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礼仪与孝的关系

孝礼是夏礼的基石，在祭祀过程中，夏人最看重的是一个“敬”字。

慎终追远法者为大

不忘祖宗恩泽，永记逝者功业，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记·礼器》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亿万黄帝子孙把“顺于鬼神”的情怀，凝聚成了慎终追远的祭祀礼仪。应当承认，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祭祀礼仪，是成就于夏王朝的。史称“夏造殷因”。“夏造”，在礼仪文化上，夏王朝是有创造精神的。“殷因”“因”者“顺”也，殷商王朝只是顺着夏王朝创建起来的礼仪文化走下去而已，然后是代代相因。由殷而周，由周而秦，由秦而汉……一路地因下去，最后建设成了中华的祭祀礼仪文化。

三代“圣王”立下了这样的重祭、重祀规矩：“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这是《礼记·祭法》)提出的五种人值得全体民众永远加以祭祀的规矩。”

“法施于民则祀之”，即能够制定法，并努力推进法的实施的、对法治建设有推进作用的人应重祀。当然，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法”是宽泛的，既指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又指道德及生活中的重要规范。由此可见，夏朝对法治建设的重视程度。

“以死勤事则祀之”，即能够忠于职守，甚至以死殉职的人。夏朝才刚刚进入阶级社会，职守的观念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还比较淡，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以劳定国则祀之”，即有治国安邦功勋的人。从五帝时代开始有了天下的观念，而从夏开始的阶级社会把“天下”赋予了“国”的概念，谁能把天下这个“国”安定下来,他就是国民的大恩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他。

“能御大灾则祀之”，即能够带领民众抵御各种自然大灾的人。中国是农业社会，所以《礼记·祭法》特别强词“能御大灾则祀之”。“大灾”中首当其冲的是危及农业生产。而能够保护农田、使老百姓有吃有穿的人，最值得怀念。这一点，作为大禹子孙的夏人最有资格提出来。

“能捍大患则祀之”，即能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将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人。

唐金培强调，作为炎黄子孙，应当永远记住圣王提出的“祭祀五条”。这五条告诉人们，他们不是为祭祀而祭祀，祭祀先人的目的还在于激励后人，使这个古老的民族变得更坚强、更果敢、更有理性。

夏民重祭立下规矩

那么，夏人是否依据这“祭祀五条”做了呢？应该说，做了，而且做得很好。《礼记·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夏人重祭的就是这样四个人，他们依次是：黄帝、颛顼、鲧、禹。夏民为何要重点祭祀这四人？

首先是黄帝。黄帝为万物确定了名称，使民众不致怀疑，而且言行、取舍都有准则。黄帝是天下真正的共主，是中华人的人文始祖，值得天下华人共祭。其次是颛顼。颛顼能继承黄帝未竟的事业，通过刻苦自励，把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五帝中，应当说颛顼时代是最平稳、民众最安居乐业的时代，仅此一条也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再次是鲧。鲧是个治水失败的英雄，败的英雄同样也值得“郊祭”。郊祭是一种在郊外举行的祭天神的祭礼。主要是祭天神，夏人在郊祭天神时把自己的祖先请来“配享”。鲧为治水大业出了力，因此有这个资格。另外，鲧为禹父启爷，祭祀祖先，理所当然。最后是禹。“禹能修鲧之功”。鲧治水没有成功，作为鲧的儿子，苦苦修炼，经过13年，终于把治水大业完成了，禹之功可谓大矣。

“夏人的这四祭，可以说为华夏民族日后的祭祀立下了规矩。”，“何人该祭、何人不该，有夏人的规矩在，后人可以变通，但不能违规。”

王朝更替孝道不变

在祭祀过程中，夏人最看重的是一个“敬”字。夏人反对祭祀上的繁文缛礼。《礼记·祭法》曰：“祭不欲数（烦琐），数则烦，烦则不敬。”夏朝人的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如果太讲究礼数了，相反就“不敬”了，就会违背建立祭祀活动的初衷。

“行孝必须践行对父母奉养的责任与义务，只有家庭和家族稳定了，国家的稳定才有了基础。”，“尽孝道必须懂得对父母感恩和追思，特别是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王朝，它反而把汉民族宣扬的孝道精神推到最高峰，为后世还留下了叙之以文，咏之以歌的《二十四孝》。”

