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在隋朝之前，几乎代表了整个国家最大的阶层，这个阶层一直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但是从隋朝开始逐渐没落，作为当时社会能量最大的阶层之一，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民心与皇令，起到了上承皇命，下驭社会，维护王朝运转的使命。
隋朝之前，大部分的为官都是世袭制度，也就是所谓的贵胄，整个社会阶层被分为了士族和庶族，也即是我们所说的门阀，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社会地位就已经制定，如果你出身士族，就算是个傻子，也能当官，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或者你的家族被犯法，都可以享有千年。
在东汉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察举和征辟中往往享有优先权，整个家族更多的人入朝为官，整个家族的故吏遍布于天下，渐渐的，整个中央政权被控制在这些家族手里，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士族在此时的权力空前强大，形成了国亡而家不亡。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的结合，让大家族长期处于高位，甚至皇帝都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他们掌握整个国家的舆论，控制着整个国家底层机器的运转，甚至有的大家族开始囤积家兵，足以可地方上将军抗衡，物极必反，在南北朝时期，国家的分裂，内乱，渐渐的让这些士族失去了大批的天地和政治权利。
但即使如此，对于一些大家族来说也只能说是皮肉之伤，远没有伤筋动骨，真正让士族走向没落的则是隋朝的科举制度。隋文帝首先创立了科举制度，从庶族中选拔官员，隋炀帝则渐渐完善了科举制度，设立了进士科，从这个时候开始，平民才逐渐拥有了与士族同样的地位。
到了唐朝，科举制度盛行，加上武则天开始打压士族，庶族凭借着苦读逐渐开始在社会中崭露头角，得以入朝为官，参加政事，士族维护了几千年的关系网开始逐渐凋落，即使有同样的机会，但是因为士族的骄奢淫逸，以此一些弟子的不思进取，渐渐权利移向了庶族手中。
科举制度一直实行了1400余年，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朝，在科举制度的冲击下，原先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士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被士大夫阶层所代替，大家族的轮换更是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可以延续近千年的大家族也在唐朝全部灭亡，直到清朝的时候，门阀制度也逐渐消亡。
南北朝长期分裂，好不容易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可惜却还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灭亡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隋炀帝在位期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推翻了隋朝。那么，隋朝为什么会如此短命呢？第一，隋朝根基不稳。第二，隋炀帝的手段激进。第三，隋炀帝多次征战导致民不聊生。
第一
隋朝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些是前所未有的。看似隋朝是一个稳定的大一统王朝，但其实内部并不稳定。就统治阶级内部而言，士族门阀间的矛盾就十分严重。关陇贵族集团和南方集团之间的矛盾。杨广继位以后，开始往南方集团倾斜，这就导致了两大集团的矛盾日益加深。
第二
隋朝刚刚成立不久，根基不稳，不能进行太过激进的改革。隋炀帝登基后，改变了隋文帝的政策变得非常激进，甚至全面开花，齐头并进，步子迈得太大了。科举制度的建立，某种程度上的确对老百姓是有益的，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命运。但另一个角度，也触动了权贵的利益，世家子弟之后少人在朝为官，那么势力自然就会越发薄弱。渐渐地，杨广在朝中树敌无数，不少权贵暗地里打着谋反篡位的算盘。
第三
虽然隋朝经过了隋文帝的休养生息的治理，但隋炀帝的很多做法实在是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就像明朝时期的朱棣，如此的稳定和富强，但也有农民起义的事件发生。其实，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税，对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隋炀帝连年征战，需要大量资金去维持，也需要大量的老百姓去做苦役。包括他建立宫殿，开凿运河，这些都需要上百万的人，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
隋炀帝在位期间骄淫奢侈，性情暴虐，从他的谥号中节能看出历史给他的评价就是个及其负面的形象，但是他的功绩也是不能轻易就否定掉的。
大名鼎鼎的隋唐大运河
古代的交通不发达，很多时候完全依靠陆路，对时间上和人力上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浪费。隋炀帝即位后，就着手于开凿大运河，疏通水道的工事上来。一时间劳民伤财，河北数以万计的百姓都投入到这项巨大的工程中来，底层百姓的生活一时间陷入水深火热中，隋唐大运河将淮河，黄河，长江和钱塘江，海河的五大水系连接起来，以洛阳为中心，很大程度上在交通运输，南北往来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隋炀帝也为了这项工程的早日建成，不顾百姓的生死，所以，也失了民心。
创立科举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西汉以来都是朝廷在地方实行选官制，地方向朝廷推举人才，这种制度下和容易形成门阀氏族的垄断势力，到了曹魏之后，士族门阀完全掌控了官员的选举，寒门学子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走入仕途，改变命运，一展才学。
