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变法”者都结局凄惨！李悝是如何得以善终的

自古“变法”者都结局凄惨！李悝是如何得以善终的

自古“变法”者都结局凄惨!李悝是如何得以善终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战国)李悝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由奴隶社会逐渐转为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阶段奴隶制已经趋向崩溃瓦解，封建经济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占据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

随着铁制工具和牛耕的推广，土地私有化现象严重，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强势崛起，并且和原来的旧贵族之间的矛盾趋于不可调和，为了确保新兴地主的权利和维护国家的统治，各个诸侯先后都开启了变法运动。

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

那么这些变法家究竟变得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限制和取缔旧贵族世袭世禄制，用封建官僚体系取代旧贵族的特权政治。

旧贵族们面临既得利益被剥夺，势必会进行强烈的反击，哪怕拼得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所以这条路常常被血液染红。

那么变法者真的不得善终吗?纵观中国的历史，十有八九是如此，正如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所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

既然自古变法多流血，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亦然不会顺风顺水，商鞅被车裂、吴起被射死，但魏国的李悝却打破了这一惯例，那么为何李悝却能得以善终?

此事我们还得从变法和改革的区别说起。

变法和改革是一回事吗?

改革，在汉语中的解释是，把事物中陈旧的、不合理的部分去掉，从而更加适合需要，而变法的意思是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变革，也就是要颠覆传统的观念和制度。

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当一个人生了小病，那就需要吃药打针，如果把这比作是改革的话，那么变法就是刮骨疗伤，直接割肉，知道的人觉得是在治病，不知道的人却认为是要命的。

改革如果不成功，拍拍屁股站起来就可以走人，但是如果变法不成功，那么只有死路一条，即使变法成功了，可能也逃脱不了身死的下场，这也是为何古往今来自称改革家的人比比皆是，但敢自称是变法家的却寥寥无已的原因了。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政治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了，改革是无法实现复兴的，唯一的途径只能通过变法，用布衣官僚制度革掉贵族特权政治，这对于旧贵族来说是要命的，他们没法直接左右君主，只有把怒气撒到变法者的身上，所以变法者得流血也是惯例。

李悝变法而得善终。

李悝是战国初期变法者的先驱，同时也打破了变法者得流血的惯例，因为他变法之后并没有惨死，而是得到了善终，李悝公元前455年出生，公元前395年去世，60岁的寿命，说来不长，但在那个年代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事人的平均寿命。

战国初期魏国为何能迅速强大?答案一定是李悝变法，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别小看这句话，因为魏国称霸战国初期百余年和后来的秦国能所向披靡，就是这句话在显威。

李悝收集了各国的法律条文，汇编成为了《法经》，后来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以及《秦律》、《汉律》皆是以这部著作为范本的，此外，他还著有《李子》三十二篇，只不过这两本影响历史的著作都已经失传了。

那么李悝为何能善终呢?这是因为魏文侯的大力支持，他一直在思考晋国分裂的原因，而最大限度的支持李悝剥夺旧贵族的特权，所以魏文侯是李悝的超级保护伞，魏文侯死时，李悝已经是个花甲老头了，即便李悝失去了魏文侯的保护，旧贵族也已经没必要对他动手了，因为魏文侯去世的第二年，李悝也跟着去了。

吴起和商鞅的变法。

说完了李悝，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继其之后的两大变法名人吴起和商鞅的身上，吴起和李悝曾是同僚，李悝在魏国变法差不多的时候，吴起到了魏国，接着被翟璜推荐给了魏文侯，从而名震天下。

但吴起的梦想并不是当将军，而是做卿相，奈何在魏国呆了大半辈子，都没如愿，后来又被魏武侯怀疑，于是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这一去，吴起的愿望就实现了，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丞相)，并且在楚国开启了变法，让楚国强大一时，只不过楚悼王去世的早，紧接着吴起也被旧贵族射杀身亡了。

商鞅的经历，我们暂不赘述，只说他的变法，秦国的强大，商鞅是奠基人，秦国能攻灭六国，商鞅之法，功高至伟，在秦国进行两次变法，彻底让秦国崛起，但秦孝公去世后，商鞅随即就被秦孝公的儿子车裂了，可谓下场极惨。

飞鱼说：

变法者不得善终?十有八九是如此，只因自古变法多流血，商鞅被车裂、吴起被射死，但魏国的李悝却打破了这一惯例，那么为何李悝却能得以善终呢?

