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竹国的文化(打听秦皇岛的一位老中医！)

孤竹国政治局面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存在近千年的时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著名古国。孤竹国在商王朝中占有一定地位，所以甲骨文和金文中常见有孤竹及其国君的记载。其中有关“亚宪”的铜器，已发现的就有鼎、直、鼎、觚等几十余件，说明他是一位地位显赫、财富雄厚的大奴隶主贵族。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孤竹国的文化。

孤竹国的文化

孤竹国有着比较发达的文化，这里出土的甲骨青铜上所记载的“觚竹”“孤竹”“竹”“卜”“箕”和“亚”等字，可以证明，早在1600多年前的商朝，孤竹国就有了比较发达的文字。

孤竹国所在的滦河下游地区是南方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结合地区，最早接受了中原地区优秀的文化，又促进了东夷各族和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孤竹国培养了伯夷、叔齐两位千古传诵的爱国名士。《吕氏春秋·诚廉》关于伯夷、叔齐有这样的记载：“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伯夷叔齐让国而去，轻身重名，故曰轻重先定。”《论语·公冶下》也说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史记·伯夷列传》更是开列传的篇首，对于伯夷、叔齐礼贤让国、叩马而谏、不食周粟的事迹给与充分肯定。作为孤竹国二子，他们守廉、尚德、崇礼、重信重义、求仁自爱的精神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精髓，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孤竹文化为中国古代儒家文化起到了启蒙和引导作用，为其提供了发展轨迹，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孤竹原为子姓，是商的同姓诸侯国。商汤时代，“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自此改墨台为氏，历史记载中又作墨胎氏、墨夷氏或目夷氏、明夷氏。传说自受汤之封起，至殷纣王时代止，孤竹国传了九代，如今可考的有第七代起的最后三代国君。

第七代名竹（离犬），甲骨文中记作“竹侯”，庙号为“丁”。大约是殷武丁后期至廪辛时代的人，曾做过商王朝的“贞人”和“司卜”。

第八代是竹（离犬）的儿子，金文中记作“微”，文献中又书作“初”，尊称为“亚微”。他为其父所作的铜鼎，已于喀左北洞村出土。他大约是殷廪辛至文丁前后的人。

“亚微”有子三人，继承其位者是第二子，名“凭”，金文中作“亚宪”，在殷王朝中官至亚卿，关于他的铜器发现甚多。“亚微”之子名久，字公启，史称伯夷；三子名致，或作智，字公达，死谥齐，故又称叔齐。

打听秦皇岛的一位老中医！

我也是秦皇岛的中医，对秦皇岛中医界知名的中医算是略知一二的，不过我敢说没听说过你说的什么御医传人，假如有人自己说是御医传人，善意警告你：你不要轻易相信的好！
前几年相继去世的知名度比较高，且口碑比较好的中医有：
1.中医院老医生李玉凡早晨上班去了，可医院打电话到家里询问李医生下落，这个老医生就失踪了大约20来年了
2.中医院老医生张连成，人称“小儿张”退休后也不停的为患者服务，最后是在我们门诊服务接诊2年多后的一天如厕晕倒住院后再没起来，后来病逝我们医院送了花圈，也去世好几年了。
3.中医院老中医--赵慰庭老先生退休后在中医院返聘服务，后来也到我们门诊服务，自号“孤竹老人”，现在也已经去世了，估计你要找的人大概是他。因为老先生自号“孤竹老人”有故事在里面，赵老生于卢龙县，是个老秀才，说是秀才，估计他活着时候也没人能比他了。卢龙古代是“孤竹国”境地，老先生大概喜欢“孤竹文化”，故自称“孤竹老人”。也许有人不了解情况，富于联想，既然是孤竹国的老医生一定是御医吧。“孤竹文化”可有3600多年的历史喽。
赵老先生生前，我们爷们相处的不错，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样样都行，通读《五经》、《四书》、晓《伤寒》、明《内经》，令我钦佩不已，他上班时候，略轻闲一会，就给我谢书法欣赏，把他的医案让我看让我抄写，我虽然没有拜师于赵老先生，也算有是师徒之份了，现在赵老的书还有两本在我这，虽然不经常看，我把书的办公桌抽屉里，也算纪念吧。

迁安境内的这个传说...作为迁安人，您知道吗？

