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帝国的历史中,达伽马驶向坎纳诺尔,而这个港口名义上对葡萄牙友好,并且设有一个小型葡萄牙贸易站。在这样的前提下,后面又发生了哪些历史事件呢?下面就和小编去看看吧。
暴躁易怒的总司令对外邦人的一切意图都满腹狐疑,因此极难安抚。他拒绝上岸去拜见当地国王。于是双方以一种尴尬的方式会面,坎纳诺尔国王站在伸向大海的一个小平台上,达伽马站在一艘船的艉楼上。不过双方都大张旗鼓,摆开隆重的排场。在微妙的外交对话和交换礼物之后,双方很快围绕贸易条件出现了问题。国王无法讨论这些条件;关于香料贸易的谈判必须去找城里的商人,而这些商人是穆斯林。达伽马不能够,也不愿意去理解马拉巴尔沿岸各地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印度教精英统治集团掌握政治权力,但经济活动由他们的穆斯林臣民把持。
被派来与达伽马谈判的穆斯林商人索要高价,因为葡萄牙人的商品质量一般,不值得他们购买。这样的回应令达伽马大发雷霆。他问道,坎纳诺尔国王为什么要派这些穆斯林来见他,“因为国王心知肚明,穆斯林自古仇恨基督徒,是我们最凶残的敌人”。看来国王并不珍视与他的友谊。既然国王不肯与他打交道,他打算于次日清晨将已经装上船的少量香料也退回去。在这次争吵当中,葡萄牙在坎纳诺尔的代理商派伊·罗德里格斯赶来,努力平息事态。达伽马命令他立刻离开这座城镇。罗德里格斯面无惧色:他不是总司令的下属,所以不必听从他,而且手里还有商品要出售,有工作要处置。这样的对抗让达伽马越发暴跳如雷。
他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临走前还警告坎纳诺尔国王:如果当地的葡萄牙基督徒受到任何伤害,“他的卡菲尔一定会付出代价”整个沿海地区都要被达伽马疏远了,而且他走的时候还故意鼓乐喧天、礼炮齐鸣。他沿着海岸南下,奔向卡利卡特,刻意寻找麻烦。途中,他炮击了一座向坎纳诺尔称臣纳贡的小港口,并俘获了一船穆斯林。坎纳诺尔国王送了一封认输服软的信去安抚总司令,称即便葡萄牙人杀死了他的“卡菲尔”,他也不会撕毁与葡萄牙国王的和约,而是向他报告一切事态。达伽马读了信,心情并没有好转,因为这封信显然是派伊·罗德里格斯写的。然而,卡利卡特人此时已经知晓了“米里”号惨剧,扎莫林陷入了深思。葡萄牙人显然不是偶然到马拉巴尔海岸来做客的。他们每年都来。
他们想方设法去俘虏船只。如果他们在印度建立了陆地基地,那么这些不受欢迎的外来客造成的威胁将大大增加。就连上一年来的四艘船也证明葡萄牙人完全不怕印度人的武装抵抗,而这一年的葡萄牙舰队规模极大。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法兰克人的问题,但考虑到他们拥有技术优势,要做到这个并不容易。 扎莫林做了两件事。达伽马还在坎纳诺尔企图确立和平的时候,扎莫林给他写了一封信。他表示,自己对基督徒的态度是纯粹的友谊。他愿意为葡萄牙人留在卡利卡特的货物提供补偿。至于之前的屠杀惨案,这是不能用金钱。来表达或补偿的,而且因为葡萄牙人在麦加商船和其他船只上杀了更多人,双方的血债肯定算是扯平了。他提议双方搁置过去的纠纷,既往不咎,从头开始;他的语气极其温和克制。
然而,他给自己那犯上作乱的附庸科钦国王写了一封腔调迥然不同的信,强调双方急需合作,并敏锐地分析了他们共同的处境:“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如果他们不采纳这个办法,就必然全部垮台,被葡萄牙征服。在印度的整个马拉巴尔海岸,任何人都不能向葡萄牙人提供任何香料,价钱再高也不行。”不幸的是,科钦国王仍然反抗卡利卡特。正是当地政治上的这些裂痕,最终将毁掉他们所有人。他答道:“他与葡萄牙人处于和平状态……不打算以其他方式行事。”并且他把这封信拿给在他城内的葡萄牙人看,后者则将信发给了达伽马。所以,总司令收到了扎莫林的两封信。他的看法没有变:印度人都是两面三刀的奸佞之徒。10月26日,总司令在接近卡利卡特的时候,把两名穆斯林俘虏吊死在自己的桅杆上。
根据从“米里”号掳来的儿童的“证词”(这些儿童指出,这两人在前一年的屠杀中杀死了卡布拉尔的部下),达伽马处死了这两人。次日,同样根据儿童的“证词”,第三名俘虏被指控曾从葡萄牙贸易站偷窃,被用长矛戳死。29日,船队在离卡利卡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落锚。“我们只能看到卡利卡特的一小部分,它坐落在一座平坦的山谷之内,有非常高大的棕榈树。”托梅·洛佩斯如此写道。扎莫林派来了一个代表团,重申了之前在信里提议的条件。达伽马不肯让步。他要求扎莫林对葡萄牙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做全面的赔偿,驱逐所有穆斯林,“不管是商人还是永久居民。否则他不愿意议和,也不愿意与他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自从世界开端以来,穆斯林是基督徒的敌人,基督徒是穆斯林的敌人…并且此后不准任何来自麦加的船只到他的港口或在那里经商”。
小编觉得扎莫林是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的,而达伽马也一定知道。所以扎莫林做了尽可能温和抚慰的回答。他希望和平,但穆斯林自古以来就在卡利卡特,城里有四五千户穆斯林;他们的人民诚实守信,忠心耿耿,为他做了许多宝贵的服务。
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在15~16世纪之交,西欧各国本想探寻通往东方的航线,经过一系列航海探险活动开辟了通往印度和美洲等世界各地的航路,这些航路通常被叫做新航路。新航路的开辟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还有一定的宗教根源和思想根源,且主客观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第一、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寻金热”是新航路开辟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