隋炀帝即位后，与大业三年四月的时候，改革了科举制，把以往朝廷的选官制彻底废除，制定了一系列的考试制度，从此以后，不管出身贫贱，不论权贵寒门都有公平的机会，通过读书上来实现人生价值。隋炀帝的这项改革措施，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现在高考，公务员考试都带有科举考试的意思。
开疆扩土
隋炀帝其实内心也是一个有理想的皇帝，在过去没有任何先进交通工具的环境下，隋炀帝竟然选择一路西下到张掖巡视，这一举动也保持了皇帝足迹最远的记录。汉代的丝绸之路在经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后，就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隋炀帝先是派兵打退丝绸之路上威胁最大的吐谷浑族，在确保一路畅通后，亲率大军翻越祁连山脉，在焉支山下宴请西域二十七国使节。
丝绸之路重新被打通后，隋朝也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的局面，隋朝国祚只有十四年，但是也为唐朝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隋和秦很相似，都是大一统朝代，都是表里强横暗涌不断，都是两代而亡，然而原因却并不相同，隋亡的主要原因有几点，下面详说：
隋亡于门阀门阀和皇权的斗争自东汉以来开始，到两晋时期尤盛，包括隋唐时期依然是皇族的主要对手。总的来说，隋朝时期门阀势力是可以影响到皇权的强大。杨坚废九品，杨广兴科举，也是和门阀正面对抗的标志，科举开辟了寒门的仕途通道，想法是对的，但时机不对，一来，那个时候书籍有限都是内部流转，普通人根本没有应试能力，所以即便科举考试，绝大部分官源还是掌握在门阀手中；二来，新的政治人才还没有成长，此时杨广依然势单力薄。所以从表面上看，科举制度也拔擢了几个寒门子弟，但他们其实不过是门阀制度的点缀罢了，权力依然垄断在门阀手里。
大隋初建时，虽然门阀势大，但初建国家的风气都比较清正，杨广即位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门阀对国家的危害。那时的杨广大刀阔斧地革弊纳新，但门阀大族们绝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利益，他们把持住朝堂和地方，对于杨广的种种安邦善政，要么阳奉阴违，多方掣肘，要么由重臣们联手驳回，半强迫杨广继续施行对门阀们有利的乱政，很多政令推出后，最后只得尴尬地无疾而终。
时日一长，锐意改革的杨广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不动，一切都无能为力。世家大族们联起手来，连皇帝也没有办法与之硬抗。杨广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真地一意孤行，损害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那他某天就会被一支突然而来的流矢射杀，或死于一杯毒酒，然后重臣们会拥立另一个宗室上位，并期待他给大伙带来更多的实惠。
隋亡于内乱这里的内乱不是农民起义，由于我朝是农民起义起家，所以喜欢夸大农民起义的重要性，而且总是把复杂的朝代兴替问题一概牵强地归结于“民心所向”之类飘渺的原因，农民军自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数量再多也是乌合之众。从古到今，农民阶级仅凭自身起义成事者只有朱元璋一例，还是主要依托于民族矛盾的推动力量。
隋末的动乱中，门阀自然是起兵的中坚力量，这里我们不说陇西门阀，更多说的是家贼，也就是隋朝的各路藩镇，他们有组织，有良好的后勤，有极强的政治号召力，手下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是一股完整稳固的政治力量。藩镇麾下的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有些还是戍边的劲卒，战斗力甚至比朝廷的野战军还强。而且他们熟知朝廷的各种优势和弱点，选在朝廷最虚弱之时发作，在大隋背上捅下狠狠的一刀。
在隋末的藩镇中，以王世充、罗艺、李渊三家为最，最终李渊取隋而代。李氏门阀拥有庞大的人脉和半个河东道地盘，太原留守李渊手握关右十三郡的军队，是负责国家北部边防的重臣，隋炀帝委派他在山西一带防御突厥。哪料到李渊居然勾结突厥，奉突厥可汗为君，纳贡称臣，进献美女，然后与突厥合兵一处，联手入侵，杀向自己的祖国内部。
而江都通守王世充统辖的三万江淮劲卒原本是大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之一，杨广死后他也拥兵一方，与李唐争夺天下。
这里要重点说说罗艺，罗艺麾下的虎贲铁骑是当时隋帝国野战能力最强的部队，虽然人数仅有五千，但战斗力极强。这五千具装骑是由卫王杨爽亲手练出来的精兵。隋唐时最重门第，罗艺出身寒微，杨广破例一手把他从军中提拔起来，一直将罗艺视为心腹，在杨爽死后又把这大隋最精锐的五千重甲骑兵交给他，封他为虎贲将军，更在财力和权限上给罗艺大开后门，造成了罗艺势力的迅速壮大。杨广将这五千虎贲作为自己的王牌部队，用这支兵马威慑东塞诸胡，从来不肯轻易调动，就连三次讨伐高句丽的关键性战役都没有舍得让其随行。
隋末杨广欲调罗艺镇压时，罗艺异心已起决意要逐鹿中原，所以拥兵割据一方，不听号令，以提防高句丽趁虚而入为名，把柳城、燕、辽东这临近三郡全部收归囊中。
一套具装甲骑需要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还需要有大量的马夫、兽医随军，所以罗艺的这五千具装骑耗费极大。罗艺与朝廷反目后，没有了朝廷援给，为了养活这支铁骑，把幽州治下刮得民不聊生，赋税是其它地方的双倍，不断有倾家荡产的百姓逃到它处，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治下的人口即意味着兵源和税收，各路诸侯之间交手，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削减对方治下的人口数量。罗艺所在的幽州地区比较贫瘠，供养具装骑难度很大，最终令罗艺陷入了经济、民心、人口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他拥有天下至锐的具装骑却无法攻取天下，最终只能投入李渊麾下的主要原因。不过罗艺归唐之后押宝李建成，为了表忠，罗艺专门对李世民倨傲无礼，还多次与李世民发生冲突，二人矛盾很深。玄武门之变后罗艺便在贞观初年打着为旧主复仇的旗号起兵造反。兵败之后，罗艺投奔突厥避难，途中被从人斩杀，当然这是后话了。
