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为何成为南北朝时期民众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佛教为何成为南北朝时期民众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宗教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中枢的支持，高僧们也借助五胡君主的权力与资源，开创了佛教的新时代，也极大地丰富了佛教哲学，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后汉书·西域传》中天竺条下有：“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汉明帝遂引佛教入中土，是为佛教在我国之萌芽。至五胡十六国佛教大行其道，呈北佛南渐之势，随钟山风雨渡江，遍地开花，做到了连苻坚挟百万之众也没有做到的难事。尽管北魏太武帝在名臣崔浩怂恿下，不顾道教宗师寇谦之极谏，启动灭佛，佛教仍如燎原星火，踩不灭扑不绝，成为两晋南北朝最为强盛的宗教。

北朝高僧，行事大率是解说佛法，发展佛教乃至参政议政，笔者冒昧，草率将其分为“学院派和尚”和“智囊型和尚”两类。不管何种类型的高僧，似乎都被北朝的君主们寄予特别的青睐，成为北朝君主的标配。

学院派和尚

学院派和尚，顾名思义，就是埋首经典，献身宗教，不问外事的高僧，其典范正是两晋南北朝佛家第一人鸠摩罗什。史书记载，鸠摩罗什五岁可口诵千偈，七岁可日诵三万六千偈，这一点放在历朝历代都是惊世骇俗的成绩，因此即使在信息传递效率极为低下的两晋南北朝，鸠摩罗什大名依然响震天下。

383年，前秦世祖苻坚派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吕光，率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统领七万步兵、五千铁骑征讨当时已明确臣服的焉耆龟兹等国，只为鸠摩罗什一人。兵至城破不需多提，而归国之时，苻坚已败于淝水，吕光遂割据凉州建立后凉。鸠摩罗什居凉州十七年，译经笔耕不辍。

后401年，后秦高祖姚兴征讨后凉，迎鸠摩罗什入长安，待以国师之礼。长安地处中枢，凉州边陲自不可与之同日而语，鸠摩罗什遂率名僧八百、各地慕名而来僧人三千余人，“三千弟子共译经”，总计翻译经律论传94部，425卷。

鸠摩罗什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实质上远超更有名的达摩和尚，纵观古今，也只有后世唐朝玄奘大师可与之相提并论。鸠摩罗什大师译经过程中，无意中极大的丰富了汉语体系，“天花乱坠”、“一尘不染”、“想入非非”、“回光返照”、“苦海”等词汇皆是由他而始。

北凉王沮渠蒙逊尊奉的昙无谶大师也是一位译经大师，译著包含《大涅槃经》、《菩萨戒经》、《方等大集经》三十卷、《悲华经》十卷、《方等大云经》六卷、《金光明经》四卷、《优婆塞戒经》七卷、《佛本行经》五卷、《菩萨地持经》十卷等等，亦可称著作等身。只可惜在公元43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迎昙无谶入魏，沮渠蒙逊不敢拒绝却心有不甘，于是派人暗杀了前往北魏途中的昙无谶大师。

佛门宗师佛图澄虽无著述流传，却也对后世影响极大。《高僧传》记载其门徒过万，一代大德释道安、竺法汰、竺法雅等人均曾在其门下受教，足见其人品德学问均好。但如果不考虑承上启下这一层面的意义，佛图澄的贡献比鸠摩罗什大师和昙无谶大师相去甚远。他收拢后赵石勒石虎二帝是依靠“以水洗肠”、“弹酒灭火”、“闻铃断事”等江湖术士骗局，而非以德行学识。相传佛图澄因石勒大将郭黑略得以面圣，为取信石勒，当众取出一个瓦钵，盛满清水，焚香念咒，须臾瓦钵中长出一支青莲，花色艳丽多彩，石勒当即拜服。这样的手段与东晋天师道知名妖道卢悚、孙恩等人欺世盗名的手法别无二致。

历史中常有的吊诡事件就是坏手段往往有好效果。“瓦钵青莲”、“白龙取水”等“神迹”使石勒父子对佛图澄深为信服，尤其暴君石虎，他曾下书说：和尚是国家的大宝。从此以后，和尚穿绫锦，乘雕辇。主持朝仪的礼官高唱一声“大和尚到”，所有人都要起立以表恭敬。由于统治者对他崇拜，加上各种传说，百姓对他也是十分敬畏。他所去过的地方，人们甚至不敢在那个地方吐唾沫。

