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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赏饭,正式的说法是:赐宴。按照我们的想象,大臣能够得到皇上赏饭,应该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
实际上,皇上赏饭,对于大臣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在清朝时期,皇帝举行的例行赐宴,除了建元定鼎宴外,还有元日宴、冬至宴、万寿宴、大婚宴、千叟宴这5种比较大型的宴会。
元日宴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春节)举行,由皇太极设立。后来,雍正皇帝将元日宴改成元旦宴,并从参与人员、服装礼仪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化和制度化。清朝近300年间,除了康熙皇帝曾经短暂取消过元日宴,其余200多年,每一年都雷打不动地举行,直到清朝灭亡。
冬至宴,顾名思义,在每年冬至这天举行,由顺治皇帝设立。后来,冬至宴经常停止举办。
万寿宴是清朝皇帝的寿诞宴,是内廷的大宴之一。如果遇到大寿,其庆典将会更加隆重。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整个庆典耗费近1000万两白银,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记录。
大婚宴是皇帝大婚时举办的宴会。清朝时期,共有4位皇帝在皇宫里举行了大婚仪式,分别是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大婚宴也极为隆重。
千叟宴是康熙皇帝首创的大型宴会,宴请全国65岁以上的老者。说是“千叟”,实际上参加的不止1000人,乾隆皇帝举行的千叟宴多达5000余人。
此外,皇帝登基、皇后生日、皇子大婚、公主下嫁等,以及每年上元、端午、中秋、重阳、除夕等节,朝廷均会在乾清宫等处设宴,筵宴九卿六部、满汉大臣、诸藩使节。
除了上面这些比较大型的宴会,清朝皇帝为显示自己的恩荣和威仪,举行举行一些小型的宴会,如殿试传胪次日在礼部举行的恩荣宴,皇帝经筵礼成后设在文华殿的经筵宴,临雍礼成后在礼部设置的临雍宴,大军凯旋归来举行的凯旋宴,钦命编修实录、圣训之际在礼部举行的修书宴……
清朝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朝代,皇帝赐宴时,礼仪繁多,来不得半点马虎。
所有的王公大臣在参加这种宴会时,必须整整齐齐地身穿朝服衣冠,佩戴朝珠。如果是在冬天,还可以接受;如果是在炎热的夏天,身穿如此多的衣服,就够呛了。往往还没有动筷,就已经汗流浃背。
赐宴之际,会有专门的赞礼官员,站立在太和殿的殿陛之上。当赞礼官员唱赞到“跪”时,所有参加宴会的王公大臣都要站立起来,离开座位,向皇帝一跪一叩。一跪一叩结束后,才站起来,仍旧坐回自己的席位。如此三番四次,总要把大臣折腾得筋疲力尽才算完事。
如果是年轻人参加这样的宴会,也不算很辛苦。可是,一般年轻人哪有资格参加皇帝赐宴,有资格参加皇帝赐宴的大臣哪个不是一把年纪了?所以,大臣们为了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宴会,往往提前就进行训练,避免到时候体力不支出糗。
《清代之竹头木屑》记载:“前合肥(李鸿章)以太后(慈禧太后)万寿在迩,乃在北洋大臣署中,日拜跪三次以肄习之,盖国朝大臣恭谨类如此。”这则故事说,1894年,当慈禧太后即将迎来六十大寿之际,李鸿章每天在北洋大臣衙门办公室里练习磕头三次。
由此而言,赐宴对于受赏者来说,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所以,大臣们在私下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圣上召见,就怕皇上赏饭。”
乾隆每天吃三个鸡蛋,御膳房就会算到三十两银子的开销,而当他发现大臣因为家里穷早上吃四个鸡蛋的时候,很是惊讶。后来大臣就说乾隆吃的鸡蛋好所以贵,而自己吃的鸡蛋是臭的,所以只用三文钱就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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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时候,皇帝作为王朝的统治者,什么都是用最好的,就是吃饭也比普通人好太多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皇帝吃的什么东西,但是从电视里也能看到,那一顿饭吃的花样可真是不少。最为丰盛的就要数清朝时期的满汉全席了,那真是让人看了就口水直流啊。在清朝康熙皇帝是属于节俭的一个,御膳房每天会给康熙准备两顿,可是他却不一定吃,因为他喜欢在皇后和妃子们那里吃。而御膳房的饭菜他也会赏给妃子和大臣们,或者是侍卫太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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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康熙相反的就是他的孙子乾隆皇帝了,乾隆是一个极为奢侈的皇帝,据记载乾隆皇帝一年在吃的上面就会花去两万多两银子。花这么多的银子,其实也不是他有多能吃,只是因为他吃得东西都太贵了。比如像明朝的嘉靖想吃一个馅饼果子,结果御膳房一算需要五十两银子,而嘉靖却说在外面吃一个却只要五文钱,这差距也真是让人太难以想象了。再说乾隆,他每天要吃三个鸡蛋,而御膳房的预算是三十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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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乾隆问一个大臣:?你每天都吃些什么??大臣说:?因为家里穷,早上也只能吃四个鸡蛋。?乾隆听了很是惊讶,就说:?鸡蛋可是要十两银子一个的,吃四个鸡蛋就是四十两银子,还敢说家里穷。?大臣听了便赶紧说:?皇上吃的鸡蛋那是最顶级的好鸡蛋,所以十两银子也是不贵的,我吃的却是臭鸡蛋,三文钱就能买一个了。?
