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定义对奴隶的定义是什么我国奴隶制社会在汉朝终结了吗

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定义对奴隶的定义是什么我国奴隶制社会在汉朝终结了吗

说到奴隶制社会，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郭沫若说，奴隶制社会早在我国秦汉之交便以终结，仿佛在全世界还生活在奴隶制的悲惨时，汉朝就已开创平权盛世。

但这样的认知是真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奴隶直至清朝仍然存在，并且广泛存在于生活中。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朝这个首先被踢出奴隶制的时代，究竟有多少奴隶。

亚里士多德早就对奴隶的定义有了清晰的解释

既然要谈奴隶生活，那么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奴隶。古希腊作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多次提到奴隶概念，他认为奴隶属于有生命的财产。现代人对奴隶的认识则更为一针见血，在新华词典中，奴隶的定义是：阶级社会中受压迫、剥削、役使的没有人身自由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奴隶的核心特点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具体表现有被作为财产而不是人，可以被随意买卖。除此之外还伴随有被剥削、地位低下等特点。

以这样的精确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在秦汉两代的史料中奴隶是广泛存在的。只不过当时他们并不被称之为奴隶，而是根据不同的身份，被称之为奴、婢、僮，又或被称之为臣、妾。这些称谓不同的奴隶虽然身份各异，但都可以被当作财产买卖。王莽在谈及奴婢时就提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

在先秦之后的时代里 奴隶也是广泛存在的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记载了商鞅变法时“名田宅妾以家次”。提到早在秦代便将妾与田宅等财物归于一类用于奖励。又如汉初季布被刘邦通缉时，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也同样印证僮可以被出售。

除了史料记载，还有出土文物证明这一情况。《居延汉简》和《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中，都将奴隶作为财产与牲畜田产等同，还标注了价格。

虽说奴隶在一定程度同财产等同，但仍被看作是人，只是地位低下。《僮约》中提到，奴隶不得有二言。而汉律中规定奴隶状告主人或者主人的家人，是不予受理的，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所以奴隶在当时连庶人都不如，能成为庶人竟是一种恩赐，要得到国家开恩或者满足一些法律规定才行。如《汉书?文帝纪》所载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中规定主人死后无合法继承人，可免奴隶为庶人的规定都反映了奴隶比平民更低等，身份无法自由变更。由此可见，至少在汉代，奴隶确切的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

既然汉朝有奴隶，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作为奴隶，最主要的任务当然是替主人工作。在世界各大文明的奴隶中，从事的工作有体力劳动也有家中的各类杂役，这在汉代也是一样。如上文所提的《僮约》中就提到了奴当从百役使。作为家中私奴的他们，还需要晨起早扫，饮食洗涤，做各种杂务。除此之外，奴隶还有其他各类工作。比如田僮，就需要耕作田地。官奴则主要被分配到国营畜圈饲养狗马禽兽鹿等。另外，官奴还会被临时征发从事大型工程的劳役。

乍一看，这些奴隶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身为奴隶，与自由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会受到严苛的管制。《僮约》中清楚的写明他们被严格限制饮酒，甚至不能私交朋友。如果不听管教还要遭到鞭笞。更可悲的是，这样一副生活景象普遍的存在于汉朝的社会当中。

一般说起汉朝，都会将其与唐并列称为盛世，认为奴隶不过是少数。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汉朝虽使用奴隶，却称不上奴隶社会的原因。但只要稍作探究，便能发现这种看法的片面。因为奴隶在汉朝的数量一点不少。

据《汉书贡禹传》中记载，贡禹曾上书汉元帝，说中央控制的奴隶中仅无事可干的闲奴就达到10万余人，希望将他们免为庶人。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说明官奴有多少，但从其他记载中能看出蛛丝马迹。如《汉书景帝纪》中记载汉景帝时西北养马的官奴就有3万人。王莽时，更将10万多私铸钱的人贬为奴隶。如此看来，在王莽时仅有记载的官奴就超过23万。