但石虎对佛图澄的态度，却是“尊崇其身而无视其言”。佛图澄曾对石虎进谏：“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然而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石虎依然“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者百余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宣既驰逐无厌，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幕集其所。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昼，命劲骑百余驰射其中。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步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峻制严刑，文武战栗，士卒饥冻而死者万有余人。宣弓马衣食皆号为御，所过三州十五郡，资储靡有孑遗”。

而石虎长子石邃则更加丧心病狂，《晋书》记载“邃自总百揆之后，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悬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

若曰遇暴戾之主难以感化并非佛图澄之过，然则启后世多建佛寺虐用民力之先声，他就难辞其咎了。后世梁武帝舍身同泰寺为奴，陈武帝舍身建康大庄严寺为奴，建立佛寺四五百家，犹自一个饿死台城，一个为王僧辩之子掘墓焚尸，可见多建佛寺并无裨益，佛图澄不会不知，然而他在赵国所经州郡均建立佛寺，共达八百九十三所，那句脍炙人口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中的佛寺数量仅为这数字的半数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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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中华几千年佛，儒，道是怎么斗争发展的，当时兴盛的原因有没有概括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事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 地 佛 教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丁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初传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鳊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时期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隋唐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支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歪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中纪委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吴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藏 传 佛 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历史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禁佛约200余年。后者开始之年颇多异说，依仲敦巴之说，当始于978年，至今已达千年。
前弘期开始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传说当时曾请印度人俱萨罗、尼泊尔人向达尔及汉人大天寿和尚译出少量经典，但未建立僧伽。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其时唐僧往还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还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礼遇。至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庙，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同时，因西域动乱及大食东侵，于阗及中亚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他还曾派人至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辞谢未来。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赤德祖赞死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运动，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徒，拆毁寺庙。至赞普赤松德赞年长亲政，才又兴复佛教。赤松德赞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花生，营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请译师翻译经典。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乾地辩论以灭本兴佛；又举行汉僧与印僧的辩论以统一信仰。赤松德赞后又历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两代，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在位时，请印、藏高僧审定译名，编辑梵藏辞汇，校订已译经典，编定三大译经目录。据迦登目录所载，在此以前译出的小乘、大乘、显、密的经、律、论、注共有700多种。他又规定“七户养僧”，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最后，反佛大臣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经过此次禁佛运动，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200多年中，不仅印度许多显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传法译经，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尔学法，以后成为著名的译师。双方有名可考的译师达300余人。这些译籍以后都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尔有1114部，丹珠尔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经》收入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4907部，共5962部。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相较互有短长。汉文大藏经中经藏有四“阿含”、《大涅盘经》、《大集经》等，律藏有《十诵律》、《四分律》、《弥沙塞律》等，论藏有《大智度信纸》、《大毗婆沙论》、《成实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为藏译所无。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译有大量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论、疏释以及中观、因明、声明、医药、历算、工巧等论著为汉译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数量也很庞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始于元成宗时（1295～1307），至明神宗时（1573～1619）完成甘珠尔的翻译，至清初章嘉呼图克图又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

综观道教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南北朝时期,道教得到帝王贵族统治者的支持,跻身社会上层,这是它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唐朝皇族与老子攀亲,自称李耳之后裔,政治上给予扶持,大力推行道教,这是第二个发展时期.北宋真宗开始,用道教麻痹人民陶醉自己,借以掩盖北方强邻压境造成的耻辱,这是道教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明代中期,帝王迷信道教,妄图成仙,道教受到重视,并干预政治,参加政府内部的权力争夺,这是道教发展的第四个时期.
本文章仅以最简易的行文方式,总结论述道教的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最基础的理论与相关知识,使那些对于道教陌生的朋友有一个最直接的了解,对于复杂的学术性理论与论述,本文没有太多的讲解,如果您对于道教有深刻的兴趣,不妨多多查找各方面道教资料充实自己的知识.

