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在哪里“流放宁古塔”残酷程度仅次于死刑

宁古塔在哪里“流放宁古塔”残酷程度仅次于死刑

对清朝历史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后，流放者的历史愈加清晰起来，甚至在宋朝时期被流放者从文化等级和数量都突破历史新高。从此文人便以羸弱的身躯被驱逐到彷徨的路上，宽大的袖袍遮住了手无缚鸡之力手，当峨冠博带被粗暴的押解到荒凉的流放地后，这些文人的眼泪有的化作了优美的诗作，有的便从此一蹶不振。

而清代是将流放者的身心与精神摧残到顶峰的时期，比如那震惊的“流放宁古塔”。

宁古塔是清代东北边陲的重镇，系清代宁古塔将军治所和驻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曾在此驻军，称其“南瞻长白，北绕龙江，允边城之雄区，壮金汤之帝里。”宁古塔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宁安境内，所谓宁古塔是满语“六个”的意思。顺治十五年下发的一道谕旨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走向，规定今后凡是挟持诬告者流放宁古塔!

一、流放者的遭遇，大多源自于时代的震荡与撕裂。

其实早在顺治初年，出身明代官员家庭的僧函可，与其弟等人参加了反清抗争。并且还编纂私史《再变纪》，记述了南明弘光政权的抗清事迹，不料被清军截获，与其徒四人遣戍盛京，成了清朝第一个因文字狱而遭到流放的文人。此后，开始出现大量文学士子因文字狱或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他们中间有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也有金圣叹的家属和吕留良的家人。

安徽方拱乾、方孝标家属，浙江杨越、杨宾父子，和让宁古塔天下皆知的诗人吴兆骞，这个名单可以写下很长，但是更多的是在那个年月，许多家庭遭到的毁灭是连带性和长期性的。康熙二十一年开始，“发宁古塔与披甲之人为奴”，成了大批流放者的噩梦，甚至此后发往宁古塔成了典型的比死刑只差一点的处理，由此导致了大量的被流放者身心遭受重大折磨，而返回故土成了所有流放者最大的梦想。

二、宁古塔到底有多冷，零下四十度，缺衣少食，许多流放者大部分在劫难逃。

被流放者大部分是江南人，出了北京，这种严寒天气便更加明显起来。北京城的冬天寒冷萧杀，但如果- -路北上，出山海关，渡辽河，越长白山，涉松花江，一直走上3000多里的路途，北京的寒冷便不值一提。因为这里才是冰雪笼罩的苦寒之地。关于这里，地方志生动地描绘说:“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互，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嗷，行者起踣其间，或僵马上。”

而宁古塔的寒冷是所有痛苦中最大的折磨，“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弥望无庐舍，常行数日，不见一人。”除了寒冷与人迹罕至外，“千里荒野么人烟稀少，野兽成群，虎狼出没”成为许多被流放者的生命最大威胁，甚至许多流放者因此而丧命。此外，清朝考虑到“发往黑龙江、三姓地方之人，俱因凶恶发遣命，人亦日多，若发在一起，必致生事行凶。”于是对他们分别遣散至黑龙江的宁古塔和齐齐哈尔等地给当地驻守兵丁为奴。

黑龙江当时的气温与现在相比一定会更加严寒，笔者感受在90年代时极寒天气仍然时有发生，大雪封门更是经常天气，夜间温度常常达到零下40度，屋内早上起来碗筷常常结冰，对照清代时期，这种寒冷自然更加难耐。据被流放的学者们记载，黑龙江“春初至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点激，尘埃蔽天，咫尺皆迷。”

“《绝域记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的女子里，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都成了奢侈。“《流放者的土地》

这些流放的南方学者在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心理落差的同时，经历着极端气候的折磨。“雪深丈余，其寒令人不能受。”同样的齐齐哈尔的卜魁的生活与宁古塔基本相当，让流放者“躬自灸炕，坐荆棘风雪中。”曾经的这些望族子弟，沦落到“扫马通薪”的地步。

后来的吴兆骞儿子依旧在回忆录中对宁古塔的寒冷心有余悸地描绘道：“七月中，有白鹅非下，便不能复飞起。不数日，即有浓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尽冻。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坚冰，虽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袭裘，久居即重裘御寒也。至三月终，冻始解，草木尚未萌芽。”这里的记载明显与此时的黑龙江气候有着较大差异，可知数百年后的气候变化，黑龙江已然没有过去这般寒冷，但是开春气候却要在四月，显然气候是存在明显变化的。

