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刘歆是忠是奸关于“王莽篡汉”如何评价刘歆

大学者刘歆是忠是奸关于“王莽篡汉”如何评价刘歆

大学者刘歆是忠是奸?关于“王莽篡汉”如何评价刘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说刘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一定没有人反对。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著名文学家刘向(《战国策》、《列女传》等作品的作者)的儿子，父子两代人同为著名学者，名噪一时。

刘歆是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他既是伟大的经学家，又是伟大的天文历法学家、史学家、校勘学家和诗人。章太炎甚至称其为，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刘歆

刘歆首次发明了“岁星超辰”的计算方程，将岁星超辰的周期，精确到84.71年，并编写成了当时最先进的《三统普历》。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抛弃“周三径一”的圆周率计算方法，他的计算方法，将圆周率数值确定为3.15471，被后世称为“刘歆率”。

刘歆与他的父亲一起，承担了五经校对工作。父亲去世后，他又独立承担起这项浩瀚的工程，编撰成一部图书总成《七略》，著录图书13219卷。

刘歆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古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是相对今文经学派而言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大量的儒家经典佚失。西汉立国书禁重开，很多老儒生，根据自己的记忆，默写曾经读过的经书，并以此教授学生。这些书籍是以当时的文字书写，称今文经。

刘歆十几岁以黄门郎身份，负责内藏图书整理工作，发现了大量先秦时期的经书，这些书籍都是难懂的古文字书写，因而被称为古文经。刘歆的青年时代，就一头扎进了古文经学的研究和整理，最终创立了古文经学派。

古文经学派对我国的文化史的意义是非凡的，没有它我们的文化将是割裂的，甚至经典的传承是谬误的!

王莽

正是因为发现了今文经学派的谬误，导致他卷入了，与今文经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斗争。结果，势单力孤的刘歆，受到排挤和打压，被迫辗转于各郡出任地方官。

郁郁不得志的刘歆，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了对朝政的诸多不满，和对人生的哀叹。让他重新得到舒展的就是王莽，他在担任黄门郎期间，结识的挚友。

随着王莽在政坛的突起，刘歆被王莽召回中央。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伴随着王莽一路飙升。刘歆也成了王莽在政治上的重要帮手，为王莽代汉立下汗马功劳。

王莽建国后，刘歆官居四辅，两家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可惜的是，他们的友谊没有善始善终，新朝末年刘歆参与了一起针对王莽的绑架事件，结果失败了。事件败露后，刘歆自杀身亡。几个月后，新朝被推翻，王莽被乱军杀害，他们共同建立的王朝灰飞烟灭!

有意思的是，后世对刘歆的关注点，大多停留在了其年轻时代，而对他在新莽政权期间的事迹，都尽量小心翼翼地回避。一部分人认为，刘歆就是王莽的帮凶，按照世人的标准，他应该被立为奸臣;另一部分人认为，刘歆是不赞同王莽代汉自立的，他虽有错，但本质上不算奸臣，尤其是后来有反莽的义举。

刘歆

那么，他对王莽“篡汉”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刘歆?这些纷争背后，又隐含着什么样的历史玄机呢?

刘歆在王莽集团中的地位

刘歆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很清晰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担任黄门郎期间专注于学术研究;第二阶段为外放出任地方官;第三阶段为回到从中央，充当王莽的助手，担任文化意识领域最高领导人;第四阶段为新朝建立，作为四辅成为新朝核心领导人之一。

他第三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大力推动古文经学的弘扬，兴建太学、建明堂辟雍、修订典章制度等。这些工作都是配合王莽推行的改革开展，为汉平帝时期，汉帝国所呈现出的短暂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说第三阶段刘歆还不能成为王莽集团的核心，第四阶段，刘歆是毫无争议的核心成员。这个阶段，他被封嘉新公，出任国师，成为新朝改革的总设计师之一。我们在新朝的官制改革、典章制度重建、货币改革等一系列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王莽

一名文化学者，在短短几年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跃升为帝国核心，恐怕不是简单地以个人友谊能够解释的。毕竟王莽身边，故交好友众多，为什么偏偏垂青于刘歆?

