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以入仕为官为荣，为什么东汉流行"弃官"

古人以入仕为官为荣，为什么东汉流行"弃官"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东汉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曾国藩曾说“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在汉朝很多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就是为官入仕，而且当时重农抑商非常严重，从商也算作是下九流。能够走上仕途，是很多人毕生的梦想。纵观整个汉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但是这给了很多官员运作的空间。

可以将自己手上的名额恣意买卖，或者任人唯亲。除非一个人在地方上远近闻名，否则能够做官的机会还是很少的。尤其是东汉末年，就连皇帝都开始卖官鬻爵。

(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提起辞官，最容易使人想起的便是西晋初年的张翰，他说自己想念家乡的三种美食，毅然离去。其实，辞官的现象最为频繁的还是在东汉。

根据《后汉书》还有《三国志》的记载，东汉自光武帝起至汉少帝薨，共有六百余位官员，选择返乡。这一现象，令很多人费解，毕竟好不容易才做到了高位，又怎忍放弃?

1. 身不由己，毅然离去

“及天下乱，忠弃官会客会稽上虞，以公事对，耻于受辱，辞官还乡。”“疑有愧色。又与中常侍单超有仇怨。晚年与弟梁蒙居乡，不预外”。东汉的梁不疑，官至河南尹。但是因为觉得受到了地方官府的侮辱，就返乡为士。

诸如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但是在两汉年间不论是做官还是辞官都很艰难。他们这种解印绶的弃官行为，都是属于擅离职守。因为他们没有向统治者汇报，就擅自作出离职的决定。相应的，所受到的惩罚也很多。

比如不能像正常官员那样领着养老俸禄，而且子嗣要是想要进入官场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其实，让他们这么决绝的绝对不可能只是因为县府的不尊重。这只是一个导火索，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社会太过于黑暗。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其实，在东汉初年尤其是刘秀提出以“柔道”治国时，弃官或者辞官的现象寥寥无几。只是到了汉桓帝和汉灵帝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看不到希望，所以选择离开。

2. 明哲保身，方为智也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儒家学说，一直为汉朝统治者所提倡。因此天下的士人，也多以儒教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论语·泰伯》中就说当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条时，就出来为官。而国家政局昏暗时，就应该退隐。国家有道而自己卑贱，则足以为耻。天下无道，而自己身享荣华富贵也是非常耻辱的。

可见，儒家也并不全是忠君爱国的思想。显然，桓灵之时显然是无道之年。此二人不会听人劝谏，而且还任性而为。他们嗜酒如命，荒淫放荡尤其是灵帝居然亲自卖官鬻爵。官场上充斥着三教九流，各路人群。

而其中靠着自己本事上位的，自然以此为不耻。灵帝时候，还兴起了党锢之祸。很多反对刘宏给自己亡父刘苌名分之人，全部被扣上了结党营私的帽子。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在这期间，就有很多人为了避免灾祸，而不顾弃官之嫌，一杆子就支回了老家。

(二)、环境动乱，小隐于野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利用治病救人的机会，给自己的反叛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他们虽然有勇无谋，但是异常残暴。因为长期受到压榨，所以在起义中对待各地的官员绝不心慈手软。只有在北海时，因为郑玄的缘故，当地才幸免于难。

1.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后汉书·孝灵帝》“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黄巾军起义，来势汹汹，张角一呼百应，群雄揭竿而起。各地的官员，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因为平日里他们作威作福，给底层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所以，农民军不论这位官员是好是坏，都会成为打击对象。一时之间，人人自危。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官员选择辞职，以逃离是非之地。赵翼曾说“东汉朝廷平时朝廷无禁人擅去官之令，听其自来自去不过问也”。

而且，辞官之后的影响只是取消了俸禄以及品级。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无足轻重。对于那些真正想回乡的人，这点理由也留不住他。朝廷的影响能力也有限，大不了甩袖子不干了，也没有人会去彻查。除非，是一个对朝廷有用的大官员。

“守令未明，多望风弃官”。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犯了错误而害怕得到惩罚，所以弃官以向朝廷言明自己请罪的决心。待到风声刚过，就会开始寻找机会继续为官。

