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朱元璋手下第一谋士!提出的一个制度却险些葬送大明国祚!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刘基,字伯温,明朝开国功臣,以谋略过人著称于世。在明朝开国战争中,刘伯温伴随朱元璋左右,参与重大军政决策,是朱元璋最为重要的智囊团成员之一。“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是明武宗代表明朝皇帝对他的一生做出的最高评价。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形形色色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逐渐偏离了他的本来面目,被神化过度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俨然成为一个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未卜先知算无遗策的“半仙”,与正史中他的真实形象相去甚远。
在真实历史中,刘伯温的特点有两项:一是长于用兵筹谋,他虽是文人,却熟读兵书,胆识过人,战争年代他是朱元璋的军事高参。二是他性情刚烈,以直言敢谏、不徇私情著称,所以朱元璋才会把他任命为专管纠劾百官的御史中丞,因此把他比作诸葛亮未免以偏概全,他的性格和经历其实更像魏征或者包拯。
另一方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刘伯温也不例外,他也并不能做到时时处处总站在正确的一边,也会犯错误捅娄子。他的一记昏招,曾导致明朝军队战斗力迅速下滑,变成了一头没牙的老虎。
明朝开国后,百废待兴,刘伯温全面参与了明初军政构架的制定与搭建。《明史》记载,刘伯温曾向朱元璋提出过一项影响深远的建议,“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刘伯温向朱元璋建议推行“军卫法”。
所谓“军卫法”,是明代的一种独特的军队管理与运作体系。“军卫法”的特点有三个。第一是全国军队化整为零,五千多人为一卫,一千多人为一所,分别驻扎各地边防要隘,担任守土之责。各个卫所,都归京城大都督府和兵部共同交叉管理。如此一来,可以有效防止统兵大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危及朝廷。
二是各地卫所普遍实行军队屯田。各地驻军按人数拨给田亩,士兵分为“守备军”和“屯田军”两部分,轮流担任军事作战任务和耕种田地。各地驻军自给自足,不必依赖朝廷千里迢迢运输军粮,给朝廷省去一大笔养兵费用。
三是各地军队实行“军户”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世袭职业军人制度。军户家中的男丁,世世代代为国家服兵役,不得“脱籍”或改行。如此一来,可以保证朝廷有源源不断的兵额补充,省缺繁杂的招兵之劳。且士兵都是出身军旅世家,从小舞刀弄棒,兵员质量也有保证。
这套“军卫法”,看似完美无瑕,益处良多,但具体实行起来,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首先,军队屯田全面推行之后,给一些贪婪无良的武将提供了捞取不义之财的良机。他们把要么军屯田地私自霸占为个人资产,役使士兵无偿耕种,田地产出收益却全被武将私吞。很多士兵实际上形同奴隶,终年劳苦不得休息,却衣不蔽体,啼饥号寒。
其次,“军户”制度,严格限制了士兵的择业自由,用强迫手段挟制士兵世代为朝廷服兵役,不得人心。明初频繁战争造成大量士兵伤亡,幸存士兵又因屯田制被破坏而生活困苦不堪,导致士兵不堪忍受,大量逃亡,军队中出现大量空额。《筹海图编》记载,有的地方士兵逃亡数量占到十分之七。主管将官却隐匿不报,借机大肆“吃空饷”,导致明朝军队实际数量严重不足。
凡此种种,使得明朝军队战斗积极性极为低下,战斗力根本无从谈起,逐渐退化成一头没牙的老虎,空有其表,却无法完成守土卫国的重任。明朝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明英宗带领国家最为精锐的部队御驾亲征,在兵力占据绝对优势前提下,却被瓦剌人全歼,就是典型的恶果。
此后,朝廷上下有识之士深感“军卫制”弊端极大,纷纷上书请求对此进行调整革新。最终,屯田制和军户制在很多地方被取消,明朝兵制逐渐开始推行“募兵制”和“军饷制”,刘伯温的“军卫法”至此名存实亡。
刘基,一个被野史小说严重夸大了的历史人物。不可否认,他的确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远没有到“一人定乾坤”的地步。而且,明太祖朱元璋也不可能容忍有这样的人存在!说白了,刘基仅仅是朱元璋手下的谋士而已,仅限于“谋”,他根本没有诸葛亮那样独当一面的行政才能,这方面刘基甚至连同在朱元璋麾下效力的李善长都不如。这也是为什么明王朝开元建国之后,朱元璋把李善长安排到了中书左丞相的位置上、却把刘基打发去了御史台(都察院)的原因所在。说到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只给刘基一个诚意伯了,他只值这个“价钱”!