15世纪以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产生并初步发展。作为商品交换的支付手段的货币,不仅取代土地日益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象征,而且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标志。15世纪改行金本位制以后,黄金成为国内外贸易的惟一支付手段,需求量急增。当时欧洲人渴望得到黄金,加上《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的影响,西方人认定只有到中国等东方国家才可以实现他们的“黄金梦”。恩格斯深刻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是所要的第一件东西。” 可见,新航路的开辟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欧洲人对黄金的贪婪追求,从本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对于掠夺财富和加速资本原始积累的迫切要求。
第二、 商业危机是新航路开辟的直接原因。
早在15世纪前,欧洲和亚洲就有贸易往来。地中海东岸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当时东方的香料、丝绸等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必需品。但经过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的转手,价格一抬再抬成为昂贵的奢侈品。当时的东西方贸易基本上被意大利人和阿拉伯商人所垄断。更严重的是,1453年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亚欧商路的枢纽。土耳其人的横征暴敛使正常的商业秩序遭到破坏,传统的东西方贸易几乎中断。东方运到欧洲的商品急剧减少,价格迅猛上涨。欧洲上层社会只得不惜高价采购,导致贸易严重入超,贵金属大量外流。这迫使西欧各国纷纷采取行动,企图另辟蹊径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通达东方的新航路。
第三、 弘扬、传播基督福音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是新航路开辟的宗教根源和思想根源。
弘扬和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是西欧民族国家支持哥伦布西航“前往中国”的重要原因。哥伦布就是个狂热的督基教徒,他自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他在探寻新航路的始终,都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情绪。当时社会盛行的人文主义思潮,激励了西欧人的进取精神,鼓励他们向海外传播和扩大基督教影响、勇于开拓进取去挑战并征服自然,大胆地追求财富并实现个人价值,特别是探寻新航路和从事冒险事业。
第四、 欧洲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和皇室的支持,使新航路开辟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开展大规模的航海探险活动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中国发明的罗盘针,经阿拉伯人西传后于14世纪时在欧洲普遍使用,使航行不致迷失方向。欧洲的造船技术当时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新型的多桅多帆、轻便快速的大船。此外,当时欧洲流行地圆学说,绘制地图的技术很先进。所有这些,构成了开辟新航路的客观条件。同时开辟新航路的主观条件也已经具备。15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已经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过程,专制王朝和社会各阶层都渴望开辟新航路。政府为了发展贸易、改善经济状况和扩大版图,大力支持开辟新航路的活动,不少封建贵族成为探险者。 二、 新航路开辟的经过 1.葡萄牙人迪亚士
1487年—1488年,迪亚士在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下,率领三艘轻便帆船抵达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后将其命名为好望角(GoodHope)。路线:葡→非洲西海岸→非洲最南端好望角。
2. 意大利人哥伦布
1492年,哥伦布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西班牙王室支持了这次航行。这次航行到达美洲。路线:西班牙→大西洋→美洲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
3. 葡萄牙人达·伽玛
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率领船队抵达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1497~1498年,达·伽玛开辟了欧洲从海上直通印度的新航路。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葡萄牙王室是他们远航的支持者。
路线:葡→非洲西海岸→大西洋→非洲最南端好望角→非洲东海岸→印度洋→印度。
4. 葡萄牙人麦哲伦
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再返回欧洲的环球旅行。西班牙王室支持了这次航行。这次航行证实了地圆学说。
