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面临土地兼并的时候,宋朝又是怎么处理的

宋朝在面临土地兼并的时候,宋朝又是怎么处理的

还不了解：宋代土地的读者，下面对百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在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宋代是如何处理的呢?

土地的吞并，一直都是一种贬低。在中国的古代发展历程中，许多朝代的兴衰都是受到这种原因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长期的农业大国。

长期的土地合并将会把大片的土地变成一小撮人。所谓的“一小撮”，就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那些没有权力的平民，却没有土地，日子过的很艰难。

我们难以想像，那时普通民众是怎样生存的。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他们很难在这里生活。

在那个时候，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因为农民没有土地，所以他们必须为地主干活，为他们的土地耕种。也就是说，农场主要缴纳双份的税款。

一种是对国家征收的赋税，对地主来说也是如此。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异常现象。这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果不其然，在这样的压迫之下，民众开始造反了。

在这样的社会问题面前，人民群众承受了双重的重压。他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家庭的毁灭。“既然人生没有更好的选择，那就试一试吧。”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对统治者和地主充满了怨恨，他们起义了，开始了起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造成了当时的治安紊乱，人民恐慌，全国陷入了一团乱麻。

以上所说的是，土地合并给人民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政府层面上，土地合并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为严重。在政治上，最大的利益是地主阶层，他们的地盘越来越多。

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到了后来，已经有了对皇室的威胁。在经济上，因为地主拥有更大的地盘，所以他们必须支付更高的水量。

而那些奸诈的地主却不愿意，他们将自己的领地隐藏起来，通过偷税漏税，降低了国家的赋税，降低了政府的收入。

土地的吞并、社会的错综复杂、国家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地主阶层力量雄厚、人民群众基础薄弱等种种原因综合起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必然是一个朝代的覆灭。

然而，中国的古史上，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宋代。之所以说其特别，是由于宋代不仅没有遏制土地的吞并，而且使其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举杯换盏

事实上，对于“举杯为王”的理解，人们的理解也很肤浅。一般人都认为宋太祖此举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这是真的。

宋太祖以一己之力，将所有的军力都纳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不过，这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经济学含义。购买军火，也涉及到了大量的土地买卖。

二、经济建设

在土地流转的大环境下，用地使用量也逐步增加。耕地的使用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一个民族的食物越来越多，他的经验和财产也会越来越多，可以发展某些产业。

食物能做什么?能用来酿造。首先，我们要讲的是酿造。就拿酿造来说，最早的时候，政府就会对产量和产量进行控制。

然而，由于酒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几家卖酒的店铺，也为当地的商业发展创造了不少的工作机会。

随着宋代的发展，人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增加的就业机会让流浪汉找到了工作，他们在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也就有了充足的资金来养家糊口。

人民的日子变好了，他们对皇帝的信任也就更深了。只有在民众与君主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才能促进国家的持续发展。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这块地上，因为这块地是少数人的天下，所以他们才会考虑如何才能有效的使用它们。宋代的农耕有了很大的发展，产量和品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因为政府没有限制，所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大。这也使得市场上的货物数量有所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助于增加了市场供给。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都在不断地提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场土地合并对于宋代来说，就没有什么负面的作用了。不过，在宋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就是把土地的合并，变成了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地方，这其中有许多的好处，我们可以借鉴。

历史是一种发展和演化的进程。中国在中国的古老历史长河中，曾遭遇过诸多的危机。解决了这场危机的王朝，在长期的兴盛中，管理不善的王朝逐步走向没落。这样的更迭和变革，推动着整个历史的发展。

宋代的土地制度

宋代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
两税法将税收依据从人头转变为财产，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剥削关系实现条件的转变，也就是说，剥削的主要依据从控制人身转变为控制生产资料。然而，剥削是对被剥削者劳动的攫取，如果没有相应的劳动者，控制生产资料并不能达到剥削的目的。因此，要使依据生产资料便可实现剥削的社会经济关系得以确立，首先必须使劳动力相对自由化，也即解除农民身上所背负的人身控制关系，而这一点，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曰：

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主。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宋会要辑稿·食货·农田杂录》。）

