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奏折都是怎么传递到皇帝的手里的,一般都经历那些机构呢

古代奏折都是怎么传递到皇帝的手里的,一般都经历那些机构呢

古代的奏折是怎么传递的?现代有秘书处之类的机构，其实古代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机构。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就拿明朝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传送奏折：通政司。

明朝的奏折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个人名义上奏的奏折，称为“奏本”，其他类都称为‘题本’。而“题本”里的内容多为公事，禀报皇上，或着是有公事需要皇上拿捏。

题本一式两份，一份是由通政司直接送到宫内，交由管门的官员，呈递到皇上的办公桌上。而另外一份则会交给六科廊坊抄录。

另外一种，则就是奏本，奏本则是以个人名义通过官员直接递给管门官员，由管门官员再传递给皇上。奏本在皇上没看之前，是不会公开的，也不会交由六科廊坊抄录登记。

因为由个人名义呈递的奏本，里面的信息一般都会是比较严重情节。所以都得由皇上看完、处理完之后，才交由六科廊坊抄录登记。

这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因为电视剧里有说到‘我要去皇上面前参你一本’、‘臣有要事禀奏皇上’。

但明朝的题本、奏本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格式太复杂，批复太缓慢，耽误时机，题奏本的书写，还有固定的格式，必须用宋体写，洪武正韵，字数和纸张也有规定。

而且题奏本向上传递，要经过通政司、文书房备案、皇帝御览、内阁票拟、皇帝批红(明代中期以后多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和六科抄出等许多繁琐程序。

另外，题奏本非常容易泄漏机密。程序太多，经手的部们多，人多眼杂，一些奏章有时候还未批复，就已经朝野皆知。如果通政司不小心或故意为之，章奏泄密太正常不过，也给敌人有机可乘。

关于历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大臣给皇帝上折子和物件的时候，都要由太监转送，而不是亲自送上？

1、安全问题：
先秦时期，使臣、臣子都是亲自把东西，奏折呈给君主，但是到了战国末期秦国发生了荆轲刺秦王时间，后来秦始皇称帝后，就规定，大臣上朝时，不可以佩剑、奏折也只有贴身侍卫和太监呈送，主要还是检查有没有夹带、暗器等不安全的东西。
2、礼仪制度：
古代的天子、皇帝上朝都坐在高高台阶上（就是陛）一般人是不可以上这个台阶的，象征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尊贵且不可侵犯，除非立了巨功后，还要由皇帝允许才可以上去，因此，大臣不可以上台阶呈送奏折，当然皇帝也不会下来拿，这不合礼制，因此有太监转送。

中国政治上的谏诤制度有什么意义?

对皇帝的决定可以提出批评，这一条在某种程度上孕含着言论自由的原则，每每令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人倍感兴趣。这条原则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贯彻执行，尽管有时难免流于形式。各个时代向皇帝进谏的奏折和奏折摘要，大量地以奏议形式保存在官修的史书和国家档案中，流传至今。这些奏折都是实行谏议制度的明证。谏又称谏诤、谏议、直谏、规谏。汉语中谏字的独特含义是对皇帝的绝对权威提出异议。就此而言，谏有别于监察，监察是对官员的权威提出异议。然而，谏议和监察都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监督机制，就此而言，两者又有共同之处。为了说明两者的区别，需借助对国家机构的了解。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天子——皇帝独领一切权力，因而孟德斯鸠式的分权制在中国的国家机构中无踪可觅；不过，为了行使皇权，仍需建立一套机构和制度。这套机构和制度在漫长的中国政治史上不断得到完善，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员虽然难以从政治角度区分类别，但就技术角度而言，却是各司其职的。中国的政治机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协助皇帝制定决策的机构，其二是执行皇帝决策的机构。国家机器内部这两类功能明显不同的机构之间的区别，从技术上来说，类同于现代国家中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然而从政治上来说，它用以作为依据的皇权观念，性质与经典的立法机构观念不同，所以我把它称作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的区别。基于这一区别，检察的职能就是监督行政机关是否正常运作，因而属于执行机构；而谏议的职能则是监督皇权是否能作出良好的决策，因而属于指示机构。这部机器的监督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又是如何演变的，本文试图通过简述谏议制度史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以便进而阐述谏议制度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谏议史可分为两大阶段：自汉至宋为建立和发展阶段，元朝为搁置阶段，至明清则败坏变
质。不过，由于谏议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根难将其演变过程说得一清二楚。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监察官员统属都察院，而谏官从未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共同承担；按字面理解，给事中的意思是负责宫廷事务，但实际上给事中也负有进谏使命。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上文已经谈及的奏议是指向皇帝提出批评性的意见，通常取书面形式，如果上奏的谏官是政府议事机构的成员，也可采取口头形式。封驳是指月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

