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
文化
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一方面,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由于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贫弱的一个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名人辈出,登峰造极。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文学
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北宋文坛群星荟萃,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宋代诗歌成就虽比不上唐诗,却另有特色。宋诗多喜说理,尚议论,以理趣见长;多以冷静的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以方学为诗”,比较喜欢用典,书卷气较浓,显得委曲精深;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中,结构手段,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具有散文化倾向。
宋朝的词作品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与唐诗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北宋词人众多,佳篇迭出,可以说是词的鼎盛时期。北宋著名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
书画
北宋涌现了许多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称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的“瘦金书”也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北宋画家早期有李成、范宽、燕文贵、文同等名家,中后期有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芾、米友仁、赵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画作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东京开封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
史学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内容。《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
《新唐书》不仅补了《旧唐书》之缺,对了解唐朝史书,也颇有帮助。《新五代史》相对《旧五代史》而言,取材广泛,叙事生动。加上欧阳修文笔简净,因而更有可读性。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哲学
北宋在哲学领域远超唐代,出现了一批理学家。理学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着重探讨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
科技
火药
火药从晚唐开始逐渐应用于战争,北宋在汴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器,后经由西亚各国传入欧洲。
指南针
指南针在北宋逐渐应用于航海,当时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人造磁铁的磁性比天然磁体要稳定得多。
活字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帝都汴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天文历法
宋朝天文学家苏颂创建了大型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它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沈括创制“十二气历”。这是一种纯太阳历的历法制度,既简单,又便于各种生产活动,但在传统力量极为浓厚的古代是不可能被采用的。现代行用的公历,其实质与十二气历相似。
医学
宋代是中国古代儿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出现了被誉为“儿科圣手”的儿科专家钱乙,而且对天花、麻疹、惊风、疳积,已有较明确的认识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唐代以前称战伤为“金创折疗”,并无明确的外科、伤科之分。到了宋代,外伤科的名称才明确起来,也有了“专门接骨”的医生。
数学
沈括的《积隙术和会圆术》。沈括在数学的许多领域内都取得了许多成就,《隙积术和会圆术》记所记的隙积术和会圆术就是他的两大重要研究成果。沈括的研究开了中国垛积术研究的先河。会圆术是计算圆弧的弦、矢(弧的高)与孤长间数量关系的数学公式。在中国数学史上,沈括第一个利用弦、矢求出了孤长的近似值。
社会
节日
北宋时期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各节日活动的内容也愈来愈多,而作为当时全国玫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节日自然过得更加隆重、欢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时东京人每年要过的节日很多,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节日都会放几天假,另外,每年也都会有两个以上的“黄金周”。跟现代不一样的地方是,宋朝的黄金周比较多,七天长假有五个,分别 是元日(春节)、元宵节、寒食节、天庆节、冬至。换言之,相当于可以过五个“黄金周”。在以上众多的节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寒食为三大节”,节日过得格外隆重。
饮食
宋朝时中国国饮食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饮食业在北宋的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北宋的饮食文化对中国国的饮食行业有很大的影响。不但有酒楼和分茶店等,也出现极为兴盛的夜市,至今仍影响着当下中国人的生活。
北食
馒头、包子、饼是北方人的主食,虽然南食及川饭在汴京流行,但并没有影响北食的主导地位。汴京有许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马家羹店、史家、桥头贾家瓠羹店,都是以卖羹为主的食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头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馒头有“在京第一”的万家馒头、孙好手馒头,包子有王楼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馒头店,吃食有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另外还有油饼、胡饼店,油饼店,则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则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这些饼店的规模很大,而制作也非常专业化。
南食
南食店所售,则有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等等,这些饮食店,“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菜蔬精细,谓之造斋,每碗十文,面与肉相亭,谓之合羹,又有单羹,乃半个也。旧只用匙,今皆用箸。”这些南食店以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而相国寺之北甜水巷内的“南食最盛”。
