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监冒赈”案牵扯出了别的什么案子乾隆是怎么处理的

“捐监冒赈”案牵扯出了别的什么案子乾隆是怎么处理的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乾隆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清廷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捐监冒赈”案，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伙同各级官员贪污国帑数百万两，百余名官员非死即戍。这起大案如同一场惊雷，深深地触动了陶醉在盛世之中的乾隆帝，他意识到腐败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然而，就在不久，又一起大案浮出水面，而且和捐监冒赈案有着直接的关联。

一，乾隆帝抄没物品，闽浙总督露出马脚

乾隆四十七年初，乾隆帝观看原浙江巡抚、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的查抄家产，发现“呈览物件，大都不堪入目”，这与家财三百余万两的大贪官，很不协调，顿起疑心，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二月，布政使国栋至京陛见时，乾隆帝当面问其此事，国栋并未据实呈奏。

同年夏季，乾隆帝在热河时，布政使李封、升任安徽按察使之盐法道陈淮至热河陛见时，乾隆帝又亲自询问三人在办理查抄王亶望家产时有无情弊，三人“俱各隐匿不言”。乾隆帝更为怀疑，于七月命新任浙江布政使盛柱留心察访。

九月初十日，盛柱上奏查抄有弊，乾隆帝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是派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刑部尚书喀尔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名义上是会同大学士阿桂查看河工，实际上是去传达旨意，将升任河南按察使的原浙江粮道王站柱解职，押往浙江质对审问。第二道是命闽浙总督陈辉祖先清理此案。

乾隆此时对陈辉祖毫不怀疑，认为是其属员舞弊。谕旨说：“陈辉祖查抄王亶望物件一案，现疑有抽换抵兑之弊，已派福长安、喀宁阿往河南，将随同抄家之王站柱解往浙江。著传谕陈辉祖即同盛柱先行提交人证和文卷，将原册与呈送北京之物有何不符及抽换抵兑之处，逐一根究，无令水落石出。”

乾隆在谕旨中还表示，如果陈辉祖实心办差，将来也不追究他失察之罪，如果不尽心查办，或曲意回护，一经钦差查出，则必不宽宥。

不久，福长安等人抵达浙江尽心追查，奏折很快传到了京城。乾隆览后大惊，才感觉此案非同小可，并非仅系抄家人员营私舞弊，而与闽浙总督陈辉祖有关。九月十七日，乾隆下了四道谕旨。

第一道是谕命将陈革职拿问，并简述此案经过。第二道是以富勒浑不能很快到任，谕福长安署理总督巡抚，福长安未到之前，著王进泰暂行兼署。第三道是命阿桂往办此案。第四道将安徽按察使国栋革职，解赴浙江，交阿桂严审。

二，阿桂误信总督狡辩，乾隆帝驳斥明断疑案

谕旨下达不久，陈辉祖的奏折到京，他陈奏：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并言及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不如易换银两，较为实济，遂尔允行”。

显然，陈辉祖这是在狡辩，他将主要责任推给了国栋，自己仅是“允行”而已，不是主谋，又将此事粉饰为一无谬误，金色低潮，解京不便使用，因为以银易换。尽管陈辉祖骗过了阿桂，但他没有想到乾隆帝英明善断，识破了辩解之词。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达长谕，驳斥了陈辉祖的骗人之词。他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陈辉祖既称金色低潮，恐解京转难适用，则便应将所有金子全部易换，何以解交内务府内又列金叶九两三钱，明系借此以为掩饰弥缝之地;

其二，陈辉祖称照价易换白银七万余两，而阿桂询问王站柱的口供内又言及王亶望有银二三万两，则此易金之银，“已有王亶望银少半在内，陈辉祖又将何辞抵饰乎”?

其三，陈辉祖称欲留此款为塘工之用，如果办理河塘，银不敷用，即当奏明请款，若欲私自为此变易，“已属非是”;

其四，此次陈折只言及易金之事，而于玉山子等件作何隐匿之处，并无一字提及，“是欺罔蒙混，更无疑义”。

为此，乾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认为陈辉祖与国栋舞弊，分肥入己，还说陈辉祖系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父子皆任总督，“世受国恩，最为深重，何至丧良无耻至于此极。王亶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是小人之所为”。

此外，乾隆帝又批评了钦差福长安、阿桂等人办案不力，否定了他们的错误结论，断定陈辉祖的罪过是确凿无疑的。在乾隆帝的亲自过问之下，为查清陈辉祖等抽换王亶望入官财产的大案，奠定了基础，案件的审理也得以顺利进行。