这里对比排列出旧新两种条例，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解脱过程。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诏令也规定：

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佃耕。如违，许越诉，比附‘因有利债负虚立人力顾契敕’科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

阶级关系有了这样的变化，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了较少人身依附的经济关系，较自由的租佃关系逐渐形成。在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较充分的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终于形成，并奠定了此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基本格局。宋代土地所有制大致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以下有关宋代土地关系特点的叙述许多内容依据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三章《宋代的土地占有制度》，非直接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1．土地私有制大发展。

其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土地买卖盛行，例如宋高宗时，四川立限令典卖田宅者纳税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税四百万贯，此时四川地价每亩为近四贯，官府卖田定价为八贯到十贯，如果依一般情况下税率10％计，土地价格取较高者每亩十贯，则四川此次纳税印契的田地共有四百万亩，足见土地买卖之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发展，由于“不抑兼并”政策的实施，大地主迅速发展起来，如官僚地主朱●被籍没，仅浙西田数达三十万亩；又如世俗地主，“有张拐腿者，淮东土豪也，其家收谷七十万斛。”（《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陈子长筑绍熙堰》。）。三是私田数量大大超过官田，如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全国垦田四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四是出现了明确为土地兼并辩护的言论，如苏辙说：“城廓之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苏辙：《栾城集》卷三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2．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

由于土地买卖盛行，“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宋会要辑稿·食货·营田杂录》。），从而带来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使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经济地位经常变动，这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三《最高楼》。），“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富室置产当存仁心》。），“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取士》。），等等。宋人的这些言论，突出表现了宋代土地关系的这一特点。

3．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与土地经营的日趋分散。

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权呈现强烈集中趋势，但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来越细小和分散，如宋理宗时，吏人张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亩，分散为三十八段，佃户共二十五家；淳佑三年，常州无锡县学添置“养士田”近一百段，客户五十余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亩，少者仅一角、二角几十步（《江苏金石志》卷一七。）。

4．官田的私田化

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形式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国家利益即税收的实现以财产为基本依据，宋代的官田也逐渐向私田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官田转变为私田，或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售田变为私田，或是通过赏赐官僚地产而变为私田。一是国家采用与地主相同的地租剥削方式来经营官田，如宋高宗曾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又如太宗年间大臣陈鼎上言曰：“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这里无论观念还是剥削方式与数额，都与民间地主无异。

宋代割据局面是怎样解决的

宋辽金元时期包括北宋与辽及西夏（公元960—1127年）、南宋与金（公元1127—1279年）、元（公元1271—1368年）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各民族之间有矛盾，有斗争，后来逐步融合。

第一节 北宋辽西夏

（960—1127）

一、北宋的中央集权

1.北宋的统一

赵匡胤代周称帝以后，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治今山西长治）李筠联合北汉割据泽州（今晋城），淮南节度使（治今杨州）李重进也起兵反对赵匡胤。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年）六至十一月亲征泽州和扬州，先后灭二李，巩固了他的统治。此后，赵匡胤即着手准备实现国家的统一。其战略方针的主要特点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自乾德元年（963年）至开宝八年（975年），北宋先后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死，其弟光义（太宗）即位，继续进行统一战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王钱俶先后献地投降。北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转而全力进攻北汉。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北汉主刘继元降，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

但是，北宋的统一与汉、唐不能相比，在当时中国境内，除北宋外，还有辽、西夏、吐蕃、大理等几个较强的民族政权与它对峙。

2.加强中央集权制度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君臣总结唐末五代君弱臣强、政权屡更的教训，认为“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①于是，在权、兵、钱、法等几个方面逐步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制度 宋初的中央政权在形式上大致沿袭唐朝制度，但实际上省、台、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除少数部门外，多为闲散机构，有名无实。宰相也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但宋朝宰相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亦称“执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地位略次于执政。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①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置谏官。谏官不仅任谏职，而是常常与台官一道，弹劾宰执、大臣，使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