川饭
至于川饭店所售,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等等。
酒楼文化
北宋,城市完成了由里坊制向厢坊制的转变,坊墙被拆除,城市空间格局由封闭的里坊式演变为开放的街巷式。士庶可以沿街开店,市民宅第与酒楼、店铺混杂交错。
北宋汴梁的大小酒楼不计其数,宋人把大酒楼叫酒店上户或正店,小酒店叫脚店。宣和年间最著名的正店是三酒楼。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中著名的有曲院街街南的遇仙酒楼,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乳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也有资料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欣乐楼、和乐楼、丰乐楼。
娱乐
瓦舍
北宋时期,人们把商业性游艺场所称为“瓦舍”(或称“瓦子”“瓦市”“瓦肆”等),而在瓦舍里设置的剧场称作“勾栏”(或称“勾阑”“钩栏”等),“勾栏”的名称被专指为演出场所。北宋汴京遍布瓦肆。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则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另外还有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大的瓦舍可容数千人。瓦肆主要分布在御街至杀猪巷、马行街、潘楼街、右掖门外街巷等。
小唱
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响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合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小唱” 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
嘌唱
嘌唱是“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
宋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时,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动。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经与杂剧、说话等伎艺一起,成为瓦肆勾栏和上流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了。
“嘌唱”的演唱特征“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乐器伴奏,显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添加“泛艳”),显得纵情恣肆,声乐结合起来,自然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活泼恣纵的“淫靡”之感,但它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至于“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即为一类),成为在瓦肆勾栏和街头巷尾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
杂剧
杂剧,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宋代的“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代表人物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
傀儡戏
木偶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制玩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在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北宋时期的傀儡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等。
影戏
影戏,亦称“影灯戏”。用纸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灯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戏剧,是一种优美的民间戏曲艺术,起源于唐,繁荣于宋,在宋朝的时候,皮影戏已成为一种比较完善的盛行的戏剧艺术。
人权
在整个帝制时代,宋朝的自由化程度算是最高的,政府压在百姓头上的税赋和徭役负担虽然沉重,却在人身权利上给平民松绑,允许你自由流动,也允许你自由集会。当时法律上对民间结社和集会的限制极少,根据《宋刑统》记载,只找到一条针对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说明除了不能扰乱公共秩序之外,绝大多数集会都是被允许的,事前不需要向有关单位申请,事后也不需要找有关单位汇报。
宋朝立国的320年间,也不是没有民众造反,宋朝二度倾覆,皆缘外患,唯独没有亡于内乱。
在中国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中,最富的是宋朝,但最弱的也是宋朝。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其中北宋自公元960年后赵匡胤立国算起,至1127年?靖康之难?;南宋则承接北宋始于1127年,止于1279年。
宋王朝在经济、科技、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空前的。就财政收入而言,不仅前面的历代,即便其后的元、明两代都远远低于宋代,清代也只是到中晚期才超过了宋代。并且,由于宋代第二、第三产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只有30%依靠农业收入,剩下的70%则来自工商业税收。因此有学者认为宋代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宋朝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扩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到南宋时期,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就有四五个。
但是,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同时,宋代在对外战争中却是胜少负多。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立国后,鉴于唐代亡于武人割据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能打仗的武将兵权悉数收回,然后,交由不懂打仗的文人。?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在北宋北方西有党项人所建的西夏王朝,东有契丹人所建的辽国,两国均是军事实力强劲的强邻。宋朝在军事上的积弱导致辽国经常南下侵宋,宋与之多次交战均以失败告终,最后只好每年向辽供奉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以媾和。后来金国崛起,灭辽之后,又虎视北宋。1127年,金兵攻陷北宋都城开封,掳走钦、徽二宗和其他皇室人员3000多人,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灭亡。
漏网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南下后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建立南宋。南宋与金国隔江对峙,打仗仍是败多胜少。后来蒙古人崛起,南宋与之联合灭了金国,但随后南宋也被蒙古所灭。