贞观君臣论治(节选): 1.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译:(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2.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译: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 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3.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译: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4.二年春正月,上文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换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译:贞观二个年春正月,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又怎样做才会昏庸? ”魏征回答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作出明智的决断;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从前尧畅听民意,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舜广开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因此,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宠臣就不能蒙蔽(雍,堵塞;蔽,蒙蔽)君主,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 唐太宗说:“说得对!”
5.(三年夏四月)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 为,何必择才也。” 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是: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译: 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唐太宗御 驾到太极殿(始,曾经),对一侍大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司,部门),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那么谁不能做呢?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从前的做法(惯例)是: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叫“五花判事”。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此后给事中和黄门侍郎可以反驳和纠正中书省的意见。唐太宗方才重申已有的制度,从此很少有破坏规定的事情出现。
6.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译:(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 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7.(六年冬十二月)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 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译;贞观六年冬十二月,唐太宗对魏征说:“选拔官员,不能轻率和仓促。任用一个君子,所有的君子都愿意前来,而如果任用一个小人,所有的小人都会蜂拥而至。”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假如国家没有统一,那么就只看人才的才干,而不用权衡品行。如果国家已经安定(丧,死亡;乱,战乱),那么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不能使用。”
8.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现)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谪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酬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译: 贞观十三年春二月,唐太宗已经下诏书让宗室和一些大臣世袭刺史的职位,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代和现今情况不同,这样做恐怕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上奏疏表示反对。侍御史马周也上了奏疏,他认为:“尧、舜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不孝子。假如让小孩子继承职位,万一他们娇纵,老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国家就会遭受损失。想要断绝他们的职位,他们长辈的功劳还在;想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他们的罪恶已经明显了。与其祸害现世的广大百姓,不如不向有功 劳的大臣施恩,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这样的话,原来关爱他们的行为,恰好成了伤害他们的行为。臣下认为应该赏赐他们土地和人口,如果确实(必,确实)有才能,就根据能力(器,才能)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使得本人受到陛下的恩泽,子孙也享有优越的生活。”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虞,如置汤火。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正碰上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意接受世袭职位,上表坚决推辞,表的内容是:“诏令发布以来,感到孤单凄凉,好像行走在春季的薄冰上;宗族(宗,宗族)和亲属(戚,亲戚)忧心忡忡(虞,忧患),如同被放置在火上的汤一样。追忆往昔,只有三代实行分封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地方势力,所以因势利导,政令常常不是由中央王朝发出的。两汉废除王侯,设置郡守。消除(蠲,免除)了过去(曩,从前)的弊端,这非常恰当(协,和谐,融洽)。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又有变化,恐怕会扰乱圣唐的制度。而且愚蠢不成器的后代,或者触犯国法,自取灭亡。因为延续几代的赏赐,导致断绝的灾祸,实在是可怜悯的事情。恳请能收回成命(涣,离散),恩赐子孙们性命。”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之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长孙无忌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坚决向唐太宗请求,他还说:“我排除千难万阻为陛下效力,现在天下太平,为什么要被任命到外地?这和迁徙没有什么分别。”唐太宗说:“天子把土地分封给有功的大臣,这是古今共同的做法。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共同把大唐永恒的基业传继下去。但你们却表示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强迫你们接受呢?”庚子日,唐太宗下诏停止世代封袭 刺史的制度。
9.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呼?”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译: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任起居郎,我可以看看你记录的起居注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此指起居郎)笔录君主的言行,详细地(备,详细)记载君主的善与恶,大概君主因此不敢有不良的言行,还没听说过君主自己看阅起居注的先例。”唐太宗说:“我有不妥的地方,你也要如实记载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本职工作是如实笔录陛下言行,不敢不记载不妥的地方。”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都会记载。”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
10.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文贞公魏征薨。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译: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国公魏征去世(诸侯之死称为“薨”)。唐太宗常常思念他(不已,不停),他对近侍的大臣们说:“人们用铜制作镜子,可以用来端正仪容。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明白人世的兴盛衰落的规律。君主把臣下作为镜子,可以知晓自己的得和失。”魏征离开人世(没,指死亡),我就少了一面镜子。
11.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帅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呼?”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誉,盖谦谦之志耳。”
译: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唐太宗御驾翠微殿,问近侍的大臣:“自古以来的帝王即使统一了中原,也不能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归服。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他们,我自己不清楚具体原因,大家敞开心扉尽情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大臣们都说:“陛下的功劳德行像天和地那样广大,我们无 法说清楚。”唐太宗说:“你们的答案不正确(然,正确)。我能做到这样的原因,只在五个方面。自古以来,帝王纷纷忌妒比自己强的人,而我一旦发现别人的优点,就好像自己拥有这些优点(善,优点)一样高兴。对优秀人才来说,他们的品德和才干往往不能兼备,我常常忽略他们的缺点,而使用他们的长处。帝王(人主,帝王)在提拔任用贤才的时候,往往巴不得把他们揣在怀里;而退弃无能之辈的时候,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推到山沟里。而我见到贤才就会敬重他们,遇到无能之辈就怜惜他们,两类人都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君主们往往厌恶鲠直坦率的大臣,明里暗里地处死他们,没有哪朝哪代不是这样。我登基以来,满朝都是鲠直坦率的大臣,从来没有贬退斥责(黜,贬退)过他们。自古以来历代皇帝都看重华夏族,却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做到平等地爱护他们,所以各个周边民族都像依赖(依,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我(种落,族)。这五个方面,就是我成就今天事业的原因。唐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经担任过史官,像我方才说的一番话,符合实际情况吗?”褚遂良回答说:“陛下博大宽广的德行记载不完(胜,尽),却单单对以上五个方面满意(与,赞许),陛下真的过于谦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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