骚，却也无可奈何。最终郁郁而终。曹吉祥最后的结局也很惨，他是被处以磔刑的。这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把肉割离骨头，砍断肢体，让犯人痛一阵，最后才割断喉咙。

那么，这三个人本来是有功之臣，而且是立了大功的人，为什么最终下场都这么惨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这些人飞扬跋扈。因为觉得立下大功，再加上这些人本来是投机者，其品德是十分低下的。所谓“小人得志”，就是这个道理。一旦他们身居高位，自然不会收敛自己的言行。所以，这三个人都在朝廷中，以及在全国各地，大肆安插自己亲信，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而他们的那些党羽，也横行霸道，做出许多恶事。这样搞，显然是自取灭亡。

二是这些人勾心斗角。石亨和徐有贞有矛盾，徐有贞和曹吉祥有矛盾，曹吉祥又和石亨有矛盾。他们之所以矛盾那么深沉，根本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权力做大，乃至一个人独掌朝廷。如果他们虽然作恶多端，但是抱成一团，沆瀣一气，可能还不至于被打倒。但是勾心斗角，相互内耗，因此就给别人找到了可乘之机，他们被打倒就很正常了。

三是这些人功高震主。他们对朱祁镇来说，简直是再造之功。正因为有再造之功，所以朱祁镇十分忌惮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朱祁镇表现出十分重视他们的样子。但虽然表现得十分重视，实际上正是害怕他们的表现。同时，朱祁镇通过对他们十分重视，也让他们骄傲起来，从而犯错。这样他们就有把柄捏在朱祁镇手里。朱祁镇想扳倒他们，也就顺理成章了。（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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