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追尊父亲没人反对，朱厚熜追尊父亲就遭集体反对

朱允炆追尊父亲没人反对，朱厚熜追尊父亲就遭集体反对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朱厚熜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建文帝朱允炆当皇帝后，追尊他的父亲朱标为孝康皇帝，立庙号为兴宗。朱允炆做这件事，当时所有的朝中大臣都没有任何意见。然而，嘉靖皇帝朱厚熜上台后，想要尊奉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封为献皇帝，但他的这个做法，却遭到当时大臣的集体反抗。

同样是对自己的父亲进行追尊，为什么朱允炆做了这件事，没人反对，朱厚熜做了这件事，大臣们就全体表示反对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的解释是，朱允炆的父亲朱标本身就是朱元璋立的太子。如果他不是死在朱元璋的前面，他当皇帝是肯定的。只不过因为他死的时候，朱元璋还没死，因此，不可能立他为皇帝。

由于朱允炆的皇位，是直接从爷爷朱元璋那里传下来的，中间隔了一代，因此谱系便不是很连贯。为了表示谱系的连贯性，朱允炆必须追尊他父亲为皇帝，并且给他父亲上庙号。这样一来，太庙里的祖宗牌位，才比较完满。

明世宗朱厚熜则不一样。朱厚熜的父亲是朱祐杬，朱祐杬的父亲是明宪宗朱见深。由于朱厚熜的皇位，是从明武宗朱厚照那里继承来的，而朱厚照的父亲是明孝宗朱佑樘，朱佑樘的父亲是明宪宗朱见深。也就是说，朱厚熜和朱厚照的爷爷是同一个爷爷，但是父亲不一样。如果朱厚熜尊他父亲为献皇帝，那么，谱系上便意味着明宪宗把皇位给了献皇帝，献皇帝把皇位给了朱厚熜。这样一来，就把明孝宗到明武宗撇在一边，把这一脉完全给掩盖了。所以，大臣们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朱厚熜应该正视这一段历史，绝对不能有意掩盖。

不过，这个道理其实只是表面的道理，并不是深层的道理。深层的道理是什么呢?是皇位的巩固，是权力斗争。

朱允炆为什么一定要给他的父亲上庙号，就是表明他的皇位是从他爷爷传给他父亲，再传给他的。中间没有断代。他这样做，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的朝中大臣，都是拥护朱允炆的，也没有权臣。所有的权臣，都已经被朱元璋在杀功臣的时候，给诛杀殆尽了，没有人再能够把持朝政，因此没有任何人有意见。

但是，后来靖难之役发生，朱棣打败朱允炆，获得皇位后，他立刻就废掉了朱标的庙号，重新把他变成已故太子。也就是说，他只承认朱元璋给朱标的封赏，不承认朱允炆的追尊。朱棣这样做，就是表明，他的皇位是直接从朱元璋那里得来的，与朱允炆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也是朱棣在追求自己皇位稳固的表现。

朱厚熜追尊自己的父亲，同样也是想要夺取权力，稳固自己的地位。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于朱厚照是在玩耍的时候，溺水受重伤而亡。让朱厚熜当皇帝，基本上是内阁首辅杨廷和的主意。是杨廷和代替朱厚照拟写的遗诏。也就是说，朱厚熜的皇位，其实并不算朱厚照传给他的，而是杨廷和给他的。

再一点，朱厚熜在进京的那段时间里，杨廷和对朝廷的事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处理。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因为朱厚照不务正业，把事情积压下来了。实际上，是杨廷和为他后来的权力做铺垫。他要确保朱厚熜当皇帝后，他一样拥有权力，而且拥有比朱厚照当皇帝的时候更大的权力。

朱厚熜是个聪明人，他对杨廷和所作所为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一进京，就表示自己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当太子的。他不愿意经历当太子接着再当皇帝这个环节。同时，他一定要尊奉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只认明孝宗为皇伯考。后来甚至要立自己的父亲为皇帝。

朱厚熜这样做，就是表明，他的皇位不是什么杨廷和给他的，而是从他的爷爷明宪宗，从他的父亲献皇帝那里直接得来的。也就是说，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极力打压杨廷和，从而把朝廷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

