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一条鞭法褒贬不一,对于明朝来说究竟是续命良方还是催命毒药

世人对一条鞭法褒贬不一,对于明朝来说究竟是续命良方还是催命毒药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条鞭法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引言：

学过历史的都知道，明代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和北宋王安石“青苗法”、清朝雍正“摊丁入亩”制度一样，都是中学历史教材里的“钉子户”。这三项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土地”这一帝国和农民的命根子展开的，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帝国的运势。特别是对大明帝国的一条鞭法，正反作用尤其明显，世人对其褒贬不一。那么，一条鞭法实行的背景是什么，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大明帝国的续命良方，还是催命的毒药?

帝国灭亡背后的真正“凶手”

大明帝国作为拥有1亿多人口、近百万官兵、GDP总量占当时全球近半的庞大帝国，竟然被人口区区百万、军队不过20万的满清所打败，让人难免唏嘘。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些观点大致可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积弊难返说”。大明帝国国祚近300年，官场腐败和党派之争根深蒂固，大臣们党同伐异、内斗不断，反而对整个王朝命运漠不关心，全社会也是虚伪腐败风气泛滥，民心尽丧，缺乏凝聚力。

第二类是“人格缺陷说”。特别是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猜疑心重、又执著于虚名，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屡屡做出错误判断，比如与后金和李自成两线作战，先杀死薊辽督师袁崇焕，后又杀死奉旨与后金秘密和谈的陈新甲，囚禁对李自成作战屡立战功的孙传庭等等，最终铸成了灭亡的命运。

第三种是“气候变化说”。指出明朝末年正经历“小冰河期”，农作物减少，常年饥荒，流民四起，天怒人怨，酿成大规模动乱。

第四类是“赋税失衡税”。认为明朝财政体制过于僵化，无法应付突发危机带来的财政开支飙升，单纯用加税的方式榨取民力，就像抱薪救火，越救越危。

当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个因素决定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得不说，土地赋税制度的落后，也是导致帝国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帝国得病了，“有病就得治”

帝国如果没有“病”，也就不会有一条鞭法。

大明帝国到了万历时期，已走过了200多年，就像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需要打一剂强心针才能延续生命。

一个是“土地兼并失控”。土地兼并问题，历来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大量侵占农民土地，并千方百计逃避赋税。大批农民随之破产，成为流民，自耕农的数量越来越少，直接导致了官府财政的枯竭。举个例子，江苏吉水洪武年间有人口142207，到了嘉靖年间只有90710，人口流失之严重，简直令人惊掉下巴。

一个是“朝廷开支失控”。一方面，由于要抵御北方的蒙古，边防养兵费用不断飙升。另一方面，明代宗藩也就是朱姓皇族子孙后代的人数，比明初立国时增加了近百倍，这还不包括妻妾随从等人员，“宗禄”支出庞大，朝廷已供养不起，把整个帝国都吃穷了。

再一个是“贪污腐败失控”。明初朱元璋为打击贪污，大施酷刑，官员们尚知收敛。到了明中后期以后，贪腐之风横行。大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抄出了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内阁首辅严嵩被抄出黄金30万两、白银2000万两，而当时的国库存银不过200万两。有大官带头，小官自然也就有恃无恐，多贪多占。到了万历年间，局势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边防、养兵、赈灾、治河等等都需要钱，可是朝廷已经拿不出钱来了，贪官污吏、地主士绅富得流油却一毛不拔，社会矛盾空前加剧。

如此下去，大明帝国就真的会垮台了。

于是，一条鞭法应“运”而生。

一条鞭法，真的够“硬核”

《明史·食货志》记载：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量地计，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悉并为一，皆计亩征银， 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大致意思就是：一条鞭法一是取消徭役，农民上交银两就可以了，然后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二是取消杂税，原先的杂税折合银两，分摊到田亩上，与田赋相合并。三是将以前的田赋、杂税和摊入的役银共同合并为新的田赋，一律以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

“一条鞭法”简化了程序，由县一级官府直接负责。原来官府借助里长、社区活跃分子等民间征税员来配合征税，他们往往对自己亲近的人放得宽松，对和自己疏远的人催逼得紧，弊端不小。简化手续之后，则大大提高了征管效率，堵上了漏洞。

官民“双赢”局面初步形成

万历六年(1578年)，大明帝国全面施行一条鞭法。

由此带来的明显好处就是：朝廷有钱了。

短短几年间，帝国国库存银就达到500万两，一举扭转了正德之后国库吃紧的窘境。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竟有能力免除自隆庆元年以来各省拖欠的钱粮100余万两。而且，如果没有这么多雪花银，很难想象帝国能在万历年间那三场大规模战争中支撑下来。

一条鞭法还带来一条好处：农民劳役减轻了，人身奴役关系也有所削弱，农民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自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产品交易活动，刺激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由于“一条鞭法”明文以银征税，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白银货币的流通。明代万历以后，白银和铜钱并行，成为普遍的货币流通方式。