奴隶民主制是什么？？？

在古希腊，民主是指一种国家形式即政体，按近代政治术语称之为民主政体、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罗多德及其他古典学者根据当政人数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划分政体类型的传统方法，可分为三种正宗政体及其相应的三种变态政体：实行一人统治的为君主制和僭主制；体现少数人统治的为贵族制和寡头制；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则为民主制和极端民主制（或称暴民政治）。在本文中所说的民主，乃是奴隶占有制城邦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在把整个城邦的利益置于首位的同时，确实能够保证绝大多数公民有一定的参政权利，使其对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积极影响，确实能够使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据目前史料，古希腊城邦中，雅典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认为雅典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发源地，而雅典民主政体的成因即可视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成因。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会民主遗风；工商业发展及独立小生产经济的稳定；平民力量增强和贵族内部的分裂；以梭伦等为代表的个人作用等等，均为雅典民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人类社会中的民主历史长河的源头，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到：“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尽管史学界关于原始民主因素对日后各国家尤其对雅典的影响仍有分歧，但是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都承认，雅典民主蕴涵有原始民主的遗风。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着氏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原始民主内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等内容。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私有财产等社会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过渡到军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将这种军事民主称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军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会、部落议事会和军事首领这三个氏族部落管理机关，也体现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则。总的来说，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进入国家后影响不甚相同，而对雅典的民主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雅典民主机构及运行机制，一定程度均带有原始民主遗蕴。因此雅典民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响。

雅典民主在承继古代原始民主遗风的同时，其本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雅典民主制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条件决定其工商业的迅速崛起。经济作物种植、工艺品乃至航运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雅典商业利益远远超出了其城邦的边界，甚至远达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这些说明了雅典工商业活动的兴盛，其造就的工商业奴隶主，在雅典民主发展轨迹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中小手工业者和小农阶层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开辟了更广的财源。目前史学界关于雅典究竟是商本还是农本社会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业以及小农经济的发展，的确为民主制产生造就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

而推动古代雅典民主政体演变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广大自由平民的斗争。雅典相对广大的地域，众多人口，加上既能发展农业又能发展工商业、采矿业的自然条件，为中小所有者队伍即平民力量的扩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独立的中小所有者数量众多并且有力量，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强调平民在民主政体的作用，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论述的重点之一。平民即社会中下层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构成了民主派的骨干力量和基本群众。这里说的社会中下层群众，主要指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的、梭伦改革划定的，第三、四等级，第三等级包括中小工商业奴隶主和小农阶层，第四等级主要是无地贫民。而正是由于工商业与小农经济的发展，民主力量不断壮大，贵族势力相对削弱，从而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一般认为平民是民主政体的中坚力量，因而社会中下层群众力量壮大，促进了民主确立并成为雅典民主坚实的阶级基础。

原始民主遗蕴的影响、经济因素、平民力量增强，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而将可能变成现实还需主观条件的配合，即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活动。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命题中的“人”即应包括杰出人物。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发展进程中，一系列杰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伦、厄菲尔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动雅典民主改革进程的关键人物。在上述客观历史条件下，这些关键历史人物推动雅典社会，从君主制发展到贵族制，从贵族制发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继续和完善。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左右，雅典贵族集体废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贵族政体，从而阻断了早期君主集权产生。雅典的贵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传说中提修斯改革确立的。而改变这种贵族政制的关键则是公元前592年的梭伦改革，这场改革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剑桥古代史》认为，梭伦思想的本质是公正，这个公平、公正主要关涉到了社会事务。而平民政体的第一个品种是最严格地遵守平等原则的品种。在梭伦政体中，看来有三点最具平民性质，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禁止借贷以人身为担保，接下来是凡愿意者皆被允许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伸冤，第三点，人们说最主要地是凭借了这一点民众才获得了力量———是向公审法庭申诉的制度。这种民主机制使雅典政治统治朝着民主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从而构建起民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稳固的社会基础。

庇西特拉图僭主时期，仍然保持了梭伦改革的势头，在公共事务上他奉行一种较之于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他发展了社会经济，为民主政治的确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贵族内部分裂以及社会存在的强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响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现了。这场改革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民主政治最后确立。克里斯提尼加强了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权力，创造性的实行了贝壳放逐法，形成了群众性的监察机制以维护民主制度，以平民为主，包括部分贵族在内的人民主权已成定局。至此，雅典政治发生质变，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民主体制。正是在此基础上，公元前462年，厄菲尔阿特将由氏族贵族控制的执政官委员会和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降到了从属地位。全体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成为雅典内外政策最高决策机构。雅典民主政治确立后不久，希波战争爆发，雅典民主政治在战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稳步发展，走向繁荣。希波战争后，雅典商业贸易进一步扩大，工商业奴隶主势力增强。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作坊生产发展，第三、第四等级的自由民力量上升，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了。这时期又出现一位对雅典民主政治进程有极大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伯里克利。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连任首席将军15年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在波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繁盛局面。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高度发展并臻于极盛。所有公民都获得了各级官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担任公职的公民开始得到货币津贴，公民都有平等权利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据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伯里克利曾演讲：“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也说：“没有谁像伯里克利那样，能够在严厉时做到适可而止，在温和之中不失威严，他那招人嫉妒的权力，曾被称为专制独裁，如今看来，都是政体中的中流砥柱……”因此，伯里克利以其政治远见、对民主的坚定信念、廉洁勤政的个人魅力，成为卓越民主政治家，其所完善并有所创新的民主政体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

