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朱元璋,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此人的历史故事。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征集和吸收了大量军队。庞大的军队对于增强己方实力自然是有好处的,但军队的数量越多,军费开支也就越大。虽然在战争时期,供养单个士兵的花费很低,但至少总得让人吃饱饭。而连年的战争对于经济的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所以即便占据了许多地方,但收入还远远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元璋听取了谋士刘基的建议,开始对军队进行整编,建立了卫所制度。所谓卫所制度就是将军队的组织分为卫、所两级。每卫共有士兵5600人,最高长官是指挥使。卫的下级单位是千户所,每千户统兵1120人。千户所下设百户所,每百户统兵112人。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68年),大明帝国已经拥有326个卫和65个独立所,兵力高达两百万。由于战争已经基本宣告结束,所以明朝实际上已并不需要继续维持这么庞大的军队。但如果让这些已丧失原来生计的士兵复原,那就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卫所制度的“重头戏”:屯田。
朝廷给每个卫所都分配了军用农田,每支军队约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日常工作就是种田,剩下百分之三十执行军事任务。实际上,在大部分没有战争压力的地方,士兵种田的比例更高。这样一来,士兵们就可以自给自足,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一旦战事发生,士兵们也可以迅速拿起武器冲上战场。朱元璋曾自豪的说道:“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不过,朱元璋可能万万没想到,让他引以为豪的卫所制度后来却导致明军战斗力尽失。
明朝的士兵和普通百姓在户籍上有严格区分。士兵为军户,归五军都督府管辖;百姓为民户,归户部管辖。军户为世袭职业,一旦平民被征为军士,便世世代代为军籍,不得交易,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每个军户人家必须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丁,其他的子弟称作余丁。正丁死亡,要由该军户的余丁依次递补。若本户绝嗣,则要由同族人递补。
军户承担的差役沉重,社会地位很低,基本上世世代代都没有出头之日。所以在朱元璋执政期间,许多士兵就开始逃亡。到了明朝中期,军队里的高级军官和一些地方官员开始利用职权之便,侵占军户的屯田,许多士兵及其家人失去了唯一谋生的手段,被迫沦为权贵佃户。军户家庭到了无法谋生的窘境,士兵逃亡成为普遍现象。据统计,明朝正统三年(1438年),全国范围逃亡的军士高达163万人,人数超过全部卫所军队的一半。这样的军队还想指望他们保家卫国显然不现实。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边患问题,募兵制开始逐渐替代卫所制。但募兵制供养士兵的成本大幅提高,这又对明朝的财政问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到了万历朝后期,军队纪律松弛,军官和士兵吃空饷的情况很严重。国家财政收入完全不足以应付军费开支,臃肿的大明帝国最终被硬生生地拖垮了。
关于朱元璋用军屯养兵,崇祯却无钱发军饷问题,比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元末明初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朱元璋建国开始就利用根据地筹饷,建立卫所军屯制度。这在当时是有利的措施。军队粮饷大多依赖军屯解决。但是不用百姓一粒粟解决军饷的说法出自朱元障之口,无非是赞扬自己推行的卫所军屯制。在明代前期和中期问题不大,万历之后,边患渐多,流动作战又多又大,军屯制度弊端渐显问题。万历三大征,基本耗尽国库积蓄,正税之外屡次加征军饷,特别是明后期,边饷、辽饷开征,连民间也无积蓄。这与明前期和中期大不同。不存在卫所完全自给,还要依赖户部统筹才行。明初、中期各卫所维持本地治安,军屯收入大体可自给。从三大征开始,到九边防御、辽东战事和内地平叛时期,军饷自给已落空。明代改革很少,初期创军屯直至明亡未改。
二、中后期军户逃亡,军屯收入减少。明代军户制度僵死不变,军户负担过重,许多军户弃屯逃亡,兵员减少,屯粮减少。无战事卫兵员骤减三、二千人。原设计每卫5600人,都不足编。永乐初期垛集山东沿海七卫,改名屯田捕倭军,七分耕种,三分值守。这种调整适合当时和平环境。明中后期北境设九镇,辽东卫所宻布。洪武时最多内外卫多达300余处,嘉靖后北方加大屯兵,沿海或加卫所或加兵丁,负担很重。军户负担加重,导致逃亡更多。军屯收益远不及民户。由军屯优势渐成劣势。亦兵亦农变成非兵非农。大量集中用兵,卫所土地撂荒,军屯弊端明显。但朝廷并没有改革旧制,军队没有专业化,原本设计的亦兵亦农屯田兵制,不再适应明后期的集中用兵。