从以上史实中可以看出,宋朝是富而不强的朝代。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教科书与其他人对宋朝的不同评价,教科书上评价很一般,而其他人评价很高的现象?应该这样来理解:教科书是史论、传统论、官方论,而其他方方面面的评价,堪为学术研究、探讨。
但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宋朝的盛衰,富有现实启示意义。在当今国防安全形势严峻,国际军事斗争日趋复杂的时代,富国强兵,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充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何等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败敌人的进攻,保卫祖国的安全。
正面来说,北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在文化、经济、科技等领域建树非凡;然而从负面来说,北宋以《澶渊之盟》获得了绝佳的日后反击的良机,却没有好好抓住机会反而沉迷安乐,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
正面评价
唐朝灭亡以后天下四分五裂烽火连年,北宋取代后周统一天下,对于当时的安定是有功勋的(虽然并没有收回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北宋建立以后,与大理国交好,又用金钱手段换来了上百年的相对和平,北宋的国力获得了长足发展。
在“重文轻武”国策之下,宋朝的科技文化迅速发展,从而也推进了经济的强盛。北宋时代,江南、东南与岭南等地迅速开发,人口猛增且农业与手工业等发展惊人。领土面积远远不如唐朝甚至汉朝的北宋,人口、财政收入与科技成就却是登峰造极。
负面评价
关于北宋最大的负面评价,就在于《澶渊之盟》与后来的靖康之变,北宋的亡国之耻。客观来说,《澶渊之盟》的签订的确是明智之举,毕竟当年的北宋凭军力,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与辽国为敌。莫说灭契丹,就是夺回燕云十六州也是不可知的。
《澶渊之盟》宋朝为兄,辽国为弟,辽归还燕云十六州南方部分土地,唯一看似吃亏的就是北宋每年给辽30万的岁币。北宋真的吃亏了么?辽国称弟还土,北宋虽然要给岁币,但是相对于每年7000万到7500万的北宋财政来说,简直九牛一毛,更何况双方用兵的话,北宋每年的花费在5000万左右,划不来不说,可能还会激起北宋民变(花钱太多肯定要加重赋税)
北宋用《澶渊之盟》获得了安宁与和平,本来就应该蓄势待发,趁机发展自身的实力,然而北宋却沉迷于安乐环境,与辽国一起不断颓废了下去,最终把经营得几乎完美的锦绣江山给别人做了嫁衣,让女真人捡了便宜。
以苏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为中心,谈北宋时期的文化生活
相信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北宋都是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著称。在北宋时期涌现出了,数以万计的宋诗和宋词。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分量的文学巨匠。
尤其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集团”,将治世抱负与家国情怀与诗词融于一体。这其实也是北宋时期,比较典型的“文人治国”策略体现。
除了苏轼之外陆游、欧阳修、王安石等,在北宋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
笔者认为北宋时期,之所以出现了“文化盛世”的局面。除了与北宋统治者“文人治国”理念有关系之外,其实根本的因素就是政治格局比较宽松,
在加上北宋初年商品经济逐渐发达。在以政治和物质为基础的前提下,北宋时期的文化生活,才会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北宋时期的诗歌文化,虽然也有对风花雪月和花前月下男女之情的描写。但更多的是对政治、家国,以及怀才不遇等方面的撰写。这与北宋当时的国家处境,以及政治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笔者认为无论哪个朝代的文学作品,以及由众多文化流派所形成的文化体系,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以及百姓日常。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北宋时期的诗词作者来说,他们的文学作品以及思想意识,都是北宋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诗词与北宋文化生活
1.苏轼顺境与逆境时的北宋文化表现
苏轼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如果按这种人生轨迹去发展,想必一定会顺利进入北宋政治权利中心。但由于其“文人”性格过于浓厚,所以这就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
苏轼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在诗词、散文、书画等领域都有较高的建树。存世诗作高达2700余首,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一位高产作家。但他的身份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二十岁高中进士后步入仕途。
从地方官不断升迁至礼部尚书等职,但他的仕途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年少时苏轼因诗词而闻名于世,做官之后又因“乌台诗案”被一贬再贬。正所谓“成也诗词、败也诗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诗歌风格,以及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也随着境遇不断变化而发生改变。
2.“乌台诗案”后的北宋文化生活
苏轼在《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中,写道“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写出了诗人自感命运悲凉的凄惨心境。“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其思想、创作风格转变的关键因素。
“乌台诗案”既是苏轼由高楼万丈直至深渊的导火索,同时也是北宋时期官场,以及文化生活的一次灾难。从这之后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集团”, 在政治上开始进入了不得志阶段。
他们所撰写的诗词也由之前的志得意满,变成了“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这四句诗既有对君主的赞扬,也有对“小臣”生死未卜的惶惶不可终日。
从苏轼诗词风格以及思想的变化,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当时宋朝时期的文化生活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诗词作品,会受到诗词作者的个人遭遇,以及北宋政治格局的影响。苏轼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当仕途顺风顺水之时,闲情雅致就会悄悄袭上心头。
苏轼在《淘沙·昨日出东城》中写道“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无论是“试探春情”还是“墙头红杏”,都可以表达出作者轻松闲适的心情。
当“乌台诗案”发生并入狱之后,苏轼以及当时一大批,“以文讽政”的官员和诗词作者,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才发现,原来所谓的“政治宽松”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思想做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在这之后苏轼曾作诗《临江仙·送钱穆父》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既是看透世态炎凉之后的真情流露,同时也是对北宋时期官场的失望之情。这种情绪其实也为后来,苏轼的“人文主义精神”诗词埋下了伏笔。