另一个要说的是杨玄感，隋末造反争天下的不计其数，但杨玄感此次的叛乱却是仅次于后来李渊造反的致命一击。
杨玄感当时位高权重，因为杨广猜忌过杨素，随即叛变，杨素的门生故旧遍布朝堂，杨玄感在帝国的政治高层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根深势大的重量级人物起兵反叛，为其它高门大阀取杨家而代之立下了榜样。
最后说的是宇文家，正是他们的反叛给杨广的生命划上了句号。《资治通鉴》中宇文智及话「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可以看出，杨广当时在全国仍然有很强的威望和号召力，大部分官员和军队仍然对其效忠，他仍有对大部分各地将领发号施令，并制裁逃亡将士的能力。
在隋末河南大乱后，杨广久留扬州而不北归长安，并非如那些丑化他的宣传中所述，是自欺欺人地逃避，一心在扬州混吃等死，爽最后几年。杨广的想法非常清楚，他此时已经对剿平北方的叛匪失去了把握，北方的局势太险恶了，突厥、高句丽、李渊、罗艺，还有不计其数的农民军，个个都对洛阳形成威胁，与其在虎口战战兢兢，倒不如干脆驻跸到比较安全的江都，这样万一北方的局面完全失控，还能像凭借长江天险在江南保聚半壁江山，稳扎稳打，割据江东一隅。可惜一场意料之外的兵变打破了杨广的如意算盘，宇文化及扬州兵变，大隋没有亡于外敌和农民军，却毁于萧墙之祸。煌煌大隋，竟然两世而终，着实令人叹惋。
至于之后宇文化及拥立炀帝之侄杨浩即位，镇守河南的越王杨侗便在王世充等拥立下于洛阳称帝，招瓦岗叛军首脑李密为太尉，讨伐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败于河南黎阳，于是毒杀杨浩，自立为帝，过了一把皇帝瘾，不久后兵败被杀。这也是后话了。
隋亡于宗教这个祸根是杨坚埋下的，杨坚继承了北周的统治后就改变了周武帝宇文邕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
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经籍志》）。可以说杨坚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仅仅是开皇十年时期，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在那时和尚算是一个超级吃香的职业了。
杨广时期，维系佛教寺院等支出已经接近于洛阳工程+运河工程的支出了，当然，这只是原因中的一个。
隋亡于人口古代土地承载都有一个极限，我们可以看看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
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
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不过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王莽时代的大骚乱，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却无人提及：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上台时，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于是换成任何智力正常的人做了君主，都可以做出光武中兴的政绩。
贞观之治也是一样的道理，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因为人均土地的增加，让原本失去土地的百姓重新得到了生活必须的生产资料，人均耕地大幅上升，对劳动力更是产生迫切需求。而且新朝初建，前朝的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也是人均土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后就是和平年底，人口大幅攀升，其实到了李渊统治末期，社会就已经安定了，而在贞观八年的所谓盛世，也无非就是人口增长，百姓大多能吃上饱饭而已。
总结煌煌大隋，竟然在正值鼎盛时突然崩塌，两世而终，更在崩塌过程中造成战乱不绝，百姓流离失所，人口折损千万以上，这幕悲剧其实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时的隋朝建立不过几十年，之前历经了南北朝时期的多年战乱，各民族混杂，而且很多领土都是刚从平灭南陈、北齐所得，所以百姓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节还并不浓重。加上杨坚是篡位得国，他和杨广所施的一些政策又触及了很多大贵族的利益，就更让许多势力心怀异志，只不过隐忍而不敢发而已，后来的宇文化及谋逆弑君便属此例。当时表面看似强盛的大隋朝，私底下其实暗流涌动，根基谈不上十分稳固。杨坚交到杨广手中的，本就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帝国。
不过在杨坚和杨广执政初期的种种善政之下，隋初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凝聚力和百姓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但开国之初的飞速发展很快就到达了瓶颈期，进步速度开始减慢，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了人均耕地不足，而门阀大族们日甚一日地兼并土地，更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社会矛盾渐渐尖锐。而权贵门阀们也渐渐失去了刚建国时的朴素与自律，开始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政令，利用捐税盘剥百姓，导致民间压力日重，进一步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不满情绪。