三、军屯制降低军人素养,种地不及农民,打仗不及专业军人。因为这种半军事化组织,朝廷用兵时需从各卫所抽调拼凑,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很少有强兵劲旅出显。闽浙倭患依靠戚继光带兵前往,连修长城也得戚继光去。明代后期军队战力很低。对辽东用兵和对内平叛浩浩荡荡出征,却一触即溃。李自成乘荒灾而起,10多年间势成燎原,陷北京亡大明,并非军事上有多少优势,是明廷失人心和军人无能所致。几百万军队内不能平乱,外不能御敌。
四、关于崇祯缺饷问题,原因不在军屯。大量用兵时期,即是内卫和边卫,只要有战事基本都集中朝廷用兵,军屯荒废。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北方省份大多卷入,起义军所到搜刮一空,官府没法征赋征粮。自崇祯元年至明亡莫不如此;二是万历以来国库亏空,寅征卯粮用兵支出越来越多,国空民穷;三是贵族繁盛,宗室权贵占据大量资源,减少朝廷收入;四是崇祯11年开始,全国灾害持续至明亡,江北省份赤地千里,流寇流民遍及大半疆土,越剿越多;五是内外用兵空前增加,费用支出浩大。在天灾人祸叠加的情况下,收入减少而支出翻番。权贵们的捐赠也成杯水车薪。崇祯缺粮少钱是自然的。比不得明初,也比不得万历及以前。天灾人祸等多重打击,摧毁了明朝大厦。
况且崇祯等死要面子,无力回天却内外开战,连一点战略迂回都不敢想,只能败亡。死得悲壮,于事无补。
总之,崇祯一朝,有可怜之处,也有可恨之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假设都没有用。崇祯背锅也是必然的。有人说魏忠贤若在,外可退兵,内可筹饷。完全是不顾史实,胡说八道。崇祯初年,内乱未成气候,外患未成燎原,日子艰苦,未致亡国。应该是天灾人祸和历史积弊三重叠加摧毁大明风雨飘摇的朝廷。
在明太祖朱元璋一生“铁腕治国”的各类成就里,以他的原话说,这“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事豪言”,确是十分出名的一条。
那这“军事豪言”,是不是朱元璋吹牛?就得看看明初有多少兵:明朝卫所制度下,朱元璋在位时(洪武年间)就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支撑这“百万大军”日常物资粮饷的,正是遍布各地的“军屯”耕地。以明朝军事制度,每家“军户”可以从“军屯”里“受田五十亩”,且国家划拨耕牛农具,每处卫所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边境要地则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保家卫国的同时也要完粮纳税,即“子粒粮”。
在如此奇特制度下,明朝卫所账面上的军队数量,到永乐年间时已突破了二百五十万人,弘治年间更达到“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这么多兵,军屯真养得起?
其实,明初的日常军费开支,还来自“诸省供饷”“开中法”“赎纳”等途径,比如明初的山东省,就要长期供应北平(北京)辽东的军粮,河南负担起了山西。但“军屯”确实占了“大头”。仅是明朝永乐元年(1403)这一年,明朝的军屯“子粒粮”收入,就达到了2300万石,相当于宋元时代每年粮食收入的近一倍。永乐年间的军屯田亩数,更突破了8900万亩。如此强大产值,正如永乐皇帝朱棣的感叹:“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
所以说,虽然朱元璋“不费百姓一粒米”的豪言有些夸张,但这红红火火的明代军屯,确实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更供应了兵强马壮的百万大明虎师,撑起了明初一系列辉煌军事工业。
而且这“军屯”的好些贡献,更是超越历史。由于明王朝在西北西南大地广设军屯,那些“皆给于官”的先进农具和农业技术,也就在各地广泛传播。比如明初还在刀耕火种的思南府(贵州思南),在军屯卫所的影响下,渐渐“务本力稼”。云南的屯军也把牛耕广泛传播。另外军屯所及之处,明王朝更广设“卫学”,从东北西北到贵州云南等地都有“卫学”存在,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此似种子一般播撒祖国边疆各地。
这几条成就,实事求是说,确实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拥有这么“好处多多”的军屯制度,怎么到了风雨飘摇的明末崇祯年间,就成了一幅“军饷发不出”的鬼样子呢?特别是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城破的前夜,紧急来“勤王”的唐通部,每个士兵竟只得了五钱银子的赏金,气得唐通一跺脚带兵投了李自成。守卫北京的“三大营精锐”,由于长期“欠工资”,一个个都躺在城墙上看风景,干看着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曾经“拥兵二百万”且“不用老百姓花钱”的大明朝,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这“不用老百姓费钱”的军屯制,那历时百年的衰败。
虽然到永乐年间时,明代的“军屯”到达了高峰。但这个“好制度”,说到底还是建立在明初特殊经济条件上。明初历经数十年战乱,到处“土地鲜少”“居民荒芜”,就连曾无比繁华的扬州,都只剩了十八户人家。这种人少得多的情景,建立“军屯”当然也就容易。可到了明朝中后期,人口大量激增,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军屯”也就遭到了破坏。
