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如此排斥儒学背后原因是什么

朱元璋为何如此排斥儒学背后原因是什么

跟着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朱元璋。

众所周知，由明太祖朱元璋打下的大明江山，是在推翻了蒙元政权的残暴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再加上朱元璋本人十分体谅天下黎民百姓，所以在其执政期间，也获得了老百姓的大力赞赏。

当然了，对于官吏们而言，给老朱办事，当真是印了那句“伴君如伴虎”的俗语。因为朱元璋时期，他大力整治贪腐现象，甚至一人贪之，无辜之人都很有可能受到牵连。举个例子，倘若朝廷中有一名大官因贪腐被斩首，恐怕从中央到地方，会有近万人受诛。

在明初，朱元璋除了对官僚集团贪腐问题大力严整之外，还对“衍圣公”，即孔子的后代也是十分排斥的，甚至发展到对整个儒学的厌恶。要知道，他可是曾经将孟子踢出受祭祀的先贤队伍，而且，经由老朱手中的儒学经典，尤其是《孟子》一书，但凡与他思想不相符合的，在当时则是能删就删，不能删的直接列为禁书。所以，朱元璋统治时期，也堪称是儒学发展过程中除秦始皇时代的又的一大低谷。

那么，朱元璋为何如此排斥儒学呢?

首先从历史角度出发，根本原因就是和朱元璋大力推崇的中央集权有着密切联系。其表现为政治独裁，大搞文化思想专制。所谓中央集权，就是代指皇权至尊，天下万事皆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即法家所提倡的“独视独断独听”。但反观儒学，尽管儒家也提倡忠君爱国的思想，却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之中。要知道，孟子就曾提出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为政理念。

然而，这种仁政的理念，与朱元璋所加强的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毕竟朱元璋信仰的是“君让臣死，臣不死不忠”(此为汉朝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观念)的理念，你儒士再大肆谈论前秦儒学“君敬臣则忠，君不敬则臣叛”的理论，明显就是往枪口上撞。所以，朱元璋排斥儒学(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正是因为他认为儒学宣扬的仁政理念，与当时的为政理念不同，故而必须钳制天下儒士的思想。

但从史料的记载中来看，朱元璋之所以排斥儒学，除了根本原因，同样也存在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直接原因的起源，则和明朝第一谋士刘伯温联系极为密切。

据说当年刘伯温有一次面见朱元璋，正好提及了儒家经典《论语》的问题。按照刘伯温的说法，既然古人说凭借半部《论语》就可以治理天下，那么为何千百年来，无一个儒士成为皇帝呢?由此观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当然了，刘伯温之所以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也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朱元璋对儒学的态度，只不过他作为朱元璋手下的谋士，需要为主子排解一切困难，这才想了如此一个方法，给了朱元璋一个借口，从而对儒学进行了大力压制。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刘伯温的本意并非如此，只不过是当时的情势使然罢了。

细数朱元璋的优秀之处

因为最近一本不是那么枯燥的书对明代历史的简述，让大家对明朝这个王朝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按道理来说大家对朱元璋的印象应该变的更加全面，更加丰富，但事与愿违，大家对朱元璋的印象还是停留在那个杀人如麻、残酷血腥之中。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朱元璋的血腥形象那么的深入人心呢，以至于大家看完较为客观的书籍也不能对其有一个客观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呢。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当初的清朝历史学家对朱元璋的片面的评价"靠功臣打下一片天下，天下平定之后就开始杀天下人，他的残暴是违背儒学思想的，应该受到谴责"。但今天我们就要来为这位明朝的开国皇帝来正名。大家知道的都认为朱元璋是乞丐起家，所以他也就一直是乞丐。但其实不然，朱元璋小时候还是跟家人在一起快乐的生活的，他们家一家人在一起还是开心的，他也去给地主家放牛来补贴家用，可是后来自然灾害爆发，他的家人都死了他们家就只有他一个了，他就做了和尚，后来才走上了乞讨之路的。在他还没参加义军之前，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中，不光有外族侵犯，皇帝对人民的压迫也到了极致。人民在这样的社会下生活的格外艰苦，所以这段时光对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也是影响他最深的一段经历。他深知要想国家强大就必先统一，所以在他登基之前，就提出了要大败胡人统一国家的口号，这在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然后他以身作则带领大军收复了北方，建立了明朝。统一中国是多么伟大的成绩，但在人们提及朱元璋时却总是被忽略掉。

