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你原本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进入这个染缸,都会人不由己的改变自己的初衷,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在社会上打拼。古时候有些文人雅士,不愿意和世间同流合污,于是选择隐居,在深山老林里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陶渊明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陶渊明是晋代的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家庭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还是算是一个富户,但是就在他八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陶渊明就家道中落了,在十二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他只能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相依为命。
好在小时候父亲曾经叫他读书,还留下了很多的书籍供陶渊明学习,这才使得陶渊明的学业没有落下。陶渊明无疑是个天才,年纪轻轻的十分的有文采,他的名声很快就在家乡传开了。当时的晋朝还没有科举,想要当官就只能去做贵族或者大官的门客,只要他们推荐,平民才有机会做官。
家乡的父母官看陶渊明文采好,家里又贫困,于是就召陶渊明做了一个小官,陶渊明本来不是做,可是因为实在是太穷了,不做官就没有生活来源,于是就第一次做官,但是仅仅几个月以后,陶渊明无法忍受当时晋朝的腐败,就辞官不做了,这一年陶渊明29岁。
后来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陶渊明迫于生计又做了几次官,但是每一次做了没多久就开始怀念以前的生活,总是感叹田园的生活轻松,于是几次做官都很快的就辞职了。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就是出任彭泽的县令,有一次顶头上司派遣了一名督邮前来彭泽考察陶渊明的政绩,督邮只是一个小吏,连官都不算,但是却有向上司禀报的权利,因此很多县令为了自己的前途都想尽办法巴结他,而陶渊明则不一样。
督邮来了以后,陶渊明根本不正眼看他,手下的劝陶渊明要好好的巴结督邮,以免他回去以后对知州说坏话。陶渊明听了感叹道:“我做官怎么这么难,督邮只是一个乡野村夫,丝毫没有学问,竟然要我一个堂堂县令讨好他,这样的官我不做也罢。”于是取出官印,挂在大堂的匾额之下,写下了一份辞职信,就拂袖而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这一次之后,陶渊明再也没有做官,而且已经年过四十,他好像看透了什么,开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起初他的隐居生活过的还算可以,父亲虽然去世,但是还留下了房子,可是没多久他家里失火,就连房子都被烧没了,于是陶渊明不得不在迁居在山里,自己开垦了荒地,过着耕种自给自足的生活。
陶渊明喜欢喝酒,但是没有钱买,只能每天坐在门口等着朋友送酒,他的朋友们也乐于给他送酒,但是朋友也不是每天都能来,陶渊明就开始着手自己酿酒,而且时常会有人仰慕他的名声来看他,所以隐居的陶渊明并不寂寞。
陶渊明虽然解决的喝酒和吃饭的问题,但是衣服自己却解决不了,很长一段时间陶渊明都没有鞋子穿,直到他的好朋友王弘看见以后,吩咐手下人给陶渊明做鞋子,这才穿上了新鞋子。后来著名的檀道济亲自拜访陶渊明,要他出山为官,可是陶渊明却拒绝了,他还劝说檀道济也不要做官了,可是檀道济没有听他的话,后来落得了个被杀的下场。
造成陶渊明逐渐形成归隐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时代政治的原因。陶渊明生逢乱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社会处于空前的大分裂、大动荡的黑暗时期。在这样的社会中,陶渊明的治世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晋宋时期,推行的是门阀世族制度,政治极端腐朽。门阀世族制度萌生于东汉末年,形成于魏晋,魏文帝曹丕为篡汉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制奠定了基础。中正官“计资定品”只重门第,不重乡议。司马家族建晋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逐渐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官位世袭局面。土族与庶族有着明显的界限,不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士族的权势之大、气焰之盛,这皇权也不能完全控制。晋武帝司马炎时,土族王恺、石崇斗富,石崇对司马炎资助给王恺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不屑一顾,随手打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门的人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当时的名士、犍为李密就曾发出了“朝中无人,不如归田”的慨叹。陶渊明祖上虽做过高官,但仍属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场上始终受到歧视。从他29岁到41岁这13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处当僚佐;第三次,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在刘裕手下任参军;第四次,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建威将军刘敬宣部下任参军。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泽令。不久,他就脱袍归隐,再未出仕。这五次出仕,他在职的时间前后累加也不过四、五年,所任官职都是些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根本不可能实现他那“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以才这样仕而退、退而仕,反复不已。这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在“用世”问题上发生的反复曲折的变化、直到最后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的思想状况,在他的咏怀诗中都有所表现。
其次,陶渊明所受的教育和他个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隐的重要因素。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扬四海的贤臣,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都是冲和温雅、淡泊名利的人。陶渊明多次写诗文赞美他们的清高品行:“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行不苟且、言无夸矜……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这些都显示了他对祖先的高旷人格的由衷赞诩。家庭的熏陶,对他养成清高淡远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陶渊明个人的气质禀赋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较为脆弱的心理素质,也是造成他在仕隐之间反复不已的原因之一。比如,在桓玄和刘裕当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顿起,于是便满怀期冀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辞官,显示了他那书生式的冲动性格。而最后他在做了80天的彭泽令之后,因为不能忍辱纳垢,愤然辞官而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的脆弱。他那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话,缩编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当做追求个人尊严的名言普遍采用,成为一种类似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傲人气节,这思想当然是可贵的。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原话,恐怕还会发现其中另有歧义,至少说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艺术家型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但却难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官员。陶渊明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有所认识。在许多诗中,他多次提到“无适俗之韵”,这个“韵”除了政治思想内涵外,当然也包括性格因素。在《与子俨等疏》中,他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性格。
陶渊明由于看不惯当时官场的黑暗,不想与贪官同流合污,所以毅然决定归隐田园,每天过着清闲的平民生活。对于他隐居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隐居这件事,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1、积极态度:他为了不与那些贪官同流合污,于是归隐田园。不追求荣华富贵的生活,淡泊名利,反而钟情于平淡的生活。
2、消极态度:他不敢单独于官场上的贪官对抗,不敢指出官场的黑暗,只是对这些不好的东西视而不见。他选择了逃避,选择远离官场,到民间过平淡的生活,不想与贪官公然对抗,为百姓谋取福利。
拓展资料: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
),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
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后世称“陶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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