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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他做的暴行有哪些

揭秘历史故事 2023-06-28 18:06:20

康熙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他做的暴行有哪些

还不知道:“千古明君”康熙的暴行有哪些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在中国的历史上,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一位难得的千古明君,但是,这位皇帝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他也曾做过一些伤害百姓的事,也曾犯下过一些暴行。

那么,这位千古明君都有哪些暴行呢?

暴行之一:平三藩屠戮平民

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的时候,他所率领的清军,曾对普通百姓痛下杀手,被残害的百姓数量,不亚于一场大屠杀。

根据《清史稿·王骘传》中王骘对康熙的上疏就可以看出: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关于这份上疏中的诸多问题,在《清史稿》中就有着详细的记载:

“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 …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由此可见,上疏是在康熙帝解决三藩问题之后,“运粮行间”则代表康熙十九年出兵四川的松威道。文中提到的“时征云南”,所以,荡平应该指的是荡平云南和四川。在荡平之后,四川全境内的人口才一万八千多,根本不及其它省一个县的人口。

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四川人口的大规模锐减,应该是清军的屠杀所为。并且,除了四川之外,江西地区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的知县,对那次大屠杀进行了描述:

“自甲寅吴逆倡乱,… …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其实,清军对百姓的屠杀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一点,从清朝的文献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想必那些朝廷官员是不会黑化朝廷的。不管是出于怎样的理由,军队屠杀百姓的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严重的伤害,都有损康熙千古明君的形象。

暴行之二:迁海屠民十余年

康熙在位期间,强化了沿海迁界,这种行为直接导致沿海百姓被大量屠戮和驱赶,境遇非常的悲惨。

在《南明史》中,就有关于沿海迁界的记载,那么,沿海迁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清朝当时,在靠海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区域,并划定了这些区域的濒海距离,然后,满清政府就会在濒海边界处修建界碑,甚至,会修建一座城墙。

除此之外,清朝会把沿海居住的百姓统统赶到这一区域居住,如果,有百姓不服从命令,就会被屠杀。这个政策的出现,使得中国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内,占有的海岸线长度大大缩短。而且,这个政策在实施之后,中国的沿海地区也成为了无人区。

如果统治者觉得离海还是太近,就会继续下令迁移。可以说,清朝对海的恐惧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南明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在迁移的时候,统治者不仅会烧掉百姓的房子,屠戮百姓,还会将周遭的树木统统烧毁。真是清军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根据文献的记载: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 …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那么,为什么清朝军队要把松柏树木都砍尽呢?

想必是,为了避免这些地方被海上的反清复明势力所利用。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讲述了广东省的情况:

“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旻锡在其《海上见闻录》中也说道:

“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虽然,这些描述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是,确实可以推测出当时的惨状。

沿海迁界的政策推行了差不多二十年之久,而这个时期,就是康熙皇帝执政的时期。可能沿海迁界在刚开始的时候与康熙皇帝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在康熙皇帝执政期间,他却一直在强化沿海迁界令。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对这一政策也是非常认可的。

沿海迁界政策,在刚开始施行的时候,只是迁移百姓,但是,后来到了康熙时期,朝廷就在边界处加了界墙,这在顾城的相关文献中就有记载:

“福建和广东的情况差不多,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

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可见,康熙皇帝为了更好的使百姓远离海洋,竟然,将土墙改为了界墙。而且,他还在沿界地方修筑了寨和墩,并派士兵长期驻守。

曾大力推行这种政策的帝王,即使没有到暴政的地步,但是,被称为“仁君”确实有些牵强了。

暴行之三:文字狱残杀学者

在康熙执政时期,清朝也施行了文字狱。虽然,这一时期,发生文字狱的数量,根本不及乾隆和雍正时期,但是,有些文字狱的性质却十分恶劣。

1680年,清朝发生了朱方旦一案,这就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一起文字狱案件。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就曾特意写了一篇关于《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就说到:

“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

根据孟森所说的朱方旦的罪名,明朝的王阳明、王艮等人,在清朝可能早就被杀头了。王艮出生不高,作为一名在明朝颇具威望的思想家,他不仅为人张狂,还常常自称“圣人”,门下所收的弟子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要说罪状,仅仅这一条就足够被康熙皇帝砍头的。

然而,王阳明更是发表了“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的轻狂言论,他平时也是常常聚众讲学,这样的行事作风,在清朝恐怕早就丢掉脑袋了。当时,朱方旦所犯的“罪状之一”就是“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