迁安境内存在大量孤竹遗迹与传说。《史记·伯夷列传》中载在伯夷、叔齐二人逃出孤竹后，「 ”国人立其中子”，即立伯夷的二弟为君。在今冀东迁安市团子山有「 ”次君墓”，传说是继位为君的孤竹次子之墓。光绪《永平府志》载：「 ”双子山，城西北(指卢龙城)20里，孤竹长君在县(迁安)东南20里，即次君山也，孤竹次君墓在焉。一名少君山。团山，墓在焉，一名长君山。马鞭山，在双子山西，孤竹少君墓在焉。 另外，九家注《晋书》「 ”辽西郡”：「 ”辽西人见有浮棺，欲破之。语曰：「 ”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为？’因为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水之会也。”关于肥如县，《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肥如”，《索隐》云：「 ”县名，属辽西。”并引应劭云：「 ”肥子奔燕，燕封于此。肥，国也；如，往也；因以为县也。”肥如即在今迁安地区。光绪《永平府志》载永平府「 ”《禹贡》冀州之地虞初分为营州地，商为孤竹国，周属幽州，春秋为山戎、肥子二国，属燕。”则孤竹、肥如在冀东，包括现在的唐山、迁安、迁西、滦县、滦南、乐亭、卢龙、昌黎、抚宁和秦皇岛等地区。《晋书》记载孤竹君祠在「 ”水之会也”，则祠在两河交汇处附近，所以滦河与青龙河形成的两河夹环地带，最值得关注。 迁安有孤竹庙。在今迁安市坨上村南的河心小岛，建有「 ”孤竹君庙”，系明嘉靖年间所建，庙内供俸的是夷齐之父老孤竹君。与岛隔河相望的南岸，有「 ”夷齐庙”亦称「 ”清节庙”，庙内供俸的是伯夷、叔齐。庙系明景泰年间所建。 迁安还有与孤竹相联系的地名，如孤竹山、孤竹城。光绪《永平府志·封域志》「 ”城西十八里，孤竹山也，孤竹城在其阴。”《永平府志》中印制的《迁安县疆域图》将「 ”夷齐庙”的位置标为「 ”孤竹城”。乾隆版《滦河濡水源考证注》:「 ”又南流二十余里，经孤竹城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青龙河自东北来汇之。”则孤竹城在青龙河与滦河交汇处上游35里。这些遗迹和历代文献的记载都可说明：迁安是孤竹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综上所述，我们从历史文献、甲骨文、金文、遗迹和地方志的有关记载等多个方面，对孤国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叙述，大致勾划出孤竹国的历史脉络。 （作者王震中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管仲进军孤竹国迷路

齐桓公，即姜小白（？—前643年），是春秋时齐国的国君，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桓公七年（前679年）始称霸诸侯。齐桓公在管仲、隰朋的陪同下曾远征孤竹国。这次战争，军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上古军事史》评价说：“齐征山戎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是一次不寻常的远征。”对滦河域流和辽西地区是改写历史的一次战争，是燕国变为大国的一次战争，也是民族地域再布局的一次战争。然而就此不寻常的远征，历史上只有只言片语散记于几部典籍中。今梳理成章呈现给读者，以便了解这段历史。
一、征孤竹国之原因
齐国与孤竹国相隔数千里，中间隔着燕国，没有任何利害冲突，那么齐桓公为什么要远征孤竹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金镂子·说蕃》也如此记载。《左传·庄公》记：鲁庄公三十年冬，齐桓公与鲁庄公在鲁国济水非正式会见，“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谋划攻打山戎，因为山戎威胁燕国的缘故。《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书均记载了伐山戎之事，而未提灭孤竹。实际上伐山戎与伐孤竹、令支是同一次战争。《盐铁论·伐功》记：“齐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残令支。”从上述所记可看出山戎是战争的挑起者，山戎攻燕在先，燕求救于齐，齐桓公为帮忙才出兵的，是正义之举。破孤竹，残令支只是顺手牵羊之事，实际上并非如此。