朱元璋小时候的农民生活让他深知农民的不容易，也知道农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所以他在建立了明朝之后以及他在位的整个期间一直很重视农业的发展。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鼓励人们开垦荒地，提倡农民都要有地可种。不光如此他还动员农民不光要种粮食，还要种一些桑树和棉花等。为了利于农业的发展，他还用国库的资金来修建水利工程，方便农民。为了使人民的日子过的更好，不再因为温饱问题而烦恼，他竟然在建国之时就降低了农民的税收。总之朱元璋做了一系列利于农民发展的事情，这才为明朝的强大打下基础。这样一个心系群众的好皇帝怎么能被评价的那么恶劣呢。

朱元璋知道光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不行，得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处境，于是他开始在朝廷实行改革。打击贪官污吏，惩罚乡绅恶人，为了有威慑力他还曾经在上朝时在文武百官面前打死了不少名门贵族里面的有罪之臣。他还为了获得更多的能人志士而大兴科举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不少朝堂之中的贵族守旧势力。

除了在农业和政治方面朱元璋有所作为以外，他还整改了文化教育方面。他重整了礼仪修订了礼俗。他废除了蒙古和胡人的礼仪习俗，恢复了汉人的礼仪，比如说叩拜方式。不仅仅如此，他还禁止使用胡人的姓氏等等，但这也使得许多汉人的复姓遭到了惩罚。他对文化颁布的措施使得汉人彻底的成为了汉人，摆脱了蒙古及胡人的影响。

总之朱元璋在位期间无论是从政治还是文化亦或者是经济，都让明代成为了一个开明及经济强大的大国。但由于他的措施威胁到了以前贵族的利益，那么他就势必会遭到非议。没有什么改革能顺顺利利的进行，改革的道路总是曲曲折折的。贵族在朱元璋整治朝廷之时就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他们的权利既然不能跟朱元璋抗衡，那他们只能靠舆论取胜，于是民间就有了朱元璋一些不好的言论，这些言论可能就是一直影响我们对朱元璋的评价的言论，穿越千年，一直影响着朱元璋的形象。不光如此，朱元璋对文化和教育的一些改革还触碰到了一些胸无大志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就动用自己手中的笔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些不满在当时可能微不足道，但在今天却是人们对朱元璋认识的可靠的一个证据，所以大家也就会觉得朱元璋并非明君。

其实朱元璋的残酷多疑也是有原因的，他小时候颠沛流离的生活造成了他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性格，也培养了他弱者就要被消灭的意识，所以对于他的一些残暴行为我们应该给予剖析解读，而不是一味的批评。而他在执政前期的残暴可能大多数都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生计，这难道我们也要给予怪罪嘛。至于他在执政后期的暴虐则是为自己的孙子朱允炆的继位而打下基础，毕竟他的孙子是一个比较仁慈，不是很能压得住奸臣的人。