2. 实力雄厚，家底殷实

想要实现人格的独立，就必须要先实现经济独立。东汉的官员，之所以能够说走就走，就是因为他们手里的资金已经足够后半生的生活。否则，也不会轻易的舍弃铁饭碗。而且，这些人在各地大多都有熟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乡。

完全可以去投奔自己的朋友或者亲戚，要不就是返回故乡。“世善农家，好货殖，而赈赡宗族，济养乡里”。东汉年间很多世家豪族都立起来了，他们大都为四世三公之家，朝堂内外，门生遍布，而家中的田产更是不计其数，

这其实可以算是门阀制度的起源，就像三国时期的司马懿还有袁绍、袁术兄弟，他们都是世家大族。所以，本身的实力就不容小觑。而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代表，在东汉年间与其类似的不计其数。“官员之室，连栋数百，膏田遍野”。

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有钱，任性”。这些弃官之人除了极少数外，财富积累都可谓是富可敌国。当政治前途不明朗，而且本人有可能受到威胁时，必然会选择离开是非之地。就像范滂弃官回南阳时，当地的士人纷纷出来迎接再加上本家的，共有三千余匹马。

(三)、因人而异，真心弃官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上述的几种因素，大都是因为仕途上的不顺利。而还有一种人，是真的想要回家，陪伴自己的父母。因为很多人都是举孝廉上来的，除了那些走后门，托关系的，剩下之人都是非常孝顺。

而且这种人往往在官场上因为太过正直，而容易受到一定的打压。况且，他们对于父母的爱也是发自肺腑的。

1. 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汉朝一直以来都是推崇儒家的忠孝之义，而举孝廉制便应运而生。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孝顺或者因为廉洁、正直而远近闻名以后，就很有可能获得地方官的青睐，从此走上仕途。其实，孙坚入仕也与此有关，倒不是因为他孝顺，只是在幼年时他非常勇敢，智斗匪徒。

《后汉书》中记载，周磐为官一方，颇有政绩。而且，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更重要的是他懂礼且孝顺。所以，在有望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因为挂念自己的母亲，所以毅然弃官。任官府再如何征辟，都不再出仕。母亲去世以后，守灵三年而后在家乡讲经释义。

“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无产业”。檀敷曾经是江夏八骏，但是当地的太守对其太过苛责。他毅然弃官，回家种田。但是此人并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在位时也未曾大肆搜刮钱财。所以，弃官以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与自己的子孙合穿衣服，八十而终。

此二人都是非常有个性之人，一个有才华，另一个志气高。不愿意整日屈居人下生活。他们弃官，纯粹是因为自己不想再当官了。而不像他人一样，有着这样那样的缘由。

2. 主少国疑，社会不许

东汉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除了位面之子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活到了天命之年，其他继位的君王能活到而立者就算是幸事。而他们大多人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如此年轻就薨逝，所以大都没有指定继任者。就算有指认的，这些皇帝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儿子成年便去世了。

所以，很多皇帝都是年纪很小就继位了。而这时当然也不是他们亲政。各种势力的争斗，此起彼伏，有些人会因为站错了队而遭受排挤。

此时倒不如直接回家去做一个潇洒快活之人。“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再加上当时风流潇洒的风气也已然成型，东汉之人在经济富裕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追求名节的生活。所以，干脆直接弃官回乡，倒也落得潇洒自在。

“古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同其道”。东汉时期的官场风气很差，所谓道不同，而不相与谋。当整个环境都是一滩浑水的时候，清流便成了罪过。

结语：

总而言之，东汉弃官现象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场风气不好，以及皇帝不是明君。让那些臣子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他们大都本身非常富裕，挣下的积蓄也够维持生活。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单纯的不想再做官，所以潇洒的离去了。

陶渊明为什么总是出仕入仕？

看到有些朋友对陶渊明的隐士性情提出了怀疑，认为他的归隐是源于职位太低，薪水不够。这种认识是有特点的，但是也是不够深的。

从古至今研究陶渊明的人这么多，而把他归为“隐士之宗”，把他的诗归为“田园诗之祖”，是得到历代文人共同研究认同的。

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时常当官，又时常辞官。我们来仔细看他的几次辞官经历，分析下他是否真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祖上是东晋名将陶侃。陶侃出身寒门，靠自身的实力一路打拼，封长沙郡公，实在是屌丝逆袭。但是东汉末年直到唐朝，中国的政治一直是门阀政治，当时最大的门阀是什么？“旧时王谢堂前燕”，王家，谢家。陶侃这个平民的崛起让这些大门阀非常不爽，所以在琅琊王氏大将军王敦当政时，直接把陶侃排挤到广州当刺史。后来王敦叛乱，陶侃被启用为征西大将军。但是陶，王两家的宿怨已深，无法消除。