在地方上，宋初将全国分为十道，太宗时，又改为十五路，以后路的数目还有增加。各路大体有四司：安抚使司，掌一路兵民之事，简称“帅司”；转运使司，掌一路财赋，简称“漕司”；提点刑狱司，掌一路刑狱，简称“宪司”；提举常平司，掌一路常平仓、义仓、赈灾事，简称“仓司”。因其长官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兼有监督地方官吏之责，所以此四司亦合称“监司”，还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地方政府。

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行的还有府、军、监。府一般设于要地，如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等②；军设于军事要冲；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地区。州、府、军、监的长官分别称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又设立州通判一职，用以监视知州，所发文书要知州与通判同时签署才生效。县的长官称知县或县令，还有管户口钱粮的主簿和管军事、治安的尉。

这样，宋朝中央通过监司控制地方上的行政、军政、财政、司法，督责地方官吏；又通过通判限制、分割知州的权力，从而加强了对地方上的控制。

另外，宋朝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的节度使兼管其他州、军（称为支郡）的作法，一般节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不再兼领支郡。并规定州的长官必须用文臣。这就大大减少了地方武装割据的可能。

宋朝还实行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职、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书，侍郎之类，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俸之用；职亦称贴职，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荣誉衔，并无实际职掌，如学士、直阁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故亦称职事官，枢密使、三司使等，属于此类。一般官员则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冠以“判、知、权、管勾、提举”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举常平等，以示差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央集权。

军事制度 靠军队起家的赵匡胤深知军权的重要，因此，他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去掉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不久，又在一次酒会上迫使原禁军高级将领交出兵权，并顺势取消了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而总领禁军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但是，三帅有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专设枢密院，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及其他官员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调兵遣将，却又不能直接统兵。这样，就实现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防止了武官将领权力过大。另外，遇有军事行动，统兵将领大多临时委派，平时军队实行“更戍法”，驻地几年一变，统兵将领也随之更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①目的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形成个人势力，策动兵变。

宋朝还按“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原则部署兵力。宋初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中央正规军，是北宋军队的主力。厢军是诸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招募的地方兵，其任务是在本地防守。蕃兵由边区少数民族组成，驻于边地。禁军选择身强力壮和武艺高强的壮丁担任，较其他军队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全部二十二万禁军中，一半驻京师，一半分守各地。这样，就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①

财政与司法制度 唐末五代时期，财政制度混乱，各地藩镇的财赋收入多自己留充军费，很少上交朝廷。宋太祖有鉴于此，接受了赵普的建议，建立起了由中央控制的财政制度，“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其后，又逐步建立健全了转运使、通判、主薄这样一套地方财政管理机制，地方支用“悉出于三司”。这样，“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②，地方政府的财权大大削弱。

五代时期谈不到有司法制度，藩镇跋扈，任意杀伐滥刑，视人命如草芥，刑部形同虚设。宋朝除在各路由提点刑狱掌司法，严格法制以外，还规定：凡死刑必须申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复，大权基本收归中央。

总之，宋朝初年，通过上述各种措施，达到了“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③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弊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但从另一方面看，北宋过分集权，也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政权过分集中，使机构重叠，官员冗滥，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推诿，唯唯诺诺，无所作为。军权过分集中，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不灵，战斗力下降；地方上武装力量薄弱，不堪一击。

财权过分集中，造成地方上财政拮据，物质基础薄弱。凡此种种，为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二、北宋与辽的对峙

1.辽的制度

辽国最强盛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境），幅员万里。”①自从兼并了渤海国、并得到幽云十六州之后，辽国吸收了大量封建的经济成份和封建的传统文化，开始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

官制 辽国境内，民族众多，除契丹族外，还有汉、渤海②、女真、奚、室韦等族。就这些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汉人、渤海人为主，耕稼以食，桑麻以衣，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另一类以契丹人为主，过着转徙无常的游牧生活。根据这种不同的情况，辽统治者相应地采取了“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③

辽朝中央的官制有南面官制和北面官制两种。所谓南、北面官，系因其官署分设于皇帝大帐南北而得名。“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④南面官沿袭唐以来的官制，中央设三省六部，官员多用汉人。北面官名称与南面官不同，职掌却大体相似。如北枢密院。相当于兵部，南枢密院相当于吏部，北、南大王院相当于户部，夷离毕院相当于刑部，宣徽院相当于工部，敌烈麻都司相当于礼部。北面官的长官都由契丹贵族担任，其权力比南面官大的多。