第一章 道教的孕育与诞生

道教与其它的宗教一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早期教派并非经由同一途径,在同一地区和同一时期形成的,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教团组织,因而中国道教史的上限极不易认定.在早期存在有符录派与丹鼎派,但其诞生过程相当复杂.丹鼎派注重清修炼养,又有内丹与外丹之分,其前身就是神仙方术和养生气功学,它是由战国时期发展而来的.东汉后期出现的<<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开始形成早期道教理论,却无相应的道教组织.魏晋时期的内丹经<<黄庭经>>和外丹经<<抱朴子.内篇>>尽管社会影响较大,其社会组织力量依然弱小.<<老子>>与<<庄子>>也成为道教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源头.由此可见,中国道教产生的过程是多源的,多渠道的和逐渐靠拢而成的.各教派之间互有影响,但基本上又是独立发展,时间上前后相错,并无统一的具体创教时间可言.教名与教徒也没有统一的称呼,道教一词道见于<<老子想而注>>.依此可见道教的产生可以由<<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而注>>三书看成道教活动和道教实体出现的标志.
早期道教的主要来源与产生的社会背景如下:
第一来源于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
第二来源于战国至秦汉的神仙传说与方士方术.
第三来源于先秦老庄哲学和秦汉道家学说.
第四来源于儒学与阴阳五行思想.
第五来源于古代医学与体育卫生知识.
道教的历史渊源诞生于汉末,它是汉代社会的产物,是汉代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汉武帝时期直接推动了丹鼎派的形成.另外佛教的传入与兴盛对道教的产生有刺激和推动作用.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它的主要思想就是:1.神秘的气化学说,2.三名同心的调和论.即主张君,臣,民直协调共处.3.阴阳五行的灾异说.4.天人相通的神仙系统.<<太平经>>的神仙系统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它具有两个神学系统:即天地阴阳系统.与神仙系统.这两者是平行关系,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
<<周易参同契>>是道教丹鼎派最早理论著作.其中心思想是运用提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基本上是一部外丹经.其文字古奥难懂,其真义令人不易捉摸.
<<老子想而注>>是进一步了解五斗米道教义和理论的重要资料.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它非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的悲剧,反而在演变为天师道以后,成为道教的正宗.

第二章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与分化

魏晋天师道在北方的传播与曹操对民间道教的镇压与五斗米道北迁有极大关系.曹操对于信奉太平道的黄巾军采用武力镇压与招降并举.后又因太平道领导张鲁投降,五斗米道的上层人物迁入北方居住,汉中的大批信奉五斗米道的民众也随之迁入北方,促成了五斗米道由巴蜀向北方传播.随着魏晋统治者对民间宗教活动有极大的戒心以及对宗教活动的禁止,五斗米道在道教律令上以及规章制度上极不完善,组织涣散,号令不一,其发展处于停滞.但是在其巴蜀地区及江南地区部分民间道教组织却在形成发展传播之中.如陈瑞领导的巴蜀天师道团,江东的于君道,帛家道,李家道等.另外魏晋之际一些神仙方士的活动这些都促成了道教的传播与分化过程.

第三章 葛洪与魏晋丹鼎道派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三十五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及外篇两部文章.内篇论述神仙药方,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的仙道学说,外篇论述人间得失,世事经国治世儒术等.其师承关系为:左慈-葛玄-郑隐-葛洪.其主要观点就是神仙是存在的,凡人可以通过学仙修道成为神仙而长生不死.强调人人后天学仙修道的主观动努力即立志,明师,勤求.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指出行气在在生气之时,即从半夜以至日中的六个时辰.一天中的另六个时辰是死气之时,在死气之时行气无益.练习时要循序渐进,开始时以鼻吸气,以口微吐,做到吸多吐少,还要吸吐无声达到自己的耳朵听不见,鸿毛放在鼻口之上而不动,要尽量延长吸气后到开始吐气的时间.初学的人心中暗数到一百二十,再微微吐出,渐渐练习到能数一千或更长.最后达到能不以鼻口嘘收,如在胞胎之中,就算掌握了胎息之法.
另记述守玄一之法可以分形,即分身术.一人可以分身出现数十个本身形象.这种分形之道又叫镜道.分形术可以通神,自见其身中三魂七魄,还可接见天灵地祗,驱役山河之神.
另外葛江师授奇宝即:<<三皇内文>>为符道之书之首,它与<<五岳真形图>>是最重要的符咒之书.三皇内文可以禁辟恶鬼,疫气,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等.可以召见司命司危五岳之君.<<五岳真形图>>是一种作为符咒使用的平面山岳示意图.后来变成纯粹的符咒.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站在上层道教的立场对早期道教所做的历史总结.充实了道教理论,他对后世的道教影响很大.成熟了丹鼎派,也标志了早期道教的终结.

