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人口就达到三亿之多,他是怎么解决人口吃饭问题的

乾隆时期人口就达到三亿之多,他是怎么解决人口吃饭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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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时期，最突出也最棘手的便是人口与土地的问题，其后发生的川楚白莲教起义以及零星的农民起义，都是在这个问题上衍生出来的。但终乾隆一朝，国家都相对稳定，没有因为人口激增而造成政治、社会的不稳定，乾隆帝在对待这一问题上，还是颇有手段的。

其实，自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人口就以呈递增趋势，人口膨胀所造成的耕地、粮食供应等方面的问题，都尖锐地摆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面前。

人口爆炸的危机

清入关后第一次人丁统计数字是1400万(顺治八年)，十年之后的统计数字是1800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登记注册的人丁是2460万，上述统计数字，只是交纳钱粮的丁口数字，既非全部人丁数，更非全部人口数。

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丁编审已无意义。面对人口剧增所造成的压力，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人口的实际数量，以便调剂粮食，储备赈荒。乾隆六年(1741年)所进行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数字是14341万，突破了以往任何官方统计数字。

乾隆八年(1743年)的统计数字是16445万。此后人口一直以接近13%的增长率递增，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突破2亿，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已接近3亿，人口数量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

面对“每岁户口孳息”“民间谷价，有增无减”清统治者“焦劳宵旰”。在粮价上涨的背后是地价上涨，以及地少人多而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奖励垦荒

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下达鼓励开垦边角畸零地亩的谕令，其谕曰：“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悉听该地民夷恳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

为保证“免其身科”的执行，经过户部议复、乾隆帝批准，颁布了免于征收钱粮的标准：

直隶省二亩以下不成丘段的土地;山东，中等地一亩以下、下等地二亩以下及山头、滨河的零星地;河南，一亩以下的上等地、五亩以下的中等地;山西，十亩以下的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北旱田二亩以下，水田一亩以下;江苏荒山贫瘠地及不成丘段田埂、沟畔地;安徽一亩以下的水田及二亩以下的旱田;福建一亩以下的零散地;浙江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南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两亩以下;四川上等地五分以下，中等地一亩以下;陕西山头荒地，地角不成丘段地;甘肃山头地角荒地;广东山梁瘠薄地;云南硗薄地;贵州山头地角零地;广西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三亩以下。

辽阔的边疆地区为剧增人口提供新的栖息之所。尽管自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对满族发祥地东北实行封禁之策，禁之汉人移居东北。实际上是禁而不止，山东、河北失去生计的农民从海上或从陆上闯入关东。至乾隆时期，清廷迫于人口压力，进一步放松关禁，乾隆为此发布上谕：

“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民，咸耕艺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积日多。虽于本地淳朴古风有碍，然太平日久，户口繁孳，藉此以养无数穷民，故向有禁之子例，而未曾严饬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再次重申：“山海关、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据官方统计数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耕地达二千二百九十万亩，较之清初增加了二千万亩。

蒙古地区也有汉民大量涌入，“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蒙古王公“或招募民人为伊开垦，或雇觅佣工”;清政府将官有牧场余地招民垦种，“每五顷为一分，各量资本，或一户认种一分，或数人合种一分”，这些措施进一步刺激汉民到口外谋生。至乾隆中叶，汉民增加到五十万以上，道光初年增至88万，内蒙成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之后，福建、广东一带人民渡海私入台湾谋生者日多，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作出凡去台湾者一律编入保甲、凡在台湾有田产者可把内地的祖父母、父母、子孙接去抚养的决定。“漳、泉、粤民趋之若鹜”。

自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后，该地有13万亩土地被汉民垦种。

乾隆年间开拓天山南北以后，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汉民去伊犁、乌鲁木齐、哈密一带屯垦者日多，按照规定：“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种子、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为己业”。“内地之民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牛马成群，皮、角、毡之所处，商贾辐辏。至于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至”。

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的流动，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人口剧增说造成的土地压力，缓解了因土地兼并自耕农沦为流民所造成的危机，也加速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密切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推广高产作物

为解决近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玉米、白薯这两种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在乾隆时代得到推广。白薯生命力强，耐干旱，耐水涝，盐碱地也能存活，抗虫、抗灾，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

