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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人才辈出,嘉靖年间有一位被称为“荆川先生”的唐顺之,学识渊博,不仅文学造诣深厚,成为“嘉靖八才子”、“嘉靖三大家 ”之一,还精通天文地理、数学、乐律、历法、兵法战阵,甚至还亲率水师出海剿灭倭寇,大胜而回,堪称文武全才。
唐顺之是江苏常州人,出生于名门世家,父亲祖父都是进士出身,幼年时家教破严,而唐顺之又聪慧过人,所以二十三岁参加会试,就考中了进士第一名。当时的主考官是内阁首辅张璁,赏识唐顺之的才华,想破格提拔他到翰林院为官,却被唐顺之婉言拒绝,张璁恼怒他不识抬举,放言永远不让他再作官。
直到嘉靖十八年,张璁去世,唐顺之终于复职,可不久又因事被革除官职,彻底离开官场,隐居于偏僻的大山之中,闭门谢客,潜心研究学问,除了诗词文章,他还广泛涉猎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等等,甚至还曾拜一位武人学习枪法之类的兵家小技,于慕名前来的各方名士探讨切磋学问,终于在多个领域达到大成。
文学方面,唐顺之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也肯定唐宋文,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他的文章文风简雅清深,不受形式束缚。与李开先、王慎中等人并成“嘉靖八才子”,又与归有光、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留有《荆川先生文集》,《六编》等著作,其中《六编》包含《左》、《右》、《文》、《武》、《儒》、《稗》六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无所不精。数学方面,唐顺之通晓元代所传数学上的“回回术法”,精通于弧矢割圆术,著有《勾股弧矢论略》《勾股六论》等。
嘉靖后期,倭患日益严重,嘉靖帝命赵文华前往东南沿海地区查探倭情,赵文华素知唐顺之极有才学,精通军事兵法,便举荐唐顺之回到兵部任职,唐顺之到任后,先到驻兵练兵的蓟镇整顿军纪,与总督胡宗宪制定御寇策略,并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船队,为了熟悉海上作战,他从江阴出海,一昼夜航行六七百里,同行的人脸色惨淡,呕吐不止,可他却依然意气风发镇定自若。
后来探明倭寇在崇明建有大本营,唐顺之率领水师前往征剿,从海上发动攻击,消灭倭寇1200人,击沉其兵船13艘,缴获无数战利品,大获全胜,成为当时在海上御寇少有的一次大捷。后来倭寇侵犯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驰大破倭寇,三沙告急,唐顺之又率军回援,屡战屡胜,后来倭寇看见唐顺之领军便四散而逃,不敢出战。
嘉靖三十九年,唐顺之因常年在海上奔波抗倭,有时甚至一连几个月都不登岸,不幸染病,终于病逝在南通海船之上,终年五十四岁。唐顺之死前曾将所著《六编》中的《武》送给戚继光,其中所载的秘战“鸳鸯阵”被名将戚继光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剿清倭患,名垂于后世。
【唐顺之】
(公元1507~1560年) 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
唐顺之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荆川先生"。 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为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唐宋派代表。唐顺之的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呼吁文章应"如谚语开口见喉咙者"。 唐顺之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如《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就此文来看,不为过誉。他的记叙散文《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而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唐顺之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有八股文作法的影响,此为其不足一面。然而,唐顺之等唐宋派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唐宋派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不能相容的。 唐顺之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 4卷。辑有《文编》64卷。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编列,其中选录了大量唐宋文章。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近代林纾辑有《唐荆川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
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胡宗宪
抗倭斗争的意义:
一)军事方面:
1:改善了南中国的国防形势,在中国的南方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野战部队
明朝中叶以后,军备废弛,卫所糜烂,特别是南中国地区承平日久,卫所驻军基本丧失战斗力,抗倭斗争的胜利,锻造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术先进、意志顽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敢打敢拼的胜利之师,特别是戚继光组建训练的戚家军,拥有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这支部队不但为明政府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而且极大的改善了南中国的国防形势,使明政府在南方拥有了一支值得信赖的野战力量。
2:抗倭的胜利证明了了军制改革的成功
当时中国人口、财力和军队数量都超过日本多倍,倭寇还非正规军,然而明军几十年间在沿海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组织和战术上的差距。倭寇虽缺乏统一指挥,只以小股力量杀人越货,却体现出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其大小头目对下属能施以严格管制和指挥,还采取了飘忽不定的狡诈战法并配备了仿西洋火枪而制成的鸟铳,因而屡屡以少胜多。明朝军队量多而质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实行“卫所”世兵制,每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换籍众多,至明中叶以后卫所出现大量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役用,训练废弛。偌大的明王朝,纸面上兵力多达280万人,能作战的却十分有限。
戚继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世兵,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3000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此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规定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等法规,使所部战斗意志高昂。他还摈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术,并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组织调度比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从而使明军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3:抗倭的胜利为明政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戚家军的威名并没有因为戚继光的去职而低落,以戚家军为种子的浙兵一直是明后期国防力量的主力,万历朝鲜之役,浙兵首登平壤,立下头功,其中许多人还是戚继光的老部下,如攻克牡丹台的老将吴惟忠。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最初也是由两万浙兵构成。
4:抗倭的胜利使中国的军事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在繁忙的军务中,戚继光抽空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书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教本,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皆收录《四库全书》,占军事著作的十分之一。
5:抗倭胜利使明廷将注意力转回北方边界,加强了北方的国防力量
抗倭胜利后,明政府得以将抗倭主力调往长城防线,极大地增强了明朝政治中心的安全。隆庆元年,戚继光及其老部下3000人调往京师,督阵蓟辽,编练车步骑营三万。隆庆二年,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入寇,戚继光以车营抵挡,俘董狐狸侄子长昂,董狐狸仅以身免,逼董狐狸扣关请罪;万历三年,长秃帅兀良哈入寇,戚继光又活捉长秃。
二)社会政治方面
1:保卫了家园,避免百姓流离失所以及遭受海盗侵害。
2:恢复沿海经济发展,为东南地区创造了的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
3:加强了国人对抗击侵略的信心以及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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