陶渊明官N代出身，又有政治才干，二十九岁出仕江州祭酒。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呢？琅琊王氏中国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这个就是世仇了，加上王凝之这个人非常不堪，他的老婆是闻名天下的才女谢道韫，都只能回娘家长叹：“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陶渊明便一身本事，也只能“不堪吏事”，愤然辞职。

而这个王凝之呢，是信奉“五斗米教”的，后来遇到兵变还请神兵帮忙，直接被杀，倒是谢道韫拼死抵抗，反而赢得叛将孙恩的尊重，得以生存。所以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指这次辞官，而不是所谓的五斗米，一百斗米薪水高低的意思。

后来的几次出仕和辞官，与桓玄和刘裕争权，丧母丁忧有关。等到丁忧完出门，东晋已经改朝换代，成为刘宋。作为东晋名臣之后，推辞出仕成为了一种态度的表达。

东晋政治混乱，朝代更替，是陶渊明不肯出仕的原因之一。

但是，陶渊明本身性格的原因也非常明显，“性本爱丘山”，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少无适俗韵”，他从小就看不上世俗社会的尔虞我诈，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

前期政治环境的动荡，为了守住东晋名臣的家族荣耀，“不能仕”。到了后来，越来越看清官场的黑暗，哪怕是出仕能改善自己的窘迫生活（他五个儿子，多少都有些智障），他都宁可自己坚守几亩荒田，“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把自己当成一个农民，这就是真正的“不肯仕”了。

他是隐士，但是他躲起来了吗？没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不需要装模作样的隐于山林，待机而起，他是真的把自己的心灵放逐了啊。

所以，便给他个乱世宰相，你认为他会去么？

王冕为什么终身不肯入仕为官？

　王冕是《儒林外史》中一个灵魂式的人物，虽然他的事迹仅出现在原著的第一回，但他却是作者吴敬梓竭力塑造推崇的封建文人的理想楷模。

　　历史上，王冕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其人在《明史》里也能找到，历史上不少文人也为其立过传；而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以传记中的王冕为原型，塑造的一个完美理想人物。

原著第一回文末写到：“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就这样，王冕最后以隐居会稽山而终的方式，结束了其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综合原著中对王冕的叙述，可以看出王冕一生都千方百计的拒绝入仕为官，就算是皇帝朱元璋征召他做大官，他依然选择归隐山林。王冕为什么拒绝做官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一、性情恬淡品行高洁

　　在对待官职态度上，王冕一生都是处于回避、拒绝的状态，就算是皇帝征召，他都拒绝任职。显而易见，这一切都是由他的性情所决定的。

　　二、以名士先贤为榜样

　　不愿意进入官场这个巨大的围城里，从而迷失自己；他所追求的都是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明确表明了自己不想做官、不想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生追求。王冕所追求的是自然洒脱、逍遥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拒绝入仕为官。

　　三、母亲大人临终遗言

　　王冕母亲临终之际，给王冕留下一段遗言，这也是王冕不愿做官的主要原因之一。她说：“我眼见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作官。作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那些作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著我的坟墓，不要出去作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不可能违背母亲大人的临终遗言，去做一个不孝之子。去了就等于要违背母亲的临终遗言，做一个不孝之子。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也就注定王冕终生都不会入仕为官。

　　四、早已看破世情人心

　　文学形象中的王冕，已经看破了世情人心，达到了人生的新高度、新境界。对世间的一切，他都有超出常人的洞察力，他已能够看透世间的一切，读懂身边一切，读透身边的所有人。王冕已经看破了官场中的一切，洞察了世道人心，早已达到人生最高境界，因此拒不出仕为官。