明太祖大封功臣的目的
提起开国皇帝大封功臣,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相比都是“论功行赏”。但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又有多少是真正对开国功臣“论功行赏”的?如果真的如此,韩信、彭越、黥布这些人也就不会不得善终了……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大封功臣,“论功行赏”只是一个幌子,安抚人心才是目的。明王朝建立了,朱元璋成了皇帝,他对那些跟着自己出生入死、刀头舔血的老部下总得有个交代,不是吗?加之与北元政权的战争还在继续,朱元璋还必须依靠这些人为自己开疆拓土。“都是一起造反的老战友,凭什么你老朱高高在上成了皇帝,我们却什么也没捞着!”试问,还有谁会为朱元璋卖命?那些手握重兵的淮西悍将还不反了天?他们可没有什么理想、抱负,说白了就是快饿死了,所以才造的反,他们玩的就是富贵险中求。没有富贵,这帮人恐怕也不会在乎再冒一次险!
为了安抚这帮淮西悍将,洪武初年朱元璋开启了大封功臣的进程,一气儿封了六公、二十八侯、二伯。细心的人想必都会发现,三十四位公侯中,除了李善长之外,几乎一水儿都是武臣。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跟着朱元璋离开郭子兴、另立门户的所谓“淮西二十四将”。当然,也包括常茂、耿炳文等“接老爹班”的所谓“勋二代”。由此也可见,朱元璋大封功臣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安抚麾下那些手握重兵的淮西悍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之所以捎上李善长,首先因为他是“文臣之首”,朱元璋总归要给文臣们一个交代,不是吗?其次,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实际上也是在昭示天下,新朝的国策已经发生转变,未来还是要以文安天下。正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推崇一个李善长足矣,朱元璋没有必要为了一群翻不起浪花的文臣浪费更多地公侯爵位……
武臣显爵、文臣重权的传统
自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重文抑武”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明太祖朱元璋显然也没有打算打破这样的传统。在“重文抑武”的大框架下,文臣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文官集团做大,也为了安抚武臣,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给文臣权力却不给他们世袭的爵位、或者给得很少,如此一来文臣永远是“流官”,人走茶凉、很难形成气候。给武臣显爵却不给重权,如此一来武臣嘴里有了甜头,即便手里的权力少了也不会闹腾得太厉害……一举两得,而皇帝正好可以利用二者的相互牵制“稳坐钓鱼台”。
有了这个大前提,别说是给刘基一个诚意伯爵位,就算不给他任何爵位,刘基也挑不出什么刺儿来。毕竟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文臣拥有爵位的本来就非常少,朱元璋不给文臣显爵合理合法、顺理成章。更何况,刘基之上还有李善长压着,李善长已经是公爵了,朱元璋的目的也已经达到,总不能再给刘基一个公爵吧?刘基是在元王朝的官场上混过的,这些“潜规则”他心知肚明。如果再闹腾,那就是他自己不识时务了……
资历浅、底子不干净