虽然一条鞭法好处多多，但在张居正暴毙以后，这项改革成果名义上依然存在，但实际上早已是形同虚设。

“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刀”

封建制度下，“好经”也常常被“念歪”。

一条鞭法的破坏，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当地官府常常打着各种幌子，另行增加徭役赋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特别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大明进行为了弥补军饷不足，几次加税，每亩耕地加税九厘白银，相当于比平常年份增加了一倍还多。到了崇祯年间，又以“剿饷”、“练饷”的名义加税，与辽饷合称为明末的“三饷”。

另外，因为按规定要交纳白银，而在碎银熔铸整银过程中就会产生所谓的“火耗”。实际火耗约百分之一二，但官府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达到百分之二三，有时甚至更多，地方官府借机大肆敛财。

就是在粮食兑换白银环节上，农民也常常吃哑巴亏。有些不法商人坐地起价，“银贵谷贱”，损失最终又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因此，一条鞭法同时也被称作“残民一条鞭”。

由于过度榨取了民间的财富，让民间失去了对抗灾年、自我修复的能力。连续几个灾年过后，民生就会崩溃，造成大面积饥荒和社会动荡。

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中原和西北连年大旱，农民几乎颗粒无收，却每年仍要负担五百多万两白银军饷，被迫卖儿卖女的时候，江南的苏杭、秦淮河却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

而面对明朝的灭亡，不仅仅是饥饿的农民，就连江南的富商大贾们，也变得出奇的冷漠。

也许，这就是“好花”结下的“恶果”。

结语：

此时的大明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一条编法看似良药，初期是有效的，但因为触动了地主士绅的既得得益，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反对，加之地方官府执行过程中误入歧途，农民受损严重，于是群起反抗。因此，官民“双赢”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一条鞭法便黯然退场，人心尽失，从而加速了帝国灭亡的进程。

大明官员花51年搞起来的一条鞭法，为啥沦为了剥削工具？

从嘉靖十年（1531年）提出到万历九年（1581年）获得全国合法地位，一条鞭法的推广整整用了51年。它的征收内容、征收方式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却遭受到了巨大的阻力，一大批官员如海瑞等被罢官免职。一条鞭法最终起到为明朝续命的作用了吗？

一、明代前中期的赋税制度明朝初年的赋税包括税收和徭役两个部分。税收以地税为正税，按田地的多少为标准，进行实物缴纳（粮食为主），夏秋两季各收一次。徭役方面，只要是16岁以上,61岁以下的男人，都要负责里甲、均徭、杂泛三种徭役。这种征收方法其实是对唐宋两税法的继承与发展。

一个王朝赋税制度的落实水平，实际上反映了它对治下人口和田地的掌控能力。如果土地兼并严重，人口隐匿出逃数量增多，国家财政就会恶化。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就开始逐渐衰弱。人民难以维持生计，流亡他乡。举个例子，江苏吉水洪武年间有人口142207，到了嘉靖年间只有90710,人口流失之严重，简直令人惊掉下巴。

明代流民

更严重的是，两税法允许土地买卖，这就意味这宗室勋贵和地方豪强可以大肆兼并土地，并将土地本身带来的负担留给农民，这使得政府收入和民众生活都大幅度下降。

出了问题，政府不能不管。嘉靖中后期，首辅徐阶采取了节流的方法，意图通过缩减宗室开支，减少不必要的建设和活动，来缓解财政压力。谁都知道，这对窘迫的财政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只有搞赋税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财政和民生难题。

徐阶影视形象

实际上，进行赋税改革各地早有呼声。各地大员先后作过一些赋税改革，部分地区试行过诸如“征一法” “一串铃法”“十段锦册”“鼠尾册”等办法。后来出现的一条鞭法正是对这些方法的总结。啥是一条鞭法呢？简单讲有三点：一是重新丈量土地，二是徭役、税收合一征收，三是简化征收流程，官吏直接负责征收，且实物缴纳改为折银缴纳。

二、一条鞭法坎坷的推广历程与此同时，江西、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的安化县，山西平阳、太原二府，广东琼州府的感恩县等地都开始尝试探索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在南方的实验成果尤为喜人，或许是南方愈加兴盛的商品经济的缘故，一条鞭法格外符合南方地区的发展需要。

嘉靖皇帝出游

到了隆庆时期，随着主张改革的高拱和张居正的上位，一条鞭法施行的范围由南向北进一步扩大。但是，鞭法的进一步扩大带来的是地主豪强在中央代言人更激烈的反对和保守人士的担忧。鞭法推行渐入困境。

张居正

而在地方推行鞭法的大员也纷纷遭受弹劾。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担任南直隶巡抚都御史，上任后迅速实行丈田和鞭法。针对乡绅大户，不管是什么身份，有什么背景，一律要求偿还非法得来的土地。海瑞硬刚的做法让地方官绅非常憎恨，他们指使御史房寰、给事中钟宇淳等人弹劾海瑞，污蔑他“沽名乱政”。他们赢了，海瑞不得不从位子上下来。