陶渊明的生平

一、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友人尊他为陶征士，私谥靖节，世称陶靖节、靖节先生。曾任彭泽县令，因称陶彭泽、陶令。他是东晋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他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居家读书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出生到29岁。此间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居家读书。?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因早年孤贫，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见《晋书·陶侃传》)，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征西大将军桓温长史，又是东晋名士。父亲陶逸也曾做过官吏，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陶渊明对先辈，尤其对曾祖与外祖父是崇敬的。他说：“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近而可得!”(《命子》)这是在赞扬曾祖的功德，并以此教诲孩子。他称颂外祖父是：“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愈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他说父亲是：“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命子》)他们对陶渊明思想与人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父亲早逝及战乱等原因，至陶渊明时家道衰落。陶渊明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柴桑农村度过的。自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好友颜延之也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黎菽不给”(《陶征士诔》)。他的“穷苦”并不一定如同农民，但家境不十分富裕当属实情。此间他潜心学习经籍。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晋书》本传说他“少怀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陶渊明俨然是个超脱“尘事”、忘乎“世情”的读书郎。

其实，陶渊明并没有完全忘却“尘事”与“世情”，他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抚剑”、“行游”的举动正是他欲有所为心态的反映，“猛志”二句正是他胸怀大志的慷慨陈词。其“猛志”所指，即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的：“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这至少说明三个志向：一是忠君孝亲，二是弘扬信义，三是诚心获显。这三个志向的宗旨是做一个“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好官。

(二)、时仕时隐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29岁任州祭酒到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405)辞去彭泽县令。此间他共四次出仕，担任过五个官职。

1、任州祭酒——陶渊明第一次出仕

陶渊明为扶济家境的“穷苦”，更为实现“大济于苍生”的“猛志”，29岁时走出书斋，应征为江州祭酒。《宋书》本传称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祭酒一职，研究者多认为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居僚职之上。“不堪吏职”，研究者则多有分歧，一说是陶渊明不屑于事从刺史王凝之这位五斗米道徒(见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一说是陶渊明不堪吏职之繁并非因为王凝之(见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陶渊明“解归”后，又被召为州主簿，他辞而不就。

2、入桓玄幕——陶渊明第二次出仕

陶渊明辞去州祭酒后不久，即他30岁时，妻子去逝(大约33岁时又娶翟氏)，可谓家门不幸。此时，国事也是雪上加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二十年(395)，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武帝擢亲信王恭、殷仲堪等，使居内外要职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国宝与其从弟王绪为心腹。于是朋党竞起。东晋王朝的权臣桓温之子桓玄，在动荡的时局中势力不断增强。晋安帝隆安二年(398)，30岁的桓玄被诏命为江州刺史，又被推为盟主。隆安四年(400)，桓玄为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荆州为中心，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一时声威大振，许多士人纷纷入其军幕以展大志。陶渊明大约在这前后入桓玄幕任事。

陶渊明具体何年入桓玄幕，入幕后居何职务，由于史料不足，尚难下定论。但他于隆安四年(400)和五年(401)在桓玄幕任事倒有确证，这就是他的三首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前二首中的“庚子岁”即隆安四年(400)，写陶渊明奉桓玄命出使京都建康，完成使命后，返回桓玄幕，途经浔阳，回家探亲，遭遇逆风，舟不能行，暂住规林的情景。使京的使命，据逯钦立说是为桓玄上疏请讨孙恩(见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这可备一说，不是定评。既是奉命使京，足见陶渊明为桓玄信任。后一首中的"辛丑岁"即隆安五年(401)，写陶渊明因假期已满，从家返回江陵(荆州治所)桓玄幕赴职，夜经涂口时的情景。此年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病逝，他便辞去桓玄幕的差事，结束了前后大约两三年的第二次仕宦生活，守丧居家 。

陶渊明入桓玄幕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他本有入仕展志的动机，二是他对桓玄整饬晋室纲纪抱有幻想，三是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为桓玄之父桓温的长史而有世交。如果认为陶渊明入幕是助桓玄篡晋，就会与理相悖，也与史不合。桓玄于安帝元兴二年(403)十二月篡晋即皇帝位时，陶渊明已经离开了两年，他不是算命先生，两年前不可能知道桓玄要篡晋自立。不然的话，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也会令人费解。

3、任镇军、建威参军——陶渊明第三次出仕

《宋书》本传、《晋书》本传都说陶渊明“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这样看来，陶渊明任镇军、建威参军是连贯的两件事。