那么，从原始社会的官天下，到刚进入奴隶社会的家天下的夏朝，其孝礼究竟如何？为什么又把孝礼称作是夏礼的基石呢？连日来，河南法制报记者奔波在中原大地上，追寻、探索远古的孝礼。

《二十四孝》“第一孝”

《二十四孝》是元朝郭居敬编录，由历代24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中行孝的故事集。《二十四孝》中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虞舜孝心感动上天。

夏禹是五帝的最后一帝——舜帝的直接政治继承人，也是舜孝文化的直接继承人。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太史公写下了凡是炎黄子孙都耳熟能详的“孝感动天”的故事：舜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舜父又娶了妻，生了个名字叫象的儿子，这是个很傲慢无礼的孩子。舜的父亲很爱后妻和后妻生的小儿子，常想杀死舜。虽然如此，舜还是对家人很好。“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他的孝顺名声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当时尧正在寻找后继者，大家都推举舜。后来舜践天子位后，还是十分孝顺他那个父亲，“王朝父瞽叟，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

舜的这些作为，后来被人以“孝感动天”之名编在《二十四孝》中，成为最为感人的《二十四孝》“第一孝”。

很显然，禹开拓的夏之孝礼，是深受舜“孝”影响的。在舜当天子32年的时候，舜于是早作打算，把禹推荐给上天（代行天子之政），这说明了两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是完全一致的。禹作为舜“孝”观念的传人，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说，禹自身的行为，为夏的孝礼定下了基调。