这里面是有玄机的，涉及到王莽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

刘歆在新朝代汉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史学家以“王莽篡汉”的粗暴态度，忽视了对王莽集团内部的研究。其实王莽集团内部存在不同立场之争，他们内部至少存在两派。

一派以“更天命”的思想为主导，主张汉室气数已尽，要顺天应人，由王莽完成改朝换代。我们姑且称这一派叫“代汉派”，或者叫“汤武革命派”。

另一派以传统的维护汉统思想为主导，主张拯救大汉，由王莽辅政，充当修补匠，做大汉的“周公”。我们姑且称这一派叫“辅汉派”，或者叫“周公派”。

经过长期研究，笔者发现，这两派的斗争，有两个明显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出现在汉平帝驾崩后，自汉武帝后期以来，就一直喧嚣的“更天命”论调再次重提。这次斗争的结果，以王莽力挺“辅汉派”结束。

刘歆

第二个时间节点出现在居摄二年，翟义叛乱平定后，关于“代汉”和“辅汉”的争议再起。大约在居摄三年王莽的母亲去世前，王莽做出了代汉的决定，从王母葬礼的安排细节，就可以窥见其中的奥妙，限于篇幅不细说。

王莽集团的核心成员中，甄丰肯定是“辅汉派”的代表人物，所以新朝建立后，反对王莽称帝的甄丰，受到了王莽的冷处理，待遇直线下降。而刘歆正是“代汉派”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他从一名“边缘核心”，一跃成为核心中的核心!

这就是刘歆平步青云的根源!刘歆在分管的文化领域工作中，以他的学术思想，为王莽代汉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让王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改朝换代，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歆与王莽反目成仇的原因

那么，刘歆又为什么与王莽走向反目成仇，不顾四十五年的友谊，决定参与政变呢?这次政变真的就是史书所说的，劫持王莽扶立“南阳刘秀”吗?

表面上看，刘歆与王莽的决裂，是由于十年的时间里，王莽连续杀害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笔者认为，这肯定不是主因。

王莽

刘歆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给了王莽的三子王临，做了太子妃。三个儿子都受到王莽的恩遇，被封了侯。尤其是他的次子刘棻，因为才学出众，备受王莽赏识。然而，莫名其妙的是，刘棻和他的弟弟刘泳，都卷入了甄丰甄寻父子的谋反案，结果受牵连处死。

刘歆的女儿刘愔，卷进了太子王临的谋反案。刘愔自幼跟父亲学习天文历法，擅长观天象，王临作乱前，刘愔以“白衣会”的说法鼓动王临，结果事泄身亡。

二子一女死于王莽之手，刘歆确实有理由怨恨王莽。不过，这不能成为充分条件，王莽不是枉杀，两个事件间隔十年，十年间，刘歆与王莽的亲密关系并未见衰减。同时，王莽对刘歆父子的信任一直未改，直到新朝灭亡，刘歆的长子刘叠，还是王莽的贴身侍卫官，这种信任绝对罕见!

按《汉书》记载，刘歆发动政变，是因为天象显示“汉室复兴”，所以他准备劫持王莽，向“南阳刘秀”献礼。不过这个说法扯淡扯到大西洋了!

刘秀那时候还是乡间的一名读书人，根本没人认识他，这分明是后人的附会，为了说明刘秀得天下是天意，不惜篡改了历史而已!

刘秀

那个符谶中说的“刘秀”，其实就是指刘歆，因为刘歆早在汉哀帝(刘欣)时期，为了避讳，更名为“刘秀”。明白了吧，所谓的符谶就是有人伪造，用来拉拢刘歆加入造反阵营的诱饵而已!