所以,早在永乐年间以后,明朝“军屯”的“产值”,也就每况愈下。大量原本属于“军屯”的土地,都被各级武将乃至朝中权贵高官们巧立名目侵占。耕种“军屯”的“军户”们,也都沦为了农奴。单是到了明朝正德年间时,明王朝账面上的军屯土地,就只剩下了1600万亩,不到永乐年间的百分之十七。就这数字还“注水”。同时代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哀叹说“屯田有名无实”,传说中的土地,早就被分光了。
“军屯”到了这个地步,别说给国家军备“输血”,就是“养兵”也难。明朝账面上的“二百万大军”,逃跑也成了常态。比如广西省,理论上该有十二万驻军,到了弘治年间时就剩了一万八千人。江西南昌左卫旗军,原本该有四千七百多人,到了弘治十六年操练时,竟只有141人。金华千户卫该有一千二百精兵,到了嘉靖年间时,竟只剩了34人……
所以也就不难奇怪,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时,鞑靼阿勒坦的骑兵,能够一口气打穿明朝北方防线,嚣张杀到北京城下,而沿途“理论上”该有的明朝十几万边军,竟是纷纷躲猫猫。而东南五十三个倭寇,登陆后一路烧杀抢,竟能视沿海卫所如无物,一度逼近南京城——军屯这根“血管”都断血了,大明朝号称“二百万大军”的国防,当然成了缺血的空架子。
不过在那个时候,明王朝的“家底”仍在,一批有识之士也绞尽脑汁,推动了募兵制的发展,凭借明王朝强大的国力与正确的规划,终于在嘉靖晚期至隆庆早期时,重建了强大的明朝陆海军,且打赢了“三大征”等大扬国威的战争。但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这个“成功经验”都不能复制了?因为大明朝摊上的,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崇祯皇帝。
不容否认,明朝军队发展到崇祯年间,已经问题成堆,除了国家缺钱,军队的腐朽败坏也加剧。将领吃空额也成风。以明末军队的“潜规则”,一万人的军饷,往往会被克扣掉四千人。“没钱发饷”还引发了一拨拨叛乱兵变,以至于官军们“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成了常态。但大明的军备,并没有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比如就是在崇祯年间,经略陕西的孙传庭,在陕西一片残破,且面临战事压力的情况。手里“镚子没有”的孙传庭,就做足“军屯”的文章,先火速查清楚陕西军屯被侵占的实情,然后恩威并施“谈条件”。既承认军屯被占的事实,又迫使这些侵占军屯的豪门认怂,乖乖缴纳赋税。就是凭着这些钱粮,孙传庭才组建了著名的“秦军”,一度拳打高迎祥脚踢李自成,为崇祯杀出“中兴”希望。
另外还有卢象升周遇吉等人,也都在艰苦条件下因地制宜,利用明朝军事制度的框架做足文章,在基本少花朝廷钱粮的情况下苦心打造强兵。卢象升的“屯田”“筹饷”经验,还被崇祯大力推广,一度积极“抄作业”的明朝各地边军,也一度战斗力满血上涨。著名的明清“松锦之战”上,集合九边精锐的明军,就一度硬杠八旗精锐,如果不是关键时刻崇祯帝瞎指挥,几乎就能躺赢。
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大明在这个特殊年代,“摊上了”崇祯。抛开“瞎指挥”的问题不说,崇祯在晚明军事建设环节,至少有两个致命短板。
首先一个,以现代企业管理的话说,就是“执行耐力”问题。就以明朝京营来说,崇祯登基伊始,名臣李邦华受命整顿京营,一顿大刀阔斧后,京营战斗力有所提升,甚至还在京城保卫战里硬杠后金八旗。但李邦华也挨够了骂,不久后就被崇祯解职,但这以后,号称大明精锐的京营,战斗力直线下降。到了崇祯十五年时,京营的士兵已是“沿路无籍游棍”扎堆,整个一个流氓军团,对上李自成?当然一触即溃。
而且看看孙传庭、卢象升等人的遭遇,几乎都是一个套路:都是一开始深受崇祯信任,然后在整军过程里遭到非议,本应一起扛的崇祯呢?却是先躲猫猫再犯嘀咕,往往事情还没办好,就把干活的人推出去顶缸。孙传庭的壮烈殉国,卢象升的屈死巨鹿,基本都是被崇祯的瞎指挥坑死。大明军界遭到这么的“逆淘汰”,就算是金山银山,也得糟蹋了。
而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崇祯“钱花不对地方”。
后人说起崇祯苦,常叹息崇祯没钱。但崇祯真的没钱吗?且不说他的“私人储蓄”,就说每年的加派,就“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且不说这些钱通过层层叠加,给老百姓加了多少负担。拿到这些钱的崇祯,倘若能把这些钱用好,打造强兵没有问题,起码不至于“发不出饷”。
可说来叹息,人生最后几年的崇祯,军费都花在谁身上?都花到了王朴、左良玉之流身上。认真打仗的孙传庭卢象升,由于得罪人多,常常遭非议,非议后就被崇祯百般猜忌。丁点军费都要从牙缝里抠。可喜欢战场上收好处,遇到战事就跑路的王朴,却是屡受封赏。
更典型的是左良玉,此人打仗就知藏猫猫,不打仗时就知奸淫掳掠,可人家“关系网好”,和侯恂等“晚明文坛精英”更是“亲生的朋友”。所以别看战场上跑得快,却总被崇祯各种“宠”,动不动就是“发内帑犒良玉营将士”。孙传庭在陕西苦心筹饷时,卢象升率五千残兵,与清军数万八旗誓师死战时,从没见崇祯这么“大方”过。