除了魏文侯的庇护和年龄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说，那就是战国初期的魏国是刚刚经过瓜分晋国而形成的，此时魏国内部的旧贵族并没有真正的成势，而旧贵族在魏国经过两代半的发展，才算成势，这也是魏国的变法为何只维持了两代半的原因。

纵观战国时期的变法者，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变法者只能在自己效命的那一代君主下才能如鱼得水，一旦君主逝世，他们的儿子继位了，那么变法者只能面临凄惨的结局，这又是为何呢?

这是因为变法者都身居高位，通过变法笼络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大力支持，为何防止尾大不掉，继位的君主会联合旧贵族的力量，斩杀变法者，商鞅是如此，吴起也是如此，只不过秦国商鞅虽死，商法犹在，而其他诸侯，变法者既死，变法也被废除了，这也是为何秦国能一统华夏的根源所在了。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一生都有哪些成就？

李悝（公元前455—公元前395年），据说是鬼谷子的弟子，创立了法家学派，是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战国初期李悝被魏文侯任命为丞相，主持魏国变法，使魏国成为当时第一大强国。他曾经汇集当时各国法律法规编成的《法经》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法典。

要了解李悝，那得先从法家思想说起，法家主张以法、术、势来治理国家，法是指健全法制，术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手段，势指的是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权势。李悝创立法家以后，法家思想迅速在各国得到发展和运用，涌现出了一大批法家代表人物，他们虽然同为法家，但是却又各有侧重，比如说商鞅偏重“法”，申不害偏重“术”，慎到偏重“势”，而且都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此法家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发展最为广泛的思想之一。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于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创立了著名的法家学说，为秦始皇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至于后世都以为法家创始人是韩非子，而实际上法家真正的始祖应该是李悝！

李悝主持的魏国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他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和农业中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政治上，他主张废除贵族的世袭制，唯才是举，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使得魏国一度人才济济。经济和农业上他主张统一分配耕地给农民，并“取有余以补不足”，在丰年平价收购粮食，灾年再平价卖出，统一调配农民生产的粮食，鼓励和重视发展农业。在春秋战国那个特定的年代，农业强则人丁旺，人丁旺则国力强，魏国鼎盛时期足足有几十万大军，他们在中原横冲直撞，四面出击，成就了魏国百年霸业。

李悝在魏国率先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列国纷纷效仿。后来就有了秦国任用商鞅变法，楚国任用吴起变法，韩国任用申不害变法，并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商鞅运气最好，即便后来身死而法犹存，而吴起则运气最差，楚悼王的突然暴亡使得楚国的变法不够彻底！这或许也是秦国后来能够最终战胜楚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李悝留给后人的著作有《法经》和《李子》，其中《李子》是李悝在法家学术方面留下的理论，而《法经》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相对比较完整的法典，它由李悝根据各国现有的法律条文进行总结，归纳修订而成。《法经》总共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最终形成了魏国沿用百年的法典，后来该法典被商鞅带入秦国，被秦国人改良成了著名的“秦律”，而“秦律”又是后世法律的重要模板，由此可见李悝主持修订的《法经》在我国法律界的重要地位！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因为变法必然会触犯既得利益者们，所以历来变法者往往难以得到善终，商鞅、吴起等人无不死于非命。但李悝却是个例外，历史记载他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受到了魏文侯和魏国人民极大的肯定，后来寿终正寝，古之变法第一人的一生得到了完美谢幕。

变法者的结局说明了什么

转一篇文章供参考
一、没有政治与经济配套变革，不可能巩固与发展变革成果

前384年（楚悼王十九年）,吴起由于受魏相公叔和贵族王错的陷害排挤,被迫弃魏奔楚。因为楚悼王“素闻起贤”,[3]他一到楚，立即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一年之后，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变法的重点打击旧贵族，扶植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他认为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4]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找到了楚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楚悼王的支持下，他针对旧贵族的特权,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禄秩”[5]即封君凡传到第三代就收回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爵，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6]精减机构,裁减冗官冗员,节省这些开支以供养和训练士兵；“令贵人往实广益之地”，[7]把旧贵族迁徙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去,从事农业劳动。这样做的结果，废除了旧贵族势力特权，充实了国库，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军事实力。同时，在整顿吏治以及法制建设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但吴起对与政治体制变革相配套的经济体制变革触及不深，他虽然看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8]并把旧贵族和民众集中到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去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但没从根本上革除旧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即《井田》制，因而没有削弱旧贵族的经济实力。另外，他没有把奴隶制变为封建制，新兴地主阶级看不到可得利益，对变革持消极态度；他没有把集体奴隶变为个体农民，奴隶对他的政治变革也冷淡。由于吴起没有从经济基础上削弱以至革除旧贵族势力，就失去了主张变革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民众的支持，严重地潜伏着变革失败的危机。