三、回到故乡是所有流放者最大的心愿，许多流放者却未能如愿。

为了能活下来少部分的流放文人可自谋生路、也有一些人为适应战略需要被编入官庄、水师营中，情节严重者发遣为奴，成为奴人犯。流放文人因其身份的特殊，如非特殊定罪，大多可以“各就本人所长”在当地地保的监管下，“文人富则学为贾，贫而能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贫而不通满语则为人师。”其家眷族属通技艺者，也可为人幕僚、从医为生、为商经营、事耕种。即使多年后归乡，家族也早已败落，过着惨淡的生活。本出身贵胄号，称云麓老人的方拱乾晚年衰败，在赎还后，“既老且贫，无家可归”，只能流落扬州以卖字为生。得友人资助得以赦归的吴兆骞，归京后也在贫困中病逝。有的流放文人的后代为了实现先人能够回到老家的夙愿，最后只能将遗骨抱回故乡埋葬。

吴兆骞被流放宁古塔时走了128天，到了这里发现这里竟然“无疆界”、“无城廓”冬天的时候他用斧头凿冰为水，在炉子上煮婢子充饥。四年后他的妻子带来三个婢女与她一同生，并在此处生下儿子吴桭臣，小名苏还，希望自己像苏武一样能够最终回到故乡。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对此形容说：“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顾贞观为了救吴兆骞几乎是倾家荡产最后才将门路搭到太傅明珠儿子纳兰容若这里。当纳兰容若都觉得此事难办时，顾贞观将他与吴兆骞的《金缕曲》给他看，纳兰容若被这种真正的友情所感动，为之泪下：“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纳兰容若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应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余秋雨流放者土地》

在明珠之子纳兰性德，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宋德宜等人的积极努力与出资扶助，最终以认修纳金。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得以“复归本土”，结束了长达 23 年的流放生涯。

余秋雨先生深情感触作为本文的结尾：“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它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