而到了北京城破前夜,本该“尽忠”的左良玉,却在武昌安心过着奸淫掳掠的“小日子”。崇祯的钱,算是打了水漂。
甚至,就是在北京城破时,一生以悲苦形象示人的崇祯,还上演了悲壮一幕:把身上仅存的二十多万两银子分给宫里太监们,盼着他们能同仇敌忾,给李自成一个难忘的教训。不料这群“奴才”们拿了钱后,各个闹哄哄跑没影——临了,钱还没花对地方。
崇祯“为何没钱发饷”的问题,看上去是个扛锅的问题,但仔细看看,这锅还要他自己扛。“扛锅”的背后,是能力眼光的差距,对于后世的各行各业,何尝不是个难忘的教训。
如果对明朝历史有一定了解人,也都基本上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关于明朝的兵制问题。
总的来说,明朝的兵制和唐朝的兵制相差不大,朱元璋在平定天下的时候,就曾定有“卫兵制度”,这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唐朝时期的“府兵制”。那什么又是府兵制呢?
我们知道,在唐朝以前,中国的兵役制度可以说是遍及全民众,也就是呈现一种“兵农合一”的状态。按照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说法,这是一种社会经济与国防武装的紧密联系。但是到了唐代以后,这种兵役制度就改变了。
唐朝所实行的“府兵制”,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兵农合一”的制度。但是这跟汉朝的“兵农合一”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说,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也就是“全农皆兵”,简单来说就是把国防武装力量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当然了,生产集团同时也是武装集团。
而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也就是在武装集团上寄托以生产,而不是在生产集团上寄托武装。所以这也从汉代时候的“全农皆兵”变成了“全并皆农”的状态。唐代的这种兵役制度在当时就叫做“府兵制”。
但是严格来说的话,这种兵役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首先来说就是它不能在国家危难,需要大批量的士兵打仗时做到及时输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士兵的军事素质普遍都很低下,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在玄宗之后,这种兵役制度就完全不行了,渐渐地也就转变到了“募兵制”上来,也就是要给来当兵的人发放工资。
明朝的兵役制度跟唐朝的也是相差无几,只是名称上不同而已。所以在明朝时也存在着“兵区”,也就是今天的“军区”。大的兵区叫做“卫”,小的兵区叫做“所”。而明代时期的卫所,实际上就相当于唐代的“府”。因为这种兵役制度几乎不花钱,所以朱元璋才敢说:
“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那么,具体是怎样表现的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卫所制度”了。当时的每一个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六千六百人左右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如果国家要出兵打仗,那么便由从朝廷派出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而他所带的部队就是“卫所”的军队。当仗打完以后,总兵官就得把兵权交出来,军队又回归原来所在的卫所。
平时这些卫所里的士兵都是自己种田以自足,国家不要他们交税。所以朱元璋才说,他养的百万大军不需要百姓的一粒米,但其实这种制度跟府兵制一样。那为何到了后期的崇祯皇帝时期就不行了呢?
其实这也很容易解释。对于朱元璋时期的这种兵役制度来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国家在和平的时候,是不需要军队的,军队充其量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既然都不需要军队去打仗了,那么为何还要花钱养着他们?所以这种兵役制度才得以延续着。
但是我们也说了,这种兵役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那就是在国家有战事的时候,需要兵源的输出。当然我们也说了,这些兵平时都是务农干活,军事素质早就不行了,战斗力更不用说了。所以国家想要维持稳定和平,就必须改变其兵役制度,即募兵制,开始用军饷来招募军队。
但这样一来朝廷就得花钱,就得多出一份支出。而我们也知道,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吏治腐败,贪污受贿的官员数不胜数,皇帝没钱养兵马也是正常的。万历时期都还捉襟见肘,更别说崇祯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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