明太祖对儒家学说的态度？

在中国历史上，以布衣起事而成功地开创了一代帝王之业的，大约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刘邦以马上得天下，又以《诗》、《书》安天下而出名，朱元璋所不同者，是他居马上抢攘天下之时即已注意《诗》、《书》，重视发挥儒家学者的作用。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
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在濠州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十四年（1354），他带领徐达、汤和等24人离开濠州，自谋发展。从而开始其自创事业的艰难历程。
朱元璋一开始就注重网罗儒者文士。早在渡江前，他即已征用冯国用及其弟国胜、李善长等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朱元璋进军滁阳，途经妙山时，冯氏兄弟“着儒服”来见，朱元璋谓：“若书生耶？试为我计安出？”国用曰：“建康，龙蟠虎踞，帝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卷六王世贞《宋国公冯胜传》）。朱元璋遂令其为幕府参谋，计议大事（1）。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到军营求见。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初谒朱元璋，即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同上），殷殷期其成为当今的汉高祖刘邦。朱元璋对他甚为信任，留在幕府掌书记。
渡江后，朱元璋更大力罗致人才，“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刘辰：《国初事迹》）。至正十一年（1355），兵克太平，儒士陶安、李习、潘庭坚、梁贞等出城迎接。陶安，博涉经史，尤深于《易》，与朱元璋语，甚合其意，遂留参幕府，拜左司员外郎，从克金陵，升左司郎中；李习，自幼老成持重，治《尚书》，又旁通群经，攻性理之学，被朱元璋用为太平府知府；潘庭坚，元末用荐为富阳县学教谕，朱元璋任之为太平府儒学教授，次年取金陵后改为中书博士；梁贞，元至正中为国子监生，后由国子伴读授太平路儒学教授，见朱元璋时，所言辄援《诗》、《书》，被命为江南行省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军取金陵，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各授官职。又因秦元荐而以书聘陈遇。陈遇，博通经史，尤邃于先天之学，元末为江东明道书院山长。朱元璋称其“学贯三史六经，博览兵书百技，才兼文武，实我良辅”（《国朝献征录》卷一一六陈镐《陈静诚先生遇传》）。他与朱元璋相见后，希望其“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明史》卷一三五《陈遇传》），被命筹帷幄，诸计划多秘不传。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徽州，召儒士唐仲实，问：“汉高帝、光武、唐太祖太宗、元世祖一平天下，其道何由？”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元璋深以为然（《明通鉴》“前编”卷一）。又素闻儒士朱升之名，遂“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大悦，命预帷幄密议，“大抵礼乐征伐之议，，赞画居多”（《朱枫林集》卷九《学士朱升传》）。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兵克婺州，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寻复改为金华府，并在这里设置中书行省。自南宋以来，婺州就是理学中心。二百余年间，这里名儒辈出，人才济济，素有“小邹鲁”之称。朱元璋对婺州儒士特别重视。他召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翼、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诸儒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讲说经史，敷陈治道。辟范祖干、叶仪。祖干持《大学》以进，谓治道不出是书，并说：“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朱元璋善其言，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他对范、叶二氏甚加礼貌，命为咨议，然叶仪以疾辞，祖干亦以亲老辞归（参阅《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年（1359），朱元璋“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同上书卷七）。同时，又征王沂，用为中书省掾史，商略机务。王沂，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尝师事黄潜，得其精诣，不仅与同门友宋濂俱以文章名世，而且是位积极用世、勇于任事的儒者（2）。朱元璋对他“礼之甚，每见，称子充而不名。间与言文章，辄称善”（《王忠文公集》卷首王崇炳《王忠文公传》）。朱元璋下婺州前，虽已任用了不少儒者文士，但他们多非职业儒者如冯国用兄弟、李善长等，且所进之言基本属于策略方面；而下婺州后，朱元璋结纳的金华学者尽皆纯儒，他们不仅在策略方面向元璋提出诸多建议，而且更直接对其施加儒学影响。 因此，可以说，“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文义》）的朱元璋，自下婺州后才真正在较深层次上与儒学接触，接受儒学、尤其是理学思想的影响。