清廷认为:朱方旦的思想是标新立异,这其实是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的表现。除此之外,朱方旦的观点,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知道。但是,清廷却将此视为标新立异之说,未免太过迂腐,愚昧。

而吴伯娅在《朱方旦》中就讲到:“这些专制无脑的统治者,还大肆残害当时持有进步观点的臣子和百姓,真是把独裁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

在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清朝还发生过戴名世的文字狱,当时,称其为“南山集案”。而这个戴名世,只是支持了方孝标为南明洗白的观点,最后,却被斩首。更又甚者,戴名世的亲朋好友,都受到了这件事的牵连,被发配到宁古塔为奴。

康熙皇帝制造的文字狱,不仅迫害了国家的知识分子,还将他们的亲朋家人统统杀害,真的是残忍之极。

暴行之四:文过饰非而杀人

康熙皇帝除了文字狱之外,还有一些资料显示他并不是一个明君,那就是《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名叫陈四,他是山西太原人,在康熙四十四年的时候,山西地区歉收,陈四就带着一大家子人外出避难。漂泊的他们,为了吃饭就开始沿街卖艺,但是,却被人以抢劫的罪名诬告了。

当时官员在审理案件之后,就给出了“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的结论。然而,康熙皇帝在听到这个案件之后,却是非常的震怒。最令他生气的是:陈四在案中提到康熙四十四年与四十五年歉收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巡查陕西的时候,当时的督抚一直上报粮食丰收,所以,康熙皇帝就认为:陈四在污蔑清廷,并下令刑部再次审理。

在康熙皇帝下令重查之后,曾经经手陈四案的官员,为了不忤逆帝王,就以“鸠党抢夺”的罪名判了陈四斩立决,而他的家人,则被发配到了宁古塔等地为奴,那些督办案件的官员,也因为溺职等罪名被降级。

其实,康熙皇帝对陈四这样一个底层人群的关注,就是因为他携家带口在街头卖艺。在康熙皇帝的眼里,这样抱团的人群,即使他们没有做什么谋反行为,但是,也不能保证他们没有谋反的想法。康熙皇帝这种断案逻辑,真的让人难以想象,简直比“莫须有”还无耻。

陈四因为饥荒出逃,并公然辩称是陕西粮食歉收,这不是在恶意抹黑清廷吗?抱着这样的态度,陈四被判斩立决,在康熙眼里,是一点也不冤枉的。那么,这个普通的百姓真的是在抹黑朝廷吗?为什么粮食丰收,他却要说歉收呢?

其实,这个事情,从雍正时期的一些史料中就可以看出。

雍正二年,汪景祺西行山陕的时候,就提到:

“(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在《请减丁银疏》中就就提到了:

“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由此可见,汪景祺提到的“三十年来”,就是康熙统治时期,而岳钟琪的“逃荒之民”现象,也发生在康熙时期。所以,被斩杀的陈四是冤枉的,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反倒是那些大臣没有说出当时的实际情况。

从康熙皇帝的这些暴行,就可以看出,康熙皇帝作为千古明君,也是不合格的。但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足和缺点,更何况,是一朝的皇帝呢?康熙皇帝的暴行,也只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

总而言之,在那个皇权至上,缺乏民主的年代,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最终,导致发生的冤案也是不奇怪的事情。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南明史》、《清史稿》、《请减丁银疏》】

“恭恭敬敬”所谓圣人是奸诈专家?消灭并斩杀清朝将领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维护皇位的稳定就是最大的道德,没有别的道德。所以“宁杀三千人,不放一人”成了帝华最执着的信条。康熙无疑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

不靠谱的康熙

有一篇关于吴三桂的长文,《无处容身》,很喜欢。在这篇文章中,洪杰把康熙和吴三桂之间的冲突归结为道德原则的冲突。他说:“狗咬老主人能讨好新主人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能是优势,也可能是祸根。”

相反,“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的环境中长大的。不像他的祖先来自白山黑水,他在中国接受了正规系统的教育。到了康熙那一代,艾辛吉罗家族才真正明白儒生与百姓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仰,他无法理解吴三桂最初的反叛,也无法欣赏吴三桂对清朝的巨大贡献。他觉得上帝的背叛者不能接受他。对于这位强大的朝鲜君主,他的内心除了鄙视,厌恶,还有深深的怀疑和焦虑。”

精彩,深刻,但不完整。

洪杰老师高估了康熙帝的道德信条,后来的发展证明康熙帝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相反,他也是一个善于打破桥梁和打破承诺的人。

王最早是被康熙派往甘肃抗击吴三桂叛乱的。但受到统治陕西的摩罗的压迫,被逼死,导致军队哗变,愤怒反抗清朝,对摩罗的军营发动奇袭。莫罗被流弹打死了。从平叛到谋反,国王命运的戏剧性转折让康熙大惑不解。赶紧叫上王公子,离开大理寺。第一句就是:“你爸爸反对!”