大礼议事件发生在哪？明朝大礼议事件经过

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朱厚熜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发生于明世宗登基不久之时。当时，世宗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们之间，群臣认为世宗继承了明武宗的帝位，理应以武宗之父孝宗为尊，故要求世宗承认自己是过继给明孝宗，要认孝宗为嗣父，世宗却只认孝宗为伯父，故如此造成了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斗争。大礼议所反映的皇统问题，实质反映着明朝中期皇帝（皇权）与大臣势力（阁权）的较量。大礼议历时整整三年（1521年至1524年），世宗一方施加强权压迫获胜而告终。嘉靖十七年九月，廷议追尊朱祐杬为明睿宗，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名为显陵。反对一方的官员被悉数削职致仕。起因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明宪宗生十四子，长子次子早夭，三子为明孝宗，四子为兴献王。弘治七年，兴献王前往其封国安陆州就藩，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献王邸。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朱厚熜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此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三月十四日，太监谷大用、张永抵达内阁，称武宗在豹房去世。

然而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根据皇太后张氏之命，移殡到大殿，并交与内阁大学士讨论由谁继承皇位。内阁首辅杨廷和举出《皇明祖训》出示，并称：“兄终弟及的祖训，谁能亵渎呢？兴献王的长子，是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伦序应当继承皇位。”梁储、蒋冕、毛纪等人都赞同，于是命令宦官入内宫启奏皇太后，杨廷和等人在左顺门下等候。不久，宦官奉遗诏与皇太后懿旨，宣谕群臣，全部按照杨廷和请求办理，皇位之事遂定。三月十五日，皇太后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北京即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朱厚熜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经过嗣统之争武宗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遗诏，这时却被朱厚熜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武宗遗诏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四月廿七，朱厚熜下令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王（汉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对朱厚熜而言，这等于背弃亲生父亲，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年方十五岁的朱厚熜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奉迎世宗生母礼节之争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认为朱厚熜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朱厚熜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当时，湖广总督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

但两封奏疏都没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世宗将二人的奏疏交付群臣再次集议，杨廷和见世宗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此时，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制，就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此时，颇感群龙无首的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朱厚熜以兴献王为皇考。朱厚熜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朱厚熜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三月，朱厚熜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张氏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为庄肃皇后。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朱厚熜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

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亦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随后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左顺门跪请官员名录六部九卿金献民兵部尚书、秦金户部尚书、赵鉴刑部尚书、赵璜工部尚书、俞琳工部尚书，何孟春吏部左侍郎、朱希周礼部右侍郎、刘玉刑部左侍郎，王时中都御史、张润都御史，汪举寺卿、潘希曾寺卿、张九叙寺卿、吴祺寺卿，张瓒通政使、陈沾通政使，徐文华少卿、张缙少卿、苏民少卿、金瓒少卿，张仲贤府丞，葛禬通政参议，袁宗儒寺丞翰林院贾咏掌詹事府侍郎、丰熙翰林学士、张璧侍讲、杨慎修撰、舒芬修撰、杨维聪修撰、姚涞修撰、张衍庆修撰、王元正编修、许成名编修、刘栋编修、张潮编修、崔桐编修、叶桂章编修、王三锡编修、余承勋编修、陆釴编修、王相编修、应良编修、王思编修，金皋检讨、林时检讨给事中张翀、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谢蕡、毛玉、曹怀、张嵩、王瑄、张、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纳监察御史王时柯、余翺、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颍、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缵、刘翀、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岳、王璜、沈教、锺卿密、胡琼、张濂、何鳌、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六部诸司属臣吏部余宽郎中、党承志郎中、刘天民郎中，马理员外郎、徐一鸣员外郎、刘勋员外郎，应大猷主事、李舜臣主事、马冕主事、彭泽主事、张鹍主事，洪伊司务户部黄待显郎中、唐升郎中、贾继之郎中、杨易郎中、杨淮郎中、胡宗明郎中、栗登郎中、党以平郎中、何岩郎中、马朝卿郎中，申良员外郎、郑漳员外郎、顾可久员外郎、娄志德员外郎，徐嵩主事、张庠主事、高奎主事、安玺主事、王尚志主事、朱藻主事、黄一道主事、陈儒主事、陈腾鸾主事、高登主事、程旦主事、尹嗣忠主事、郭日休主事、李录主事、周诏主事、戴亢主事、缪宗周主事、丘其仁主事、俎琚主事、张希尹主事，金中夫司务，丁律检校礼部余才郎中、汪必东郎中、张郎中、张怀郎中，翁磐员外郎、李文中员外郎、张澯员外郎，张镗主事、丰坊主事、仵瑜主事、丁汝夔主事、臧应奎主事兵部陶滋郎中、贺缙郎中、姚汝皋郎中、刘淑相郎中、万潮郎中，刘漳员外郎、杨仪员外郎、王德明员外郎，汪溱主事、黄嘉宾主事、李春芳主事、卢襄主事、华钥主事、郑晓主事、刘一正主事、郭持平主事、余祯主事、陈赏主事，李可登司务、刘从学司务；刑部相世芳郎中、张峩郎中、詹潮郎中、胡琏郎中、范录郎中、陈力郎中、张大轮郎中、叶应骢郎中、白辙郎中、许路郎中，戴钦员外郎、张俭员外郎、刘士奇员外郎，祁敕主事、赵廷松主事、熊宇主事、何鳌主事、杨濂主事、刘仕主事、萧樟主事、顾铎主事、王国光主事、汪嘉会主事、殷承叙主事、陆铨主事、钱铎主事、方一兰主事；工部赵儒郎中、叶宽郎中、张子衷郎中、汪登郎中、刘玑郎中、江珊郎中，金廷瑞员外郎、范鏓员外郎、庞淳员外郎，伍余福主事、张凤来主事、张羽主事、车纯主事、蒋珙主事、郑骝主事；大理寺毋德纯寺正、蒋同仁寺正，王暐寺副、刘道寺副，陈大纲评事、锺云瑞评事、王光济评事、张徽评事、王天民评事、郑重评事、杜鸾评事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