关于中国孝文化

20世纪的先秦孝道研究主要是在传统叙事史学的框架下完成的。由于叙事史学的从业者把“复原”历史作为自己事业的最高追求，因而主张对历史事物的具体发生、发展、结束等情形做尽可能细致真实的描述。在这种研究思路的指导下，学者们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关于先秦孝道起源、演变以及衰落过程的描述；偶尔他们也会换一个角度，于是在我们眼前涌现出关于儒、道、法、墨等家及其代表人物孝道思想的各种不同版本。实际上，正是这些繁简各异、真实程度不等的叙事史著作构成了20世纪先秦孝道研究的主体。不容否认，读者能够从这些叙述中发现一些有益的历史信息，然而这种以叙事见长的历史作品却不能给我们以更多的教益。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叙事史只着眼于具体历史事物的“实证”，而对于揭示这些事物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了无兴趣。这种陈陈相因的做法已引起人们的警觉，有学者就指出理论与方法的滞后成为制约目前孝道研究的桎梏，“史学方面的断代的对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论文，但仅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5）“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比喻准确反映出研究者受传统史学理论影响，在孝道研究中往往勤于就事论事，而疏于理论概括的真实状况。 历史学家曾一度标榜自己的学问是“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呢？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指出：“科学并不仅仅是事实和公式的汇集，它是处理经验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科学’一词可以被适当地用作为动词：人们在从事科学活动，即根据一定的假设和使用某些技巧去处理经验。”[2]（3）德国学者汉斯·波塞尔也认为：“科学并非事实的简单堆积，即便是材料的整理，充其量也只能称作是科学的初期阶段。最主要的是，科学能够提供一系列的概念，用这些概念可以解释实际中出现的具体情况。”[3]（29）由此可见，科学意味着解释，它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一系列分析活动的总和，材料和事实的编排罗列充其量只能算是科学研究的基点，而不是科学本身。同样，历史学要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就不能满足于史实的叙述，因为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只有在材料的解释和分析中才能得出。我们乐意承认，历史学迈向科学的途径可能有多种，然而文化学方法，即“用文化解释文化”无疑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其他各种文化现象共同影响和作用的产物，因此它的成因、功能以及规律都应该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加以寻找。怀特曾经指出：“文化是自成一体的事物，文化之为文化，只能依据文化加以解释。”[2]（66）迪尔凯姆也说过类似的话：“社会现象的确切原因应该从那些以往的社会现象中去寻找。”[4]（89-90）孝道作为先秦时期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乃是种种社会组织、文化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关于它的解释无疑也应遵循上述原则。家庭组织是孝道发生发展的核心领域，它的类型、地位、结构以及规模与孝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妨以家庭组织类型的考察作为开始。 一、家庭组织与孝道 1、家庭类型与孝道 众所周知，按照家庭血统、权利和财产继承方式的不同，人类有史以来的家庭组织至少可分为父系制家庭与母系制家庭[5]（59-73）。父系制家庭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普遍和典型的一种家庭组织类型，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以及欧洲历史上希腊、罗马的家庭，都可归入此类。人们关于母系制家庭组织的了解主要来自现代人类学的知识，生活在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的特罗布来恩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家庭类型的最真确材料。 以特罗布来恩人为代表的母系制家庭中是否存在像中国古代那样特征鲜明的孝道呢？经过比较我们发现，答案是否定的。《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事后又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先秦孝道的基本内涵是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殷勤侍奉，而在他们去世之后按照礼俗规定埋葬、祭祀。古人讲求事死如事生，因此“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乃是“生，事之以礼”的继续，古人称前者为“孝养”，称后者为“追孝”，正说明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只要搞清楚不同家庭类型中人们“事生”方式的异同，就足以了解彼此间孝道的差异了。 首先，孝道要求人们对健在的父母悉心赡养和照料。《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是以敬为孝之根本。又子夏问孝，孔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的批评固然反映了春秋之际孝道衰落的事实，然而时人对这一道德规范期望之高、要求之严，岂不正好说明孝道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孝道不仅要求人们心悦诚服地为父母供给衣食、解除身体的劳苦，还要悉心照顾父母的生活起居。《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内则》：“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潄，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韠、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屦着綦。”这是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应当随身做好准备，以便照料父母。古人对孝道的训练自子女的童年时期就已开始：“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潄、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若已食则退，若未食则佐长者视具。”在父母年老体弱或身患疾病时，孝养显得尤为重要。《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里仁》载孔子的话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这些关于孝道的记载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父母（尤其是父亲）对子女的无上权威，另一方面则看到了子女对父母无可逃避的义务。 然而在母系制家庭中，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介绍： 特罗布来恩群岛上的孩子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很小就摆脱了父母的从来都不十分严格的看管。他们有的愿意顺从父母，但这完全是双方的个人性格问题：绝不存在什么固定的原则观念或家庭内部的强制制度。常常是当我们坐在他们当中观察家庭的纠纷或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争吵时，总是听到年幼者被要求去干这干那，但是，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事，都是以帮忙的方式去做（而非孩子必须尽的责任），尽管这种要求有时会以武力威胁作后盾。父母像对待平辈人那样对待孩子，要么哄劝，要么责骂，要么请求。在特罗布来恩群岛，父母与子女之间，根本听不到父母期望孩子天然服从的单纯的命令[6]（56-57）。 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对待的态度和方式所反映的绝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社会文化对人们的要求。我们看到，母系制家庭中的子女既没有顺从父母的意识，也没有“有事弟子服其劳”之类的义务，这与中国先秦时期家庭中的情形截然不同。不仅如此，母系制中父亲担任着与父系制家庭中截然不同的角色，人类学调查表明：“模式的超卜连兹（按：即特罗布来恩——引者）的父亲是个耐苦耐劳谨慎小心的护士；社会传统所有的呼声就是使他尽到这项义务。