陶渊明有首题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写他始任镇军参军一职时，途经曲阿的情景。“镇军参军”即镇军将军的参军。这个镇军将军，据《文选》卷二十六李善注在此诗下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研究者多从此说。宋武帝即刘裕。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率众征伐桓玄；三月，入建康，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四月，在浔阳的桑落洲击败桓玄军，进据浔阳，加都督江州诸军事；五月，在峥嵘洲又大败桓玄军。桓玄战败西逃，欲入蜀，途中被杀。(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陶渊明"始作"镇军将军刘裕参军，应在元兴三年(404)四月刘裕击败桓玄军之后。他任此职，最多也不过一年就辞去了。

陶渊明辞去镇军参军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又任了建威参军。他有首题为《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写他任建威参军期间奉命出使京都，途经钱溪的情景。“乙巳岁”即安帝义熙元年(405)，“建威参军”即建威将军的参军。这个建威将军，当指刘敬宣。刘敬宣于元兴三年(404)四月迁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守浔阳；义熙元年(405)三月底辞去此职改任宣城内史。随着刘敬宣的离去，陶渊明也辞去了任期很短暂的建威参军一职，返回乡里。?

4、任彭泽县令——陶渊明第四次出仕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义熙元年(405)八月，任彭泽县令。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明了出任此职的情况。他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在“亲故”的劝说和时任太常卿的“家叔”陶夔的引荐下，出任了此职。到任后，他深感“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又逢“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于是“自免去职”。就这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的陶渊明于“乙巳岁十一月”辞去彭泽县令，结束了他一生中的仕宦生涯，返家归田了。陶渊明此次去职的原因，《宋书》本传载为：“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亦见萧统《陶渊明传》、《晋书》本传)对此，有人认为是传闻，但不妨备为一说。

(三)、归隐田园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到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427)去逝。此间他曾于义熙末被征著作佐郎而不就，生活的主要内容是闲居、种田、读书和创作。

对陶渊明来说，归隐田园是快心的事，但他归田后的第三年(408)，“草屋八九间”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烧了个精光，不得不暂居到船上：“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火灾后一年，由柴桑移居南村，生活逐渐困难，以至后来常得友人接济。陶渊明"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晋书》本传)。《宋书》本传载：“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渊明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生活贫困已极，甚至乞食。他在《乞食》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拜访，见他“偃卧瘠馁有日”，就劝他出仕，并馈以粱肉，被他“麾而去之”(见萧统《陶渊明传》)。大约他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写了一生中的最后诗篇《挽歌诗》三首，以及绝笔《自祭文》，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十一月，卒于故里。

二、陶渊明的思想

陶渊明的思想，历来都是研究者极为关注的论题，出现了所谓主儒家说、主道家说、主玄家说、主老子说、主庄子说、主儒释道合一说的分歧与考辨。陈寅恪称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是有卓识的。这里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一)、陶渊明坚守“固穷”的思想?

“固穷”即穷而不移。“穷”不是“贫”，是走投无路，当然一个人“贫”了往往也就“穷”了，反之亦然，所以二者又是密切关联的。"固"即安守不移，指不失气节和人格。“固穷”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个道德准则。此词源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本属儒家思想范畴。

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固穷”的有六处：“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其七)“宁固穷以寄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可见，坚守“固穷”，在陶渊明人生观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古代能坚守"固穷"的人极为推崇。如《咏贫士》中的阮公、荣叟、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六位贫士，《扇上画赞》中的八位隐士，《饮酒》中的伯夷与叔齐、颜回与荣启期，《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的长沮与桀溺，《赠羊长史》中的商山四皓等，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在陶渊明看来，他们是不求功名利禄、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高土，也是他效法的榜样，正如他在《咏贫士》其二中所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所以，“固穷”已成为陶渊明精神的寄托和支柱，是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标准。