辽在地方上以五京为中心，①将全国分为五道：上京道、中京道、南京道、东京道、西京道。道之下实行部族制和州县制。

契丹人和其他游牧居民地区采用部族制，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根据各族地位高低和大小又分为大部族和小部族，统治机构为某族司徒府，下有某部族节度使司、某部族详稳司等。汉人和渤海人地区采用州县制。大体仿唐制，州设刺史、同知州事；县设令、丞、主簿、尉。部族、州县之外，还有“头下军州”，系由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者，以其所分得或所俘获的人口为主体建立的州县。头下军州的刺史由中央任免，其他官吏则由头下主自行委派。辽的各级官员中，契丹族官员多由地位显赫的家族世袭而来，即由某家族的子孙内量材选授。汉族知识分子则主要通过科举门径进入仕途。

法律 辽在阿保机时，始有成文法，“凡四姓（契丹、奚、渤海、汉）相犯，皆用汉法；本类自相犯者，用本国法。”①可见其法律也有蕃、汉之不同。据《辽史·刑法志》记载，辽“贵贱异法”，而且“凡契丹及汉人打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①这些记载说明辽的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特点。

兵制 辽国凡民在十五岁以上五十八岁以下者，皆入军籍，有正军和家丁的区别。正军主要有禁军、部族军及乣（qiú求）②军等。禁军由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组成，是辽军精锐。部族军是亲王大臣的私人卫队或以部落为单位守边的部队。乣军则是由被征服族人组成的边防军。家丁由奴隶和部曲充当，主要从事杂役。

赋役制度 州县的赋税主要是两税，依户口和田亩征收；还有地钱、户丁税等杂税。徭役则有驿递、马牛等多种名目。部族的赋税主要是输牲畜和草，徭役则主要是兵役。不论州县还是部族，赋役剥削名义上按贫富不同而有所区别。头下军州的赋税除酒税和一半田租交纳辽政府外，其余全归头下主。

2.辽的经济

辽朝在逐步实现封建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也随之而发展。到辽圣宗耶律隆绪时（982—1031年），号称辽的盛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的进步，并出现了一些工商业城市。

农业 辽的生产原以畜牧业为主，但在取得渤海和幽云十六州后，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增加。历代统治者都实行了一些奖励垦荒的政策，并在沿边各地置屯田。这样，在圣宗、兴宗时期，已是“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③粮食产量十分丰富，“虽累兵兴，未尝用乏。”④

手工业 辽的手工业主要有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等。

纺织业不仅在汉人集中的南京（今北京）地区较为发达，而且在上京和中京地区也颇具规模。生产的纺织品种类繁多，有绫、罗绮、锦、纱、缎等。

矿冶业在辽具有重要地位。

室韦部（今辽宁鞍山一带）、曷术部（今辽宁南部）、铁利府（今沈阳西南）、东平县（今开原西南）都是著名的铁冶基地。室韦、阴山（今内蒙中部）及辽河之源盛产金、银。

辽的制瓷技术也很好，辽瓷名闻遐迩。瓷器有白、青、三彩、细胎白黑，缸胎杂色、翠绿釉瓷等多种。

城市经济 辽的五京不仅是政治、军事重镇，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其中尤以南京（今北京）最为繁荣，“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有一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①

3.北宋与辽的和战

高梁河之役与雍熙北伐 北宋初年，宋朝君臣尚有收复幽云诸州之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六月，宋太宗在灭北汉后，亲率大军伐辽，一路势如破竹，进围幽州。后因准备不足，被辽朝援军在高梁河畔（约在今北京城东南）击溃，损失惨重。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辽朝新君初立之机，又派三路大军北伐。东路以曹彬为主帅，出雄州（今河北雄县），直指幽州（今北京）；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帅，由定州（今定县）出飞狐口（今涞源、蔚县间），取蔚州（今蔚县）；西路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出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取云州（今大同），然后会师幽州。战争开始时，三路军队节节胜利。但因各军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指挥不力，歧沟关（今河北涿州）一战大败，杨业负伤被俘、绝食而死。雍熙北伐失败。