王是一个尖兵,他的谋反从心理上和战略上对朝廷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康熙忧心忡忡地对大学士说:“如今兵王造反,人心动摇。丑的人趁机偷头发不确定。”可惜康熙是对的。王之乱在陕甘引起了连锁反应,当地大部分将领都参加了起义。陕西是战略要地,起义军可以南下迎击四川起义军,北上挺进中原,争夺首都。当时清军正在荆州集结,以阻挡吴三桂的洪水,清军性命危在旦夕。

朝廷实在没有权利再处置王了,只能派些蒙古兵去陕西镇压。天气寒冷,马匹稀少。数千名蒙古骑兵聚集在鄂尔多斯草原,全副武装出发了。但康熙深知王绥靖政策的重要性。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他频频抛出橄榄枝。他不仅派人到国王的营地让他传达皇帝的旨意,还派了国王的儿子。临走前对他说:“不要怕。我知道你父亲很忠诚,我永远不会反抗。可能是因为摩罗不善于调解安抚,平凉兵倒戈,逼你父亲造反。马上回去宣布我的命令。你父亲是无辜的。杀死在逃的莫罗是每个人的罪行。你父亲要尽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我会原谅我所有的罪过,绝不食言!”

离开王继珍后,康熙的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他在昭仁殿逗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紫檀木案前,给王付真写了一封信:

去年冬天,吴背叛了他,怀疑和等待的人不少。只有你发起了忠诚,揭露了反萨格勒布,抓获了反特使,并派你的儿子王继珍去玩。我召见了你的儿子,当面问他。我就越知道你忠诚、纯洁、正直,所以我不能辜负它。我知道有风。我现在在这里!之后,你在北京扮演了一个观众,并认识了陈。因为你一向忠厚守信,要求你去边疆,不准你来北京。跑步之后,明天邀你入蜀。我看你和摩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互相猜忌,所以我命令你一起立功。直到兵变之后,我问你儿子,才知道摩罗跟你有私仇,而且相当可疑,才导致了今天的事情。因为我谁都不认识,你不能抱怨忠诚。责任在我。你犯了什么罪?至于你“友情是君臣之谊,亲情是父子之情”,我从心底相信恩情重于山河。有我尽可能的靠近你,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至于你所属的官兵,他们已经转移到四川,正在苦于征兵和防守。我也知道。今天的活动开始的很匆忙,但是很强迫。我只能被怜悯,不能被谴责。刚刚下了一道命令,命令陕西巡抚请示安排,派你回去传达我的意愿。如果你犹豫不决,你会因此得到特别的奖励。如果你真的不忘疲倦,请尽快关注你的善良,不辜负你一贯的忠诚,忏悔,集合你的官兵。每个人都将属于这个营。就算你领导你回平凉,你原来的位置也不会变。过去的事会被原谅。可能跑了摩洛之后什么都没变,也是团队一时的愤怒造成的,我就不追究了。我相信我的心,从不食言。不要担心和害怕,因为你很幸运地照顾过去。

这封信充满了感情,王的骨头再硬,当然也抵挡不住皇帝的撕扯攻势。据史书记载,皇帝圣旨一到,王就率众“备置香案,下跪听讲”,对着北京方向哭了半天。

几经波折,王决定投降清朝。喜讯传到北京,康熙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喜悦。王复职,太保升为“京官将军”,并被勒令“立功赎罪”,下属被赦免。

然而康熙最终还是食言了。吴三桂死后,康熙不忘秋后与国王算账。康熙二十年盛夏,清军如潮水般包围昆明之际,王突然接到康熙的圣旨,命他“去见”北京。他知道是时候煮死狗了。从汉中回到Xi后,他和部下一直喝到半夜,流着泪说:“勇者死于刑场,正如他们死于刑场一样!你可以用刀、用绳子或用药物自杀,这些都会留下痕迹,给图海、总督、总督和你造成麻烦。我想过了。在我喝醉不省人事的时候,你捆住我的手脚,用一张纸蒙住我的脸,然后站在凉水里死了,就像你死了一样。你会举报‘猝死’,这就保证了一些事情。”下属听了他的话,泪流满面,劝他不要自杀。王大怒,想拔剑自尽。他的下属只能按照计划行事。他喝醉后,湿了好几层白纸,敷在脸上。他看着那张薄薄的纸,青蛙的肚子上下鼓胀,直到稍稍下沉。王的脸色很平静。

国王死得无影无踪,朝廷只能既往不咎。他用“病死”的假象欺骗康熙,使他逃脱了砍头的命运,保住了家人和部下的性命,但其他将领却没有他这么幸运。

康熙“宽严相济,不食言”的郑重承诺,犹在耳畔。这是一场瞬间的残酷屠杀,康熙的道德信条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维护皇位的稳定就是最大的道德,没有别的道德。所以“宁杀三千人,不放一人”成了帝华最执着的信条。康熙无疑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

康熙帝有什么过失吗?