摘要：中国科举制度自隋发端，终止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实施一千多年来，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和社会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国历代政权选拔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使之能够有机会跻身于上层社会，成为各级为政权服务的官吏。科举制度虽然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不断有所变化、发展，但在隋唐时期，基本已经定形，探讨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发展以及其相关内容，对了解、研究中国历代科举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开科取士的背景与雏形
在隋朝建立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选拔官吏实行多是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源自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纳的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具体方法是在全国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皆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中央官员兼任，因此也称“九品中正制度”。中正负责对各州郡的人才在“品、状、家世”三个方面进行评举，评举结果分为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①结果评出后，小中正呈大中正，大中正呈司徒核实，然后由吏部尚书选用。由于东晋以来士族门阀的势力日益庞大，士族中担任当地中正的情况非常普遍，以之于评举出来的人才中几乎全是士族子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官人法”彻底沦为了士族门阀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隋，建元开皇，都城长安，史称隋文帝。隋文帝上台后，非常重视人才选拔，他深知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于是开始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开皇三年(583年)，他正式下诏，停止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各州郡中正评举人才 的权力，改令诸州每岁贡士三人。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又诏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②”，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到了高级官僚阶层，但由于这项制度缺乏对这些高级官僚的监督和制约，难免出现一些循枉私情的情况，操作起来问题颇多，因此不得不再次进行改革。此后，隋文帝去世，其子炀帝杨广继位。炀帝大业三年(607)四月，诏文武有事者名，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可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609)，下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③”
此时的这几次科举，虽然只是朝廷偶尔为之，但却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定了名。据唐人杜佑《通典》十四卷载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这才是科举制度真正的雏形。当时的明经、进士两科考试的内容主要是策问。策问即出一些有关时事政务、经义等方面问题，由士子做答，这时候的科举的考试内容还比较少，朝廷也只是意在选拔一些能够及时为朝廷出力的优秀人才，因此科举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还不够大。
二、科举在唐代的逐渐成熟
由于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极其残暴，隋朝在只历经了两朝37年之后，便被蜂拥的起义浪潮所推翻。李唐王朝经过南征北讨之后，建立起来。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吸收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人才，曾经一度沿用隋朝科举制度：“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由此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决定恢复隋朝设置的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并于武德五年即正式开科取士。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渊次子李世民发动兵变，杀其兄、弟建成、元吉，挟持李渊，迫其立已为太子，史称“玄武门之变”。不久，李渊宣布退位，李世民登基，史称唐太宗。唐太宗励精图志，不断对唐朝的各项政策、制度进行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也逐渐成熟完善起来。_^ ~
(一)参加科举者的主要来源
由于唐代以来官学、私学教育的不断昌盛，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例如贞观以后，仅国学生就有8000余人④。国学生是参加科举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在各级官学学习，考试合格后被送至尚书省参加科举，因此被称为“生徒”；自学成才继而向地方政府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后同地方贡品一起被送入京参加科举者，谓之“乡贡”。唐朝对“乡贡”报考者的要求也不甚严格，除作* 犯科者不得 参加外，只要求商人或工人不得参加，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⑤ “生徒、乡贡”这二种人是科举的主要来源。
