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事上屡战屡败、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朝,却在文化和科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民生活也远比想象中丰富多彩。

说起大宋朝,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弱”。没错,
这确实是个矛盾得让人挠头的时代。一方面,它养着上百万的军队,却在跟辽国、西夏的掰手腕中常年处于下风,花钱买和平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它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兴起,但国库却常常是空的,皇帝半夜都得为钱发愁。
正因如此,后世不少史学家给它贴上了“积贫积弱”的标签。但是,诸位若以为这是个一无是处的朝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面性。就在这“积贫积弱”的表象之下,北宋的文化与科技,却如同一座巍峨的高峰,让后世仰望了千年。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曾断言:
“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这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底气撑着的。宋朝的皇帝们似乎有个共识,那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科举制度空前成熟,给了无数读书人一条通往权力中枢的康庄大道。于是,文坛上一下子就炸开了锅,群星璀璨,亮得让人睁不开眼。明代大学问家宋濂都忍不住感慨:“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
咱们掰着指头数数,光“唐宋八大家”里,宋朝就占了六席!除了大名鼎鼎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兵,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个个都是文坛巨擘。唐诗固然是高峰,但宋诗另辟蹊径,喜欢讲道理、掉书袋,自有其深刻的理趣。而真正把宋朝文学推向神坛的,是“词”。这种文体在宋代达到了顶峰,北宋更是高手云集。晏殊的雍容,范仲淹的豪迈,柳永的婉约,苏轼的旷达,李清照的清丽……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柳永这句词,描写的正是当时都市的繁华景象,文化昌盛的背后,是人民生活的富足与多彩。有了文学的繁盛,书画艺术自然不甘落后。书法上,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横空出世,各成一派。就连那位在治国上不太行的宋徽宗赵佶,其自创的“瘦金体”书法,也是铁画银钩,独步天下。绘画更是了得,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把汴京开封的市井百态、近六百个人物画得活灵活现,堪称一部凝固的纪录片,至今仍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不朽丰碑。
这股文化风潮,甚至吹到了史学和哲学领域。司马光倾尽心血写成的
《资治通鉴》
,共294卷,上起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下至公元959年五代末,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两司马”的称号由此而来。哲学上,以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开始兴起,他们探讨的义理、性命之学,深刻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思想格局。如果说文化是宋朝的软实力,那科技就是它的硬核装备。宋朝的“黑科技”,放当时全世界,都是妥妥的领跑者。
火药,这个从道士炼丹炉里蹦出来的玩意儿,在北宋被正式列装军队。朝廷在汴京设立了“广备城作”,专门制造火器,从火球、火蒺藜到突火枪,种类繁多。后来,这些技术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彻底改变了西方的战争形态。
指南针在北宋时期完成了从占卜工具到航海利器的华丽转身。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详细记载了磁针的多种安装方法,并明确指出“方家(风水先生)以之相宅,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证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发现了磁偏角。有了它,中国的海船才敢在茫茫大海上“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真正开启了远洋航行时代。
还有一项足以改变世界的发明——活字印刷术。毕昇用胶泥刻字,烧成硬块,实现了“活”字排版。这比欧洲的古腾堡要早好几百年。书籍的成本大大降低,知识的传播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利,文化的火种得以燎原。
所以你看,这北宋就是这么一个奇特的朝代。它在朝堂之上或许显得有些窝囊,但在民间,在文化的江湖里,它却活得无比精彩、自信、潇洒。它的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创造了一个让后世既惋惜又无限向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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