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养廉银制度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实施这种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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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贪污腐败之风十分严重，上下官员中饱私囊，私征加派大大加重了百姓负担。朝廷所征派的正额在考虑到百姓的负担以后，其实并不算很重，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官府另外还加了许多征派，由于切身关系到地方官自身的利益，按照他们贪婪程度，自然是没有定额的，这是下层官员的贪污，中上层官员由于不直接对百姓征派，所以他们只有向下层官员勒索，以求分一杯羹。上层官员收到贿赂之后，形成了一条利益链，自然会对下层官员有所包庇。

在所以征派中，以“火耗”最为严苛。火耗从明朝时期就存在了，所谓火耗，是指在将碎银熔铸成银锭时所产生的损耗，清朝政府一开始并不承认这种征收名目，但是屡禁不止，只好默认。

火耗地方官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每年所征火耗远远超过他们自身的俸禄，更可怕的是，火耗的征收每年有增无减，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甚至造成了武装反抗之事。火耗之征收虽然一直没有废除，但是在雍正朝时却进行了限制，火耗原本是一种潜规则，把握的度都在地方官手中，但是雍正时期将火耗规定为一种制度，并且对其进行了限制。

首先，征收火耗是上交给朝廷，而不是归地方官所有，隔断了火耗与地方官直接的利益联系，接着，火耗征收额度有一定的限制，只许少不许多，就算地方官多征收，那也落不到地方官自己的口袋，属于费力不讨好，这样可以有效减轻百姓的负担。

但是问题是，地方官每年的年薪是很低的，上下打赏再加上要养活一家，现在断了财源，他们肯定要另想办法捞钱，因此雍正又设置了养廉银，用来专门提高地方官员的待遇。比如雍正元年，山西省征收耗银四十三万多两银子，其中弥补亏空用去了二十万两，发给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有十一万两。不光是地方官待遇得到提升，京官待遇也有提升，比如地方官员来京时，都会献上为数不小的银子给京官，美名其曰“礼金”，希望他们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最不济也不要说自己的坏话。

在养廉银制度下，京官也受到优惠，他们的俸禄加倍，这些银子一部分是从地方上的养廉银中抽取，一部分是从户部抽调。而各级武官的养廉银到乾隆时期也成为一种定额。但是也可以看到，这其中受益最多的还是地方官，地方官的俸禄以数十倍地增长，而京官却只翻了两倍，差距十分明显，这是在迁就原有利益之上的一种利益再分配。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实际上是将官员无节制的搜刮变为政府有节制的收取，官员增薪实际上还是建立在百姓的负担至上，但是这两项政策在雍乾之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库已经补足亏空，变得充盈起来，而且各省的火耗率也都有所减轻，以往官员借薪资低廉行贪污腐败事也都没有了借口，而且国库的充盈使得朝廷对民间赋税的征收也放宽了条件，减缓了社会矛盾。

但是，这种制度的弊端到后期就慢慢显现出来，原因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州县官每年上缴火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克扣了一部分，火耗银两到了布政司之后，上级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将一半养廉银扣下，所以地方官员拿到手中的实则只有一半。而且地方官与京官俸禄相差过大，导致主次颠倒，有喧宾夺主的效果。同品级的地方官员的俸禄比京官要高几倍或者几十倍，而地方大官就更高了，至少高出20倍以上，所以利益驱使之下，人们都不愿意做京官，对地方官趋之若鹜。

而且到清朝中后期，养廉银其实已经起不到养廉的效果了，因为通货膨胀，同样的银子购买力降低，而上下打点的开销并没有减少，为了搜刮银子，官员们又想出各种各样贪污的办法，贪污屡禁不止。在人治的社会中，想要避免人想出各种投机取巧的办法是很难的，唯有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增强监管力度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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