(二)科举的主要科目及内容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制举两种。所谓常举是指每年分科举行的科举；制举是指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科举。由于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此在考试内容、考生来源、考试方法上有很大区别，而常举以其长期性、固定性的优点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部分。本文在这里讨论的仅是最重要的常举。常举的主要科目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
秀才一科要求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略问题，作策论五篇。旨在选拔一些具有宏观全局意识的高级人才，因此对考生要求非常高，如果被推荐而来而未能得，所荐州长官甚至还要受处分，以至于后来参加考试人数非常少，唐高宗时曾被停止过，此后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明字科旨在选拔对书法、文字有专长的人才；明法科旨在选拔熟悉法律的司法人才；明算旨在选拔精通算术的数学人才，以上科举多被世人所不屑，因此不被人所重视。
一史为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其中之一的人才；三史则是选拔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著作的全面人才；开元礼是对玄宗开元二十年修成并颁行《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的内容进行考试；道举主要考《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典籍；童子举的考试内容是要求十岁以下儿童熟习一部经书和《孝经》、《论语》。以上几种由于不常举行，因此，在科举中的地位也不重要。
因而，明经、进士两科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两科。 在隋时，此两科的主要内容是试策，唐初不断变化增加。太宗贞观八年(634)，进士科加试读史书一部；高宗调露二年(680)，进士科加试贴经，永隆二年(681)明经加试贴经，进士加试杂文。玄宗天宝(742-756)年间规定：明经先试贴经，次试经义，最后试策；进士先试贴经，次试诗赋，最后试策。至此明经、进士两科开始有所侧重，明经重“贴经墨义”，进士重诗赋。
明经中所谓的“贴经”意思是指将一句经书的两端掩上，中间留一行，又将此行中的三个字用纸糊上，让考生填写， 叫做贴经，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填空。“墨义”是考经文及注疏，初为口试，后因容易被人作弊，改为笔试，故名墨义。这种方法比较机械，考官出题时经常会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而考生也发现了考官出题的这一规律，因此也就把心思放在如何押题上，反而对经书中的本义根本不加重视和了解。
试策即考官出一道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问题要考生做答，颇似如今的论述题，这是考试的最关键部分，一些优秀的考生能够脱颖而出，就在此处。
进士科中除试策非常重要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开始，要求考生当场作杂文两篇，主要指箴、铭论、表等实用文体，后逐渐改为专考诗赋。
有唐一代，诗风大盛，各种达官贵人、骚人墨客皆以能诗为荣，因此能否在科考中赋得好诗，对自己的科举成绩影响也非常大。由于有一些考生已经颇有诗名，因此在参加考试之前，往往把自己的作品向一些名流投递，以期望能够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忙，谓之“投卷”。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渐江考生朱庆余的那一首《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闻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那位张籍张大人得到此诗，甚为高兴，也酬诗一首，做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朱庆余因此诗而得中进士。当然，想朱庆余这样的幸运儿还是少的，这种类似走后门的投卷，使得一些权贵势力经常干涉科举，让一些并非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得中，而一些才华出众的考生却要名落孙山。大诗人杜牧去参加进士科考，虽然献上了自己的名作《阿房宫赋》而被考官大加赞赏，并且也有其它人推荐，但因为前几名已经事先被安排好了，杜牧不得不屈居第五。
(三)明经 、进士两科的考取与登科
由于明经注重的是死记硬背，考取的内容相对容易一些，而进士科最关键的是则是难度较大的诗赋，因而，进士科往往显得比明经含金量高得多。“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之一二”，⑥ 由于进士得中者非常少，每次最多三十来人，因此进士科显得更加重要，也非常难考，能考取进士者一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才子，许多人穷其一生精力，也不能得中。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大诗人白居易27岁得中进士，做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像他不到而立之年就得中进士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考生在参加了吏部(后为礼部)主持的考试后，基本上就算是高中了，只是在武则天掌权的开载初元年(689)二月，曾经“策问贡人于洛城殿上，数日方了”。⑦又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这两种方式在唐代虽未形成制度，但还是开了宋代以后“殿试”、“糊名”的先河。