相反，商殃变法，不象吴起从上至下，而是由下至上；不是把旧贵族扫地出门，而是从立法开始，立法尽管最终是为了削弱以至取消旧贵族特权,但守法者并不属于打击之列，比较吴起变革来要灵活得多。更为重要的，他不仅完成了立法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变革，而且完成了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这是楚国吴起变革所无法比拟的。前361年（秦孝公元年）,商殃入秦,通过宠臣景监见到秦孝公,经多次求见,逐渐使秦孝公相信他的才识。到前359年（秦孝公二年），秦孝公任命他为左庶长，第一次实行三条新法。他变法的中心思想是“重刑厚赏”,[9]在秦献公“为户籍相伍”[10]的基础上，制定了“连坐法”；同时又颁布了奖励军功、奖励发展生产的法令。前350年（秦孝公九年），商殃由左庶长提升为大良造,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第二次颁布了废井田，奖励垦荒的法令；废井田，即开裂“井田”的封疆阡陌。[11]原“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而“封疆阡陌”又是“井田”制的主要结构。商殃下令废除（封疆阡陌），打破了旧贵族圈占田地的特权,荒地可以任意开垦，归为私有，任意买卖。国家提出破除“井田”的疆界，从法律上允许土地买卖,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发展。允许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也符合新的生产力的要求。通过先后两次推行新法，商殃为秦从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开了先河。

吴起和商殃变法,都重视立法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各自追求的政治目标基本上达到了。不过商殃开裂“井田”的“封疆阡陌”，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这是商殃变法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吴起对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很薄弱，没有扩大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一旦变革者楚悼王死去,变革即告失败。商殃虽然也免不了车裂之害,只是说明新兴地主阶级与旧贵族势力之间斗争的残酷性，但旧贵族却再也不能恢复旧有的“井田”制，不可在经济上扼制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也即是无力阻止由商殃开始的政治、经济的变革。所以以经济改革为基础的商殃变法并不因商殃的遇难而终止。

二、没有理论指导，也谈不上变革的延续性

从吴起在魏、楚二国的变革实践看，看不到他有一整套理论指导改革，他的法家身份是靠推行法治而得名，却未闻有法家之类的著述，只是在“内修文德，外治武备”[12]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在魏、楚二国的上层建筑里进行了一些政治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强兵”，以图霸业。他作为兵家，传世的兵书有《吴子》（有人认为是伪书，此不从。）后世有“孙吴兵法”之称。不过吴起明确地把“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联系起来，即把政治和军事相统一进行论述，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吴起讲“内修文德”的“德”，是指加强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与魏武侯游西河时一段对话就证实了这一点。魏武侯高兴地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13]这时吴起列举三苗氏、彭蠡、夏桀、殷纣据险而不修德，被禹、汤、武王所灭的事实就说明：“在德不在险。”无疑他讲的“德”是指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如何巩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吴子》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讲道、义、礼、仁。这就是吴起的德治思想。但诸侯争霸，仅仅讲德，不讲经济实力是不行的。而商殃的思想，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疑李悝及商君所托”，说明李悝、商殃皆主张以重农开发全国经济的策略。商殃不但是法家，而且是兵家，《汉书》兵家类著录有《公孙殃七十二篇》。因此，商殃与其说是法家人物，莫如说兼有法家、兵家、农家三重性的特色人物。商殃在秦国的变法，实是“法、兵、农”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这一纲领阐明：以农养兵,以兵保法（包括兵战），以法治国三位一体的路线。商殃提出并建立较为系统的理论,往后又形成商殃学派，著有《商君书》，指导秦国变法，直到李斯相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由此观之，没有变革理论，是关系到“国富兵强”的的实现，以及变革能否延续下去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践是相统一的，它来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早在战国时期的吴起、商殃的所从事的变革理论与实践也不例外。吴起在楚变革是从“强兵”、图霸业出发的,先后取得了南平北越,北吞陈蔡、打败三晋(韩、赵、魏)，西攻强秦的胜利。商殃在秦变法，“兵革大强，诸侯畏惧”，[14]汉代著名法家桑弘羊指出秦国由于商殃变法，国家富强，成为兼并六国的基础。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也说：“商殃相孝公，为秦开帝业”[15]。商殃在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归纳总结变法的理论传于后世，这是商殃人亡法兴的又一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吴起在楚变革，人亡政废，其原因也源如此。