乾隆初年，白薯从福建、广东传至北方，福建人陈世元去山东，见该地因旱歉收，便将白薯的种植技术传播到山东胶州。此后，陈世元之子陈云又将薯种运至河南朱仙镇及北京一带栽种。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从原籍福建带来薯种在当地试种，结薯甚多。

山东布政使李渭，总结在北方栽种白薯的经验，撰写《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详细介绍种植方法。乾隆帝在看到陆耀写的《甘薯录》后，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把此书广为传播，劝谕民人广为栽种。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广下，白薯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得到广泛种植。

玉米适宜在山地种植，在鼓励开垦山头角地的谕令推动下，大江南北广泛种植。四川、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安徽以及华北等地“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土人皆称为六谷”。至乾隆中叶，玉米、白薯成为主要食品，穷山深谷，“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

输入洋米

为解决人口剧增所引起的粮食短缺、平抑粮价，清政府鼓励从暹罗、安南进口大米。乾隆七年(1742年)，福建、广东商船在返回时带回大米六万六千余石。为了鼓励外洋货船贩米入境，乾隆特下谕旨：

“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售。若民间米多，即著官为收买，以补常设等仓。”

同时，清廷又鼓励去暹罗打造船只的中国商人返回时购米装船，一举两得。乾隆在上谕中明示：“暹罗产米甚多，向例原准贸易，向来获利甚微，兴贩者少。今商人等探听暹罗木料甚贱，易于造船，自乾隆九年以来，买米造船运回者，源源接济。”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准许商人自备资本，购米入境，并规定“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给顶戴”。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东南亚的大米源源输入闽、粤。

尽管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但由于边疆地区的开拓为剧增的人口提供新的谋生地区，不仅解决了人口压力所酿发的危机。而高产作物的推广及洋米入口的提倡，则使得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受住了人口膨胀的压力。要知道，封建小农经济时代，要想让三亿人吃饱饭绝非易事。

康熙年间1700百万人，为何到了乾隆年间突然增加了三亿多人？

康熙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君王之一，平三藩、斩鳌拜，开疆扩土，开启了康乾盛世。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康熙年间，全国总人口只有一千七百万左右，而清朝真正的人口大爆发却是在乾隆时期，迅速增加了三亿多人。究其原因：其一，康熙时期还是清朝统治前期，尚未完从战乱的影响中恢复元气；其二，康熙时期全国人口普查制度还不完善，造成数据有较大的偏差；其三，从康熙到乾隆这三代，通过休养生息、引进粮食作物等政策，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从而人口迅速增加。

康熙之前是皇太极和顺治，到他也才三代，不到百年时间，而且明朝末年全国各地都有战乱发生，民不聊生，人口伤亡不计其数，虽然清朝的建立终止了战乱，但明末以来元气大伤，皇太极和顺治在位期间也没有推行切实有效的民生政策，所以人口增长较为缓慢。

不过，康熙一生的努力，为清朝后来几百年的稳定打下了必要的基础。通过平定三藩和边陲之乱、除鳌拜势力等，巩固了皇权，同时推行了一些宽松的民生政策，百姓生活稳定了，人口自然就增加了。

此外，雍正时期也推行了土地改革、赋税改革等利于民生的政策，而且还从国外引进了玉米、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使更多人能吃饱饭，到了乾隆年间就出现了人口爆发式增长。

康熙年间人口一千九百万，为何到乾隆年间就增加到了三亿多？

中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也因此在很多时期，中国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中国最早的人口统计应该是开始于夏朝，《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正式统计了确切人口数量则是到了西汉时期，《汉书.地理志下》中记载有这样的数据，户籍12,233,062户，人口59,594,978人，之后在较为稳定的朝代，国家都进行过人口统计。

在明朝万历年间，曾经统计过全国人口，约1.5亿人，之后不过就过了四五十的时间，到了清朝顺治末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减少到了1400万人，人口在这几十年里减少了九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明末清初，民变四起，改朝换代导致战乱不断，饥荒瘟疫爆发等多重原因，一同导致了人口迅速减少，康熙皇帝登基后，清政府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人口才慢慢回升了，在康熙初年统计人口数量，中国大约有1900万人左右。

