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怎么教太子的?4问4教显示《帝范》精髓!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唐太宗武治平定了天下,文治以人为本,民贵君轻,高度的历史意识。仅有思想当然不够,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史上文治武功出色帝王,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楷模。是贞观君臣们审视自己的坐标,在历史意识的推动下,从历史经验中看到历史责任和机遇,是贞观时期理性行政的集中体现。
帝王纳谏,理性运用权力,行使权力,贞观时代典范可称。明代的皇帝,抗拒臣下的不同意见,使用“卖直”来攻击大臣时有发生。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唐太宗说治国若治病。理解纳谏问题,魏徵善于“以礼制主之情”,把纳谏的形成制度化,纳谏不是限制君权,而是支持君权,是使权力运行更加合理的一种保证。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对这一点都是清晰明白的。
唐太宗看来,他曾向大臣们介绍他是怎么教儿子的。四问四教可谓史上经典。
一是太子吃饭,他对太子说,你知道种地这件事吗?太子说,不知道。然后他给太子讲,种地是怎么回事,春天一颗种,夏天一棵苗,到秋天收上来多不容易,所以应该珍惜粮食,还要注意节约民力。农时很重要,你要是乱役使百姓的话,农事耽误了,你没得可吃了。教儿子要重视农时这个问题,尊重农业发展的规律。
二是太子骑马时,他问,你知道马吗?太子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马是能带你走路的,你要注意节约你的马力,你不能一下把它的力量用光了。使用老百姓也是这样的,要注意节约,这都是以民为本。
三是坐船,唐太宗又问,你知道船吗?太子说,我不知道。他说,一般比喻民是水,朝廷是舟,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你要想使船能够安稳地划下去,要好好对待那个水,要不然水给你翻船麻烦大了。
四是太子站在一棵歪树下,太宗问,你知道这个树吗?太子说,不知道。太宗说,那我给你讲这个树是怎么回事吧。别看树是歪的,但是按照尺子量还是可以取直的。帝王没有天生的,他一定是有错误的,所以要听大臣们正确的话,要听从他们的教导,来改正自己。这样天下有希望了,只能这样治理下去才好。
唐太宗这么教导太子。李世民还写过一本叫《帝范》的书,讲的是怎样做一个好的帝王。核心是以人为本和自我否定。这一点而言,唐太宗是前有古人吗?没有的。“贞观之治”在中国古代中也是仅有的。为什么后人崇拜他,崇拜他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他这样做,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作为一个皇帝,他的主要目标无非是人民,注重人民的名义,注重人民的利益。在古代,这已经是难得_表现了;对于大臣们来说,听取他们的正确意见,可以用他们的力量。这样部下们会无私的、尽力,、敬业的辅佐朝廷。
对唐太宗而言文治方面,两个方面突出,其水准之高是空前绝后的,以人为本,克己纳谏。民为邦本,是先哲的观点,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真正高举这个旗帜,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要数贞观时代。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也是孟子的思想。唐太宗多有阐发,他轻徭薄赋的政策,建立在治国必先养民的前提下。这个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叫民本主义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一种重要的、闪光的思想。它虽然建立在君主制度的体制之上,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好的一种理论了。
民贵君轻理论上自然不用说了,像“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的金玉良言等等,有谁能说出来的。现今看来无不令人拍案叫绝,无不令人钦佩的文字。太宗说到做到,难能可贵。唐太宗的贞观时代给历史交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唐代是中古士族社会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士族名门的家风、家训和家法对新旧士族的兴衰有着重要意义。唐朝宰相崔祐甫云:“能君之德,靖人于教化,教化之兴,始于家庭,延于邦国,事之体大。”显然,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它们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关乎家庭之兴衰,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家训、家风、家法与士族的兴衰
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隋唐时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视家风、家训、礼法和家法,注重传承家学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谓“雅有家风,政事规为”的名门士族(《授大理卿李坰黔中宣慰使制》)。“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新唐书·柳公绰传》),成为社会共识。颜之推在开皇末作《颜氏家训》,开启世家大族重视编撰家训的风气。唐代士人编撰家训的风气很盛,如王方庆作《王氏训诫》,柳玭作《戒子孙》等,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作帝王之家的家训。
唐代名门士族家风的形成和延续,离不开优秀的家训、严明的家法。开元中宰相韩休以“家训子侄至严”著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他“家法清严”,其子赞、质等“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贞元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有“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的说法(《旧唐书·穆宁传》)。又博陵崔邠,其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新唐书·崔邠传》),他兄弟四人进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宣宗闻而叹曰:“郸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因题曰:“德星堂。”中晚唐时期,京兆柳子温家法严明,“以礼法自持”,专门和苦药丸,让子弟公绰等在夜间学习时含之,提神醒脑,“以资勤苦”(《南部新书》卷丁)。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柳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后来,牛僧孺赞叹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因此,史称“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柳公绰传》)。