刘基与所谓“淮西二十四将”和李善长不同,他并不是朱元璋的旧班底。当年朱元璋带着“淮西二十四将”另立门户之时,刘基还在元王朝的官员花名册里!虽赋闲,但编制还在。直到朱元璋攻下金陵之后,刘基才投入了朱元璋的怀抱。这差距可就大了!所谓“淮西二十四将”和李善长就好比是“朱记集团”创业时的原始股东,而刘基只是后来加盟的职业经理人,能比吗?没法比!对于职业经理人而言,只要给足薪酬就够了,他没有理所当然“要股份、要分红”的权利,朱元璋可以给、但他不能要;而原始股东则不同,他们本就是“朱记集团”的老股东,参与分红理所当然。朱元璋不给,他们必然会闹!因此,朱元璋为了安抚这班人,大封功臣是必须的,但刘基不在此列,朱元璋给刘基点儿诚意伯的“股份”已经算相当厚道了。
再就是刘基及其所属的浙东士子集团底子不干净。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是元王朝的官员、进士,而且来自朱元璋的敌对方张士诚的属地。朱元璋从骨子里对这些人就是不放心的,甚至还有些“仇视”。毕竟朱元璋的父母、兄长就是让元王朝的暴政给逼死的,而这些人中有很多恰恰就是元王朝的曾经的官员!在打天下时,朱元璋急需用人、急需收买人心,不得不重用这些在江南文人圈子里影响力颇深的人物。可天下平定了、朱元璋成了皇帝,他还能给这帮人多少“好脸色”,可想而知……因此,朱元璋能给刘基一个诚意伯已经算是相当厚道了。
贡献无法量化
刘基是谋士,不是李善长那样独当一面的行政人才,更加不是徐达、常遇春、汤和那样征战沙场的将领!将领可以以攻城掠地、杀戮敌军的数量来量化贡献,李善长那样的行政首脑可以以行政指标来量化贡献。但刘基不行,他提出了建议、设想,选择采纳的是朱元璋、执行的是其他人。这个功劳到底算谁的?本来就有待商榷,根本无法量化。朱元璋说他的决策是刘基的功劳,那他就是功比天高;朱元璋说刘基只是提供了参考,那他就什么功劳也没有……一切都是朱元璋说了算。可“论功行赏”靠的就是看得见的贡献,这一点刘基其实是非常吃亏的。再者,刘基只是谋,采纳不采纳主要还是看朱元璋。因此,他的功劳、贡献的确也十分有限,并没有野史小说里说得那么夸张。朱元璋给他一个诚意伯,虽说不算高,但也不算低了。毕竟像胡惟庸那样出身淮西的文臣,不也连个爵位都没有捞着嘛!
现实作用降低
在创业阶段,谋士的作用是巨大的,有时候谋士的一个计策甚至可抵十万雄兵。但谋士的谋说到底还是“阴谋诡计”的成分居多,在天下鼎定、君临海内之后,作为皇帝的朱元璋要行的是帝王之道、是“阳谋”,对于这些“阴谋诡计”已经没有那么需要了。换言之,明王朝建立之后,刘基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了!因此,朱元璋索性将刘基打发去了御史台,让他搞监察。一来是发挥余热,二来刘基不属于淮西集团,用他来监察那帮淮西悍将,朱元璋也更加放心,至少他不可能像李善长那样与淮西勋贵“称兄道弟”、拉帮结派!
再者,鼎定天下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开科取士,人才源源不断地涌向朝堂、投入朱元璋的怀抱。朱元璋已经不需要再倚重刘基这些谢浙东士子了,因为他拥有了更加广阔的“人才储备”!刘基的作用实际上已经非常有限了,朱元璋又何必给他那么高的封赏呢?一个诚意伯足以向方方面面交代了。
综上所述,真实历史上的刘基(字伯温)不是野史小说里的那位“神机妙算刘伯温”,他与近乎架空皇帝的诸葛亮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甚至还不如同时期的“文臣之首”李善长!说白了,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谋士而已,远没有到“一人定乾坤”的地步。朱元璋给他一个诚意伯,说实话不算高,但也不低了,他只值这个“价钱”!
据说明末崇祯皇帝最怕大臣们说一个字,就是“钱”!明朝皇帝富甲天下。他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其实不是崇祯皇帝小气,而是朝廷国库实在没钱。那么,这些钱都去了哪里?这还得从朱元璋制定的一个政策说起!