海瑞

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万历初年，张居正上台炳政。在他的改革蓝图中，赋税改革是重中之重。若想将一条鞭法推广全国，清丈土地是大前提。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开始全面丈田，为赋役改革做准备。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丈工作总算结束了，还真清出了不少土地，据统计，全国新增地亩1828542.73顷，约占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地亩总额的26％。这为之后的鞭法实行打下了重要基础。

年少的万历皇帝和张居正

张居正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就算清丈完土地，也不能贸然地在全国推广鞭法，必须搞一个试点，看看鞭法的效果。所以早在从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就以福建为试点开展全面赋税改革。最终就连很难治理的福建也做到了土地“并造入黄册”，那些反对的奸豪甚至不敢作乱。福建试点的成功，促进了万历八年（1580年）由户部拟定清丈田粮八项原则的出台，为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施行定下了调子。

多年来张居正目睹了鞭法的兴衰，他知道推行鞭法的关键，在于各地负责的主官。因此，在用人上张居正起用了曾在广东改革的潘季驯和浙江庞尚鹏，赋予他们节制地方大小官员的权力。

霍建华饰演的万历皇帝

由于张居正等人的成熟稳重的做法，一条鞭法在全国主要地区得到了迅速的推行。有些曾经实行后又中止的地方，也恢复了一条鞭法。一时间出现了“几无处不条鞭”?的现象。鞭法的成果和民间反应也大多积极，史书中多用“民困始苏”来表明民众生活的好转。财政方面，改革使得国库日渐充盈。万历十年（1582年），中央政府竟有能力蠲免自隆庆元年以来各省拖欠的钱粮100余万两。

反正一条鞭法是绝对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张居正改革失败后，诸法都被废除，只有一条鞭法留了下来。但改革与鞭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如果不修吏治，不遏党争，不惩豪强，鞭法再好，也只能是一纸空谈。万历以后，地方上很快又出现了各种由头的额外增派来剥削百姓。同时，将税收的征收权给了地方政府，结果州县官就通过加收来提高地方收入，大大地破坏了一条鞭法。

张居

一条鞭法符合明代百姓对于赋税减少的需求，也顺应了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同时在财政收入和人口流动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利益集团斗争（黄仁宇），所以一条鞭法在后期也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当一条鞭法的落实力度只依赖于地方官员的个人道德和施政决心时，那么它最终只能沦落为改头换面的剥削方式。

一代名相张居正，究竟是如何力挽狂澜让明朝能延命百年的？

张居正是如何力挽狂澜让明朝续命百年的？他主要做好了以下三件事：富国、强兵、整顿吏治，一度有效遏制了明朝的衰亡颓势。

一、张居正大刀阔斧实行赋税革新，重新理顺明朝紊乱低效的财政体系，使得朝廷财政收入稳步提升

明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土地成为王公大臣、地方豪绅的私产，他们占有成千上万亩土地，却利用自己的关系人脉，勾结官吏，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逃避相应的赋税，只需缴纳很少赋税就可过关。而贫困农民却要承担极为沉重的赋税徭役。

加之当时的赋税徭役制度体系复杂混乱，各级官吏乘机钻空子中饱私囊，使得农民负担日益沉重。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不仅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且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命脉，明朝财政收入逐渐下降，征收越来越困难，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已经危及到明朝存亡根基。

在此背景下，张居正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一条鞭法”的全新赋税变革方案，并迅速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的内容庞杂，一言难尽，但我们只需要知道，“一条鞭法”的实施，清查出2.8亿亩被隐瞒的田产，仅此一项就可为明朝每年增加一笔巨额收入，极大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困难。不仅如此，“一条鞭法”在减轻百姓负担、限制各地官吏私自加派等方面，都益处良多，堪称给明朝打了一针“强心针”。

二、张居正放手重用戚继光、李成梁、俞大猷等一批优秀军事人才，使得明朝国防实力大为提高

明朝中期以后，边防形势日益严重。沿袭百年的“南倭北虏”问题越来越严重，北方的鞑靼、辽东的女真、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都战火频发，形势严峻。而明朝当时腐朽落后的军队体系已经无法适应这样的形势。

张居正慧眼识才，防守提拔重用戚继光、李成梁、俞大猷等一批优秀军事人才，成为他们在朝中的坚强后盾，对他们给予最大支持与保护，使得明朝军队战斗力迅速提升，一扫颓势，收到了良好的“强兵之效”。

三、张居正在整顿吏治方面也成就斐然

自古“治国先治吏”，张居正深明此理。他没有停留在蜻蜓点水式的表面文章上，而是力争对整个明朝的官吏群体建立起长效化的监督考核机制，实行著名的“考成法”，使得贪墨官吏和庸碌之辈无所遁形，极大提升了明朝统治体系的运转效率。

张居正通过富国、强兵、整顿吏治三个方面，使得明朝重振雄风，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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