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期编撰的《隋书》,为何能受到后世好评

贞观时期编撰的《隋书》,为何能受到后世好评

《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令有司编撰前朝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朝贞观年间编撰的史书有八部(有两部为私修)，在“二十四史”中占比最高。贞观十年(636年)，贞观修史的重点项目《隋书》编撰完毕。

《隋书》在贞观时期编撰的史书中最受后世好评，被称为“一书成则百代益”，其整体质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不过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隋书》的知名度好像远比不上《史记》和《三国志》。那么唐太宗下令编撰的《隋书》为何在“二十四史”中名列前茅呢?

个人认为《隋书》“二十四史”中名列前茅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学术水平较高。《隋书》编撰工作的主持人就是贞观名相魏征，而参加编撰的长孙无忌、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都是学术大家。南宋学者评价《隋书》是“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

更难得的是，《隋书》的编撰者对隋朝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有很清晰的认识。因此《隋书》不仅记载了隋朝的历史，还梳理和总结东汉末年至南北朝的历史。很多南北朝的历史反而都是《隋书》记录下来的，比如祖冲之发明圆周率的详细数据就是《隋书·律历志》记载的。

第二，时间距离隋朝很近。除了《史记》之外，“二十四史”都是“为前朝修史”。“为前朝修史”的优点是立场较为公正，能对历史进行总结性的评价;缺点是距离所记载的历史的时间较远，第一手史料较少。比如清朝完成《明史》的时候距离明朝灭亡已经将近一百多年了。

而《隋书》开始编撰的贞观三年(629年)距离隋朝灭亡的义宁二年(618)不过十一年，距离《隋书》完成的贞观十年(636年)也不过十八年。因此隋朝的很多原始记录和亲历者在《隋书》编撰时都还在，比如参与《隋书》编撰者之一的许敬宗就亲身经历了“江都宫变”。

第三，《隋书》编撰主持者的修史态度。魏征以直谏名留青史，在修史时尽可能秉笔直书。因此《隋书》记载的历史很多都牵涉到了贞观时期的高官显贵，但几乎没有隐晦。比如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是贞观宰相兼凌烟阁功臣，但《隋书》记载虞世基的恶行时丝毫不加掩饰。

《隋书》甚至对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都有所暗讽，比如《隋书》就通过《王仁恭传》暗讽了李渊身为隋朝太原留守时的作战不力。更为难的是，《隋书》对于隋末农民起义也没有过度丑化，特别是《隋书》写明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皇帝和朝廷无道，责任不在百姓。

正因如此，《隋书》的质量在“二十四史”中可谓坐二望一，掺杂作者过多个人情感的《史记》都要略逊一筹。当然《隋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问题和缺点肯定是有的。但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技术条件下，《隋书》算是做到的当时人所能做的极限。

五郊乐章·舒和原文|翻译|赏析_原文作者简介

五郊乐章·舒和 [作者] 魏徵 ? [朝代] 唐代

笙歌籥舞属年韶，鹭鼓凫钟展时豫。

调露初迎绮春节，承云遽践苍霄驭。

《五郊乐章·舒和》作者魏徵简介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汉族，隋唐时期巨鹿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諡文贞，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贞观十七年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几次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事，劝戒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清静无为、“仁义”行事，无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本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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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家李延寿简介 他生平都经历哪些事情

李延寿，男，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今河南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 《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人物生平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字遐龄，唐代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史学家。他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三十年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又继承其父李大师遗志，以十六年功夫，独立修成《南史》和《北史》，《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其父李大师是一位有志于编著南北朝史的学者，但著述之事仅仅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即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去世了。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学的熏陶。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台史主簿，兼直国史，累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没做过高官，倾其毕生精力从事于官修和私修史书的编撰。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大臣组织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陈，隋六代史。魏征主修其中的《隋书》，年轻的李延寿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该书的修撰。贞观五年(631年)，母亲又接着去世，他辞去了修史的职务，回家守丧。服阕，被派往蜀中(今四川境内)去做官。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编次之”，对前几年搜集的一些史料进行初步的编排。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延寿调回北京长安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他再次进入史馆。当时，五代史早已在贞观十年(636年)写成。但这部史书只有纪、传，而无志书，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前，史家所撰晋史多达20种左右，但“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记史事也往往失实，唐太宗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于是，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书》。参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寿是其中之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晋书》即重修告成。李延寿除前后3次参加修撰前朝史外，还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参与撰成当朝国史80卷。

此外，李延寿还独力撰成了3部史书，即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的《南史》80卷和《北史》100卷，以及最后撰成的《太宗政典》30卷(已佚)。《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李延寿早年即怀有“思欲追终先志”之抱负，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南史》和《北史》是李延寿以其大半生的时间写成的历史著作，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李延寿说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载”，这里说的16年，是从他贞观十七年(643年)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这一年作为开始时间的。其实，在此很久以前，亦即从贞观三年参加修撰《隋书》时，他就开始了“二史”编撰的准备工作。那时，他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五代旧事所未见”者，为将来编撰“二史”积累资料。如果从搜集史料之时来计算，“二史”的完成则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

