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度田的历史背景

东汉初年，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当时刘秀亦未想对这一问题做出解决。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光武帝度田的历史背景还有目的。

光武帝度田的历史背景

封建制的国家政权，其基层统治（县以下各乡、亭等）的基础是靠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地主来维持的，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求，和士族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人口劳力争夺需求是有根本性矛盾的。比如中央政权需要更多的农民登记在国家户籍中，以备缴纳田租赋税、服兵役和皇帝修边塞军事设施、造宫殿等的劳役，可是小农一旦贫困破产无力缴纳租税，甚至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小农为了逃避劳役、国家赋税，就会自愿成为豪强地主的奴隶身份，不登记在国家户籍即“编户齐民”中，说到底，就是人口、田地这两项，始终中央争不赢地方，君权争不赢除了君主以外的所有阶层（士大夫阶层、地方豪强，外戚和宦官作为君权的延伸，属于君权，然而外戚偶尔有时又可以演变为地方豪强和士大夫阶层，宦官却始终牢牢只能依附于君权），导致经济上国家和地方抢财政抢不赢，政治上地方豪强依仗部曲众多，对抗中央、对抗君权，给大一统集权国家造成强大离心力和分裂隐患。

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察举制之后，士族政治势力逐步膨胀，豪强、士族和未铲除干净的刘姓诸侯王国互相勾结，大地主兼并土地严重。汉武帝一度重用张汤、朱买臣等酷吏（汉文帝、景帝也利用过酷吏），利用浩繁的法律条文，巧定罪名，定点打击大诸侯国、大豪强、大地主，并制定了长远性的措施——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迁茂陵令》，凡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豪强地主等官方权贵特殊利益集团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势力发展。在此之前，汉高祖刘邦也曾迁徙秦末楚国地方的大豪强五个大宗族到自己的陵墓长陵，但是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形成了新的“以皇室血缘和裙带关系为根基的官方权贵利益集团”，故而定期将每每新出现的地方特殊利益集团迁徙到京师天子脚下居住看管。

而至汉元帝刘奭永光四年（前40年）十月，诏令废除了汉武帝的定期迁徙豪强以打压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措施。此前元帝恢复武帝的“迁徙豪强”政策执行了五年未成功，说明“国家威力已不足以迁徙他们”。

直至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等各种社会问题极其严重，王莽改制，然而其改革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各地纷纷反叛。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是靠大地主大豪强的势力得天下的。等真正统一天下后的第三年——建武十五年，坐稳了皇位的刘秀，真正开始和这些大豪强、大地主翻脸，抑制兼并，开始“度田”。

如何评价“度田事件”?

所谓度田失败，是从度田的本质上说的。度田的本质，是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和日益坐大的地方宗族势力（这里面包括了皇帝本身的亲戚权贵形成的地方大族势力），争夺百姓人口和田地，其本质，就是更多的人口到底归国家调遣还是归豪强大族，田地更多归国有还是地方大族。度田政策最根本的“案比”制度，“案比户口作为一项统一的制度，形式上是沿袭下来了，实际却难以维持……豪强地主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依附农民，保持着自己的私家武装……而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与度田以前毕竟完全不同。”这就是“妥协的结果，国家和豪强之间重新出现了相对的平衡”。然而，“田庄武装是隐蔽的……在特定条件下，豪强部曲，可以转化为政治上的割据势力，东汉末年，就是如此。”
而且，不仅是田地、人口的争夺，国家对豪强妥协了，法律、政治势力的争夺，君权毫无一丝可能像汉武帝最强盛时期的大一统专制那样牢牢掐住非君主一人以外的所有权力阶层（包括官方权贵集团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喉咙了。比如敢诛杀公主家奴的“强项令”董宣，做北海相时，遇到当地大姓公孙丹，不得不征召他来做官，他为了造新房滥杀无辜路人，董宣依法诛杀。公孙丹的“宗族亲党三十余人”，竟敢带着兵器上门喊冤。后来董宣被光武帝刘秀以“多杀无辜”的罪名下狱问罪。这要是放在汉武帝时期，地方豪强如果敢聚众、带兵器去上门（《后汉书》“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就凭“聚众”和“带兵器”这两条，那就是“夷灭三族”的下场，而绝不会如光武帝这样先把代表君权的董宣下狱问罪，做出姿态来安慰地方豪强。汉武帝迁徙豪强去茂陵，郭解找到大将军卫青求情，汉武帝由此知道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之大，坚决拒绝大将军的情面，最终“族灭”郭解，就是君权强力对抗地方豪强和所有权贵集团（郭解的姥姥是许负，卫青军功卓著，其妹又是武帝皇后卫子夫）的明证。终武帝一朝，外戚、地方豪强、相权、士大夫阶层，都不敢丝毫和“大一统国家”争夺利益、人口、田地、特权。可是到了东汉开国，光武帝不得不顾及社会舆论（其本质就是士大夫阶层和世家大族的话语权）而妥协。把“董宣”放在《酷吏列传》里，其本身，就说明编写史书的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倾向。
综上所述，度田的本质，封建国家和士大夫阶层、地方豪强，争夺土地、人口、政治控制力这三者，之所以不能获得彻底成功，而只能妥协于表面的平衡，给东汉末年的分裂局面埋下隐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士族政治势力之膨胀”、“东汉之察举制与征辟制度”的特点和“太学清议”这三项，互相促进，极大稳固了士族的势力竟达到和君权相匹敌的地步，这在秦朝、西汉武帝时期，绝不可能。以至于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曹丕要正式登基称帝，不得不颁布《九品官人法》，让出国家大一统利益给士大夫、地方豪强宗族。司马氏要称帝，更加推行九品中正制，造成晋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土地兼并、农民人身依附完全合法化。

度田事件是谁劝说刘秀

劝说刘秀的是陈留吏以及刘秀之子——东汉明帝刘庄。

度田之后，由于触及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一开始就存在度田不实、优饶豪左、侵刻羸弱等问题。陈留吏上牍写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于是他就问陈留吏这是什么。陈留吏说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是在洛阳的长寿街上得到的。这时，帐幄后面只有12岁的东海公刘阳插话说，这是郡里的官吏教他怎么核查土地。光武又问，那为什么河南南阳不能问呢？刘阳又说，河南是帝乡，南阳是帝城这两个地方田亩和宅第肯定逾制所以不能认真核查。
东海公刘阳即是后来的汉明帝刘庄。

光武帝是谁

光武帝是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

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人，出生于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兰考），东汉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的为政举措：

1、政治上，刘秀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

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

2、经济上，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

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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