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公元201—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人。蜀汉地区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
步入仕途直言劝谏
谯周的父亲谯賆是一位学者。他学识宏富,尤善《尚书》,对于诸经及图纬书的造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颇有名气。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请他出仕为官,皆遭拒绝。后不得已,谯岍应州府之召,暂作过一段师友从事的职务。
在谯周的幼年时期,谯岍不幸去世。由于家境贫寒,谯周被寄养在舅父的家里。他酷爱读书,家中虽然经济困难,但谯周却从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产业方面来,整日孜孜不倦地诵读典籍,以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多年的苦读,谯周成了博贯古今、精通六经的硕儒。特别是他一手词理渊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学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虽然为人聪慧,而不善言辞表达,属于性格内向的一类人。
谯周的青少年时期,益州地区的形势一直不够安定。先有刘璋与汉中张鲁的争斗,后又发生刘备入蜀,攻陷成都,逐走刘璋,建立蜀汉政权的变故。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在夷陵兵败后病逝于白帝城,其子刘禅嗣位,是为后主。诸葛亮受刘备临终遗命,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总揽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汉的政局渐趋稳定。为了缓和与弥缝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团与外来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诸葛亮适当地启用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官。这样,谯周以有学识而被诸葛亮荐举为益州的劝学从事。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故,大将军蒋琬接替诸葛亮执政。蒋琬提升谯周为典学从事,总管一州学校、生徒的训导、考核和升免等事。这一年,谯周三十三岁。
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后主立其子刘璇为太子。谯周与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同时被选调到太子府任职。他先为仆,后转为家令。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诸葛亮在世期间,他慑于乃父遗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诸葛亮面前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因有所约束,未出过大错。诸葛亮死后,刘禅贪图奢华享受的恶性日渐暴露。他屡次想广修宫室,采择民女,以供玩乐。但由于受到蒋琬、董允等人的强烈抵制,也未尽如意。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董允相继去世。主管朝政的费祎信任陈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职务。陈祗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操弄权柄。对于后主刘禅,陈祗、黄皓阿意顺从,百般迎合。刘禅遂如释重负,肆意胡为起来。于是,他经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宫,广设伎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谯周对刘禅的荒唐行径,非常反感。这一年,他上疏进行劝谏。谯周以新莽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政权的得失与人心的向背关系极大。他说,王莽败后,群雄扰攘,豪杰蜂起,都想夺得政权。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刘玄和公孙述的力量最强,但他们一个个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游猎享受,从不知体恤百姓疾苦,关心人民的生活。终因丧失人心,遭到失败。而汉光武帝刘秀从善如流,广纳众谏,注意理冤狱,力节俭,施仁政,遵法度。这些作法深得人心,归附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由弱变强,兼并诸雄,成就帝业。谯周希望后主以刘秀为榜样,敬贤任才,力修内政,树立起完成光复汉室,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还提出了省减乐官、停止兴造的具体建议。
刘禅对于谯周的上疏,很不以为然,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疏远了他。这一年,谯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职务,改任中散大夫。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主持朝政的费祎被魏将刺杀。费祎死后,蜀汉的政局急转直下。后主更加宠信黄皓,听凭他肆意弄权,败坏政事。朝中的大臣,或与黄皓勾结,狼狈为奸;或受其毁谤,横遭排抑。接替费祎职务的姜维,一则畏怕黄皓的势力,二则急于立功,所以长期居外,连续向曹魏用兵。由于姜维不顾国力,冒然出击,所以一再损兵折将,大败而还。穷兵赎武和政治腐败,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声载道。谯周对此十分不满。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他猛烈抨击朝政,并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朝廷的重视。退朝以后,遂采用两人对话的体裁写了一篇讥讽时政的文章《仇国论》。在文内,谯周提出治国的根本在于养民恤众的主张。他说,周文王以少胜多,是作到了注意养民;勾践以弱胜强,是由于能够恤众。不顾百姓疾苦,不能与民休息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所谓“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他预言,蜀汉“极武赎征”,必然“土崩势生”,如果“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谯周劝告后主,“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射幸数跌,不如审发”。就是说,与其每战必败,不如慎重出击。