雅典民主政治自梭伦改革开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确立，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民主进程沿着上升路线前进，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雅典公民由于有了较多的民主权利，因而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保卫国防、国家管理、官员监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增强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护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小生产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国家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来雅典，以及鼓励公民们积极参加文化活动，促使雅典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繁荣，哲学、文学、雕刻等成就均居当时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列宁曾把古希腊国家如雅典视为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主要也是由于它的民主政治。

这的确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政治民主，它的影响弥漫于城邦各个角落。但我们必须明确，雅典民主政治实质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对二三百个属邦和二十万奴隶残酷压榨和剥削之上的，它窒息或限制了社会的另一部分成员———奴隶与外邦移民，以及附属国民的自身发展能力，实际也阻塞了自身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也是社会奴役与不公的一种突出体现。这种局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军事形势越来越不利，雅典人也逐渐对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城邦危机日益加深，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一付躯壳，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所表述的观点是,人类生活及社会的每个方面,都是思考与分析的客体；宇宙万物不被神、机会和幻术所控制,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运行；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值得的；我们应当通过实验和逻辑分析,得出自已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反传统、反对迷信与神秘主义的主张,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土多德出生在马其顿的斯塔吉拉,17岁时,他赴雅典在柏拉图学园就读达20年,直到柏拉图去世后方才离开.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学和实证科学饶有兴趣；而在柏拉图的影响下,他又对哲学推理发生了兴趣.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
（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
（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
（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作为例证,他选择了数学学科,特别是几何学,因为几何学当时已经从泰勒斯想对土地测量的经验规则给予合理说明的早期试验阶段,过渡到后来的具有比较完备的演绎形式的阶段.但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对实验科学确实毫无用处的.因为实验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而不是从公认的前提得到形式证明.从元素不能再分割为更简单的物体的前提出发,在1890年未尝不可提出一个正确的已知元素表,但是到1920年,再运用这个前提就会把一切放射性元素排除在外.前提既然已经改变,“元素”一词的意义也就改变了.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三段论是没用的,也不能就此认定现代物理学是错误的.幸运的是,现代的实验家并不再为逻辑形式而耗费心神了,但希腊和中古时代的科学界却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下,运用演绎法把许多错误的权威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并用欺骗性的逻辑形式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推论。
在天文学方面,他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在物理学方面,他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真空存在；他还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在生物学方面,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亚历山大大帝在远征途中经常给他捎回各种动植物标本.在教育方面,他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亚里士多德还曾提出许多数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如极限、无穷数、力的合成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后来由他的注释者汇编成书,取名叫作《工具论》.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逻辑学既不是理论知识,又不是实际知识,只是知识的工具. 《工具论》主要论述了演绎法,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对这门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另一著作《物理学》讨论了自然哲学,存在的原理,物质与形式,运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要使一个物体运动不已,需要有一个不断起作用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一书中开始讨论物质和可毁灭的东西,并进而讨论了发生和毁灭.在这个发生和毁灭的过程中,相互对立的原则冷和热、湿和燥两两相互作用,而产生了火气土水四种元素.除这些地上的元素外,他又添上了以太.以太作圆运动,并且组成了完美而不朽的天体。
《气象学》讨论了天和地之间的区域,即行星、彗星和流星的地带；其中还有一些关于视觉、色彩视觉和虹的原始学说.第四册里叙述了一些原始的化学观念.在现在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远不如他的生物学著作那样令人满意,然而这部著作在中世纪后期却有很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其他重要著作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分析前篇和后篇》等.这些著作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亚里土多德对世界的贡献之大,令人震惊.他至少撰写了170种著作,其中流传下来的有47种.当然,仅以数字衡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渊博的学识令人折服.他的科学著作,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学、动物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总之,涉及古希腊人已知和各个学科.他的著作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前人的知识积累,二是助手们为他所作的调查与发现,三是他自已独立的见解.