此时已经放榜，得中的考生们从此便扬名天下， 有许多的宴请、活动要参加，如：闻喜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雁塔题名等等，这是新得中的仕子们与达官贵人们互相结交，加深关系，为其后的仕途提供方便，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的重要活动。
当然，得中进士也不意味着士子们就马上成为了“公家人”，还要经过还要经过吏部的“选试”，合格的才授予官职，“选试”又称为“释褐试”，意即通过选试合格的人，可脱去粗布衣而换上官服，离开平民队伍而进入官吏行列。此时，由礼部将及第者的材料移交吏部，再由其进行选试，谓之“关试，因关试时间一般在春天，故又称“春关”。“关试”考试的内容为：“身、言、书、判”，具体就是考察考生的体貌、言辞、楷书、批审公文四项内容。四项皆合 格，可以授予 官职，谓之“注官”，然后把全体考试合格者集中起来，当众点名授职，谓之“唱官”。通过了“关试”的考生一般所授官职在八、九品之间，职位都不太高。如果有的考生在“选试”、“关试”时没有被通过或没有参加“关试”，那么他还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就是请权贵为之推荐，推荐任某官职，二是到地方藩镇去做一段时间的幕僚，再争取被举荐。第二种现象在晚唐藩镇割据时，比较普遍。
三、隋唐科举制度成熟与发展的意义
据说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而实际上，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的逐渐成熟，不但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进程，而且还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及性格特征。
(一)科举制度是产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
科举制度实行一千多年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都出自参加科考的仕人行列，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社会上层并由此获得了作出其贡献的基础。如唐时的陆贽、裴度、刘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等，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做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孕育他们的土壤就是科举制度，他们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都是由科学制度塑造出来的。
(二)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得中的仕子而言，得中后自然是有“颜如玉”，有“黄金屋”，许多读书人苦读一生，都是为了科举及第后的富贵荣华，他们从幼年起就在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参加科举得中后的仕子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官僚，成为统治皇权的附庸，成为统治的工具。既然有得中后的喜悦，当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百分之八九十的淘汰率，使得多数人都不能够踏上仕途，获得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许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般，都老还是个秀才，把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八股文”，奉献给科举。应当说，科举制度的存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威武不屈、曲学阿世、清正廉明、贪污受贿等等截然不同的品质，都能从科举制度中探寻到根源。
(三)科举制度中的落后成份，对中国后世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_
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没落，使得在它羽翼庇护下的科举制度的消极因素也不断表露出来。宋代只是对隋唐时期形成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局部的改进，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范式；元代科举制度因为统治阶层的原因实质上有所衰败；到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开始渐渐僵化，八股文使得许多读书都埋头钻研其中，根本不知天下大事、国计民生，从而使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的水平大大折扣。科举制度成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
四、结束语
科举制度在隋唐成熟与完善之后，对其后的数百年中，为中国历代的统治阶层，培养、奉献了一大批官僚和士大夫，丰富并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其最终达到了繁荣的顶锋。然而，在其后的几百年中，由于封建制度的不断衰落，清朝的统治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撞击下，风雨飘摇，逐步走向覆灭，而科举制度此时也已经无法被改革、突破，从而与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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