家训内容与家风、家法的形成
唐代家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启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大一统的隋唐王朝采取了削弱士族势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传家,求取功名的观念,成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劝勉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韩愈劝诫子弟:“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他还强调人生来贤愚相近,“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的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是否读诗书。元稹训诫子侄,“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产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激励子孙勤勉学习,通过“佩服《诗》《书》,以求荣达”,而且要“千万努力,无弃斯须”。苦读诗书是贫寒子弟通向富贵最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唐宋成为现实。王安石便劝勉子孙,“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男儿不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唐代家训总体以“忠孝”教育为主。唐太宗也说:“百行之本,要道惟孝。”《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孝子事父,晨省暮参。”以韵文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将《孝经》中有关忠孝思想进行概述,方便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践行,养成合乎礼法的行为举止。很多士族把“忠孝”作为家训的核心内容。穆宁撰家令训诸子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要求赞等四子,“播礼乐,务忠孝,正名器,导人伦”。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忠孝与勤俭在家训中经常相提并论,如“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
唐代家训对子弟的各种劝诫中还比较重视勤奋、节俭等作风的养成和坚守。唐太宗作《帝范》,训诫太子“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希望太子力行节俭,做个明君。唐代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勤奋程度往往决定个人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个人勤奋与否,将来就意味着公卿与奴仆之别。《太公家教》对勤劳和勤学做了形象总结:“勤耕之人,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以家法严明著称的穆宁也要求子弟“惟惠施之车,仲舒之帷,苏秦之锥,三物毕具”,其家也因此而名闻当世。
唐代家训还重视谦虚礼让等美德。朱仁轨《诲子弟言》云:“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这是中国人谦让的经典阐释,一个人谦让一生,其实损失不了多少,反而养成了优良品格,受人尊重。唐代家训将礼让、谦让作为立身、修养之根本。《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义让为先……与人共食,慎莫先尝……路逢尊者,侧立路旁……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欲立其身,先立于人;己欲达人,先达于人……谦是百行之本。”此书用朴素的语言汇集了有关谦让、礼让的前贤锦句、谚语格言,旨在说明与人交往、为人处世的根本在于相互礼让、谦让,取人所长,在成就自己之前,先成就别人,把机会让给别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此外,倡导“礼尚往来”等待人原则也是唐代家训教育的重要内容。《太公家教》讲:“风流儒雅,礼尚往来……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
家风、家训和家学决定子弟的学风与成败
家风、家训和家学就是现在经常讲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如《太公家教》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玉投渥,不污其色。近佞者谄,近偷者贼;近愚者痴,近贤者德。”家庭环境与风气的好坏,对儿童习惯和品行的养成非常重要,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子弟教育的成败,这也是孟母三迁的原因所在,唐代的很多例子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如中唐吴丹“生四五岁弄泥沙时,所作戏辄像道家法事,八九岁弄笔砚时,所出言辄类《诗》家篇章,不自知其然,盖宿习儒、玄之业明矣。弱冠喜道书,奉真箓……”(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吴丹从小玩沙,竟然可以仿照道教法事堆道场,说明所住环境道教气氛浓郁,以致弱冠之后,一度修习道家,好在后来苦读《诗经》,并考中进士,功成名就。再如前揭柳公绰一家人才辈出,与柳氏家法严明,学风良好,并世代相传有很大关系。
在传统社会,士族之家优秀的家风是子弟接受良好家教的有效保证。如元稹的母亲出身“五姓婚姻”的荥阳郑氏,以家风严明著称。郑氏为少女时,就“事父母以孝闻”,嫁到元氏之后,“以丰洁家祀,传为贻燕之训”,二十五年间,“专用训诫,除去鞭扑”;“常以正辞气诫诸子孙,诸子孙其心愧耻”(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元稹因其优秀的母教,并传习了外祖父家良好的家法,从而成为唐代名相和文学名家。