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历史评价1、《明世宗实录》卷221，载：“（张璁）深于礼学，丰格隽拔，大礼之议，乃出所真见，非以阿世。”2、《西园闻见录》卷26，载：“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材皆磊磊，既无言礼，亦有以自见者哉！”3、《辩定嘉靖大礼议》载：“（张璁）似亦酒国中之能独醒者。”4、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大礼之议》载：“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

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杀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5、谈迁《国榷》卷53，载：“永嘉（张璁）议礼，能以辩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6、《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嘉靖三年七月条》，载：“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影响政治现位于湖北省钟祥市的明显陵，为朱厚熜之父兴献王朱祐杬及生母兴献王妃蒋氏的陵寝经过了三年的大礼议，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朱厚熜已经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朱厚熜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

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礼仪祭祀朱元璋登极前后，曾命儒士、儒臣考礼、议礼，纂修了《大明集礼》。大礼议中，朱厚熜本人也研读了许多有关礼制的书籍，因此明朝的许多祀典在嘉靖朝实行了更改，例如废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设地坛、日坛、月坛，以及更改孔子祀典和宗庙制度等。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在追尊兴献王为帝后，并下令将兴献王园寝按帝陵规制进行改建。嘉靖二年（1523年）将陵区建筑黑瓦改为黄琉璃瓦。嘉靖三年三月，将兴献帝之陵定名为显陵。嘉靖六年十二月，“命修建显陵如天寿山七陵之制”，对显陵进行扩建，并亲自撰写显陵碑文。嘉靖七年建成方城明楼，立献皇帝庙号碑，并建红门、碑亭、石像生，共花费白银60万两，先后征用湖广布政司各府州县民夫二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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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惠宗让皇帝（惠帝）朱允炆安徽凤阳人，是明朝第二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嫡孙。1377年十二月五日出生，生母是吕妃，父亲懿文太子（明兴宗）朱标。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终年71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称建文帝。因削藩，导致叔父燕王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国破人不知所向。清乾隆皇帝追谥恭闵惠皇帝。南明安宗朱由崧追尊建文帝为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庙号惠宗。
　　明代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日，即他祖父时代的洪武十年。这个年幼的皇孙被描述为早慧、孝顺和正直，据说他的祖父很钟爱他。如果不是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变，他可能会一直默默无闻地下去。1368年2月，洪武帝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朱标在名义上，也许事实上是他的嫡妻马皇后所生之子。洪武帝的目标是为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希望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朱标在许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温和而有教养的人，但不很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标看作他恰当的继任人选。② 　　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岁时即于1392年5月17日死去。可是，接班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朱标的嫡妻所生的长子已在10年前死去。因此，皇帝只好找朱标一系的次孙朱允炆——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为储君。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被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他绝不能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已。虽然朱棣后来声称，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横加干预才未成功，但洪武帝事实上没有考虑把他的其他儿子立为太子。
　　明惠帝 - 朱允炆(1张)　　在他的祖父死去后几天，朱允炆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时年21岁。他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年死）——为皇太后。③关于朱允炆的个性和他在位时的国内发展情况现已无可信材料，因为在他死后，他那一朝的记录都被篡改或销毁殆尽。建文帝时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遭毁灭，而幸存的私家记述又概遭禁止。 　　在建文帝继任者在位的时期，朝廷史官关于建文帝的行事写了一些歪曲真象的、极尽批判之能事的报道，想以此证明永乐帝夺权是有理由的。他们谴责建文帝和他的顾问们行为放荡和品行不端，把建文帝形容为不孝、奸恶和邪淫的人，指责他玩忽职守并犯有大不敬罪。后世同情这位被废黜皇帝的学者们关于建文之治则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谀词，说这位皇帝又是孝子，又是仁君，称之为遵循儒士劝告和缓和明太祖苛烈行政的一位完美无缺的人物。他们谴责燕王大逆不道的篡弑罪行。④这些残缺不全的、互相矛盾的材料要求人们必须进行最细心的审查。建文时期许多方面的事实真相将始终弄不清楚了。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得他真正关心他祖父的高压行政措施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因此之故，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对这几位儒家师傅言听计从，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看来其意图是大大背离了太祖高皇帝所做的安排。