不久,后主解除了谯周的中散大夫职务,升任为光禄大夫。在汉代,光禄大夫主顾问应对,无常事,是一种名义上地位很高,而实际上并无任何权力的荣誉官职。从此,谯周被排斥出参政的行列,“不与朝政”。因为他在学界极有声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见礼”,但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
兵临城下倡言降魏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看到蜀汉政权已面临土崩瓦解之势,遂决定出师灭蜀。这年冬,他派钟会率兵十万,由汉中趋剑阁;命邓艾领众三万,自狄道入蜀。几路大军中,邓艾一支首先获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缘崖,冒险而进,渡阴平,陷江油,下绵竹,长趋直入,逼近成都。
对于这种危急局面的出现,后主刘禅事先毫无思想准备。黄皓等人愚弄他,屡进鬼巫之说。刘禅真的以为敌人不会来攻,故不作任何防备。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刘禅才慌了手脚,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形势急迫,“不与政事”的谯周也例外地被召参加了会议。群臣商议了许多,意见不能统一。这个说,吴蜀两国是联盟,东奔吴国是有条出路;那个讲,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守难攻,南下或许死而复生。争争吵吵,议论纷纷,举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谯周别树一帜,提出降魏的主张。他认为,东奔吴国的意见不能成立。魏吴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吴国是称臣,投降魏国,也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以免受再辱之耻。至于南下,也不是好办法。首先,大敌逼近,人心离散,恐怕无人愿意南行。再说,魏人此行誓在灭蜀,陷落成都也不会放弃南下追击的机会。况且南中诸夷,平时犹不安定。如果据守此地,增征贡赋,也就会激起他们的反叛。所以,乘没有势衰力竭的时候投降魏国,可以得到优待。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谯周的主张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团的普遍情绪。他们早已对蜀汉政权失去了希望,认为这一外来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从未有过任何的好处。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职务不久,谯周曾与蜀郡学者杜琼一起散布过曹魏代汉是天意的言论。后来,谯周屡次在刘备、刘禅的名字上作文章,说什么:“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备矣,当授与人也”(《三国志·杜琼传》)。意思是讲,蜀汉政权的寿命在刘备时代就该结束了,刘禅只有等待被别人消灭的分了。经过谯周的反复劝说,刘禅听从了降魏的建议。由于谯周主降有功,司马昭封他为阳城亭侯。晋武帝代魏后,谯周几次被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务。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他病死在洛阳,终年六十九岁。
后世的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孙盛在对蜀汉实力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谯周的劝降,蜀国是不会灭亡的。
儒学大师史学大家
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现在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五经然否论》,原书亡佚。朱彝尊、马国翰等人皆有辑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罗最多,计七条。仅就辑录所知,该书以诠解古代礼仪制度的内容为主,属典制一类的著作。《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这是刘禹锡的[蜀先主庙]。明眼人都看得懂这首诗,但我还是要略作下解释。此诗主要在于称颂刘备,而贬讥刘禅,诗的首联写刘备在世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千秋后的庙堂仍然威势逼人。颔联写刘备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不成,嗣子不肖而叹惜。尾联感叹后主刘禅之不才。
每每想到蜀国的灭亡,悲伤之情就会涌上心头,夹杂着无尽的失望与感叹;每每想到刘禅,我心里总是凉飕飕的,为他的无明智之才,无明君之德,无安天下之志所伤感,怜惜(我想,诸位也会有象我那样的感慨吧)在伤心之余,我心里总有些愤愤不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蜀国过早的灭亡呢。有人说是因为后蜀人才凋零(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有人说是因为诸葛亮和姜维先后多次北伐中原,导致国力衰退,以至后来无法抵挡来势汹汹的北魏;亦有人说是因为后主刘禅昏庸,无知无才,亲小人而远贤臣,听信谗言,图享受,无视国家安危。有人说是因为宦官黄皓专权,祸害忠臣,以至朝廷失纲。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以我之见,以上都是导致蜀国灭亡的原因,我无可否认。但这些都是次要原因,而不是真正导致蜀国这座危楼顷刻间瓦解的根本原因。试想,人才凋零一说确实(和当时的腐败有关)但还没悲哀到连上阵的将领都没有,而且,姜维,廖化,诸葛瞻,马邈,黄崇,傅佥等,都是可以抵挡北魏的忠臣良将。至于北伐导致的国力衰退也确实,但占有天时地利的蜀川,即使士兵少了点,不至于被太早攻破啊。
再想下,即使刘禅IQ再怎么低,也不至于把蜀国拱手与人吧,他再昏庸也不至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吧,还有黄皓虽然是弄权,但他也不会傻到放弃现在的重权不要,而去投靠北魏,况且,卖国对他无利,反而有害(司马会放过他吗?)。
以我之见,毁掉蜀国的罪魁祸首乃有三人,其一,姜维,其二,刘禅,其三,谯周。
姜维把蜀国推向悬崖边缘。首先,在北伐中,姜维犯了祢天大错。为什么,因为在发动战争中,姜维犯了兵家大忌,没有分析敌我实力,就豁然发动战争。当时,北魏十分强大,而蜀国的综合国力本来就不强的(和北魏没得比啊)而且战争是需要很多本钱的,因此更加大了蜀国的危机。
(((但我想姜维不是不知道这点的,只是姜维实在是十分无奈啊。诸葛亮的遗愿,还有自身的责任,----匡复汉室。连诸葛亮都无法实现的,而姜维独自坎了下来,与北魏抗争,精神何其可嘉可赞。他不负重托,力争完成诸葛亮和先主的意愿,但无奈两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最后无功而返,实在可惜。)))
其次,在政治上,犯了致命的失误,没有好好的辅助刘禅,没有尽臣之责。更要命的是,姜维对于奸邪之辈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除掉败类(黄皓),反而退避三舍(避祸沓中),让司马伺机兴师伐蜀,真是失策也!再者,曹奂曾说:[蜀所恃赖,唯维而已]。姜维作为国栋,身披重任,理应更加谨慎,然而过多的失策终究使得蜀国遥遥欲坠,其责难纠!