三、变革必须取得新兴阶级的支持

吴起和商殃虽身居要职，但他们推行变法和所从事的变法事业，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他们是寸步难行的。因为最高统治者是诸侯国的象征，更何况处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时代，若没有诸侯王的支持，他们变法的政治主张是难以实现的。吴起和商殃的变革实践，从正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楚悼王即位前后，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力非常贫弱，楚悼王任用吴起的变革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前402年（楚声王六年）楚国发生了“盗杀声王”[16]事件,新兴地主阶级拥立楚悼王。楚悼王总结其父被杀的教训,综观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在政权性质上起了变化,任用吴起变法,足以证明楚悼王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在任用吴起之前，诸侯王争霸，接连遭到中原各统治者的进攻，楚无力抵抗外来侵袭。前400年（楚悼王二年），魏、赵、韩举兵攻楚，攻至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而还。前391年（楚悼王十一年），魏、赵、韩又攻楚，再败楚军大梁、榆关，楚丧失大片土地。这时，楚悼王的统治岌岌可危，面临着时代的抉择。他清楚地知道，要摆脱楚国贫弱的困难局面，唯一的办法是变革。楚悼王早知吴起在魏创立的变革政绩，吴起一到楚，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推行变法。不难看出，吴起到楚何以得到楚悼王的重用与支持，其原因莫不如此。前381年楚悼王病逝，旧贵族射杀吴起，可见肃王废止变革，改变其父的意愿，站到奴隶主贵族一边去了，往后八代诸王，因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使国家一直衰败下去，直到被秦灭亡了事。

秦国诸王对变革所持的态度，与楚悼王之后的诸王态度完全不同。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以后，针对秦国的政治弊端，连续进行了废止杀人殉葬制度，制定户籍制度、推广县制等三方面的变革。由此秦转弱为强，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在秦登上了政治舞台。其子秦孝公“继先君之业”，“变法以治”,[17]于前361年即位很快发布了招贤令,起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人才。招贤令一下，商殃带着李悝写的《法经》到了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商殃变法，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从根本上瓦解了奴隶制，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这场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必然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反抗。以太子傅公孙虔、公孙贾为首的旧贵族势力，唆使年幼的太子驷故意犯法。商殃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18]。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刑其傅公孙虔、黥（面刺文）其师公孙贾。后公孙虔犯法，处以“劓刑”（割鼻）,[19]商殃变法，“积怨”很深，旧贵族势力寻机杀害他。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旧贵族诬告商殃图谋造反，要逮捕商殃。商起兵反抗，兵败被俘，“车裂”处死。商殃虽然被杀了，但是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已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他推行的法制长时间被秦国所奉行，包括秦惠王。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共经历六代,没有一个诸王不坚持法制的，这是商殃虽死,“秦法未败”[20]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所以，郭沫若同志在评价商殃时说：“他的身世虽然是个悲剧的结局，但他的事业是成功了。”[21]而吴起由于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还不足以战胜旧贵族势力，所以他的悲剧也就是楚国变法失败的历史悲剧。

春秋战国时的那些“变法”功臣，很多不得善终，世人何其不公？

战国前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国家强盛，纷纷变法图强，楚国任用 吴起 变法，魏国任用 李悝 变法，西方的秦国用 商鞅 变法，这些人变法无一例外是削减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将原本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夺过来交给国家，因此都遭到这些奴隶主贵族的嫉恨。

任用吴起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后，尸骨还未下葬，旧贵族就向吴起发起攻击，吴起都躲到了楚悼王的尸骨旁，仍然没能逃过他们的弓箭，那些仇恨的箭甚至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

用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去世后，商鞅也没能逃过旧贵族的报复，他们向新即位的君王进谗言，诬陷商鞅谋反，商鞅惨遭车裂酷刑。但是他主张施行的新法却保留下来，秦国的变法也最为彻底，所以秦国迅速强大起来。

发展到后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 齐、楚、燕、韩、赵、魏、秦 七个最为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强大起来后，对其余各国虎视眈眈，此时只有东方的齐国尚有与秦国一决雌雄的实力，其余各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苏秦推行“合纵”之策，游走于五国中间，联合楚、燕、韩、赵、魏五个诸侯国，组成联盟一致对抗秦国，但是他们做不到精诚团结，最后被秦国一个一个地灭掉。

参考资料：

蔡育曙 责任主编，《中国通史（线装经典）》，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

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

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
1.废除官爵世袭制。对于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完全依靠父祖辈的爵禄享有特权的人，剥夺其官职和体禄，把这些官职和体禄授予那些对国家作出贡献的人。
2.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一一 《 法经 》 ，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3.革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绒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充分利川空闲地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
4.实行“平来法’。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多余粮食作为储备，使粮食价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川这种方法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保护农民利益。
5.改革军制，精选武 士，中选者免除全家摇役，并奖给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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