管仲是征孤竹国的操盘手，从他著的《管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征孤竹是早已谋划的事情。出征孤竹国是齐桓公在未称霸之前，就开始谋划并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准备工作中两次单独提到“征孤竹”需要借粮。一次提“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这里除了孤竹又提到了离枝（令支）。一次在《管子·大匡》记：“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清代张佩纶注为碣石山），斩孤竹，遇（遏）山戎。”顾问管仲。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遇山戎”，这里的“遇”字，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一书中认为是“遏”字，笔者认为有道理。这是出征前的议论。从这几段记载看，准确的说征的是孤竹、令支，同时也是对山戎的遏制。为什么要征孤竹、令支？孤竹国至周朝时已失去商时同姓诸侯国的地位，至春秋时已完全衰落，出征孤竹、令支不会有失败的风险。同时，常年的大规模长途征战，会对各诸侯造成震慑，这正是齐桓公称霸所需要的。从齐桓公进行的二十多次战争的军事活动看，多采取避实击虚战法，他一般是不强行攻坚的，还尽力避免与强敌主力正面交锋。基本上是以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达到有限战争的目的。山戎是比较强的，不但威胁燕国，之前的周桓王十四年（前706年），山戎还越燕伐过齐国。故齐桓公对山戎仍采取一贯的避强战法，即主打孤竹、令支，旁敲威吓山戎的办法。
二、出征前的准备
按《管子》一书所记,大体作了五项准备工作。
其一，为出征军队备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打胜仗的保障。《管子·山权数》记载了齐桓公向富户丁惠借粮之事。其大意是齐桓公问管子占卜物，管子向齐桓公介绍说：北外城有人掘穴得一龟，此比得上数百里地之用。桓公问：何谓得龟比百里之地？管子回答：这是供奉神用的宝。今置骨于大盤之中，君派十乘之使，提百金，对得龟之家说：赐你任中大夫（相当于大臣次官）。就说：东海龙王之子类于龟，托舍于你，赐你大夫之职服务终身，再赐你以百金。此龟为无价之宝，你应藏高台，每日以四牛血祭，这龟是无价宝。过了四年，准备伐孤竹。富户丁氏之家粮食可供三军五个月食用。桓公召见丁氏说：我有无价之宝于此，将有大事，请以宝抵押于你，以借你家粮于我。丁氏北乡再拜，同意借粮，不敢接受宝作抵押。桓公对丁氏说：寡人老了，为子者不知此数。终究得接受我的抵押。丁氏归，筑室，敷席藏龟。又过四年，伐孤竹，命丁惠付三军五月食用粮食。
其二，为民贮粮。《管子·大匡》记：桓公五年（前681年），齐桓公准备北伐孤竹、令支，“顾问管子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齐桓公要诸侯为民备足三年食粮，然后方可安心去出征。诸侯答应了齐桓公的要求。为民有了贮粮，即使遇到荒年，也不会闹饥荒，保证社会安宁。
其三，备兵革。在管仲提出为民贮粮时，同时也提出要诸侯备足兵革，“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齐桓公要求诸侯备足兵革，兵不足的要“告齐，齐助之发”，发兵卒以帮助备足。有了足够数量的军队和武器，就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应战。这里的诸侯应是地方诸侯，因此，齐桓公才可随时召来发号司令，从前句“君助之发”，也像是对地方诸侯所说。可是从后句“告齐，齐助之发”看，又像是齐国外之诸侯，那就是临近齐国之小诸侯国。
其四，建立良好秩序，制定法律。在作好前几项准备工作即将出征时，桓公又问管仲何时行？管仲又提出：“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证。”即考察君臣父子关系相宜时，可出征。管仲进一步解释说：诸侯无专立妾（女奴隶）以为妻，不要专杀大臣。于国无劳者，不得专给予俸禄。士庶人不能弃妻。无贮粮，不得禁山泽之材。出行得终年，而有不服从者，可以加刑罚。桓公乃将管仲所提这些要求布置于诸侯，诸侯许诺，接受出行。
其五，防外患。终年远征，国内空虚，容易受到外来的偷袭，这是必须预防的。齐桓公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管子·轻重甲》记：齐桓公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仲提出截原山水建沼池，造大船，鼓励齐民学游水，重金奖励能游者等应对的办法，做好了准备。故“桓公终北举事孤竹、离枝，越人果至”，由于事先有准备，故大败越人。这段记载有人说是后人伪造，有的不同意此观点，说春秋时国史尽失，故找不到原史料记载。先不去考证它。按常理国君常年带兵远征，事先防外患工作是一定要做的。
从以上准备工作看，在齐桓公未称霸之前的桓公五年（前681年）已经开始为征孤竹、令支作准备了。经过长期的准备，在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时机时，恰好接到了燕国告急，山戎伐燕，燕求救于齐，给齐国出兵找到了非常好的理由。因此，除《管子》一书外，其它史书多记载这次远征主要是征山戎，因山戎是战争的引起者。其不知攻打孤竹国已是谋划很久的事了。
三、出征的时间