康熙皇帝统治时期，人口增长并不明显，因为在康熙一朝，经历了规模较大的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的战争，平定葛尔丹叛乱，和沙俄也是摩擦不断，所以社会没有那么稳定，也直接影响到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但是康熙五十二年，清政府宣布永不加赋，免除了新出生人口的人头税，既减少了百姓生活压力，也鼓励了人口繁育。

清朝真正开始修养声息，还是到了雍正皇帝执政时期，经过康熙皇帝的南征北战，雍正皇帝接手时，清朝相对已经稳定了很多，雍正皇帝上任后，整顿吏治，推动一系列改革政策，推行火耗归公，从根本上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虽然在雍正一朝也发生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但是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很小，清朝在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

到了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最开始乾隆皇帝也非常勤政，事必躬亲，他大力推广摊丁入亩，鼓励生育，另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种植高产作物，如：玉米，水稻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增长，可能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这样就能减少饥荒，自然也会促进人口的增长。

另外一个方面，清朝从顺治皇帝统治时期，就提出了民族融合政策，他们开始学习汉文化，儒家思想，虽然满汉并不平等，但是汉人也有发言权，蒙满通婚，稳定了一些躁动的民族，这样的政策形成了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而在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统治的时期，清朝的军事实力还在很强，也能让边疆稳定，国家统一，这也是人口增长必要的条件，乾隆五十五年，清朝再次统计人口数量，此时人口数量已经突破了三亿。

因此康熙初年人口只有1900万，到了乾隆晚期人口数量突破三亿，这并非是乾隆皇帝一个人的功劳，从康熙皇帝时期，奠定稳固的社会环境，减去人头税，到雍正皇帝时期，大力发展经济，推行火耗归公，保障百姓生活，再到乾隆皇帝时期，发展农业，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而国家稳定，民族融合，轻税赋也给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

康熙年间人口只有一千九百万，为何到了乾隆年间暴增到三亿？

我们都知道如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2018年，中国大陆人口有13亿9538万人，占据近五分之一的世界总人口数。实际上不只是现在中国是人口大国，可以说自古以来我国都是人口大国，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口已经突破了六千万，到了宋朝总人口突破了一亿大关，随后由于战乱人口减少，但到了清朝前中期人口总数又相继突破2亿、3亿，到了清末更是达到了四亿多人。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大增长是在清朝中前期，要知道因为明末战乱，加上天灾不断，中国人口锐减，《陶庐杂录》中记载在康熙元年（1661年）时中国人口仅剩一千九百余万人，可仅仅过了一百零二年，到乾隆59年（1763）年时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了三亿一千三百余万人了，为何这一时期人口会大爆发呢？ 首先因为明末清初战乱不断，统计的人口数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数不胜数，在册的有一千九百多万人，不在册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等到社会稳定下来，百姓不再颠沛流离了，数据统计会更加的真实。 其次因为战争停止了，社会稳定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起初是很受 *** *** 的，所以多尔衮当政期间多采取高压政策。但到了康熙在位后形势就不一样了，一者清朝入关已经近二十年，很多百姓已经渐渐接受清 *** 的统治，二者康熙本就是个仁慈的皇帝，可以说是爱民如子。康熙年间清朝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康熙帝本人也是整顿了吏治亲近了百姓，并且下令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让百姓能够有田种，并且「 ”地丁合一”，「 ”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这样宽松的政策下，社会很快恢复了生产秩序，人口也稳步增加。 不过以上两点原因只要是改朝换代后新王朝都会经历的，为何清之前人口没有这么爆发的。由此就引出了最重要的一点原因，那就是引进了新的农作物，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明末经历了小冰河期，农作物减产，到了清初小冰河期过去了，农作物的产量也慢慢增加，促进人口增长。同期世界各地的人口也出现了相应的暴增。由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的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在美洲的一些农作物也因此传到了欧洲，再由欧洲传到中国，时间大概就是在明末，这些高产的农作物包括玉米、番薯、土豆等，又在清初得到推广。粮食产量暴增了，人口自然也就暴增了。 随着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一些高产的农作物迟早会传入中国，只能说清朝赶上了好时候了，可惜清朝统治者在关键时刻闭关锁国，错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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