事实是这样：父亲永远关心子女，有时关心得火热，所以对于一切职务即使是被社会所加上的劳苦职务，也心悦耳诚服地执行着。”[7]（24-25）尽管父亲对子女具有基于生理上的自然情感，然而子女却无需为此给予相应的回报，“子女永远感不到父亲底重手加到自己底身上，父亲既不是子女底宗人，也不是子女底主人，更不是子女底恩人。父亲并没有权利或专权。然他们仍然像世界上常态的父亲一样，对于子女感到强烈爱情。父亲既爱子女，再有对于子女的传统义务，于是设法获得子女底爱情，保持住对于子女的影响。”[7]（32）这说明母系制下人们没有将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和义务予以高度重视，文化也没有形成这方面的要求。 其次，除了赡养和照料之外，孝道也要求子女在对待父母的态度方面下气怡色、恭敬有加。《礼记·祭义》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之。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曲礼上》又说：“父子不同席”，“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即使父母有过，恭敬也同样不可或缺，《内则》：“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权制家庭中亲子关系则充满着平等和民主色彩。子女年幼的时候，父亲“与他们作朋友，帮忙他们，教导他们，他们乐意什么就是什么，喜欢多少就是多少。孩子在此时期较不关心于他，这是诚然因为他们都是通体上喜欢自己底小伙伴。然而父亲老在那里作着有裨益的顾问，一半是游戏的伴侣，一半是保护人。”[7]（44-45）与这种平等关系同时出现的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频繁冲突及其独特的化解方式。马林诺夫斯基曾举例说：“有时，人们也会生孩子们的气，在极度愤怒时动手责打孩子；但是，我也常常会看到孩子愤怒地冲向父母攻击他们的情形。这种攻击可能会得到一个温厚的微笑，也可能遭到愤怒的回击；但是，对土著人来说，明确的报复意识和强制性惩罚的观念不但极为少见，甚至令人厌恶。有几次在孩子明显做了错事之后，我建议说如果硬着心肠打他们一顿或用其它方法给予惩罚，今后有助于他们改邪归正，可是这种想法在土著朋友们看来显得不尽情理而没有道德，故而遭到怀有几分敌意的拒绝。”[6]（56-57）由此可见，对父母的毕恭毕敬至为罕见，而且也并不为世俗所格外鼓励。 母系制家庭之所以不存在中国先秦时期那种意义上的孝道，这完全是由家庭组织类型的不同造成的。父系制家庭中，家庭的世系、遗产、权利是以父亲作为依据的，父亲由此成为家庭的重心。在这种家庭类型中，家庭成员的基本问题（如孕育、出生、成长、婚姻等），都要依赖父系家庭自身得以解决。因此，父系家庭的巩固以及家庭秩序的维系便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强调父亲的权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孝道体现的是父系的权威，它的本质就在于以道德的方式约束家庭成员（子女），加强家庭的凝聚力。相反在母系制家庭中，人们依据母亲的血统进行世系、遗产、权利的计算或继承，而这些世袭原则的代表者则是另外一个人——生活于另一家庭之中的母舅。与《论语·里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同，母系制下的子女（尤其是男子）在成年之后必须进入新的生活空间，离开自己所出生的家庭，搬到母舅家中。这种居所的变迁既意味着生活重心的转变，也意味着角色的变换，“母舅好像我们之间的父亲，是理想化给孩子的；他们教给孩子，那是他要得其欢心的人，且是将来所要仿效的标准。我们就是这样见到，使我们底社会里的父亲这么困难的质素，大多数（虽非全数）都在梅兰内西亚人之间交给母舅了。他是有权势的，他是理想化的，孩子和母亲都要服从他；父亲则完全解除了这些可恨的权柄和特点。”[7]（47）这样，母舅的权力在客观上便成为瓦解子女与父母关系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对早先家庭秩序的破坏力量。由于文化的这种特殊要求，“孝道”便显得既属多余，也不可能。就这样，母舅担当了父系家庭中父亲的角色，他是外甥顺从、恭敬的对象，也是外甥履行自己人生各项主要义务的对象。家庭类型的不同造成了人们文化观念的迥异，正如我们曾对母系制下甥舅关系的状况心存疑惑一样，特罗布来恩人对父系制下的父子关系也感到大为不解。据说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为了让土人们理解西方基督教的教义，甚至不得不将父系制下的上帝观作适当变通，“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理将不得不译成母系的术语了：我们将不得不称圣父为‘圣舅’（God-kadala，母亲的兄弟），称圣子为‘圣姐妹之子’（God-sister’s son），称圣灵为神圣的巴罗马（a divine baloma）了！”[6]（191-192）可以想象，假如我们非得在母系制家庭中寻找“孝道”的话，那么就只能找到那种外甥对母舅的道德义务规范。 2、家庭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孝道 父权是孝道发生的基础，然而并非所有父系制家庭都会产生先秦那样的孝道，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西方社会就是这样。20世纪早期的许多学者都将孝道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正是比较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钱穆曾指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谢幼伟也说：“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梁漱溟则将“孝”列为中国文化的第十三项特征，并指出中国人的孝道不仅闻名于世，色彩最显，而且堪称为中国文化的“根荄所在”，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8]（20-21）中西社会都是父系制类型家庭，然而一者发展出特色鲜明，影响巨大的“孝文化”，一者则始终在这方面几无作为，这说明除了受家庭组织类型的影响以外，孝道的发生、发展还一定受其它文化因素的左右。 按照文化学的一般观点，一种普遍文化现象的产生，往往不仅因为它满足了社会中某些小团体的需要，更是由于它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了重要功能，因此文化的成因与功能应当从社会整体的运行中得到解释。孝道也不外乎如此：从表面上看它是家庭的产物，并维系着家庭的存在和稳定；然而社会之所以积极提倡孝道，绝不是因为它能给各个家庭带来好处，而毋宁是由于孝道符合了社会的总体利益。进而言之，正是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孝道的发生提出了要求，而家庭组织之社会地位的显著差异，乃是不同父系制家庭条件下孝道发展状况趋异的根本原因。 家庭组织虽然是人类初民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特殊原因，它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地位之高低、作用之大小却远非整齐划一。家庭组织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地位显赫、作用巨大，这主要与早期国家的独特产生方式有关。常金仓先生曾指出：“在世界各民族中，国家产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它有多少式样，从氏族制到国家的出现都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必须在普通氏族成员中产生一个或几个首领、首长、长老来，他们是血缘组织以外公设的权力机关的代表，在不少民族中就是按年龄阶梯组成的社会的首领，然后才能由这些首领渐次攘夺公共权力，使这种非血缘组织显得越来越重要最重取代氏族组织。”[9]（149-150）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所概括的希腊、罗马、德意志等三种国家产生方式不尽相同，具体表现为家庭组织在国家产生过程中角色有别、作用各异。恩格斯曾经说过：“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周围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力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熔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10]（165-166）在雅典、罗马和德意志等国家的产生过程中，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遭到了破坏，家庭组织也因此未能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则不然，夏代早期国家是通过大禹之子启破坏部落民主传统，“以家代国”的方式产生的，以夏启为领袖的姒姓家族在缔造早期国家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礼仪的演变过程