“固穷”有个坚固的思想基石，这就是“道”，即儒家倡导的品德和节操。在陶渊明诗文中，曾多次出现"道"字，其义也因上下文表义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不少就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道”，指常理；“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其三)的“道”，指做人的道理；“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与“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感士不遇赋》)的"道"，指治世之道；“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序)与“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同上)的“道”，指儒家学说；“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饮酒》其十一)与“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的“道”，指安贫乐道之道。所以，陶渊明坚守“固穷”又不是一味地追求“固穷”，而是以此保持纯洁的品德和节操，不因为求取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特别崇敬孔子，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的地方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陶诗的深度》)。如“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中的"忧道"句即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原话。他又化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正》)为“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化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为“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因此说，陶渊明的“固穷”是以儒家所倡导的个人品德和节操为思想基石的。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曾说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都在儒学”。坚守“固穷”就是表现之一。

其实，陶渊明坚守"固穷"很不容易，内心的斗争很激烈。他虽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功名与富贵。对此，他也不隐讳。如他说：“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咏贫士》其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同上其五)如果说陶渊明一生的家庭生活是“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那么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则为：少年时是“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中年时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老年时是“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这说明，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如果有机会，他是不会死守“固穷”的。他的四次出仕主要是为了“大济于苍生”，但也有相当大的扶济自己“穷苦”、“家贫”的因素，如他在《饮酒》其十九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但他毕竟又是个“苟得非所钦”的人，曾自称“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咏贫士》其四)。在政治腐败、门阀严格、官场黑暗、猛志难展的情况下，陶渊明对“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体味是极其深刻的。他常常是怀着“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忐忑不安的心态出仕，怀着"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同上)与“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赠羊长史》)的恬淡平静的心态归隐。可以说，陶渊明的一生是“贫富常交战”的一生，也是“竟抱固穷节”与“猛志固常在”相交汇的一生。

(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的精髓。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庄子·应帝王》)在这里，“自然”即自然而然、自自然然，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天然，指万事万物没有人为因素的状态。

在陶渊明诗文中，“自然”一词出现四次，其义也随文而异。一在《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个“自然”指自由无拘，与“樊笼”相对。二在《归去来兮辞》序：“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个“自然”指天然如此，是一种自在的状态，是“质性”的具体表现，与“矫厉”相对。三在《形影神》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这个“自然”指消除人生弊病的手段。“形”苦于人生短暂而想饮酒行乐，“影”苦于善名难立而求立善遗爱。“神”认为饮酒反让人短寿，立善没有人称誉，人总是要死的，应顺应自然，用不着自己多考虑。“形”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无可奈何的情绪，“影”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对当时社会善恶不分的认识，“神”的主张才是陶渊明的正面意见。四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个“自然”犹如“天籁”，指一种审美标准。陶渊明认为“自然”的就是美的。由此看来，陶渊明的自然观与老庄的自然观不是没有关系。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子》、《庄子》的典故，共77处之多(见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朱熹所谓“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去简古”(《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也不是没有道理。?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主要谈三点：

其一，表现在道德修养上的“抱朴含真”。

“抱朴含真”即抱守自然的本性，不为外物所诱惑。《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王弼在《老子》二十八章注道：“朴，真也。”所以，“抱朴含真”重在表示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与心态，即至情至性的道德修养。这是陶渊明道德修养的准则，又是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劝农》)“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序)从此不难看出，陶渊明对“抱朴含真”、“抱朴守静”这一本色自然的道德修养的倾慕与追求。正因为如此，陶渊明对“真”、“养真”的重视便非同一般。它们在其诗文中也多次出现。如：“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酌》)“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所以，陶渊明始终能保持一种独立自由的心态和精神，即使入仕后也能不受拘束，甚至以舍弃官禄来守住这个“真想”。陶渊明讲“真”也讲“伪”。他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这个“伪”与“真”、“朴”或说“自然”是相对的，也是陶渊明所不愿看到的。

其二，表现在生活道路上的“归园田居”。?

“朴”与“真”不仅要“抱”和“含”，而且要“养”，这就需要环境和条件。这环境和条件之于陶渊明，就是“衡茅下”，即远离污浊的官场与繁杂的尘世而“归园田居”。据日本学者堀江忠道《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统计，"归"字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高达55处。除表达返归自然、归于空无之义外，有不少就是表达归居田园之义的。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田园生活、田园风光的地方更多(详见后)。在他笔下，田园几乎就是自由自在、质朴纯真的所在，是与官场、尘世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园田居”就是归自然居。所以，当他退出官场而“归园田居”时，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轻松愉悦、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感。?

其三，表现在生死观念上的“纵浪大化”。?