何时出征孤竹国的？《水经注·濡水》记：“又按《管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然止”。这里的“桓公二十年”五字，原书《管子·小问》中缺失。《管子》全书都没有记征孤竹国的时间，同时，按《管子》全书的叙述方法看，记事大多数没有具体时间，再者，《水经注》所记载的时间也不对。齐桓公二十年是周惠王十一年，即公元前666年，与实际出征时间相差了三年。这显然是郦道元搞错了。
伐山戎与征孤竹是一次战争。伐山戎有明确的时间记载，《春秋·公羊传》记：鲁庄公三十年“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此齐侯也。”《左传·庄公》也记：鲁庄公三十年冬，齐桓公与鲁庄公在鲁国济水非正式会见，“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这年是周惠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64年。鲁庄公三十年冬应是谋划，讨伐是第二年春天的事。《韩非子·说林》记：“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而前面提到的《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齐桓公二十三年遂伐山戎，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此事件于周惠王十四年，也是齐桓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663年。《史记》所记载是准确的。这就是说齐桓公出征孤竹国是公元前663年春天。孤竹国被消灭的具体时间应在是年秋冬之季。
四、出兵之规模
《吕氏春秋·简选》记：“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优良战车三百辆，这在当时是很庞大的。还要注意“教卒万人，以为兵首”这一句，是说上万训练有素的士兵为主力、先锋，那就是说此外还有兵力，还有后续部队，至少还有庞大的后勤运输队伍。由此可想像出当时出征的规模。
五、行军之路线
此役，是齐军向边远地方进行的远征作战，春季出征，到冬季结束，持续将近一年。
齐军从都城临淄出发，大体要经过今天的济南、德州进入河北。当时，河北中、东部多低洼湖沼地，黄河从今天津至沧州之间分两支入海。故大军要从今德州向西北行，达保定附近，再向北奔燕都，又转向东行达孤竹国地，路程达数千里。一路上要过两次黄河及滹沱河、永定河、潮白河、滦河等众多河流。可以想像，就是渡大河有备好较多的船，车辆、辎重，还有千军万马，一次次渡过湍急的河流，其难度是很大的，实际上不可能每次渡河都有船。再者，路途遥远，又无正规的路，路况极差，故行军非常艰难。征途中发生的几个故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六、征途中发生的故事
齐桓公在伐孤竹的征途中按记载有三个故事。一是《管子·小问》篇所记，其意是桓公北伐孤竹，在距卑耳溪十里时，忽然停止了前进，惊视前方，挽弓将射，引而未敢发。问左右：看见前边的人吗？左右回答：没看见。桓公说：事情怕要不成么？寡人大惑不解。寡人看见一个人，身高一尺而人的相貌均具有：头戴冠，撩着右边衣，疾走在马前。事情怕要不成么？寡人不解，岂有这样的人？管仲回答：臣闻登山之神有叫俞儿者，身高一尺而人的相貌都具有。当成就霸王之业的君主兴起时，这种登山神就出现。疾走马前是引路；撩起衣，表示前面有水；撩起右边衣，示意从右方过河。桓公到了卑耳溪，有引人渡水的向导说：从左方过河，其深及冠；从右方过河，其深至膝盖。若从右边过河，最方便。桓公立即拜管仲于马前，称管仲为圣人。这个故事说明了过河的不容易。
《韩非子·说林上》记载了两个故事，一是行军途中迷惑失道。上卿管仲说：“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前行，大军跟随其后，遂找到了正道。这就是“老马识途”成语的来历。今滦河西岸不远处，即滦县北部的迷谷村，传为当年齐桓公大军迷道处。这个故事说明迷路也会给行军造成很大困难。二是大军行走在山中无水喝，大夫隰朋说：“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即如果蚁穴口封土高一寸，其下七八尺有水。士卒按此说挖蚁穴得到了水，解了渴。这个故事说明走山路不仅有爬山之苦，还有无水喝之困扰。
七、战争的结果
就战争的过程没有见到任何记载，有的认为所记“斩孤竹”是斩孤竹国君，这也算是有关战争血腥的记载吧。为什么没有记载？也许由于孤竹、令支太弱，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就解决问题了，也许是孤竹与令支考虑到结果，在强大的齐国军队一到来就投降了，或是其它的原因，总之没有可记的内容。但齐桓公发动战争的目的达到了。