家学传统和渊源对子弟成才的影响尤为明显。如颜氏一门自魏晋以来不仅以世儒著称,而且多出书法家,有颜腾之、炳之、勤礼、真卿等许多名家,这应该与颜氏家族的子弟自幼就注重书法蒙训有密切关系。这使其家年幼就擅长书法的人很多。如颜勤礼“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诂训”;又颜惟贞“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笔法”,以书法精湛,“判入高等”,“学精百氏,艺绝六书”。大书法家颜真卿亦出自是家,他“早孤,蒙伯父臮、允南亲自教诲”。颜真卿成为著名书法家应该与他自幼就接受“尤工文翰”的伯父的启蒙有很大关系。另一位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慕名甚锐,昼夜精力无倦,遂亚于询”(《旧唐书·欧阳询传》)。相反,许多缺乏书法家传的子弟,往往是“有知其门,不知其奥”,即便是家长“广求名书,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习之”,其结果仍多“不能遂”(张文瓘:《六体书论》)。
总之,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良好的家风、家训,以及严格的家法有很大关系。正如柳玼所云:“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士族之家“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家训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风、家训、家教和家法无疑是维护士族门第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也为教化社会、繁荣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很多人误认为,唐朝政治的腐朽,是从玄宗后期开始,并因之引发了安史之乱。其实唐朝吏治腐败、军事弱小的根子,自贞观年间便已扎下,祸延后世两百多年。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兄囚父,夺得了本属于哥哥的皇位。由于是篡弑上台,得位不正,太宗一直担心遭到后人诟病,因此在登位后,施行了两则手段,一方面篡改历史,百般丑化老父和兄弟,夸大自己在开唐时的功绩,为篡位夺权营造合理性;一方面则醉心于建立文治武功,试图藉此证明自己治国有道,以塞天下悠悠之口。
为了坐稳龙庭,李世民在登位之后,施行了大量利己损国的弊政。在人事方面,他一方面任人唯亲,提拔自己的班底,同时打压、贬黜、杀戮开国时功臣、能臣,一面与关陇旧阀相互勾结,虽然让他自己一时掌稳了权力,却将国家推到了悬崖边缘。
公正地说,在每个王朝建国之初,吏治都相对清明,之后则会越来越差,直至百姓们活不下去,乱世到来,然后改朝换代,非独唐朝一家如此。然而,由于李世民出于私心,放纵门阀滥权,导致唐朝政治迅速腐坏,在短短三四十年间,便走完了其它王朝几百年的堕落历程。从贞观中、后期开始,唐朝的吏治便一日不如一日,贵族们倚仗特权胡作非为,贪腐严重。到了高宗登基后,吏治败坏的情景更加明显,唐初诗人,太常博士裴守真在给高宗的上表中说道:“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唐会要》卷83),清楚阐明了当时的吏治、民生情况。
贞观二十三年,正是门阀势力蓬勃发展的二十三年,在贞观中后期,门阀坐大的恶果便已凸现,关陇贵族,北魏皇族后裔长孙无忌才智平庸,却位高权重,连新君的人选都受其干扰。据《旧唐书》卷80记载:“史臣曰: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通过玩弄权术,长孙无忌借唐太宗之手,除掉了贤明的吴王、濮王,将身体孱弱、性情温顺的李治立为太子,为自己大权独揽铺平了道路。等到高宗李治继位时,众阀门已经势力磅礴,非他所能驾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腐朽的关陇地主士族官僚们欺他威望不固,行事比太宗生前更加肆无忌惮,架空高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贵族、诸阀把持朝政,恣意横行,世风日下,百姓苦不堪言。
唐太宗留给儿子的,其实是一个隐患重重,强臣凌主的烂摊子,眼见国家走到了危亡之秋,而自己又大权旁落,唐高宗再也无法忍受,但他自己的能力、精力都不足以与之对抗,不得不放任武瞾专权,借其才能来铲除诸阀,最终引发了统治集团间的激烈冲突。
在一些偏颇的历史分析中,将武则天能够窃取权力,归因于高宗懦弱无能、耳根软,惑于女色,脑子不够数,却对真正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只字不提,着实浅薄得很。事实上,武周灭唐的祸根,根本就是在太宗时期种下,将责任尽归到高宗头上,并不公平。由于唐太宗一手推行的坐大阀门的制度倒退文明,逆潮流而动,还以劣币驱逐良币,唐帝国才会衰败得如此之快,并为当时的百姓们所唾弃。武则天一介女流,在男权社会,本来难受拥护,之所以能够成功篡取国家,正是因为她矫正了唐太宗的错误,逆其错误国政而行,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给了平民阶层出头之日,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而一大批没有晋身机会的人才、基层官吏更是死心塌地对其效忠。武则天当政的数十年,虽然李唐宗室发动的叛乱不绝,但却均轻松被其平灭,如果真像真如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歪曲,是什么篡国女贼遭到唾弃,唐朝宗室一呼百应,百姓闻风景从,又怎会连大风浪都掀不起来,显然武周还是深得人心。而武则天掌政时虽然宫廷争斗腥风血雨,李唐余孽叛乱频频叛乱,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却百姓安居乐业,进入了唐朝三百年间少有的幸福生活,这种极不协调的现象,其实正是李唐代表了落后生产力的明证,唐太宗所推行之弊政的不得人心据此也一览无余。
在雄才大略的武则天的帮助下,高宗李治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等权臣,最后还除掉了祸根长孙无忌,至此高宗才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关陇贵族集团在此期间遭受了沉重打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情况被改变,自魏晋开始的丑陋的门阀制度自此开始衰败,皇权大为强化,科举大兴,国家也走上了正规,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之后唐朝唯一真正强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太宗掌政时,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可以随意打骂甚至杀害。武则天上位后,沉重打击了丑恶的奴婢部曲制度,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减弱了社会矛盾。汪钱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大大利于社会进步。武则天鼓励提倡奴告主,限制奴婢人数,又赎买奴隶当兵,在她任内,国家气象一新,甚至连市民阶级都开始形成。而李世民恰恰是最反对奴告主的,《贞观政要》还作为政绩记载下来,这也是太宗阻挠历史进程的又一例证。