1380年因裁撤中书省而使中央一些行政机关被取消，它们在现在已部分地有所恢复；制度被修改，以加强文职行政功能和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 　　为了贯彻这些改革，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提升为行政负责官员。1380年裁掉中书省以后，明太祖曾经决定，国家一切事务都必须由他一人作为行政首脑来裁决。因此之故，翰林学士们和六部尚书只有建议权和在政府中执行命令之权。当新皇帝召集这三位士大夫来“参国政”时，这种局面就结束了。如果这些重建活动或多或少地不是虚构的话，这些皇帝的顾问们就不是只领干薪了，而是实际地在管理政府。这样做就大大地离开了第一位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因为皇帝的顾问们现在被置于在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们现在又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极像从前某些王朝中的丞相的所作所为；他们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训录》，因为《祖训录》是严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皇帝还做了一些改革，对帝国政府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也使他自己能实施他的新政策。这些发展变化的确切性质至今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大多数改革的记载已被销毁。但是，例如《皇明典礼》这种关于建文时代典章制度的书（1400年），以及此后另外编订的几种书至今仍可见到，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个时期政府中已实行和计划要实行的革新的梗概，并对它们的意义作出评价。③ 　　1398年末，新皇帝听了方孝孺的话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之职。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 　　在政府官署的大小和数目方面以及在一整套官员的设置上，也都有了改变。户部和刑部的所属司从12个减为4个；都察院中的两个都御史合并成了一个；同时，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各项职责和人员编制大为提高和扩大。这最后两项改革表明，重点放在儒家教育上和翰林学士在政府中的顾问作用的加强上。在詹事府也设立了某些新职位，使翰林学士在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④ 　　对六部及其下属司的组织所作的各种改动中，对官员和皇帝侍从的头衔所作的变动，以及对南京各官署的名称所作的改革，都是本诸古代的《周礼》行事的。这些变易不单是象征性地恢复古代的模式，也不像朱棣和他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任意变更祖制。它们都是有目的的变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的顾问的名下，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和皇子们的权势。 朱棣
　　为了贯彻他们设计出来的这些政策，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权，这就大大地背离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们在国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简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们即使不对内战负主要的责任，也要负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朝廷的控制和他们正在推行的变革给了燕王以发起叛乱的口实。燕王说，对建文的顾问们发动的惩罚性战役是忠于王朝的行动。⑤随着建文朝廷的消亡，所有这一切政治改变和制度上的革新都付之流水，它们只是作为复古和反动的背离祖制的失败的尝试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书呆子皇帝和他的不通世故而迂疏阔大和抱负不凡的，或心怀野心而又有煽动性的顾问们的一个愚不可及的消遣之作。
　　编辑本段国内政策和内部危机
　　建文朝廷还有一些国内政策和措施值得注意；它们都偏离了洪武时代的既定安排。第一个措施是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建文帝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①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这就是帝国2940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② 　　1400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诉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建文帝也解除了这种禁令。很可疑的
　　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理由。③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来即已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1418年）。④
　　编辑本段削夺诸藩王的权力
　　对诸藩王国度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① 　　削夺世袭封国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属王国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①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登极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②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③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 朱允炆
　　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①他们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国；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到了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建文帝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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