作为一位最传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无人可比.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位真正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德、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他的研究课题之一搜集各国的宪法,并依此进行比较研究.
在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少得惊人.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西方文化根本倾向以至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上古及中古时期,他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德语和英语.以后的希腊学者研究及推崇他的著作,拜占廷的学者也是如此.他的思想是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和伊斯兰经院派哲学的支柱.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威罗伊,将伊斯兰的传统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融合成自身的思想体系.最有影响的犹太教思想家迈蒙尼德,用理性主义解释犹太教义,在调和科学、哲学和宗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随着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不断被发现,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研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新时代,学者们以此作为求得各方面真知识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对过去和同时代的理论持批判态度,提出并探讨理论上的盲点,使用演绎法推理,用三段论的形式论证.
如果以现在的标准衡量,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思想显得有些极端.例如,他赞同奴隶制及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认为这是自然界的安排（当然,这些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写照）.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思想,今天看来依然非常先进,如“贫穷是革命与罪孽之母”、“立法者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青年上；忽视教育必然危及国本.”（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的思想显然是超前的,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没有公共教育.）
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对于当时尚未分类的科学部门如政治、逻辑、伦理、历史、物理（自然学科）、心理学、美学、教育学等均有研究并有独到见解,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其《政治学》和《伦理学》中.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认识论及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认识等.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考.灵魂借助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那被感觉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承认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又认为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种诱发的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教学目的是发展灵魂高级部分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为其哲学学校设立了“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他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体育）为主；少年期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高年级要学习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但不管怎样,重心都应放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他特别强调音乐在培养儿童一般修养上的作用.认为音乐具有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三种功能,它能使人解疲乏、炼心智、塑造性格、激荡心灵,进而通过沉思进入理性的、高尚的道德境界.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同意教师只让学生进行严酷甚至痛苦的训练,要教"简便的体操"和"轻巧的武艺",着重于让儿童身体正常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亚里士多德重视练习与实践的作用.如在音乐教学中,他经常安排儿童登台演奏,现场体验,熟练技术,提高水平.在师生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不是对导师一味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思考、坚持真理、勇于挑战.他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品格,鼓舞着他把柏拉图建立起来的教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又一位伟大的教学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关于人的灵魂三部分自然发展的思想,奠定了其关于依据年龄分期实施教学的认识论基础,这既是一个教学适应自然的良好开端,也是把教学理论建立在人类自身发展和教育发展规律之上的初步尝试.他的自然主义教学观对西方自然主义教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风气.他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以来的主智主义传统,建立了包括自然学科在内的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体系,提出了注重实践的良好措施,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包罗宏富的教育遗产.
亚里士多德显示了希腊科学的一个转折点.在他以前,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力求提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是最后一个提出完整世界体系的人.在他以后,许多科学家放弃提出完整体系的企图,转入研究具体问题.