礼仪的发展历程：

1.礼仪的起源时期：

夏朝以前(公元前21世纪前)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晚期(约旧石器时代)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整个原始社会是礼仪的萌芽时期，礼仪较为简单和虔诚，还不具有阶级性。内容包括：制定了明确血缘关系的婚嫁礼仪；区别部族内部尊卑等级的礼制。

为祭天敬神而确定的一些祭典仪式。制定一些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表示礼节和表示恭敬的动作。例如：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尊崇男女有别的思想；在炎黄、尧舜禹的时代中，人们逐渐推出“三纲五常”的理论。

2.礼仪的形成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原始的宗教礼仪发展成符合奴隶社会政治需要的礼制，礼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这个阶段，中国第一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礼仪与制度。

如“五礼”就是一整套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规范和行为标准。古代的礼制典籍亦多撰修于这一时期，如周代的《周礼》《仪礼》《礼记》就是我国最早的礼仪学专著。在汉以后2 000多年的历史中，它们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被称为礼经。

3.礼仪的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前221年)这一时期，学术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对礼教给予了研究和发展，对礼仪的起源、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阐述，第一次在理论上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社会等级秩序划分及其意义。?

孔子非常重视礼仪，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基础。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孔子提出的“仁”的概念。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他要求人们用礼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倡导“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相互关心，彼此尊重。 孟子把礼解释为对尊长和宾客严肃而有礼貌，即“恭敬之心，礼也”，并把 “礼”看做是人的善性的发端之一。

荀子把“礼”作为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把“礼”看做是做人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理想。“礼者，人道之极也”。他认为“礼”既是目标、理想，又是行为过程。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管仲认为礼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把“礼”看做是人生的指导思想和维持国家的第一支柱。

4.强化时期：

秦汉到清末(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在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尽管在不同的朝代礼仪文化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直为统治阶级所利用，礼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的工具。

这一时期的礼仪的重要特点是尊君抑臣、尊夫抑妇、尊父抑子、尊神抑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逐渐变成为妨碍人类个性自由发展、阻挠人类平等交往，窒息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

纵观封建社会的礼仪，内容大致有涉及国家政治的礼制和家庭伦理两类。这一时期的礼仪构成中华传统礼仪的主体。

5.近代礼仪的发展

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时期，中国出现“大杂烩”式的礼仪思想，关于礼仪的标准、价值观念得到推广和传播。正在此时，西方与中国推崇的思想截然不同，西方推行自由、平等、解放的思想。相对于中国的思想而言，西方更显得开放和自由，中国的思想略为保守。

6.现代礼仪的发展

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竞争，将会越来越多地在文化领域中展开。文化是民族的基本特征，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古往今来，真正灭绝于种族屠杀的民族并不多，而灭亡于固有文化消失的民族却是不胜枚举。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发生过文化中断的文明。在未来的世纪中，中华文明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能否在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强势的本位文化，这无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能否将它的精华发扬光大，对于本位文化的兴衰至关重要。