其一，孤竹国和令支被消灭，这是齐国长期备战的主要目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也由于孤竹国和令支的灭亡，滦河流域及辽西地区成了燕国的领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二，遏山戎的目的也达到了。山戎族退出了燕山地区，向北、向东北退走。山戎即是其后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在唐尧、虞舜以前，山戎、猃狁、荤粥都是秦汉以前匈奴的名称，居于北蛮，过着游牧生活。周时，山戎生活于燕山地区，逐渐强大，曾于周桓王十四年（前706年），越燕伐齐。这次齐桓公征孤竹，逼山戎向北、东北转移，退到了燕山以北，改变了山戎的地域分布。燕山北是辽阔的大草原，正适合游牧民族的发展。山戎因祸得福，至秦汉之际已经发展成强大的匈奴民族。由此可见齐桓公这次远征影响是深远的。
其三，齐桓公称霸诸侯与巩固霸业的目的达到了。《管子·小匡》记：“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故兵一出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宾服，即诸侯按时进贡朝见天子。这里虽说的是向周王的进贡，实际上是向齐国的臣服。
其四，齐桓公还赢得道义上的收获。战争结束了，齐军于是年冬回师。燕庄公亲自送齐桓公归国，一直送出燕国境界进入齐国境内，《史记·齐太公世家》记：“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认为自己让燕庄公送出国境是违背周礼的。遂将燕侯到达之地割给燕国，以示恪守周礼，尊重燕侯，同时向燕提出，要燕庄公恢复西周前期燕召公的政治，尊奉周王，向周室纳贡。齐桓公这次举兵伐山戎，是救燕危急，又礼让燕侯，对中原诸侯的影响很大，诸侯认为齐侯有德有义，因而“诸侯闻之，皆从齐” 。齐桓公之举是管子主张的《管子·霸形》所说“霸王之形，德义胜之”的实践，也是齐之“尊王攘夷”图霸战略的具体体现。
还有人从另个角度赞扬齐桓公的。《春秋谷梁传》记：“齐人伐山戎，齐人者齐侯也……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则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尔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也。”齐桓公伐山戎，因为齐桓公对内无正当理由，国外无诸侯跟从，是孤军跨越千里之遥北伐山戎，这是十分危险的。那么是错的吗？是善事。为何是善事？因为燕是周天子的臣子，如今受到山戎的侵扰，燕向天子纳贡的职责都无法完成，因此就应该对山戎进行讨伐。这里肯定的有些勉强，一是山戎在燕国北，并不能阻拦燕向周室纳贡；二是从齐桓公向燕庄公提出的要求看，燕国对周室不尽贡职非一日，根本原因是周室已衰。
就战争的道义而言，应该分开来谈，对孤竹国、令支进行的是一场不义之战，但在强权政治占着统治地位时，没有人去指责齐桓公之不义。对山戎进行的是有理之战，山戎攻燕在先。就此不再细说。
其五，燕国扩大了疆土。这次战争燕国是最大的赢家，他没动一兵一卒却获得了大面积的疆土，除齐桓公赠送的土地外，还获得了孤竹国、令支的土地和山戎退出的土地，使燕国成了个国土辽阔的大国。
其六，从文化的角度看，出现了“老马识途”，即老马知道、老马之智和“管仲随马”的成语。老马识途，即老马认识走过的路。比喻阅历多的人富有经验，熟悉情况。管仲随马，意同老马识途，但这里一般多用于自谦，我不过跟人学而已之意。
其七，使冬葱、戎菽远布。《管子·戒》记：“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菽即豆，由于这次远征，将葱与豆传播至天下。这可算作这次征战的额外收获。

一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

店上层文化及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在北方燕山南北地区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及北京、天津等地区的一种地方性青铜文化,其时代大致属于夏商时期,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考古学家因其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下文化层,所以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根据左传昭公九年的记载：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夏家店下层文化可能是夏商时代燕亳族的古代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并已出现了仿中原的大型青铜礼器。例如1981年5月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头牌子大队敖包山前出土的一件青铜_和两件青铜鼎。