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进入京城之后,崇祯就自缢了,后来福王在南京重新建立了一个南明政权。而当时在南明,左良玉是拥有着几十万兵马的将军,也是当时南明最大的军事集团了,为什么他却没有帮助南明呢?
当时作为最有实力的左良玉,居然还被排挤出去了,在南明一点的地位都没有,虽然没有人胆敢无视他的存在,但是在内部,却没有人愿意听从左的调遣。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左的心里自然非常的别扭,所以就打算有所改变。所以他就让黄炜进入朝廷,开始挑战过去的势力群体,在朝廷上,黄炜提出了一系列的言论,指责了马氏这边的罪行,而他之所以这么大胆,就是因为站在他身后的是左。而左为什么让黄这样去做呢,就是要让过去的势力集团被分割,自己好有机会插一手进去。
如果马氏这边被击垮的话,那么左绝对会成功的接管南明的,但是很可惜的是马氏并没有被干掉。因为皇帝并没有听从黄炜的说法,而且大臣们也根本没有人愿意跟随黄炜的言论,一起去指责马氏。
所以从整体上看,左这边一直都是在朝廷上孤军奋战,并没有人支持他,他也感觉到了自己是无法取代这些过去的势力,成功的控制皇上的。而当时的皇帝也知道,如果他一旦重用了左,肯定就会让他一家独大,到时候对于朝廷也非常的不利,所以他还是愿意站在马氏这一边。
也就是因为这样,左虽然有着最多的兵马,却在南明找不到归宿感,因此在满清前来的时候,他就提前的和南明开战了,他面对满清非常的胆小,面对自己的友军却很勇猛,就是这样的原因了。
将无能,累死千军,其实最可怕的想法是就是文武分家,这也是我要重建士文化的一个目的,我们中国人有太多常识性的错误,易中天先生说的好,文人就应该不出屋,不上电视,说打仗,还是那句话,李逵不能指挥千军万马,所有军事家首先必须是文人,然后才能是武将,这是个必须的常识问题。
蒙古人没有文字,并不代表他们的首领不是最好的军事家。我们理解在屋里背四书五经,老师说啥是啥,那不是文人,那是奴才,这就是常识的错误。也是士文化的衰落。首先要打仗必须要有专业知识,你是排长就要有排长的专业知识,千夫长就要有千夫长的知识。像蒋委员长只有排长的技能去指挥整中国战区,不听法肯豪森将军的建议,李德这样只有班长水平的技能和彭德怀这样的大将军比,李德更像文人,其实彭德怀才是文人,因为他在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更多。
宋代战争也不幸,老挨打,因为太祖皇帝怕第二次陈桥病变,而太宗皇帝生性多疑,所以呢?和蒋委员长差不多,宋朝打仗带布阵图,没有灵活零用。所以即使是凭借巨大的财力,也没有打不过塞北三朝,必须靠纳贡。第一条,我们说完了,能带兵,必须要是具有文人的气质。重文轻武的宋朝,文武分离,岳飞能写满江红,(虽然有人说不是他写的。但是我分析是的可能性大),也能开弓射箭,是文武双全。
但是宋朝对这类人一直有戒心,比如狄青。所以他们都要多用文人,不提范仲淹文天祥什么的,举一个虞允文。南宋不信任岳飞类的武将,逼迫虞允文这样的文官不得不挺身而出,这是一个关键。而虞允文和岳飞的命运不同,也只是因为高宗和孝宗的立场不同,高宗不能让二帝回来,而孝宗作为太祖后裔,帝位是白来的,所以给予虞允文支持。多说一句,之所以我反对,伪孝文化,就是因为孝宗不得不以孝之名屈服于养父宋高宗,因为他如果反对太上皇,那么就是最大的不孝。
第二条的关键是宋朝害怕武将让文人不得不挺身而出。下面就是第三条,文人在哪学的打仗。《我的团长》中有句话,在败仗中学会打仗,文人,也就是士,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具备责任感,不辟斧钺,如文天祥陆秀夫,能杀身成仁,知道为何而战。而张献忠的眼里只有女人和钱。文人看到国家惨败,就会总想着匡扶社稷,比如陆游,而高宗只会想到屁股底下那把椅子。所以文人关心天下人决定了他们时刻在研究如何作战如何打仗,看到不断的败仗,他们最终学会了如何打仗。这就是第三条。
北宋的文官抓军事的多,南宋就少一点,例如岳飞,孟洪。北宋陈桥兵变立国,以“诸侯”军头夺权,所以对武人看得很紧。文人大战,主要还是战略层面,像范希文爆城堡制约西夏经济发展来使对手屈服。很少看到战术层面的文人,另外文人大战,最喜欢用伏兵。文人大战,多为国家编制的军人。武人大战,就像特洛伊战争的赫克托尔一样,非常有血性,身先士卒。武人大战,用的多是家将。
北宋灭亡后,南宋的军事力量几乎是系统外组织起来的,所以南宋的武人势力要强一些。自从宋朝灭亡以后,汉人复国在每个人的脑子播种,水浒传,这种没心没肺的反抗也成为人们革命提供借鉴。潮汕地区以水浒传为原型的英歌舞,寓兵于农,也是明中后期崛起的,从抗倭寇,到后来的反清。随着号角文人的力量越来越强。
韩信那么会打仗带兵,却想不到给自己留条活路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韩信的军事能力虽然高,不过它的政治眼光却让人着急,他太过于信任刘邦,他认为刘邦的心中绝对信任他的,不过事实却是刘邦信任的只有他自己,再者,韩信并不太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二是韩信的性格决定了他没有什么政治朋友,他不明白官场的众多道理,这才导致他最终被他人陷害而死的悲惨结局。