由清代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说开去楼主

满清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残暴可以非常有想象力,可以把别人设想都不能设想的事情生生做出来,沿海迁界就是一个例子

喜欢歌颂满清的人最喜欢引用康熙的一段上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士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这一段话,真是唐哉皇哉,冠冕堂皇,义正词严,俨乎其然。也真难怪一个叫王本道的人,佩服的筋骨发软,精神上膜拜的五体投地,颂圣的话,由衷而出,绵延不绝。能肉麻到什么程度,下面就是了:“康熙皇帝300多年前的这番话,如黄钟大吕,对我心存弥久的“长城情结”实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波。正是这个康熙,从“修德安民”的思想出发,坚持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正是康熙的开明、开放,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盛世。
也正是康熙的明智,使我国历史上持续两千多年修筑长城的工程画上了句号”。
看了这话,真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怀疑所见的并非现代人的发言,而是三百多年前正宗的满清奴才御用文人穿越了时间隧道来到现在慷慨陈辞!

我们不必怀疑说出这些话的人的真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会觉得肉麻,也不会脸皮发红,相反心安理得,虔诚得很,或许还带点亢奋激昂。奴性到这样的地步,确实是透入骨髓了。

但历史的事实,毕竟无情,给这类无耻文人以难堪。康熙不修长城,这是事实。但满清的入关,本就是满蒙上层统治者互相勾结,进入中原烧杀掳掠,奴役人民,剩下的只是如何坐地分赃,也确实没有长城的用途,对于这昔日阻碍他们肆意屠杀抢掠的堡垒工事,自然不会有什么顾念。北方的长城是形同虚设了,但整个中国的沿海,在那个满嘴冠冕堂皇言辞的康熙统治下,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却建立起一道无形甚至有形的长城,其规模之浩大,牵连之广泛,长城与之相比,只能望尘莫及。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如果要列出人类历史上一百个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那满清的沿海迁界应该榜上有名。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三峡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
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
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迁界的过程当然伴随着画界,立界,守界。“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
清廷甚至对河流也不放过,其凶悍程度确实旷古未有“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日开溪河,皆断而守之’。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边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使水利变成了水害。”
甚至连一个就在大海中的海南岛,满清也硬是要让岛上居民与大海隔离起来,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

敢于出界的人都杀无赦,看看当时的记载,确实有触目惊心的感觉,“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南明史》上特地举了一个莆田县黄石千总张安的例子“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同书上引用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清廷的淫虐确实到了极致程度,只不解为什么为祸惨烈到如此程度的事件,却一直被有意的忽略掩盖不提,是什么缘故?
沿海迁界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开头几年,还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康熙就是首要的罪魁。此人一面冠冕堂皇的大谈“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另一面却恰恰在他统治下开始修建所谓界墙。原先沿海迁界不过是木栅、篱笆为界,土墙为界,而正是到了康熙统治下,开始正规的大兴土木修筑界墙,真是打算把中国包在里面,彻底和海洋隔离。下面是《南明史》的记载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当时的人卢若腾在诗中说:
“天寒日又西,男妇相扶携。
去去将安适?掩面道旁啼。
胡骑严驱遣,克日不容稽。
务使濒海土,鞠为茂草萋。
富者忽焉贫,贫者谁提撕?
欲渔无深渊,欲畊无广畦。
内地忧人满,妇姑应勃溪。
聚众易生乱,矧为饥所挤。
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
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
既丧乐生心,溃决谁能堤。”

其中这两句尤其精彩“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一个“防海如防边”,真是把清廷凶虐离奇的程度,刻画的淋漓尽致。用“防海如防边”对照一下康熙冠冕堂皇的伪善言辞“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岂不是有一种格外荒诞滑稽离奇的感觉么?岂不是应该让那些热烈颂圣,对满清皇帝功德眷眷无穷的无耻文人活活羞愧死么?