李延寿的“二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他并未拘限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1000多卷，正如他自己说的“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对于八代史书，他采取“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其烦冗者，即削去之”。他删削的“烦冗者”，主要是一些诏书和表文，而史实部分则尽量保留，这就使“二史”比“八书”简约多了。《南史》和《北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

初唐前期贞观群臣的咏史诗创作

　　一、初唐前期的文化、政治氛围 >初唐是唐代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如前所述，初唐前期唐太宗首先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政治上的清明给予了文人更高的参政热情，同时唐太宗还是一位纳谏如流的好皇帝，他与魏征之间的兼听纳谏，使其获得政治上的极大好处。他也亲自奖励进谏的官员。唐太宗还建立京师学，增建校舍，一时文教之风大盛，他还注重编修历史，所有这些都表明初唐前期政治稳定，国运昌盛，文化繁盛，对于咏史诗创作而言，是一个和平繁荣的盛世阶段。 >二、主题倾向 >（一）对古人进行颂扬、借鉴历史，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 >初唐前期创作以贞观君臣政治集团为核心。虽然也有下层在野之士，但仅有王绩一人。在主题思想上，这一时期的咏史诗大多侧重对于古人的颂扬与历史的借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唐太宗李世民《咏司马彪续汉志》王《咏汉高祖》《咏淮阴侯》魏征《赋西汉》郑世翼《过严君平古井》欧阳询《道失》等，均表现出这种主题取向。如王《咏汉高祖》云：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 >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 >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 >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 >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 >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 >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 >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 >王，字叔，太原祁人，唐初名臣。他的这首诗采用史传体的方式，来咏赞汉高祖刘邦的雄伟霸业，实际上是借汉喻唐，歌颂唐太宗。有的学者认为：“‘无道秦’写隋，西楚项王就是写李密。”这种说法过于比拟，未必是这样。但是诗的主旨是颂赞李世民的盛业，则是非常明确的。其《咏淮阴侯》一诗也是采用史传体的方式，主要歌咏韩信辅佐汉高祖刘邦的丰功伟绩：“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斩龙堰濉水，擒豹熠夏阳。功成享天禄，建期还南昌。”但结尾四句又对功臣的最终命运深表慨叹“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这种慨叹可能深含讽谏，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唐太宗霸业已成，功臣功成名就后，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祸福难预的历史悲剧，就成为摆在功臣面前的一大现实问题。《资治通鉴》卷194载：“（贞观六年）九月，己酉，幸庆善宫。……同州刺史尉迟敬德预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谕解之。敬德拳殴道宗，目几吵。上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伤，无贻后悔！’”（新、旧唐书中《尉迟敬德传》亦载此事）王也参与了这个宴会，疑此诗殆为此类事情而发。又如魏征《赋西汉》云：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 >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 >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此诗作于贞观十一年（637），通过叙述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史事，来赞扬唐太宗。但结尾却落脚于叔孙通确立礼仪以显示朝廷肃威的史事，侧面讽谏唐太宗要牢记创业艰难，强调要注重儒家礼乐建设，反映出魏征作为一个史学家、儒家的思想观念。再如欧阳询的《道失》： >已惑孔贵嫁，又被辞人侮。 >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 >不下结绮阁，空迷江令语。 >雕戈动地来，误杀陈后主。 >欧阳询，字信本，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工书，《全唐诗》仅存此诗一首。此诗主要讽刺、批判陈后主宠信辞人，爱好浮华文学，以致误国的史事。这实际上是魏征所作《陈书》卷6《后主本纪》中的史论内容的一种诗性传达：“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这首诗也有可能是针对唐太宗爱好宫体诗创作的现实而发。 >（二）形成儒家史观的原因 >贞观君臣为核心的咏史创作，侧重于对古人的颂扬与批判，注重历史的讽谏意义，颂美规箴，具有较为明确的现实指向。这里，历史成为一种为现实政教服务的手段。形成这种咏史创作的格局是有一定原因的。大唐建国之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借鉴前代各朝的兴亡经验，以巩固、振兴新生政权。武德五年（622），朝廷着手编撰前代梁、陈、北齐史书，但没有成书。其后，贞观三年（629），太宗命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由“令狐德、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唐初不仅重视对于前代历史的总结，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非常注重引史为谏。这在唐吴兢《贞观政要》中，特别是第8卷《辨兴亡》中有充分体现。“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和统治者注重历史经验教训分不开的。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君臣一旦以历史题材作为诗的吟咏对象，便首先会从历史的戒谏角度去考虑创作的主题取向。同时这种主题的形成也和当时儒教文艺思潮的兴盛有关。在整个唐代，一般认为儒、道、释三教并行。事实上，仅从武德、特别是贞观时期来看，虽有尊崇道、释之举，但其目的不过是一种面对两教发展的既成事实，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与技巧，儒教实际上处于一种特尊的优势地位。这是因为在经邦治国方面，特别是对于初兴政权，儒教更加适合于国家建设、统治和政权稳固的需要。 >作为儒家学说一部分的文艺观畅行无阻也就成为必然趋势。综观贞观君臣的有关言论，他们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教化和伦理价值。《隋书》卷76《文学传序》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咏史作家魏征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文艺观的创作原则。以史为鉴、作训垂范的儒家文学思想意识，决定了作家在咏史诗中颂美规箴，以期有助于现实政治、教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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