其中_高达66厘米,口径41厘米,腹外饰有三道弦纹,腹内壁铸有铭文贮墉二字。其中一件鼎,圆形,颈部及三足上部均饰以兽面纹,高54厘米,口径38厘米。另一件鼎,亦为圆形,颈部及足部饰弦纹,高67厘米,口径37厘米。但它们的铸造工艺还比较原始,质地亦较粗糙。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土较多的青铜耳环、指环及杖首等,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经常发现制作精致的金耳环、玉璜、玉珠、玉管、玉牌、玛瑙珠与绿松石珠等装饰品。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磨制石铲、打制束腰石锄、石镐、石镰、石斧、石凿及细石器石镞、刮削器等。当时的聚落大多位于河流两岸的高地上；往往成组,由一个较大的聚落及其周围几个小的聚落组成。在聚落周围发现有用石块垒砌或用夯土筑成的围墙以及壕沟等防御设施。较大的聚落如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周长达500米以上,土筑围墙的门址还有用石块垒砌的遗迹。村内一般有数十座或百余座房屋,房屋有半地穴式的,也有用石块或土坯砌墙的,大多为圆形,直径约为23米。在聚落旁边有墓地,例如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墓地中有近千座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多有木或石质箱形葬具,脚端大多有小龛放置随葬品。其中大多为小型墓,但已经出现了少数随葬品丰富的大墓,随葬有表示身份的制作精致的石钺等,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大墓中并且随葬有精美的彩绘陶鬲、罐以及酒器爵、等。陶胎多为橙红色,表面为黑色,并经磨光,上面用白色及红色绘出精美的云纹及兽面纹等。这些彩绘陶器上的兽面纹以及酒器爵、的造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地出土者很相似。此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出土有卜骨,先钻出小圆窝,再加以烫灼。这些显然是受到了中原夏商文化的强烈影响。
再者,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燕山以南和以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面貌有所差别。燕山以北地区以夹砂灰陶为主,常见筒腹鬲、鼎、钵等,彩绘陶器较为发达。而燕山以南地区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常见鼓腹鬲、折肩罐、高圈足簋等。因此,目前考古学界或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燕北与燕南两个类型。其中燕北类型可以再细分为几个类型。
在燕山以北辽宁西部的大凌河、小凌河流域,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的青铜文化是魏营子文化。这是因该文化首先于1970年在辽宁朝阳魏营子发现而命名,其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时期。魏营子遗址位于小凌河支流的一个河湾台地上,长约500米,宽约200米。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及红褐陶为主,大多为素面,部分饰绳纹,并有压印三角纹组成的带状纹。器类有口沿贴饰花边状堆纹的鬲、盆、鼎、_、豆、罐等。发现有较大型的墓葬,如M710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3?25米,宽2?76米,内置木椁。出土有青铜銮、、当卢、圆形及长方形铜泡、梯形铜甲片、立雕羊头形车饰以及金臂钏、绿松石珠等。M7606出土有青铜胄等。1979年在喀左和尚沟A点墓地M1出土有青铜卣、壶各一件及金钏两件等。喀左县小东沟村道虎沟墓葬出土有铜镜一件及铜耳环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魏营子文化发现了多处重要的青铜器埋藏,其中有的可能是窖藏,有的可能与祭祀有关。其特点是中原商周青铜器与北方当地青铜器共存。例如喀左小波汰沟发现青铜器14件,其中有典型中原青铜器鼎、簋、盘等,同出北方风格的铃首匙及饰有锯齿纹、粟点纹的器盖等。喀左马厂沟出土的_侯盂说明魏营子类型与西周燕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喀左北洞一号出土铸有亚微、孤竹、父丁铭文的青铜_等,说明魏营子文化可能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孤竹国的文化遗存。