中国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是传承千年的礼仪之邦，声教播于海外。相传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制礼作乐，就提出了礼治的纲领。其后经过孔子和七十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提倡和完善，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汉以后，作为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和上古礼制的渊薮，《仪礼》、《周礼》、《礼记》先后被列入学官，不仅成为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而且成为历代王朝制礼的基础，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礼乐文化自然成为了东方文明的重要特色。毋庸置疑，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礼仪文化。
礼仪文化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应当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第一页的时候，礼仪就伴随着人的活动，伴随着原始宗教而产生了。礼仪制度正是为着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定出来的。从人类把对神、对自然力的恐惧和敬畏转向人类自身之后，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表达敬畏、祭祀的活动日益纷繁，逐步形成种种固定的模式……终于形成为礼仪规范。可见，从礼仪的产生和发展来考察，礼仪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必然要求和必然的反映。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礼仪规范的形成和变迁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从考古资料来看，在辽宁喀左发现的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大型的祭坛、神庙、积石冢等，是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场所；有裸体怀孕的妇女陶塑像，可能是受先民膜拜的生育女神。更早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虫身图像，墓葬中死者头颅西向而卧，也都透露出远古时代礼仪制度的若干信息。在古代文献方面，有“自伏牺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的说法。实际上，礼仪制度的演变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真正比较完备、系统的是西周的礼制。周以前的礼仪制度，由于材料匮乏，文献不足，已经难以详考了。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在汉以后二千多年中，它们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因此被称为“礼经”。现在，要研究探讨古代主要适用于贵族的礼制，“三礼”仍然是最重要的书。虽然对它们的思想倾向评价不同，它们的论述中有不少只是出于后世儒家的理想，但它们在文化史上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影响的。
古代所谓礼仪，包括的范围内容和形式非常广泛，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水旱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行政区域划分、房舍陵墓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仪有关，它几乎是一个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的庞大的概念。直到近代以后，礼仪的范畴才逐渐缩小，现在则一般只有礼节和仪式的意思。
中国的礼仪文化以其平和、中正的特征，对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万世一贯的，而只能与时俱变，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优秀文化的因子，往往历久弥新，长久地存活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地影响着民族的精神和面貌。例如，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是世界古文明的轴心时代，出现了诸如孔子、老子、孙子，以及苏格拉底、伯拉图、释迦牟尼等哲人和光耀千古的经典。两千多年来，他们始终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人们几乎处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还每每要回到那个时代去寻找智慧。对于孔子诸家倡导的礼乐文化，人们也应该作如是观。
近代以来，由于国势衰微，列强入侵，国人激于时变，把落后挨打归咎于传统文化，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尽然。试想，一个知书达理的书生挨了强盗的打，人们可以责怪他没有拳勇，但却不可以责怪他不该知书达理。如果书生从此丢掉书本，只练武功，变成了没有文化的“强人”，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人类社会终将进入一个人人讲信修睦、彼此谦敬礼让的文明时代。因此，人们既要习武强身，又要弘扬既有的文化，礼乐文化终究会有它新的用武之地。
中国的礼仪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也带给世界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在韩国、日本保存颇多，并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令人汗颜的是，在人们的本土，它的流失速度却是非常惊人。在人们的人际交往中，懂得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的人已经日渐稀少。作为民间最普遍、最隆重的婚礼、生日礼仪等庆典，正越来越失去民族特性、急剧地西化；而圣诞节、情人节等正日益成为中国年轻人的重大节日。作为民族文化表征的礼仪、节日一旦全部西化，就表明本位文化已经被国民抛弃，它的消亡也就不会太远了。炎黄子孙、有识之士，当知忧虑。
中国几千年文明铸就的礼仪文化，原本可以成为旅游经济的强项，可是，许多行业成员连"对不起、谢谢、没关系、您请"十个字的礼貌用语都说不好，遑论其它。尽管眼下宾馆、酒店等越造越华丽，而服务质量却始终是旅游业发展的软肋，令人长叹。此外，近年出境旅游的国人与日俱增，但举止粗俗，缺乏礼仪教养者不乏其人，海外舆论的批评时见报导，使人们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民族形象大受损害。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近年，政府将"明礼诚信"作为二十字"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如何重建符合时代要求的礼仪规范，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传统的礼仪文明，是宝贵的思想资源，正可以为人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竞争，将会越来越多地在文化领域中展开。文化是民族的基本特征，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古往今来，真正灭绝于种族屠杀的民族并不多，而灭亡于固有文化消失的民族却是不胜枚举。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发生过文化中断的文明。在未来的世纪中，中华文明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能否在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强势的本位文化，这无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能否将它的精华发扬光大，对于本位文化的兴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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