三，陈辉祖认罪伏法

阿桂、福长安接到上谕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立即遵旨加紧办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阿桂奏折到京。奏称：“经手的委员、官员、胥役等业已供认，究出缴库易金银两挪转掩饰及各情弊。”乾隆看后十分高兴，说：“此奏方得实情，阅之稍为爽视。此等偷换隐匿，朕早已鉴及”。

案情至此水落石出，乾隆帝下旨由福长安押解陈辉祖、国栋及经手各犯，迅速来京。十二月初二日，经大学士九卿会议，乾隆帝下谕了结了此案，他说：“陈辉祖以陈大受之子，受朕恩厚，用为总督，不思洁己率众，勉图报效，其于地方应办诸务，不能实心实力，随事整饬，于查抄入官之物，又复侵吞抽换，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固属罪无可恕”。

不过，乾隆帝又认为陈辉祖和王亶望不是一个类型的人，说陈辉祖“只一盗臣耳”。著将陈辉祖从宽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国栋、知府王士翰等斩监侯。

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陈辉祖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仓谷亏空，乾隆帝下谕，令其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

哪些书里面记载了冒赈案

冒赈：
贪污救济款物。 清 魏源 《荆溪周君保绪传》：“ 淮安府 山阳县 知县 王伸汉 冒赈事发， 王谷 大辟，所属吏及委员皆诖误，惟君先几得免。”《清史稿·高宗纪五》：“ 甘肃 布政使 王廷赞 以冒赈浮销，褫职逮治。”
甘肃冒赈案：是清代第一大贪污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查获了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伪灾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的大案，一些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大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余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后人又称“甘肃米案”。震动全国，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乾隆四十六年发生过甘肃省全省官员串通一气，用赈灾的名义集体私分巨额公款。全省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也没有一个官员举报。案发后，乾隆气得发抖，连连大叫说：“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他严令重惩，而且在诏谕中特别强调说：“不可因罚不及众仍存姑息。”惩办是残酷的：封疆大臣、甘肃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藩台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接任藩台王廷赞处以绞刑，共计处死大小官员四十七名，被革职下狱的八十二人，十一名赃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一个外省官闵鹗元因为给其弟闵鵷元藏了赃银三两，也被降了三级，并停发了三个月的“养廉”。唯一逃脱惩办的只有按察使福宁一人，他是因为案情即将败露时首先坦白交待，并积极捡举揭发，获得宽大处理：“从宽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乾隆四十七年，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贪污国库金银和官仓粮、草。案发后，乾隆更为火冒，下旨严办，杀了大小官员五十六名，免死而流放充军的四十六名。州、县、道、府、藩司、督抚被勒令摊赔四十二万两白银。[4]
甘肃历史上发生的这起“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史实发生地就在当时兰州（城关地区）。甘肃捐监冒赈案，因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严，被后人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让乾隆都吃惊的甘肃官场大案，如何让六十名官员人头落地？

让乾隆都吃惊的甘肃官场大案，让六十名官员人头落地在于官员们贪腐徇私，当时西北的甘肃因为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的原因，常年受到灾害，所以朝廷就采取了一个“捐监”的办法来维持甘肃地区的稳定和民生，“捐监”也就是通过钱或者粮食换取官位的做法，不过有人却因此生了贪腐之心，大量贪腐，最后被朝廷查出，牵连60多名官员。

乾隆时期的甘肃腐败案件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官吏是不腐败的，而且这种腐败是有组织的、系统的、程序化的，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腐败系统。向朝廷谎报全省连续七年干旱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如果没有全体官员的集体合作，就很容易暴露出来。因此，必须把每一个官员都拉进共犯的行列。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官员想保住他的工作或得到提升，他必须是腐败集团的一部分。否则，他就无法作为一个局外人在甘肃生存下去，因为他的上级和同事担心他会暴露他们。当时也有很多官员第一次进入甘肃省的官场时，他也想改变这样现状的贪腐行为。然而，他们很快就加入其中，一是因为自己的自律不够，二是环境的影响。

当时甘肃的腐败食物链组织非常完整、高效、流畅，省、县官员形成了完善的腐败链接。由于局内人是共犯都会相互保护，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很难打破这种腐败模式。甘肃贪污案的最终破获，源于一次偶然事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干预。否则，它将持续多久就不知道了，在乾隆的心目中，整个国家都属于他的。他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主人，他绝不容忍臣民的腐败，所以下令严查这件贪腐案。

后来的结果当然也是让乾隆相当震惊的，因为涉及其中的人数和贪腐数量相当巨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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