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在位23年,年号贞观。名字取意“济世安民”,陇西成纪人。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书法家和诗人。生于开皇十八年(599年),早年随父亲 李渊 进军长安于618年建立唐朝,他率部征战天下,为大唐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秦王、天策上将。626年玄武门之变夺位登基后,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他虚心纳谏,厉行俭约,轻徭薄赋,使百姓休养生息,各民族融洽相处,国泰民安,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功大过微,故业不堕”,为后世明君之典范,庙号太宗,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
李世民生平
李世民(599年~649年),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的名字意思是「济世安民」。太宗是他死後的庙号。他还是唐朝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他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唐太宗生於开皇十八年(公元599年)在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出生,是唐高祖 李渊 与窦皇后的次子。公元615年娶妻长孙氏,(登基後称长孙皇后)。公元617年,李世民随父亲、刘文静起兵反隋,攻入长安,并且灭隋。李世民被封为秦王。
此後,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破李轨,杀薛仁杲(薛举之子),败宋金刚、刘武周。在虎牢之战中,一举翦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後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被 李渊 封为「天策上将」。
此後,李世民与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的猜忌日益加深。大臣间互相倾轧,分为两派。宰相裴直、谋士王、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跟随李建成、李元吉为一派,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王君廓等跟随李世民为一派。大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持李世民。将领李靖、徐世绩、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公元626年,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玄武门发动政变,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和侄子,强迫高祖让位,自己即位为帝,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在李世民统治其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
630年,击败东突厥,被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公元649年,唐太宗得了痢疾,医治最终无效,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649年5月病死於长安含风殿。葬於今中国陕西礼泉县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
唐太宗善於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魏徵直谏200多次直陈他的过失。
丰功伟绩
不拘一格用人才,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地予以采纳;
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个 *** 机构之间权力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一部分)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
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让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3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3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3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对高句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胜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坚持和请求下才勉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唐人、唐人街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在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下,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 *** 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由于社会安定,商业经济得到发展,全国新兴了许多商业城市,城市业有相当的发展,广州、杭州、扬州、成都、江陵、凉州等城市经济发展相当迅猛,长安同洛阳作为世界经济大都会就不言而喻了,这为古代封建经济登顶奠定了基础;
对玄奘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开发并促进了 *** 的发展;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伟大政治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古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千年称颂的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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