第四章东晋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

在道教史上,东晋南北朝是一段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道教由于门阀族阶级的改造,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革,从早期原始幼稚的五斗米道发展演变为完备成熟的宗教,从主要传播于民间的道团上升为官方承认的正统宗教,当时中国的南方,是道教发生变革的主要地区.
东晋以来,佛道二教兴盛,需要有大批的新的经典传播其教义.佛教的经典可以向印度求取,而道教只能改造前代的书籍以及供鉴佛教的经文了.东晋以后新的出的道经以<<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这三组道经最为重要.即三洞真经.
<<三皇经>>在唐代受到官方禁止,现已失传.在<<道藏>>伤字号<<洞神八帝妙精经>>中保留了不少三皇经的道法,其中共有最上乘的九十二枚符咒,这些符文代表某些天神地祗,仙官天将,五岳四渎之君,魂魄邪精的隐讳姓字.修道者得之如按法书吞服或佩带,便可以召神灵役鬼怪.可谓学习道法符咒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五岳真形图>>是一类似印章的图版道士佩之,百神群灵奉亲迎.<<灵宝经>>也是由葛氏家族传播的一组道经.其中<<灵宝五符序>>三卷收录于<<道藏>>水字号.内容为养生求仙之书.上卷为存思服气之术,中卷为服食草木药方,下羊为佩带或吞服之符录以及成仙之法.
总而言之,以五行思想为基础的来构造道教修炼方术,是上述东晋灵宝诸经共同的特点.因而形成了灵宝派,注重斋戒科教,劝善度人,是灵宝派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一派的形成与南朝了陆静修,宋文明等道士有密切关系.
<<上清经>>是东晋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组重要的道教经典.上清经的问世及传布,在道教内部开创了一个新的派别-茅山上清派,陶弘景成为南朝上清派的代表人物.在现存<<上清经>>中,诸如金丹服食,导引行气,佩符投简,遁甲隐景,踏罡布斗,高奔日月,餐吸云霞,歌诵礼赞,召神伏魔,禁制虎狼等等道术应有尽有,而尤生守一之功法.<<大洞真经三十九章>><<雌一玉检五老宝经>><<太上素灵洞玄大有妙经>>被称为道者三奇.其内容为心中存想神至面前的存思之术最有特点即存神炼形之术.当今搞符咒术的必须学会存想之术.说明人体中有五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志,肾藏精,五藏尽伤则五神离去.,现<<正统道藏>>洞真部所收录的<<大洞玉经>>为南宋茅山传本.
陆静修生于公元406年,为晋安帝二年.他是南宋前期著名的道士.为了适应当时门阀士族阶级的需要,对江南天师道组织进行整顿并与神仙道教融合,成为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师.也成为奉持三洞经典为特征的新道教的大师.建立完善了道教斋醮仪式.他首先创立了在道教史上有深远影响的道教典籍

佛学在魏晋南北朝是如何发展的？

本文来自：日报

据史书载，佛教在中国最早的信徒非平民百姓，而是居庙堂的帝王将相。

尤其是晋室南渡后，以上层士大夫为代表的中间阶层，也开始信奉佛教。如《世说新语》里曾载，“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阿堵上”，而谢安、许询、孙盛、殷仲堪、郗超、孙绰、王坦之、王修等人，更是热衷于佛理讨论。

要知道，这些都是精通哲理、善于玄谈的当今文人名士。

而不少帝王对佛教也开始由信奉转为信仰，尤其是南朝历代帝王。如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其他如吴大帝、魏明帝、晋元帝、宋文帝、陈后主等。

正是由于上层社会的这些统治者的“推动”，使得佛教在广大人民中间流行。北魏时期，仅洛阳的寺庙就多达1300多所，而至汉末魏初，男女信徒逾200万人。

为何佛学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如此之快？

实际上，秦汉时期，中国呈现很长一段的和平局面，而魏晋南北朝却是大一统之后分裂动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一阶段，各个统治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不断发动战争，抢夺土地和人民，使得当时的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在现实中，广大劳动人民无法摆脱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无法找到寄托。

恰好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由于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让已对现实麻木的民众根本无法拒绝。

当然，佛教教义传播，主要靠当时人们研究的佛经来传播。

南北朝时，大量的印度佛教经纶被译出，如佛教经典《华严经》、《涅经》、《楞加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由朔佛、支谶共出的《道行经》，支亮及弟子之谦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即《道行经》，而称曰《大明度无极》，竺叔兰之《放光经》，以及支谦的《明度无极》。

加上，中西僧人还做了大量的注疏，如佛教内容关于般若空观，涅佛性、因果报应等问题的讨论，中国当时善于玄谈的文人名士，也开始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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