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清朝“流放宁古塔”是怎样的一种刑罚

宁古塔(满语:ningguta)是中国清代统治东北边疆地区的重镇，清代宁古塔将军治所和驻地，后来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清太祖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时在此驻扎军队。
流放又称流徙，简称流，这是一种古老的刑法。它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古。但流放真正成为一种常刑，是在隋唐以后。清代，流刑是五大主刑之一，五刑从轻到重，分别是笞、杖、徒、流、死。也就是说，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重惩罚。
　　清代对流刑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政府先后制定了《三流道里表》《五军道里表》等法律文书。流放的远近，之前分3个等级，后来增加为4个等级，即2000里（附近）、2500里（近边）、3000里（边远）、4000里（极边和烟瘴）。
　　根据清朝法律，判决下达后，犯人必须一个月内上路，法律术语叫起解。犯人由判决地派两名差人押送，称为长解；沿途所经州县，再派两人在境内协助，称为短解。每天的路程，法律也给出了明确规定：日行50里。2500里的，限50日到达；3000里的，限两个月内到达。在交通发达的今天，50里不过咫尺之遥，但在几百年前全靠双脚的条件下，不论风霜雨雪，日复一日地爬山涉水50里，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最不人道的是，株连制度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因此，大多数被流放宁古塔的犯人，他们不是一个人上路，而是整个家族一起远行。那些自幼就用布匹裹了脚的女人们，哪怕以前养尊处优，从不曾走上三五百米的路，这时也必须依靠纤秀的三寸金莲，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古道和瘴气弥漫、虎狼出没的原始森林。
　　沿途，流人的伙食由政府比照在押犯供给，标准定为每人每天8两，15岁以下减半。如此之低的口粮，仅仅只能保证流人不饿死——前提是这些口粮能及时发放到犯人手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区区8两口粮也没保障，常常饿着肚子赶路的流人随时可能沦为饿殍。
　　流放途中，流人必须一直戴着枷锁，直到流放地才能打开。如果没有钱贿赂押送人员，这沉重的木制枷锁就会一连几十天戴在脖子上，一旦淋雨，枷锁变得更加沉重。倘若行走于陡坡悬崖，密林山径，其痛楚与危险可想而知。至于那些因父亲、丈夫或儿子的罪责而一同流放的女人，她们除了行走的艰难、饥饿与危险，还面临另一种屈辱，那就是遭到押送者的性侵。
　　关于可怕的押解之路，《研堂见闻杂录》中说：“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
　　如此糟糕的押解，使得流刑尽管不像死刑那样立即绑赴刑场，但死亡率也高得吓人：明朝的一次押送，其死亡率竟达到了三分之二。
　　回顾历史，中国文人似乎与流放有着解不开的缘分：从屈原到李白，从韩愈到刘禹锡，从苏轼到黄庭坚，从函可到吴兆骞，他们都领略过流放的滋味。尽管从表面看，流刑要比死刑好得多，毕竟没有立即断送性命。然而究其实质，不过一个长痛一个短痛。对统治者来说，把他们认定作奸犯科的人处死，固然能逞一时之快，但对民众的威慑却不及流放。因为，流放者沿途的悲惨遭遇和到了流放地之后长达几年几十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非人生活，它给民众造成的心理阴影更加持久，更加广泛。让民众对严刑峻法永远怀着忐忑和恐惧，从而在国家意志划定的框架内做一个恭顺听话的良民，这显然是最有效也最经济的治理方式；而流刑，庶几正是这样的方式之一。
就像唐代喜欢把犯人流放到炎热的岭南一样，有清一代，喜欢把犯人流放到寒冷的东北。东北是满清的所谓龙兴之地，是这个少数民族大一统政权最稳定的后方根据地。清初，南方的反清运动如同星星之火，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氏不时袭扰东南，西南先有流亡的永历政权，后有兴兵造反的吴三桂。对清廷来说，安置流人的不二选择就是他们的老家东北。
　　清代的宁古塔，既指军政合一的行政单位宁古塔将军，又指宁古塔将军驻地。这一驻地，最初在今天的海林旧街，称为宁古塔旧城；后来移驻到今天的宁安县城，称为宁古塔新城。今天的海林和宁安各有44万人口，均已撤县建市，著名的镜泊湖景区即在宁安。但在300多年前的清朝初年，这里却是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方拱乾感叹，“宁古塔，不知何方舆，历代不知何所属。数千里内外，无寸碣可稽，无故老可问”。
　　从北京到宁古塔，距离已达到流放的最高标准，即称为烟瘴的4000里，费时需四五个月，不少人根本没走到宁古塔就已倒在险恶的路途上。康熙初年，朝廷终于良心发现，规定流徙宁古塔的犯人不得于冬月至次年七月的寒冷季节上路，以免犯人因衣衫单薄，冻死于途。

“人间地狱”宁古塔，是古代流放女犯人的地方，究竟有多可怕？

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山高路远，生存条件极苦，且时时被变相折磨。据说当年被发配到宁古塔的犯人要在路上走几个月的时间，这不是马拉松，却完胜马拉松冠军，你不肯走，想偷懒，监管的人手起鞭落，身上立刻就得开出朵朵“小红花”来。别说是女犯人，就是男性犯人也受不了这份罪，一听宁古塔，心里就只有死的想法了。

为什么这么远，这么苦？具体地址可以参考一下，大约就在黑龙江海林市地段，此处地处高纬度地区，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时间被冰雪笼罩。古时候没有太空服也没羽绒服，全凭身体壮硬抗，好不好就会冻掉耳朵、手指，至于腿脚的冻伤，那就别提了。这样的地方生态还极自然，出现个老虎、豹子的都不稀罕，你说可怕不可怕？

这些只是在路上，等到真正到了宁古塔，那才是受尽活罪呢。来到宁古塔的犯人被称为披甲人，对她们而言就相当于动物的存在，除了干活就是干活，身体好要干，生病要干，只要活着就得干活。加之监管者身处这样的地方，完全无法无天，动不动抽打犯人成了家常便饭，管你是对还是错呢。

同时，那些士兵们也受尽了单一、无趣的生活，有漂亮、娇弱的女子被发配过来，自然要受到格外“关照”。有的女性被各种折磨，可以称为欲生不能，求死无门。所以，很多女性一听要发配宁古塔，人还没上路呢，灵魂早一步向西了。于是宁古塔的“恶”便如此流传入关内，流传进听说人的耳朵里，成了恶梦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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