在燕山以南的北京、天津蓟县等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的青铜文化是张家园文化。这是因1965年首次在天津蓟县张家园发现而命名。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晚商至西周中期。陶器以红褐色为主,大多饰绳纹。
以高领鼓腹口沿带附加堆纹的鬲最具特色,此外有深腹盆、甑、钵及敛口瓮等。重要的发现有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晚期墓葬及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等。刘家河墓葬出土有中原式青铜方鼎、圆鼎、鬲、_、爵、_、卣、_、瓿、盘、_及铁刃铜钺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金笄、金臂钏、金箔及金耳环等众多的金制品。其中金耳环,上部弯成半月形,下部为扁圆形坠,高3?4厘米,坠部长径2?2厘米,重6?8克。经检验,含金量达85％。张家园文化金耳环昌平白浮墓葬除出土青铜礼器及西周甲骨文之外,还出土了青铜铃首匕、鸟首刀、鸟首短剑、马首短剑及管銎戚等具有北方特色的武器。根据礼记乐记记载,周武王伐纣以后,封黄帝之后于蓟。张家园文化有可能是早已居处于此地的轩辕黄帝族的遗存。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西周中晚期、春秋及战国时期分布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的燕山以北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因其首先在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而命名。碳14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前300年。在内蒙古林西大井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矿冶遗址,在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露天开采的矿坑40余个,出土有石镐、石锤等采掘工具。在五号采坑附近发现一排八座炼铜炉,出土有红陶鼓风管、炼渣与陶范,说明当时此地的青铜冶铸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数量大增,生产工具有青铜斧、凿、刀、锥等,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铜斧为銎斧,中间为圆銎以安木柄,上下一侧或两侧为窄刃。武器中以青铜短剑最具特点,剑柄和剑首常铸有动物形纹饰,剑身有曲刃和直刃两种。青铜装饰品有铃形、鸟形、双尾形及连珠形铜饰,富于地方特点。特别是出现了许多仿照中原青铜礼器而铸造的青铜鼎、鬲、豆形器等,其器形也有显著的地方特点。例如鼎为敛口、浅圆腹,口沿两旁有半圆形小耳,底下为三个细长尖足。同时也发现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鼎、簋等。这些都说明此时北方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的联系已远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密切。
此时的聚落大多坐落在河边的高地上,房屋仍有半地穴式的,但也有在地面上构筑的。墓地在村落旁边,有的用石块垒砌成棺或椁。此时,有的墓葬形制较大。例如1963年辽宁宁城南山根发现的101号墓,长3?8米,宽1?82?23米,深2?4米,用砾石垒砌成石椁,内置木棺。共出土青铜器500余件,其中有生产工具刀、斧、凿、锄等,武器有戈、矛、剑、镞、胄、盾等,车马器有銮、衔及铜泡等。青铜礼器既有当地铸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鼎、鬲、瓿、觚、豆形器、双联罐、勺等,又有中原制作的鼎、簋、_等。
此外还有铜镜及各种铜饰牌以及一件金环和两件金丝绕成的小环等。又如1985年发掘的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出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有：六连豆一件,通高15?6厘米。中间为一个圆盆,周围以六个高柄豆作足。还有青铜双联罐、四联罐、祖柄勺、双联剑鞘、祖首形铜杖首、兽形铜牌饰等。此外还出土了金牌饰、金丝环等。同出有中原青铜器许季姜簋及守门人方鬲等。上述说明它们都是贵族首领的墓葬。与一般的仅随葬几件陶器的小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此时北方地区的奴隶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据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是古代东胡族的文化。