秦汉时期，谏官初为加官，皇帝将谏议之职委于领有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等职衔的私人顾问，此类谏官在秦代多为武将。汉代任源官者身份各异，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公元前87年)曾任命并无官职的孔安国为谏议大夫。谏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多时可达数十名。东汉时，谏官成为定官。

六朝时期，中央机构进一步改善，逐渐分为三大部分：尚书省负执行之责，中书省(又称内书省)和门下省负指示之责。中书省代皇帝草拟敕令，门下省联络中书省和尚书省，即沟通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它一方面将皇帝的旨意传达给执行机构，另一方面将执行机构呈递的奏折等文件转呈皇帝。进谏的使命由门下省承担。此时，封驳已渐成定规，给事中既可驳回官员向皇帝呈递的奏折，亦可将皇帝的命令退回中书省。

唐承前制，并大大加以改进。唐太宗(公元626—649年)极为重视谏议制度，此时的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于，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中书省则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唐代还创设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补阐和拾遗均为谏官，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宋朝诸帝对谏议制度继续给以重视，宋真宗(公元997—1022年)下令修编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收入了从古到五代的379件著名的谏书。宋朝对唐朝的中央机构作了改造，以中书省主民事，枢密院主军事，两者共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置于禁中；门下省则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置于宫外。门下省从此由指示机构变为执行机构。谏官集于新设的谏院，谏院下设鼓院，负责管理承袭唐代传统的谏书匣。此外尚有一个检院，负责审阅谏书。谏院的职责不限于监督皇帝的文书，亦可对各级官员的文书进行监督，尤其可对宰相的政务活动进行监督，因为宰相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人。这样一来，谏议与监督就不再分得那样清了。宋朝普遍设置偶见于五代的言事御史官职，担任此职者多为受命取代因失职而夺官的检察官员。宋朝诸帝采取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互相牵制。散骑常侍归属门下后省，门下后省主封驳，由六房组成，六房与门下省的六科相对应。

契丹人的辽代，女真人的金代以及蒙古人的元代，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谏议制度，但实际上已完全废弃。这几个朝代都各有其以汗为中心的贵族参政制度。汉人谏官的职责或仅限于典仪(辽代南面官系中的谏官仅对汉人官员进行检察)，或名存实亡(元代废给事中，仅留御史管理宫中杂务)。不过，金代建立的地方监察机构在元朝得到了加强，蒙古统治者不允许汉人担任监察官。

明太祖(公元1368一1398年)于1368年灭元建明后，承袭元制，不但没有恢复被金代所废的门下省，而且又废除中书省，将指示机构紧缩为内阁，皇帝直辖六部大臣，不设宰相。给事中被废，御史改隶六科，归属通政使司，负责处理往来于指示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敕令和其它文书；六科与六部相对应。然而，原本负责向皇帝进谏的谏官，此时的职责已变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与御史相似。继明之后统治中国的清朝，进一步加强皇帝的自主决策，于1723年将六科并入都察院，负责监察各省的十五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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