所以，刘歆造王莽的反，恐怕是借助所谓“天象”，和自己是刘汉宗室子弟的身份，产生了不该有的“想法”!

这才是真相!

德道还是立场?刘歆的是非论

大概由于刘歆对中华文化突出的贡献，以及他后期与王莽的决裂，历史对刘歆表现得相对宽容，一直以淡化的手法，不过多渲染他那段经历。

不过，刘歆在王莽集团中的地位太重要，历史无法举重若轻，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刘歆这个人呢?

首先，应该抛弃狭隘的唯道德论，刘歆的选择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不用背负道德枷锁。

刘歆

关于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西汉开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争论，最典型的就是汉景帝时期的“汤武革命”合法性的争论。按照封建社会皇权更替的法则，其中有一条就是，承认“有德者居之”，承认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否则西汉王朝就不该存在!

既然如此，当西汉没落了，王莽完成改朝换代有何不可?新朝玩不下去了，刘歆动动心思也未尝不可嘛!

给刘歆套上道德枷锁的，是东汉政权，他们为了维护“东西两汉一体”，维护东汉政权的合法性，强行给王莽戴上了“篡位”的大帽子，刘歆也跟着受灾了!

其次，刘歆不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

其实刘歆最擅长的是学术，王莽看重的是他的学说，有助于王朝的统治，绝不是刘歆个人的政治才能。

新朝的改革失败，刘歆是难辞其咎的!他主持的官制改革、典章制度修订，包括后来的立九庙等一系列举措，难听一点说就是头痛医脚，泥古不化，忙中添乱。对本就艰难的改革事业，不是起到促进作用，而是火上浇油!

王莽

所以，本质上说，刘歆是理想大于能力，眼高手低的不合格政治家!他被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岗位，说明王莽也一样!

从历史的大背景下审视那段历史，无关忠奸

有一个很司空见惯，其实很畸形的现象：现代人的价值标准，在某些方面居然跟古人惊人地一致!比如，判别忠奸。古人说王莽是“篡国奸贼”，我们也接受这个观点，跟着摇旗呐喊。

古人为什么认为王莽是“篡国”?甚至不承认他建立的新朝?原因很简单，书写历史的是东汉的士大夫，他们代表了东汉政权的立场，所以，为了证明东汉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文人士大夫忠君的立场，他们必须说新朝是不合法的，王莽是不合法的，是篡位，所以刘歆也必须上道德审判台!

我们呢?难道也是东汉的遗臣?也是文人士大夫阶级?为什么要陷入别人的视角，用别人的眼睛看世界?不奇怪吗?我们所在历史时代，给了我们一个更高的视野，为什么有人却弃之不用?怪哉!

当我们变换了角度，来审视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包括王莽和刘歆在内，他们都是一群充满理想的新士族阶层，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感，和强国富民的强烈愿望。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在道德与立场之间的羊肠小道上，艰难前行!

他们是一群，挣扎的士族阶层，他们个人的失败，没有抹杀历史的光辉，我们应该为他们喝彩!

王莽的人物评价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
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 胡适
他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像胡适一样，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
翦伯赞
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黄仁宇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吕思勉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崔瑞德及鲁惟一
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
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刘向为提醒君王而撰写列女传

刘向是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名伋，官至郡守;次子名赐，英年早逝;三子名歆，是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在儒学、史学、天文历法等众多方面颇有造诣，被认为是经学的真正开创者。　　

刘向刘歆像

刘歆，字子骏，据史书记载，他年少的时候就因为擅长诗歌和文章而被汉文帝召见，赐黄门侍郎一职。刘向死后，刘歆继续担任父亲在世时的中垒校尉。哀帝继位后，因为共过事，刘歆被王莽举荐为侍中太中大夫，后来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一时显贵。后来，刘歆利用自己的学术知识帮助王莽篡位，成为新朝的国师，女儿甚至成了太子妃，不过两个儿子也都被王莽所杀。最后，他想要谋反诛杀王莽，可惜事情败露自杀身亡。