澶渊之盟 “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的失败，使北宋统治者失去了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辽兵则不断南侵。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围攻定州。宋朝君臣大惊，有的大臣建议真宗南逃，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请真宗北上“亲征”，以鼓舞士气，打退辽兵。真宗勉强同意这个意见，于十一月率众亲征。这时，辽军已到黄河北岸，宋军迎至澶（chán蝉）州（今河南濮阳），与辽军对垒。前军用伏弩（床子弩）射死在阵前视察地形的辽军统帅萧挞览，大挫辽军锐气。宋真宗登上澶州城督战，宋军士气大振。辽方恐惧，有意退兵，于是双方议和。议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每年纳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辽边境维持旧状，仍以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为界。史称此议为“澶渊之盟”。

宋辽和平相处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两国进入和平相处的时期。

景德二年（1005年）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县），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长百年之久。宋辽边境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当时的人这样评论：“（辽）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①

三、北宋与西夏的对峙

西夏建国 西夏国为党项族所建。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也称党项羌，原在今青海、甘肃、四川三省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唐初，党项族各部落中，以拓跋部最为强大。在其带领下，党项各部落先后归附唐朝。唐在其地设都督府和州，赐拓跋部酋长李姓，以其为都督。后来党项族为吐蕃所迫，渐迁至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唐末，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复赐李姓，封夏国公、夏州节度使。五代时，党项乘中原混乱，扩充势力，以夏州（今陕西横山）为中心，割据一方。宋初，党项委蛇（wēiyí威移）于宋、辽之间，接受双方封赐，但主要是联辽抗宋。宋真宗时，考虑到同时对辽和党项作战，人力、物力都难于应付，便对党项妥协，授党项首领李继迁以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辖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五州之地。此后，李氏以五州为基地，继续扩张，并攻陷宋的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称西平府，作为其政治中心。李继迁子德明在位时，主动向宋求和。宋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给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并开展双边贸易。可是，李德明仍受辽封，为夏国王。宋乾兴元年（1022年），党项在灵州怀远县建新城，称兴州，迁都于此。宋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派其子元昊领兵攻下原为回鹘、吐蕃占据的甘州和西凉府。宋明道元年，（1032年），宋仁宗也加封德明为夏国王，承认其割据的合法性，不久，德明死，元昊继位，继承向吐蕃、回鹘进攻，先后占据了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今敦煌）、肃州（今酒泉）。这时，李氏统治的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①包括夏、银、甘、凉等十几州，沃饶的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均在控制之下，党项族的经济逐步转向以农业为主。

西夏的制度 西夏国的建立者李元昊是党项族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通晓佛学和蕃、汉文字，熟悉中原王朝的法律、制度。注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在西夏国所立制度，基本上仿照宋制。中央设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和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还有农田司、群牧司、文思院等机构，分掌庶政。官员则由党项贵族和汉人分别担任，另有一些官职专授党项人。中央还设置“蕃学”和“汉学”，分别选蕃汉官吏子弟入学，以科举取士。地方上亦同宋制，设府、州。军事上实行征兵制，每二丁取正军一人，总兵力有几十万。西夏还仿汉字形体，创造西夏文字，通令全国使用。在夏国统治的二百年中，西夏文一直使用。夏亡后，仍长期流传。

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元昊称帝后，要求宋廷承认，但遭拒绝。双边贸易亦中止，宋、夏关系急剧恶化。从宋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元昊连年发动对宋战争，北宋连遭失败。

宋朝被迫让步，谋求与夏和好。西夏虽然连胜，但也多有伤亡，财力难以支持，国内人民普遍厌战；加上夏、辽关系破裂，为避免两面受敌，也愿与宋议和。于是，宋、夏在庆历四年（1044年）签定和约：元昊取消帝号，对宋称臣，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重开沿边榷场互市，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四、王安石变法

1.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北宋前期，社会比较稳定，各种事业都有所发展。可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之中。至仁宗（1022—1063年）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在政治方面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二、在社会方面的土地高度集中和赋役苛重，促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问题早在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宋太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曾采用了一系列分割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权力的制度或办法，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数大增。同时，北宋统治者还实行恩荫制度，大批高官的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不经选举便涌入仕途。此外，太宗以后，又扩大科举规模，每科总有五、七百到一千人被录取做官。因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