亚里士多德物存在的最高目标是什么？试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哲学中的著名命题，它深刻地反映了希腊城邦政治生活和希腊人的政治理念，是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解读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命题，对于全面认识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理清西方政治学说的学理传承是十分必要的。

“人”是这个命题的主体，亚里士多德首先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他认为人是能够思维、有理性、讲究伦理的；人是能区分善恶并能用语言交流思想的，而动物却不能。他还以理性为标准把人与奴隶做了区分，他认为奴隶由于缺乏理智且只能感应别人的理智便只能成为别人的天然财产。相反，作为一个人，必须有独立的思维，否则仅仅是一个奴隶。当然，奴隶与动物也存在着区别：奴隶能感应理智，而动物却不能。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年代，并不是所有的奴隶都是天然的奴隶，也不是所有的自由人都是天然的自由人。由此可见，他承认了社会因素对自然本性的影响，后天的人为因素可以把天生的自由人变为奴隶，也可以把奴隶变成自由人，而城邦应该追求合乎自然本性的社会正义。奴隶作为主人的财产，在城邦中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应该是排除了奴隶的“自由人”。

在这个命题中，“天生”、“本性”，同“自然”的涵义是一致的，即把政治、国家的终极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基于自然目的①。亚里士多德自幼受生物学方面知识的影响，对于“自然”，他采取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认为事物的本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只有发展到最高阶段，事物才能充分体现它的本性，人也是这样。家庭和村落的生活虽然是较高的发展阶段，但最高的阶段却是城邦生活。只有在城邦里，人才能完成本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能见到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是显明其本性（我们在城邦这个终点也见到了社会的本性）。”也就是说，从个人到城邦是人实现其本性的过程，是人由不完全到完全，由基本意义到十足意义的发展过程。家庭生活和村坊生活只是人本性的中间转换环节，它们使得集体生活成为了可能。而城邦则是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标，因此，城邦生活是人的本性的完成。由此可见，人天生就不得不过一种群体生活，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充分体现。

要理解“天生”的原因，还必须明白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本性的逻辑界定。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本性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起本性来说，全体必须先于部分。”②接着，他以手和身体作比喻，认为离开了身体的手已经不可成为手，离开了城邦的人也不可称其为人③。他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能区分真假和辨别善恶，而这一目的只有在城邦里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虽然城邦在时间上虽然晚于个人和家庭，但在实现人类本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上，城邦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本性和城邦本性两个方面揭示了人为什么“天生”是政治动物的内涵：“人性的特点更突出地表现为发展那些只有人类才有的能力。由于城邦是这些能力赖以得到发展的唯一环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发展在某些方面‘自然’是和本能对立的。正如橡树子‘自然’会发展成橡树一样，人性在城邦中也会自然发展它的最高能力。”由此可见，“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从人的本性而言，人是天生的正义动物；从城邦的本性而言，城邦是实现正义的天然环境。实际上，这两层意义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那就是人的社会性问题。于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便转换成了另一个命题：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只有城邦里人才能达到最高的善，人才称其为人。

但是，人类要过上优良的城邦生活也并非易事，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进步都不是“天生”的，这需要国家、市场和民众的共同推动，需要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条件。

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坚决地维护城邦奴隶制，主张小国寡民，反对社会向大一统的奴隶制帝国转化。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奴隶制的合理性。他提到，相互依存的两个生物必须结合，其种类才能得到延续。对于人类，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家庭。由于最初的男女关系和主奴关系而组成了家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后来，随着需要的扩大，人们把若干个家庭联合成了村坊，然后再由若干个村坊联合成为一个城邦，也就是国家。在城邦中，人类的生活可以完全获得自给自足的，可以获得真正的美满幸福，人的社会本性也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由此看来，城邦的形成是由于人类生活的自然发展而自然产生的，是社会发展的终点，是人类进化的完备形态。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离开城邦的单独个人与野兽一般，不能称其为人。

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城邦中可以实行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以及共和制。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这种政体以一人为统治者并能照顾全城邦人民的利益。统治者应该属于中等阶级，富有的阶层掌权容易变成暴君统治，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贫穷的阶层掌权，容易发生内乱；中等阶层是贫富敌对力量的仲裁者，可以协调贫富之间的矛盾，是国家长治久安。其实，这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一种政治幻想，社会还是向着大一统的奴隶制帝国转化而去。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都能成为合格的“政治动物”，但这需要一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指的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严格地说应是社会正义化的过程。为了使“人”过上幸福与优良的城邦生活，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两种达到目的的途径――教育与法治。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教育计划来克服人类天生的弱点。教育的内容包括读写、绘画、体操和音乐，既能锻炼身体，也能启发理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具有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通过教育使人们具有“三善”――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从而让人在财力、体格、德行三个方面都达到过城邦生活的品德要求。

对于“三善”，亚里士多德做了层次上的划分，他认为前“两善”是为了成就“灵魂诸善”。也就是说，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的正义等内在的品质，只有这样，人才能参与城邦事务，成为有益于城邦的人，才能实现个人的幸福与城邦的正义。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把品德的培养和城邦的治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在培养人才时不能忽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

教育是改变的根本，但教育并不是万能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④所以，法律必须受到尊重且保持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公民都应该依法行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律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根本不同，它与其说是一个法律制度，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模式，一种得到内心认同的行为准则。这种法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需要满足两个标准：一是要符合城邦的根本利益，二是要符合公民的根本利益。一个共同体只有如此的法治才能维护社会正义，人们也才能成为优良在“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教育和法治对人们过上优良的城邦生活至关重要，他既强 *** 育又强调法治的政治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只有加强教育，人们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到正义的理念；只有完善法治，人们才会更好地遵守正义的原则，从而造福于城邦。

注解

①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42.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

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

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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