比起官场政治，刘歆给历史留下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研究。他在当时的西汉就是学术的领头人物，所以才会被王莽拉拢。后世的章太炎曾经称赞他是孔子之后学术上最大的人物。史书记载刘歆“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歆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他还把圆周率计算到了3.15471。

刘向和刘歆父子都是西汉著名的学者，知识渊博，所以他们曾经奉成帝之令一同校对皇家的藏书。刘向死后，刘歆继续着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可以说他们两人是进行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校书。因为书籍数量众多，刘向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别录》把书进行分类，刘歆在此基础上修订成《七略》。

　刘向列女传

《列女传》是西汉刘向所撰写的一部给中国古代妇女立传的史书，也有认为它不是刘向所写，而现在流传的版本也被有些人认为是在刘向的版本又增加了一些。不过根据《汉书》等史书的记载，该书还是刘向所作。　　

《列女传》

据说，刘向作《列女传》的起因和赵飞燕有关。当时，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可惜后来皇帝宠信妹妹赵合德而使她失宠。于是，赵飞燕就从宫外招了许多美男作为男宠，整天荒淫无度。刘向见此忍无可忍，就搜集了许多古代的妇女，为她们列传，然后把《列女传》献给了成帝以希望他有所醒悟。可惜，成帝虽然很感动，嘉奖了刘向，可还是没有对赵飞燕有所惩处。

《列女传》分为七卷，总共记载了105名妇女。七卷各有名字作为分类，其中前六卷所列的都是古代或明理是非、或品德高尚、或聪明有才、或忠贞守节的妇女，而最后一卷名为《孽嬖传》。所谓“孽嬖”就是宠妾，因此这一卷中的妇女全是或 *** 或善妒或无德是，她们大多曾经祸乱国家，前三位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红颜祸水”，妺喜、妲己和褒姒。

可惜，因为刘向在编著该书时，赵飞燕赵合德姐妹都还位居皇后或贵妃，他虽然不满她们，但也不能真的为她们立传，并列入最后一卷中。还好，后世有人为《列女传》补了个续，增加的20人里，就有赵飞燕姐妹。

“刘秀为天子”的神秘谶语该如何解读，有什么秘密呢？

因为“刘秀为天子”的这条神秘谶语，是在刘秀小时候就出现的，而且是凭空出现的那种。所以大家对于它的来源和起因都非常的好奇，觉得好像这就是上天的指示一样。

一、“刘秀为天子”这条谶语似乎是天意

“刘秀为天子”这条谶语和“王莽篡汉”这条谶语不一样，王莽篡汉这条谶语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王莽自己故意散布出来的预言。因为王莽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也有人认为王莽篡汉这条谶语是支持王莽的人所编出来的，从而散布于民让大家能接受王莽成为帝王，同时也让王莽能够名正言顺地成为帝王。

但刘秀为天子，这条谶语却不一样。因为这条谶语出现在刘秀还是个孩童的时候，而且这条谶语雀在后来最终得到了应验，所以说这条谶语是非常的神秘，大家都认为这是冥冥之中指引的天意。

二、这条谶语的来源有两个说法

这条成语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当时的蔡少公经常对别人说“刘秀当为天子”。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来源于《赤伏符》这本书，这本书中写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一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这句话的意思就给人无限的猜想，难道说刘秀真的是天子下凡？这样的话就很有意思了，如果真的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那么刘秀当皇帝自然就是上天的安排了。但实际上却有蛛丝马迹，表明这其实是人为的。

但其实很有可能这条谶语是来自于刘歆，这个刘歆曾经帮助过王莽篡汉。刘歆帮王莽篡汉后想自己取而代之结果被王莽诛杀了，很有可能这条谶语就是刘歆故意放出来的，为的就是制造自己顺理成章当上帝王的舆论导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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