人文主义精神诗词与北宋文化生活的关系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处于这个阶段的北宋王朝,虽然经济和商业方面依旧比较发达,但是政治生活方面就出现了,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朋党”之患。这种以政治利益所结成的团体,为了本集团的政治利益相互倾轧。
这不仅让北宋朝廷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也对北宋的文化生活造成了很大冲击。文官们为了能够政治方面有所建树,不仅荒废了诗词创作的大好时光,同时也失去了诗词创作的灵魂。尤其是以王安石、欧阳修等为代表的文官,他们除了热衷改革“救国”以及争权夺利之外,在从政的中后期基本上没有太多经典作品问世。
1.“人文主义”诗词风格确立
而苏轼作为北宋官僚体制中的一员,在从政之后虽然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文官集团的政治迫害,并最终在“乌台诗案”中锒铛入狱。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苏轼的创作热情,相反这些曲折的经历,反而成为了诗歌创作的最佳素材。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北宋的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苏轼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创作者,开始走上北宋文化生活的巅峰。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深挖一下,苏轼这种带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观念,其实与政治不得志有非常大的关系。
每当北宋朝廷“新党”上台之后,都要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仿佛不这样做就无法体现出新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文化改革上,更是超出了伦理道德的底线。这与“文人治国”有很大的关联。
苏轼由于固执己见,希望能够多保留一些传统诗词体裁,但就是这种合情合理的想法,他就被“新党”不断排挤,直到彻底离开北宋政治中心。这种做法不仅是北宋政策上的失败,同时也是文化生活领域的大灾难。
2.“儒道互补”与人文主义精神相辅相成
苏轼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以个人为单位的怀旧与感伤思想。
但如果揭开它背后的寓意,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苏轼在这首诗中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对国家改革不利、文化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的叹息。
笔者认为苏轼在不断变化的北宋文化体系中,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同时也为北宋文化生活守住了最后的底线。
苏轼后期的创作中,不仅包含了人文主义精神,同时还体现出“儒道互补”的基本风格。这种风格主要的主要表现就是,从写情绪到关注人生和社会动态。同时也对北宋时期的主流文化思想,即“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义思潮,提出了严正警告与挑战。
此时苏轼的诗词以及北宋文化生活走向,正在朝“儒道互补”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
这既是对北宋文化体系的完善与升华,同时也将北宋诗歌创作,拉回了社会现实与民生大计层面。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同时也为中华文明史开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以苏轼作品为代表的北宋诗词,对北宋时代以及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不仅起到了引领文化方向的作用,同时也重新拾起了“诗人品格”。所谓“诗人品格”就是,拒绝无病生吟、关注国家民生。
3.北宋中后期人文主义诗词精神的文化内涵
苏轼虽然不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创造者,但却是北宋“人文主义精神”的提倡者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作品,不断践行“人文主义精神”诗词的魅力。
让当时的人能够通过诗词等文化形式,更加关注国家命运、社会发展以及人生和命运。
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苏轼以及他所推崇的“人文主义”诗词,不仅将北宋时期“虚无缥缈”,“粉饰太平”的文学作品落下神坛。同时也将人们的关注力,从政治生活转移到切合实际的自我价值上来。
他的诗词作品虽然内容、形式多变,但是在经历挫折之后,反而更关注“人”的变化。他认为人应该有反抗精神,并且应该通过不断学习完成人生理想。
虽然一系列想法有点超前,但却对北宋时期的文化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宋时期文化生活的主旨与影响
苏轼虽然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但必经也是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份子。他的诗词歌赋中,虽然有超出时代的文化内涵,但也无法逃脱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内心苦闷。笔者认为这一点,可以从苏轼的诗词精神中找到答案。
苏轼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代表,也是北宋政治体制中的一名官吏,也同样无法逃脱阶级属性的羁绊。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佼佼者,虽然他在官场屡屡失意,但这也无法阻挡他的诗词流芳百世。
笔者认为生活在北宋时期的苏轼,他的诗词思想与内涵,他在诗词中所表达的诉求与态度,其实就是当时北宋文化生活的主要特点。
虽然他的诗词也不得不受到社会环境以及认知的束缚,但他能够摆脱束缚另辟蹊径,这其实也体现出了北宋文化,需要创新和蜕变的历史必然性。
结 语
《念奴娇·赤壁怀古》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以作为苏轼一生为官,以及作为文化巨匠的真实写照。
苏轼在经历众多磨难之后,开始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以及北宋文化建设中去,其主要思想内涵就是“忧国忧民”。
北宋的政治虽然比较孱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朝代,在经济、文化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北宋文化以中国千年文明为积淀,以众多迁客骚人为载体,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百花齐放的局面。但这些其实只是北宋文化的表面意义。
笔者认为苏轼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儒道互补”的朴素情怀,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文化背景之下孕育出来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轼的文学精神就是北宋文化精神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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