据说朱元璋出身苦孩子,知道没饭吃是什么滋味。他自己当了皇帝以后,为后代着想,所以制定了宗藩体制。明朝初期,王公们有很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也享有极高的物质待遇。比如,就年龄和俸禄而言,诸侯有10000石,郡王有2000石,镇将军有1000石,辅将军有800石,役将军有600石,镇中队长有400石,辅中队长有300石,役中队长有200石。
从太子到上尉郭峰,这是朱元璋制定的爵位制度,是根据血缘和亲属关系划分的。另外,不仅男人有份儿,女人也有份儿,比如一个公主两千石,一个国君八百石,最低国君两百石。说白了,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无论男女,一出生就领工资,终身享受。
如果子孙少了,这笔支出对明朝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洪武年间,明朝宗室男女58人,但朱元璋显然不太擅长数学。几代之后,明朝宗室的数量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到万历年间,宗室在册人数达163800余人,到崇祯年间,宗室在册人数达332855人。
这33万人不是普通人。他们身上有朱元璋的血。他们和崇祯皇帝一样,都是天荒贵族,享有朝廷的支持。此外,朱棣也对此事负有责任。他被三藩市的国王宣布为皇帝,从而限制了宗室的权力,但相应地提高了宗室的物质待遇。除了薪水,高级宗室成员还会得到大量金银和土地的奖励。
到了明朝后期,收支严重失衡。比如山西省的稻麦有152万万石,但山西宗室的大米量却高达321万万石。河南省的情况更糟。一省稻麦84.3万石,河南宗室192万石。随着宗室人口激增,到万历四十二年,全国收支失衡。当年全国地税收入2836万石,而宗室需要3075万石!到了天启年,这个差距已经达到了43%!
明朝的国库已经空了。此时再加上后金崛起,农民起义,朝廷不得不征收“三率”增加支出,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关于宗室,明朝虽然采取了一些政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朱元璋对待宗室的有利条件。相反,这些皇族享有大量财富,却对政局漠不关心,非常吝啬。
例如,在、的朱,就有数万顷土地。人们甚至说“洛阳盛产大内”。然而,当他兵临城下时,李自成仍然拒绝拿出钱和粮食来招募士兵。援军更是大叫:“宫中有百万,杀了我们的贼。”直到最后,洛阳被攻破,家财化为乌有,斧王被李自成视为“点心”。庞大的宗室阶级终于把明朝的财政带入了崩溃的状态,拖垮了大明江山!
昔日汉高祖刘邦建立巍巍汉朝,手下文臣不仅有张良,还有萧何、陈平、王陵、曹参等人,都是一世人杰。而唐太宗李世民随父亲李渊建立唐朝时,李世民帐下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士。元朝灭,明朝立,朱元璋麾下的谋臣除了刘伯温和李善长外,其他人知名度并不高。本文我介绍一位鲜有人知的重要谋臣,在朱元璋创业时期立下大功,朱元璋登基那年就去世了,朱元璋称评价他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此人,名叫陶安。 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曾说过,朱元璋麾下一共有4大谋士,分别是刘伯温、李善长、朱升、陶安。刘伯温已经广为人知,而李善长作为朱元璋的「 ”萧何”,长期为朱元璋筹备粮草、军械等后勤工作,是为勤勤恳恳的文臣。朱升的名气,也十分响亮,当年朱元璋攻打徽州,亲自请朱升出山,朱升向朱元璋提出了「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9字方针,奠定了朱元璋的霸业。而第四位谋臣,名叫陶安,此人名气最低,但作用也很大,因为他为朱元璋选定了都城——南京。 朱元璋从濠州(古凤阳)起兵,大概的发展线路是:凤阳、定远、滁州、和县、太平(位于江南),在朱元璋占领滁州和和县之后,朱元璋的首要目标,就是渡江,继续往江南发展。但朱元璋缺乏水军,从凤阳跟着朱元璋来的这些草莽英雄,大多都不善水战。这时,有三支队伍慕名来投奔,第一位是年轻将领邓愈带来万余人,有步兵,也有水军,邓愈当年才16岁。第二位来投奔的人名叫俞廷玉,他带着三个儿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和手下2000巢湖水军来投奔朱元璋,第三位来的人名叫廖永安,他带着弟弟廖永忠和近千名巢湖水军来投奔,此时,朱元璋的队伍不仅声势浩大,而且有近1万名水军,然后开始策划渡江。 