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衡诗才平平,为何能压过苏轼还让苏轼对他服气?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962年前的那场科考(嘉祐二年),大概是两宋最有意思的一场科考了。那一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和梅尧臣,两位都是文坛巨匠。那一年的考生中有5位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前三位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后两位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就是这样一场规格的考试,却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岔子。
这就是后世熟知的苏轼被欧阳修错判,当年欧阳修看了苏轼的卷子惊为天人,但又觉得这可能是爱徒曾巩的,为避嫌所以没把这第一给苏轼。后来为了这件事,欧阳修还曾专门向苏轼道歉。然而欧阳修评卷的只是会试,虽然苏轼没拿到第一,但后来他与其它才子一起都进入了殿试。所谓殿试就是皇帝亲自考查,第一名被称为“状元”。在这次殿试上,皇帝亲选出来的状元不是以上5位牛人,而是一位叫来自福建的才子章衡。
能力压苏轼曾巩在这样一场科考中当上状元,这位早前没有名气的章衡水平到底如何?章衡平生只有一首诗存世,诗名《送程给事知越州》。
《送程给事知越州》北宋.章衡雅留威爱在南昌,又拜新恩指旧棠。一节帝颁严使旆,十州人喜拥壶浆。彯缨自结凝旒眷,揽辔思澄插笔乡。刘晏有材将大用,豫章楼上急飞觞。
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题来看是为送好友任越州知州所作。在诗中章衡写道对方新任,这是一件令十州人都欢欣鼓舞的事,而对方也将会在越州一展抱负,成就一番事业。全诗无论是粘对还是格律都是极工整的,而且引经据典也是信手拈来,看得出这位章衡确实是有水平的。
但是这样的水平与苏轼相比确实差了太多,就算和曾巩和苏辙相比也是要落下乘的。他能当上状元要么就是当时考场上超水平发挥,要么就只能说皇帝的喜好确实和一般人不一样。
章衡虽然写诗水平一般,但苏轼对他却是很服气的。苏轼评价他时却说:“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这又是为什么呢?
章衡字子平,关于他的家世背景史书并无过多记载,想来也是家世平平。1057年当上状元后,他历任长史、汝州、颍州。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发现西湖淤积严重便有心治理,当时他就曾写信向章衡求助,在信中苏轼恳切地求对方分享经验。而苏轼求助的原因是因为章衡在任真定府时,曾主持修20多丈河堤,对治水他是很有见地的。后来苏轼在他的帮忙下,建成了苏堤。
而后章衡出使辽国,当时辽主看他是一介文人,便有意让他下不来台,在酒宴时提出射箭助兴。章衡当仁不让,连发几箭,箭箭破的,令辽主对他刮目相看,也为北宋保住了颜面。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状元章衡虽然名气不如苏轼曾巩等人,确也是位人才。而苏轼错失状元后,也并没影响他的名气,他对章衡的夺魁也是服气的。
章惇和苏轼随着政见的不同反目成仇。
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苏轼属于旧党,章惇则属于新党。由于苏轼屡次陈言新法的过失,被新党视为眼中钉,拼命从其诗文中寻找“罪证”,一意将他置于死地。
当时新党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认为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其间非常绝望。
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新党阵营里的章惇站了出来,他在神宗面前与同僚据理力争,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当面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对于这番诘难,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人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杀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尽管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但这位弱冠之年就名满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越走越坎坷。在新党得势之日,他不受重用;而旧党当权之时,主政者尽废新党的政策,他认为新法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宜全部弃去,因此又不受旧党待见。
宣仁太皇太后去世之后,旧党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宋哲宗亲政,章惇受到重用,对旧党展开疯狂的报复,苏轼尽管不为旧党倚重,但也被列入了章惇的大力打击名单之中。
苏轼被贬至岭南时,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诗句,看上去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这种状态没有延续多久,章惇很快再度将苏轼贬谪,这次是让老朋友前往比惠州更荒凉的地方海南儋州。
章惇的儿子章援是苏轼的门生,当初章援正是因为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后来苏轼受诏北返中原,即将获得重任。这个时候,章惇失势了,章援去拜访老师苏轼。还没有见面的时候,章援很惶恐,不知道老师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信过去探一下口风。
苏轼让章援放下心口的大石。在这个时候,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不久后就病逝在北归路上,曲折的一生画上了休止符。
两人曾是最亲密的友人
嘉祐二年(1057)三月,宋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进士,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在此次礼部廷试中,章惇有一个不寻常的表现:因其族侄章衡获状元,他落在晚辈之后,居然愤愤不平,质疑考官识见,弃进士诏令于地,放弃此次功名。
章惇再考,中甲科第五名。可见此人性情与才华之不凡,一是竟在考场与晚辈亲属论高下,耻于在其侄后;二是考场似乎为他而设,只要进考场,必然如探囊取物,庸常之人哪来此种胆识。
高中同榜进士,并非章惇与苏轼交往的起始。真正的交往起始于章惇随后调任商洛令,苏轼调任凤翔府节度判官,两地相邻,皆为陕西路辖地。恰好在嘉祐七年(1062)秋天,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有此机缘,又是“同年”,负责陕西路的帅臣刘敞对他们“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欢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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