首先从军事上来说,刘邦平定天下之前,固然需要像韩信这样的军事人才,一但平定天下,韩信已经没有用武之地,相反会成为刘邦的极大威胁,这一点刘邦心里比谁都清楚。历来都说刘邦嗜杀,但从刘邦对待韩信这点来看,刘邦是绝对够仁慈的,虽然最终杀了他,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犹豫了很久也下不定决心,固然刘邦仍然相信韩信,不过在权力面前,曾经的功绩和友谊就已经显得让人可笑。
再者就是韩信的政治能力确实不尽人意,韩信既没能力另起炉灶,又对刘邦表现的不够忠心。在刘邦和项羽的争斗成胶着状态时,曾经有人劝他佣兵自重,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可是韩信没有这个自信和魄力,最终失去了机会,那样也就罢了,可他接下来又不能死心塌地地无条件忠心于刘邦,多次不听刘邦的命令而按兵不动,拖拖拉拉讨价还价,这就为他的结局埋下了祸根。韩信作为刘邦集团的代表人物,他身上的闪光点无疑是让人值得学习的,不过多高的闪光就会引起别人眼中投来的嫉妒。
军事才能出众的人,政治才能并不一定厉害。韩信就是如此,尽管他为刘邦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不过他最终的结局却让人惋惜。
因为春秋时期的道德观和现在有所区别。我们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千百年来,奉行的都是法家的皇帝专制制度。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忠君爱国?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最高理想,?舍小家为大家?更是值得歌颂的?奉献精神?。
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楚奸?。他不仅带兵攻打自己的祖国,还把自己的君主挖坟鞭尸泄愤。如此令人唾弃的带路党,偏偏又成了很多史书中歌颂的忠义之人;他就是伍子胥。
这实际上反应了一个问题:就是秦以后的时代,和?先秦时代?,应用的其实是两个道德观。前者,就是?法家道德观?;而后者,则是?三代道德观?,也可以叫原始儒家道德观。
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社会维系的纽带,是血缘亲族的关系,而不是?国家?和?王权?。孟子说,?人格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也就是说,人们只要都尊重自己的父母,都亲近自己应该亲近的人,天下就太平了。
所谓的?亲亲尊尊?,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里面?亲亲?还是高于?尊尊?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说白了,就是父母,亲人,比皇帝更加重要。我可以为了父母背叛皇帝;但是绝不能为了皇帝背叛父母。
在那个时代,是不存在?大义灭亲?这一说的,因为?亲?就是?大义?。楚王诛灭伍子胥一家,这就是在挑衅当时为人子的伍子胥的底线。因此,他带兵攻打楚国,为家人复仇,在当时看来,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
直到后来,法家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商鞅,韩非等人鼓吹?亲亲则别,爱似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老百姓不光不能为了父母背叛皇帝,反倒是要为了国家杀爹杀妈才可以。
因此,在这套道德观下,伍子胥反而成了?带路党?。
并不是这样的,曹操手下还是有很多可用之人的,曹操会选择自己带兵出战,是想将军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在战乱的年代,只有战场上的将士才能够做到完全的了解战局,曹操此举也是想更加了解作战情况。要说曹操上战场那可真的是很勤快,基本上他能带兵出战的时候,他都会选择自己亲自带兵。
这其实跟曹操的性格也有关系,曹操生性多疑,从来就不喜欢相信别人,所以就算他手下不乏很多可用的人才,但是在曹操看来,这些人能不能用,信不信得过还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曹操这一辈子做人都是小心谨慎的,他从来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他手下很多将领陪伴他都好几十年了,也不见曹操对他们卸下防备,更别说找一个人帮他带兵打仗了。
其实曹操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毕竟主帅亲自带兵上战场的话是很能够激发士兵的作战士气的,还能够跟士兵联络感情。历史有很多君王其实都有亲自带兵出战的机会,只是很多人都因为怕苦怕累,最后选择了放弃,曹操能够这么多年坚持带兵打仗,想必跟士兵的感情也是很好的,至少士兵们对于曹操的话肯定是言听计从的。
另外就是曹操亲自上战场可以帮助他更加了解目前的局势,与其在后方等着前方将领的通报,还是在前线直接参加作战比较能够了解真实的作战情况。毕竟历史上还是出过不少将领欺骗主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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