朱元璋经过分析,优先选择了采石矶位渡江的目标,此战,这帮水军们大显身手,操舟若飞,在常遇春、花云、邓愈等猛将的参与下,攻下采石,然后进攻太平(安徽当涂)。元朝3万多军队,被打得仓皇而逃。在朱元璋进入太平城之后,让李善长立即张榜,不准士兵烧杀抢掠,否则立斩。这样的队伍进城后,让百姓眼前一亮,纷纷拥护。《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初,太祖之发采石也。先令李善长为戒饬军士榜,及入城,揭之通衢。一卒违令,立斩之,城中肃然。耆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 这是谋士陶安第一次出场,陶安,字主敬,太平人。他本来是城中德高望重的儒者,看到朱元璋军纪严明,所以他带领父老乡亲们来迎接朱元璋。并且陶安对自己的乡亲们说: 「 ”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句话是他的肺腑之言,因为陶安认为,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枭雄都是为了「 ”子女玉帛”而战,并不是为了拨乱安民,只有朱元璋为了民众二战,是真正的明主。 陶安帮朱元璋稳定了太平民众,朱元璋任命陶安为幕府参军,此时,陶安给了朱元璋一条极为重要的建议:夺取金陵(南京)!陶安建议朱元璋,如今东有张士诚盘踞苏吴、西有徐寿辉(陈友谅上司)占据汉沔,朱元璋若想立足,必须占据南京。因为: 「 ”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 是的,因为是南京地势险要,水系发达,拥有长江之险,朱元璋若想站稳脚跟,必须拿下南京,以此为根据地,才能平定天下。朱元璋听完陶安的建议,非常心动,按照陶安的建议逐渐谋图南京。(我注:元朝末年,南京名为集庆,朱元璋占领南京后,改名为应天。) 此时,朱升和刘伯温还没有投奔朱元璋,朱元璋麾下出名的文臣,仅仅有一个李善长。陶安在此后,帮朱元璋出谋划策,招揽人才,稳定民心,功不可没。朱元璋称帝后,命陶安、刘伯温、李善长三人制定大明律令,并且让陶安领导东阁文臣。 可惜,陶安很快病重,当年九月病逝,朱元璋追封他为姑孰郡公。第二年,谋士朱升也辞官回乡,从此,朱元璋的四大谋士,只剩下刘伯温和李善长了。从结果上看,先离去的陶安和朱升得以善终,而留下的两人,结果令人唏嘘。
明太祖朱元璋被后世认为是古代开国皇帝中得国最正的,他带领军队驱逐蒙元,建立明朝的事迹也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推崇。
因此在朱元璋团队中的明朝开国元勋都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如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伯温等还成为民间故事在创作的热点人物。
然而在这些开国元勋中,有一位却非常的低调,这便是翰林学士朱升。
朱升是朱元璋身边的第一谋士,却非常低调,以致于他的很多为朱元璋出谋划策的故事,都成为李善长、刘伯温的传说情节。
很少有人知道,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朱升才是文臣中功劳最大者。
我们谈到明朝开国元勋的时候,往往认为武将是徐达、常遇春,文臣是李善长、刘伯温。
这种说法很多是受到《皇明英烈传》的故事影响,在民间传说中对明朝开国元勋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建立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成基础上的,所以在此之前的很多明朝开国元勋的故事往往被人忽略了。
朱升在朱元璋身边立下大功,奠定明朝根基,却在洪武二年选择归隐,在洪武三年病逝,因此并未参加这场大封活动,所以很多故事并没在民间流传。
可是朱升在朱元璋建立过程中立下的功勋不可磨灭,在史书上也留下了很沉重的一笔。后世很多学者对其评价极高,被认为是朱元璋身边的第一谋士。
朱升本来是元末名士,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江淮一带的文人圈里成名。他考中过元朝的进士,被授予池州路学正,却一直拖到五十二岁才赴任。由于元朝政治腐败,元末又爆发农民起义,池州兵荒马乱,所以不久后便选择辞官归隐,到歙县石门开馆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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