1985年至1989年在北京延庆军都山南麓发现并发掘了几处春秋至战国初期的可能属于古代山戎族的墓地。其中以玉皇庙墓地规模最大,面积约22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407座。墓室大多为长方形竖穴。
以小墓为主,也发现有少数大墓,其中以250号墓规模最大。死者为一位25岁的男性,两耳戴弹簧形黄金耳环,颈下佩戴半月形金璜,腰间佩带直刃青铜短剑及铜削。左侧置有青铜马具,右侧置有箭囊与箭。椁室内随葬有中原制作的青铜礼器鼎、敦、盘、_、等,以及当地制造的青铜双耳等。在墓葬的填土中埋祭有马、牛、羊、狗等。这可能是一个贵族首领的墓葬。整个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生产工具有刀、锛、凿、骨柄铜锥等,武器中以直刃青铜短剑最具特色,而且使用普遍,在上百座墓葬中都有出土。装饰品有铜耳环,铃形、人字形、连珠形坠饰等。从其文化面貌来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较为相似,同时与中原文化,尤其是燕、齐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开沟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因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的发掘而命名。其年代约当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期。朱开沟文化分为三期。第二期开始出现小件铜器。第三期,发现有长方形及方形的房址,例如F5002,长5?1米,宽5?6米,地表用白泥铺垫,并略经烧烤,中心偏东有圆形灶址。还发现有男女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子。陶器以具有地方特色的花边鬲、蛇纹鬲、带钮罐和三足瓮等为主,但也发现有与中原商代中期类似的鬲、豆及云雷纹簋等。尤其重要的是,出土了类似中原商文化的兽面纹铜鼎、爵、直内戈以及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直柄直刃青铜短剑、环首刀和圆牌饰等。说明朱开沟文化既是内蒙古中南部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又与中原夏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时,在今陕西省东北部及山西省西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分布有李家崖文化,因1983年在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的发掘而命名。古城址位于无定河东岸,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495米,南北宽122213米,面积达67000平方米。城墙用夯土及石块砌成,下宽2?63?25米,现存最高处达3?1米。城内发现有房址,如C区F1,略呈长方形,坐西北朝东南,前宽3?07米,进深2?95米。前面中部偏西有一个门道,居住面经夯打及烧烤,后部中间有矮墙,西北部可能是灶址。此外还发现有圆形、长方形袋状灰坑及瓮棺葬等。出土的陶器有花边鬲、豆、簋、_、罐、盆、碗及三足瓮等。尤其是出土了一件石雕骷髅人像,为豆绿色砂岩,略呈梯形,上宽24厘米,下宽31厘米,残高42厘米,两面平雕骷髅人像,可能与祭祀有关。
在山西石楼、柳林、永和、隰县、灵石、忻州、保德、偏关以及陕西清涧、绥德等地发现了许多约当商代晚期的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其特点是中原商代青铜礼器与地方性的青铜武器铃首直刃剑、蛇首匕、马头刀等共存。例如1985年灵石旌介村发掘的两座竖穴土坑墓,其中二号墓为一椁两棺,男主人仰身直肢,女性侧身面向男子。填土中有一个殉葬人。随葬有铜爵十、觚四、卣一、_一、鼎一、簋一以及戈十一、矛十九、兽头刀一、弓形器二及铃一件等。又如1971年保德林遮峪清理的一座墓葬,出土铜鼎二、铃豆二、卣一、瓿二以及铃首直刃短剑一、銎斧二、车二、铃二件和石琮二件、海贝112枚、铜贝109枚以及金弓形饰二件等。据研究,上述发现可能属于商代西北方国鬼方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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