陶渊明诗文中高频率出现的还有个可与“自然”通释的“化”字。它有时单独使用，有时与“大”、“万”、“乘”、“腾”、“凭”等结合使用，又总是与人的生死紧密相联。如：“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移。”(《于王抚军座送客》)“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是讲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新陈代谢总是相因“寻绎”与“化迁”的，人的感情与生命历程也随之推移。“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影神》)“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这是讲人的生命必将“乘化”而去，“我无腾化术”，死亡是“不复疑”的。可见，“化”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那么，人之于“化”又该如何呢?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其十)“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这是讲人有生有死，从生到死也是“化”，同样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所以有生之年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死亡降临之时当“无虑”、“不复悔”、“无恨”。在陶渊明看来，人“同物”一样都接受了“大块”之“气”的抚育(见《感士不遇赋》)，也“同物”一样而“化去”。因此他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其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同上其三)“同山阿”也是“同物”。由此可知，陶渊明既以“自然”的心态面对生死，又以“自然”来解释生死。?

陶渊明除将儒道两家思想融为一体之外，还有某些佛教思想因素。他与东林寺的慧远关系密切，在其诗文中偶尔也有类似佛教的词语，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中的“空无”。他对人生的参悟与佛教有暗合之处，但他从现实人生中寻求乐趣，而不真的相信来世，他的《形影神》就是反对慧远的报应说和形尽神不灭说的。所以，他又不是一个佛教徒。再者，陶渊明又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追求一种人格美，将人生艺术化。《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作品就是这种人格美的写照，不为五斗米折腰、抚弄无弦琴、以葛巾漉酒等趣闻(见《宋书》本传、萧统《陶渊明传》)，就是这种人格美的表现。

三、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他历来是以诗人的身份被载入文学史的。他现存诗近130首，具有丰富的内容。

(一)、悲叹为官行役的劳苦，表达静念园林的思绪

陶渊明抱着“大济于苍生”和“口腹自役”的情志而“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但官场黑暗，他又“志意多所耻”(同上)，“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不肯屈己奉人，因此，虽几经进退而终无建树。他为官行役没有欢欣，反感劳苦，总是身在行役而静念园林。这种一心处两端的境况，在他宦游期间所写的行役诗中得以充分表露。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说：“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是边做官边后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甚至赴任途中也是如此，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他说：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是为仕不能静心，归居又不甘心，心与形的对立，使他内心非常痛苦，也很无耐。这种对立与无耐，正显示了陶渊明不愿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他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写道：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有了这样的德操与心态，为官行役的劳苦，便可想而知。悲叹行役的劳苦是陶渊明之前行役诗共有的内容，而将为官行役之苦与静念园林之情合为一体，则是陶渊明行役诗所特有的。

(二)、描绘田园风光的恬美，抒写闲适自得的心境

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陶渊明最终选择了隐，由对园林的静念化为了皈依的现实，心与形得到统一。描绘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抒写闲适自得的愉悦心境，成为陶渊明田园诗的基本内容。他视田园为人生安身立命之所，是与黑暗现实、混浊官场对立的理想境界。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应作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写诗人归田的原因和重返田园的愉快生活。诗人称官场为“俗”，称官场中逢迎应酬、钻营取巧为“适俗韵”，以“尘网”、“樊笼”喻肮脏无聊、束缚人性的官场，以“羁鸟”、“池鱼”喻误入官场的自己，可见诗人对官场的憎恶。归隐田园，正如笼中之鸟飞回山林，池中之鱼重返水潭，让诗人感到无比自由和愉悦。十余亩田地足以养生，八九间草屋足以托身。远处的村落与饮烟，近处的狗吠与鸡鸣，充满生机而又恬美静穆。人的本性在这至真至淳的境界中得到恢复。又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写心远世俗、欣赏自然的兴致和领悟。诗人归隐后闲适自得的心境，于采菊、见山、视夕、观鸟之间表露无遗。“采菊”二句历来为人击节赞赏。苏轼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东坡题跋》)王国维说此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在这“境与意会”、“无我之境”中，诗人领悟了人生真正的意趣。所以能够如此，皆因“心远”尘俗。又如：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这是写早春迷人气氛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和郭主簿》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其一)这是写夏季优美景致的。诗人就是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中，品味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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