刘禅让蜀国陷入黑暗与迷茫。刘禅昏庸,重用宦官(简直就是刘辩在世)刘禅无谋,懦弱无能,无主见,无治国之才,无用人之明,无安天下之志,无一国君之典范,无仁德之心。无~~无~~~~无~~~~~~。(靠,几乎都没有大耳朵的遗传成分。刘家好的血统没继承,坏的倒统统继承,并发扬了。开玩笑)咳,要想在刘禅手下干事,不会阿谀奉承,拍溜须马能行吗,不会几招杂活,绝技,刘禅能看得上你吗(恐怕这就是刘禅的选人用人的标准吧,也是开玩笑的) 在那种腐败的环境下,有才之士是望风而逃,避而远之,百姓争相奔走,有过之而不及。试问,蜀国还有希望什么希望可言。
谯周把蜀国推向灭亡。王夫之《读通鉴论》:[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奄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冯道末减矣。]
?王夫之所言甚是。 谯周实为祸国之奸臣。秧民之妖邪,是卖国求荣的无耻狂徒也。蜀国正是栽在他手里的。为何如此说,谯周在邓艾偷渡阴平后,不力主抗敌,反而劝主投降,导致刘禅在未作反抗下,投降,而后,国亡。咳,是他直接葬送了蜀国。想到这,我心里隐隐作痛,刘禅为什么就会听信他的亡国之言呢?咳~~~~我想刘禅之所以从其言而投降,无非就是想继续享受荣华,只要保证他生活娱乐无忧,国不国,家不家,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
其实依我之见,刘禅只要不投降,蜀国还是有很希望的。有两个方案,其一,投靠东吴。当时曾有人建议刘禅去求助东吴,委曲求全,以退为进,撤退以保全实力,来日东山再起,可惜没被采纳。其二,抗争到底。当时邓艾虽然接连攻下江油,涪城,绵竹而逼近成都,但人心未俯,兵甲未足,且士兵疲惫不堪,一时半会还不可能攻破成都,只要坚守不出,待邓艾其粮草不足,就会自动退去。然后在追击则可破敌。后与姜维汇合,只要凭借着有利地势,在隘口,山关,险地等布重兵把守,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纵使钱军万马迎面踏来,也可高枕无忧。(川地地势险要,山水阻隔,步兵难以长驱直入,且道路旋绕委婉,粮草难以运输,士兵疲惫劳累)此法应该可行,咳,可惜,可惜,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众所周知,公元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姜维继续北伐中原。对于姜维北伐来说,《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将其称之为“九伐中原”。当然,在《三国志》等正史中,则认为公元238年—公元262年之间,姜维共进行十一次北伐中原。不过,在整体战绩上,虽然姜维北伐中原的次数较多,却比不上诸葛亮北伐曹魏。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姜维的整体能力,尤其是治国上的能力比不上全面的诸葛亮,另一方面,则是姜维北伐中原期间,遭到了比较激烈的反对。换而言之,诸葛亮北伐期间,反对的声音不是太大。但是,等到姜维北伐中原时,反对的文臣武将却相对较多,甚至连诸葛亮的儿子都不支持姜维北伐中原。那么,问题来了,姜维北伐,到底有多少蜀汉大臣反对呢?
作为后主刘禅宠信的宦官,黄皓不仅反对姜维北伐,还试图扶持他人取代姜维。比如景耀五年(262年),姜维见黄皓祸乱蜀汉朝政,启奏刘禅将其处死,但刘禅不同意,说黄皓不过是一小人,不用太在意。姜维对此感到非常害怕,于是请求到沓中屯田,不敢回成都。并且,公元263年,魏灭蜀之战前夕,姜维获得了司马昭调集兵马的消息,所以上奏后主刘禅,做好汉中一带的防御。可是,因为宦官黄皓的谗言,后主刘禅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这让后来的曹魏大军成功突破了汉中防线。
谯周(201年-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为益州本地人士。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谯周因为看到蜀汉经常对魏国用兵,百姓因此凋瘁,谯周因此与尚书令陈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退朝以后,谯周书写《仇国论》。其中,就尚书令陈祗来说,属于朝廷中支持姜维北伐的大臣。不过,公元258年,尚书令陈祗去世。在他去世后,姜维在蜀汉朝廷就没有多少支持自己北伐的大臣了。由此,非常明显的是,谯周这位老臣,同样是反对姜维北伐中原的。并且,等到公元263年,邓艾兵临成都时,也是谯周力劝后主刘禅放弃抵抗,促使蜀汉正式走向灭亡。
如果说黄皓、谯周反对姜维北伐,还可以让人理解,那么,作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不支持姜维北伐,甚至主张夺取姜维的兵权,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了。
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北伐败回,诸葛瞻与董厥等人认为姜维好战无功,致使国内疲弊,于是上表给后主刘禅,要求让姜维担任益州刺史。在此基础上,诸葛瞻、董厥还请求后主刘禅夺取姜维的兵权。当然,后主刘禅并没有听从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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