北宋初，内外官仅几千人；到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已达到两万多人；到嘉佑年间（1056—1063年），更“十倍于国初”①。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②

“冗兵”问题是由所谓“养兵政策”造成的。北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破产农民铤而走险，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万的流亡农民招募为禁军或厢军。因此，职业兵人数直线上升。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有兵三十七万八千，仁宗皇佑（1049—1054年）时竟达一百四十万，八十年间兵员增加了两倍半。如此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宋朝政府的正常需求。因此，大量的士兵长期无事可干，游手好闲，军队素质低下。

“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

“冗费”问题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北宋本来就对官吏和军士的待遇优厚，政府财政开支已很大，而“冗官”、“冗兵”情况日益严重，致使财政开支猛增。其二是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失败，每年输巨额“岁币”。太宗至道（995—997年）年间，国家每年收入为二千几百万缗，支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到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岁入已高达一亿几千万缗，但却入不敷出，差额常在三百万缗以上。这种现象产生后，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统治者们就用各种手段压榨劳动人民，致使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冗费”问题是北宋中期造成民困国穷的“积贫”局面的主要原因。

土地高度集中 北宋建国之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北宋农村人口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指占有土地交纳赋税的人，客户则指无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主户又有官户、民户之分，官户也叫形势户，即品官之家，有减免赋税等特权。民户为平民之家，依土地财产多少分为五等。在北宋总户数中，地主阶级，也就是官户和民户中的一、二、三等户合计，充其量不过百分之十，然而他们在北宋中期已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阶级，也就是民户中的四、五等户和全部客户合计，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有约百分之五为城镇居民），却仅占有全国耕地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大量农民只好耕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要缴纳的地租约占收获物的一半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状况，大大加深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赋役苛重 广大农民不仅遭受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而且受到北宋政府的残酷压榨。北宋的赋税主要有二税（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杂变之赋（杂税）、丁口之赋（丁口税，总称身丁钱米），在纳税时，又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税等额外盘剥。在赋税之外，还有徭役、差役负担。差役也叫职役，是主户轮流到政府部门服劳役，其名目繁多。因为官户有免役特权，一般地主也常常设法逃避当差，所以应役者主要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徭役则不分主、客户，一律承担。其项目亦很多，服役时间视需要临时决定。

王小波、李顺起义 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农民已无法忍受，只得揭竿而起。据不完全统计，从北宋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义上百次，参加者有农民、士兵、少数民族。特别是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更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于一火。”①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是发生在今四川地区的由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在淳化二年（992年），当时，正逢四川大旱，粮食欠收。官府的赋税征收苛刻，官僚又支持包庇商人，囤积居奇，乘机渔利。广大人民生活无着，阶级矛盾急剧激化。淳化四年初春，茶农王小波在故乡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领导旁户农民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②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人以上，占据了青城、彭山等县。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军北上，在江源县（今崇庆县东南）大败宋军。但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牺牲，起义军推其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战斗。淳化五年（994年）初，李顺率军攻下成都，建立政权，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北起剑门，南至巫峡的广大地区，都处于大蜀政权的控制之下。五月，宋太宗派大军围困成都，最后城被攻破，义军死者三万余人，李顺生死不明，起义失败。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意义不仅在于沉重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他们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的影响尤为深远，是发展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对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的要求。

发生在庆历年间较大的农民起义有山东的王伦起义，陕西的张海、郭邈山起义，湖南的瑶、汉人民起义，河北的王则起义等，都有广大农民响应，但亦都相继失败。

庆历新政 为了解除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北宋的统治集团中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曾提出过各种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在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提出十项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仁宗采纳了这一方案，并诏行全国。但是由于改革触犯了大官僚地主们的既得利益，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对。他们无中生有地攻击范仲淹专权，结党营私；甚至诬告范仲淹想废黜皇帝。结果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先后贬至外地，新政也宣布撤销。此事因发生于庆历年间，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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