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度田令

《星汉灿烂》文帝的历史原型是光武帝刘秀，随着剧情深入文帝会颁布度田令，引发地方上的叛乱，然后处置了叛乱者，剧中的很多反派也由此下线，而度田令引发叛乱的同时，还废了宣后。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光武帝度田的这段历史。

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

光武帝刘秀度田引发叛乱

“时州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服，抵言於长安街得之。帝怒。时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诘问吏，吏首服，如显宗言。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

然而随着度田的展开，丈量土地，统计人口的逐步深入，豪族大右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勾结郡国长官，欺压平民小农，并且隐瞒和少报真实拥有的土地和人口。度田的真正目的得不到真正的落实，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田宅逾制，仆婢多匿的现象得不到根本的缓解，反而弄的中下层平民小农怨声载道。

地方官吏在执行“度田”诏令时，“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完全失去了“度田”的初始目的。特别是河南、南阳两地，一为京师之地，功臣居多；一为帝乡，皇亲尤众，“田宅逾制”更甚，但地方官员畏于权势，不敢认真清查。这些问题暴露后，光武帝极为重视，果断采取措施，整肃吏治，严惩在度田中作弊的官员，“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以“度田不实”，诛杀河南郡守十余人，并下狱包括南阳近臣刘隆。

此事遭到权贵和郡国大姓的反抗，大规模动乱爆发，以“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光武帝不得不派遣使臣抵达各个郡国进行安抚和镇压。最终琅邪、北海皆破散。沛、楚、东海、临淮等地群贼惧其威武，相捕斩者数千人，由此青、徐震栗。叛乱基本平定。

与此同时，“建武十六年，琅邪、北海盗贼复起”，光武帝派遣近臣张宗督二郡兵讨之，通过“设方略，明购赏”，最终皆悉破散，威震沛、楚、东海、临淮的乱贼，并相捕斩了数千人。青、徐两地震栗，叛乱才得到平息。

同年，交趾郡征侧、征贰姐妹起兵造反，交趾震动。光武帝不得不起用因度田下狱的南阳近臣刘隆，随马援征讨交趾。

为了安抚因度田而反抗的河南南阳河北等地的权贵势力，安抚动荡，只好起复因度田而入狱的南阳河南近臣刘隆等人，安抚地方权贵。度田政策从此不再大力深度的执行，而地方权贵亦做退让，“诸郡新坐租”，每个郡县都补交了租税，而刘秀亦再未有过如同十五年一样大规模大深度的严厉彻查权贵和斩杀官员的行为，度田就此在全国开始平淡实行。

从建武十五年的欧阳歙因度田被揭罪死，斩河南尹十余人，到全国性的郡国大姓武力反抗，再到建武十六年的盗贼四起，州郡动乱，交趾造反，光武帝至此度田三载，日食两年，导致朝堂动乱，天下盗贼四起，严重动摇到了刚刚站稳根基的东汉的统治。

面对天象示景，度田造成的忧怖，最终都压在了身为皇后的郭圣通的身上。建武十七年七月，妖巫李广等群起据皖城，光武帝派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伐。九月，破皖城，斩李广等。同年十月，光武帝以郭后“怀执怨怼”和“吕霍之风”为由，下诏废后。

刘袖（秀）叫什么帝?谁能综合评价一下他

中文名称: 刘秀
又名: 光武帝 字文叔
性别: 男
所属年代: 汉代
生卒年: 6—57
相关事件: 光武中兴 昆阳之战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相关人物: 刘演
生平简介
刘秀(公元前6～公元57)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钦曾任南顿令。

王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现败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扬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刘秀与其兄刘演抱着恢复刘姓统治的目的，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各县的地主豪强，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武装,称为“舂陵军”。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与绿林军下江兵约定“合纵”。次年二月更始政权建立后，刘演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地皇四年六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领大军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突围调集援兵，与以王凤、王常为首的留守城内的义军合击，重创莽军。昆阳之战对于绿林军入关和新莽政权的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刘演又夺取了宛城，他们的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于是新市、平林的农民军将领劝更始帝刘玄杀掉刘演。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谢罪,以此取得了农民军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同年九月，新莽政权覆灭。更始帝北都洛阳后，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不久，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次年五月诛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刘秀派遣吴汉等袭杀更始政权的尚书谢躬，与农民军彻底决裂。建武元年（公元25）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鄗（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了赤眉农民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即于建武五年先后削平了盘踞渔阳郡的彭宠、南郡的秦丰和齐地的张步；次年又翦除了盘踞江、淮的李宪、董宪、庞萌,统一了关东,后以笼络手段使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和消灭了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割据安定的卢芳也于建武十六年归附，不久逃往匈奴。这样，经过十二年时间，刘秀终于消平群雄，完成了统一事业。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于是“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所以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之名。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刘秀又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如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并且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次年又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遣散还乡，发弛刑徒屯田边境以代替征调的戍卒等等。据史书记载，光武帝统治后期“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了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特别是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规定民有被卖为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灸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对于广大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两千一百多万。

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但是，东汉政权是建立在世家豪族的基础上的。刘秀在即位之后，就宣称要以“柔道”治天下。所谓“柔道”，实则就是扶植和保护世家豪族的利益。建武十五年，刘秀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结果，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进行分化和镇压,对于大姓兵长,则在处死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等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

光武帝刘秀死于中元二年。

刘秀(6-57)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钦曾任南顿令。

王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现败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扬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刘秀与其兄刘演抱着恢复刘姓统治的目的，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各县的地主豪强，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武装,称为“舂陵军”。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与绿林军下江兵约定“合纵”。次年二月更始政权建立后，刘演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地皇四年六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领大军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突围调集援兵，与以王凤、王常为首的留守城内的义军合击，重创莽军。昆阳之战对于绿林军入关和新莽政权的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刘演又夺取了宛城，他们的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于是新市、平林的农民军将领劝更始帝刘玄杀掉刘演。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谢罪,以此取得了农民军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同年九月，新莽政权覆灭。更始帝北都洛阳后，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不久，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次年五月诛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刘秀派遣吴汉等袭杀更始政权的尚书谢躬，与农民军彻底决裂。建武元年（公元25）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鄗（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了赤眉农民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即于建武五年先后削平了盘踞渔阳郡的彭宠、南郡的秦丰和齐地的张步；次年又翦除了盘踞江、淮的李宪、董宪、庞萌,统一了关东,后以笼络手段使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和消灭了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割据安定的卢芳也于建武十六年归附，不久逃往匈奴。这样，经过十二年时间，刘秀终于消平群雄，完成了统一事业。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于是“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所以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之名。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刘秀又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如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并且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次年又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遣散还乡，发弛刑徒屯田边境以代替征调的戍卒等等。据史书记载，光武帝统治后期“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了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特别是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规定民有被卖为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灸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对于广大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两千一百多万。

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但是，东汉政权是建立在世家豪族的基础上的。刘秀在即位之后，就宣称要以“柔道”治天下。所谓“柔道”，实则就是扶植和保护世家豪族的利益。建武十五年，刘秀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结果，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进行分化和镇压,对于大姓兵长,则在处死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等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

光武帝刘秀死于中元二年。

光武帝刘秀当皇帝多少年？政绩如何？

刘秀在位33年，葬于原陵。庙号为世祖，谥光武帝。

汉光武帝刘秀主要政绩:

集权于尚书台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

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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