沿海迁界牵连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呢,顾诚摘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

也就是从当时人的见闻以及清廷制定的官方政策来说从北方的辽东一直到中国最南方的广西海南都沿海迁界的范围内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沿海迁界所造成的平民死亡数字“亿万计”,也就是上亿了。这个数字是否夸张呢?我觉得是不夸张,按照现在历史学家,人口学家从各方面的统计估算,明末中国的人口在二亿左右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明朝自己的统计数字是五千多万)。而到了清初,中国还剩下多少人口呢?按照满清统治者自己的统计是一千多万,就算也乘以四,也只有八千万不到,而实际上,满清不象明朝政府那么散漫,在他们极端严密苛酷的统治下,他们的人口统计应该只会为了粉饰而往高处虚报,而不会刻意低估,所以就算往拼命高里估算也就是四千万左右。和明末相比绝对减少就在一亿六千万左右,其中大半都是清廷屠杀迫害而死的平民。而沿海地区人口密度也远比其他地区大的多,满清的沿海迁界把这个地区扫荡为平地,所迫害死的平民上亿应该不是夸张的估计。
《南明史》中引用当时人的记载,广东的情况是“
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李率泰本身是清廷的官吏奴才,他当然没有任何将情况故意夸张的动机。而且注意,这是他的遗疏,也就这些话只有在他明知自己快死的时候,才敢大着胆子写下来。所谓的“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也就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都死掉了,这对照前面屈大均所说的“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便可以知道并非夸张虚语。按照他们的说法,清朝的沿海迁界是自从有广东这个地方来,生灵遭受的最大的惨祸,这话恐怕不仅适用于广东,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

如何估计沿海迁界所造成的破坏,如何估计这一事件造成的重大影响,这恐怕是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沿海地区从宋朝开始就逐渐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上面的财富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劳动开发而积累起来的。而在清廷的暴行下,顷刻间,几千年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化为乌有,人力也消灭殆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战争,在战争中,一个地区受到破坏再厉害,也毕竟还有人在上面生活劳动,还有房屋,树木,保留一部分下来,而沿海迁界却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把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彻底变成一个无人区,变成白地荒野。以前明朝政府虽然也曾经在一个短时间内有过禁海令,但其性质主要是针对倭寇,和东南亚的往来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这短时间的禁令也不过是空文,民间海外的贸易从明朝开国一直到明朝结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综观明朝,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是处于不断增强的局面,和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更是从未中断过,而且不断加强。到了郑成功父亲的时代,更有完全压倒西方的殖民国家海上力量的趋势。而满清的二十年沿海迁界等于把中国民间的海上力量连根拔除,这一手确实是做的辣且绝,这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仅仅至于这二十年,而是蔓延到了两三百年之后。试想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孕育培养出来的海上力量,被连根拔除扫荡之后,还怎么可能恢复过来呢?
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科技经济全面落后于西方,于是不同的人纷纷去寻找原因,答案五花八门,说是儒家文明,说是农业文明,说是程朱理学,还有科举制度,还有直接归咎于明朝的统治,等等答案真是不一而足。
其实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答案根本就是伪问题,伪答案,其荒谬程度和几个近视眼为了比较谁的视力更好,就比谁能说出远处匾额上的字,结果到头来匾额根本就没有挂一样,甚至更荒谬。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和明代中国一样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资本主义发展,政治哲学理论发展还落后于同期的明代中国)的英国以及西欧,如果和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我倒是想知道,那还会有什么狗屁资本主义?它们如果比中国发展的更快,那才是见鬼了。
连比较的前提都不一致,这样的问题不是伪问题,那又是什么?
就如同现在有两个人,甲遇见一帮强盗,头被砍掉了,死掉了,乙没有遇见强盗,健康的活了下去。现在却有蠢人来煞有介事的问:为什么甲比乙短命?于是更多的蠢人聚集在一起同样煞有介事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甲不注意锻炼身体,所以比乙短命;有的说,错了,甲就是锻炼身体过度,所以才短命;有的说甲有心脏病,所以短命,有的说甲有高血压,有的说甲喝酒过度,身体脆弱,有的甲吸烟,更有干脆的则说,甲先天就有基因缺陷,短命正是理所当然的。可惜这些蠢人就是不想想,如果乙的脑袋同样被砍掉,他还会活么?既然同样不会活,那么这些理由不是屁话又是什么?

其实真要问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受到远远落后于自身文明的狩猎游牧民族的侵略屠杀,而英国和西欧在那个时候,在它们国家的旁边却根本没有这种民族的存在?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客观因素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这倒才是一个真正值得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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