路线:西班牙→大西洋→南美洲东海岸→麦哲伦海峡→太平洋→菲律宾群岛→印度洋→好望角→大西洋→西班牙。 [编辑本段]三、 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其一,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和商路贸易中心转移。 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上原来互相隔绝的地区沟通起来,这可以说是世界各个地区之间联系加强的第一步。于是,欧洲同非洲、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世界市场扩大了。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意味着新的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国的市场上,特别是美洲的许多农产品传播到欧亚大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里斯本、塞维尔等城市。北海两岸的港口更是后来居上,越来越占据海上贸易的中心地位。
许多新的商品如美洲的烟草,可可和中国的茶叶等出现在欧洲市场上,香料等传统商品的交易量更是成倍上升。同时,市场的扩大有力的刺激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为了控制国外贸易,英、法、荷等国建立了一批特权贸易公司,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负有军事政治等职责。权贸易公司的活动推动了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新航路开通后,大西洋沿岸取代地中海区域成为欧洲商路的贸易的枢纽。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萨维利亚、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和英国的伦敦等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其二,新航路开辟的另一个后果是引起“价格革命”。
价格革命的表现是: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西班牙,再从西班牙流向热那亚,最后甚至流入奥斯曼帝国。在白银向东流动时,所经地区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价格革命促进了欧洲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一是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他们的实际收入因货币贬值而减少,陷于贫困破产;二是手工工场主、资本主义农场主和新贵族获利很大。他们既能够更廉价地购买劳动力,又有大量产品待价而沽。可见,价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价格革命对西班牙所起的作用却不同。16世纪前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推行称霸欧洲的政策,将巨额财富用于军事和政治活动;西班牙贵族为了追求奢侈生活,大肆挥霍,导致从美洲殖民地运回的金银很快就转到其他国家的供货者和债权人手中的局面。西班牙进行的殖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为他人做嫁衣。它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并未转化为工业资本,而是辗转流入英法等国后才转化为资本。
其三。新航路的开辟证明了地圆学说。
其四,新航路的开辟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世界由此开始打破以往孤立封闭的状态,增强了联系,逐渐开始了的一体化过程。
其五,早期的殖民活动与掠夺也随新航路的开辟而开始。
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帝国对亚非拉各国进行了早期的殖民扩张,西方殖民时代就此开始。
其六,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封建制度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而加速了它的衰落,资本主义也随之加速兴起,他们共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七,新航路开辟后,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葡萄牙人在开辟东方航线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488年,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5月,瓦斯科·达·伽马率领远航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岸的卡里库特。他从这里运回大批丝绸、香料、象牙和宝石等,获纯利达航行费用的60倍。巨大的利润的魅力深深诱惑着贪婪的达·伽马。1502年,达·伽马再次来印。野心勃勃的他企图排挤阿拉伯人,独揽同印度的贸易,遭到当地印度教派的反对。但他还是成功地在卡里库特、科钦和坎纳诺尔建立了葡萄牙人的商业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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