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闻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皆国士，特遣宣使樊观赍币礼征聘之。四人至建康，朱元璋喜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对他们语必称先生而不名。又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创置礼贤馆以处四先生及陶安、夏煜、苏伯衡等名儒。其时，朱文忠守金华，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沂、许元、王天锡至，皆为朱元璋收用。不久，元璋即以宋濂为江南儒学司提举、王沂为江南儒学司提举校理，并令长子朱标从宋濂受经学。又授刘基、章溢为中丞，命叶琛为洪都知府。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吴王。在建置百官的同时，又遣起居注吴林、魏观待访求遗贤于四方，以期使更多的儒者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刘基、宋濂等出自浙东的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这对朱元璋的思想及他的帝业之成功均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二
朱元璋与元有别，同当世举事诸豪亦有异。元廷虽标榜崇儒重道，但实际上并不真正重视儒学和儒家学者。“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二《林君墓表》）。所谓“九儒十丐”之说表明了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儒者低下的境遇。迨至元末，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儒士们徒抱经邦治国之志，却只能“穷经积学，株守草野”（《明史》卷一三七《陈修等传赞》）。他们一旦得遇虚诚纳士，注重发挥其作用的朱元璋，便自然会有喜结明主之感。陶安甫见元璋，即以为“我辈今有主矣”（《明太祖实录》卷三）；樊观奉书币造访宋濂，濂喜曰：“昔闻大乱极而真人生，今诚其时矣”，遂幡然应聘（《宋文宪公全集》卷首郑楷《翰林学士奉旨宋公行状》）。这大体代表了为朱元璋先后任用的那些儒士共具的心态。如果说朱元璋希望儒士们成为自己麾下的伊尹、吕尚、孔明，为成就自己的帝王之业效力，那末，儒士们投效元璋，则“以帝王事功期于始见之期”（陶安《陶学士集》卷首），希望他成为当代刘邦，使天下由乱而治。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迎小明王至滁州，“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刘基大怒，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适上召基，基遂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明太祖实录》卷八）。于是，“御座不拜，遂辄龙凤年号”（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八《浙三大功臣相赞》）。不仅仅是儒士与朱元璋存在着心态上的契合之处，而且更主要的是儒士们在引导、促使朱元璋与红巾军决裂并转向封建帝王化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元末政乱，诸豪并起，然多难成事。郭子兴任侠喜宾客，散家财结纳壮士起事，朱元璋曾为其部属，并被倚为亲信，以养女马氏妻之。但他“为人枭悍善斗，而性悻直少容”（《明史》卷一二三《郭子兴传》），且未几即病卒。韩林儿在刘福通等人扶持下被立为小明王，朱元璋亦曾听命之，但他本人并无大志，“听命刘福通，徒拥虚号，在外诸将卒不遵约束”（同上《韩林儿传》）。沔阳渔家子陈友谅，“少读书，略通文义”，但“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同上卷一二三《陈友谅传》），且“无远大志，处兵戈间而急于珍宝”（孔逊：《云蕉馆纪谈》）。徐寿辉业贩布，壮貌魁伟，被推为红巾军主，却“木强无他能”（《明太祖实录》卷八），竟久为陈友谅所挟。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起事称王后，“纵肆专命，擅官爵，制度僭似”，“骄侈淫佚，懈于政事”，“徒以好士要誉”（《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其手下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同上）。任为丞相的三弟士信，贪污无能，一昧信用朋比为奸、弄权舞弊的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为参谋。杨维桢曾致函张士诚，尖锐地指出：“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患”（引自贝琼：《清江贝先生集》卷二《铁崖先生传》）。方国珍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即聚众数千人于海上，但他同元廷一直处于或降或叛之间，后同朱元璋亦复如此。明初见大事已定，遂降附朱元璋，被授为广州西行省右丞，食禄不之官，未几即卒于京师。曾自立为陇蜀王，后即帝位，定国号夏、建元天统的明玉珍，“性节俭，颇好学，折节下士”，重用刘桢等儒家学者，又“设国子监都教公卿子弟，设提举司教授，建社稷宗庙，求雅乐，开进士科，定赋税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明史》卷一二三《明玉珍传》），似乎有番气象，惜其素无远略，始终偏安一隅。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玉珍病卒，以十岁子升嗣位；其后内乱不已，终于洪武四年为朱元璋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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