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没有翻译的存在,皇帝能听懂臣子的方言吗

古代有没有翻译的存在,皇帝能听懂臣子的方言吗

很多人都不了解古代翻译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1.古代也有翻译

不管是什么语言都要分等级，方言也是这样，甲等：说得很棒，几乎听不出原来的口音。乙等：交流没问题，就是有点蹩脚。丙等：说的啥啊?交流起来费老大劲。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我们现在要是想去个德国，要么自己会说流利的英语，要么带个德语翻译，春秋战国时期的普通话就是雅言，那么多文人雅士游历各国，要么会说普通话，要么带个翻译，当然，要是想去赵国做官，这肯定得自己学习赵国本地的语言。

在《周礼》中有记载，翻译东方语言的官叫做“寄”，翻译南方的叫“象”等等，到了一定时间，周天子还会把这些翻译官召集起来搞一下培训。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人民的流动不是很大，老出去跑的都是士人，他们本身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再加上自己的目的性，学习别国的语言没有普通人那么大，这么看起来，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大家”着实不少。

2.关于方言的二三趣事

宋朝时期，当时有个闽南人叫刘昌言，有点点小耀眼，亮到了我们宋太宗的眼，宋太宗觉得这人不错，想给他提拔成近臣，大臣们赶忙上奏：

“昌言，闽人，语颇獠，恐奏对间陛下难会。”

啥意思呢?是说，昌言呐，是胡建人，陛下你俩没法交流，招架不来啊。

宋太宗眼一瞪，表示我身为皇帝什么人没见过，就这?

怒曰：“我自会得!”

把人喊来唠了一下，宋太宗顿觉不爱。

“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

于是昌言被下放去做地方官了。

明朝时期，有个福建人林廷美来京大比，中了进士，人长得还不错，明成祖一看，哎呦不错呦，问他哪里人。

林廷美一开口，形象在朱棣眼里瞬间拉垮，最后回去做了知州。

在清朝，雍正对口音非常敏感，尤其是闽广的官员操着一口乡话，非常不爽，下令全国都学官话，建立正音书院，学不好不许参加科举，不仅连官员的乌纱帽与普通话挂钩，连普通老百姓也得学。

3.为什么要学普通话

自古以来，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等资源越丰富，它对人越有吸引力，也成为人们心中引领时髦的存在，思想，衣着打扮，还有语言都是人们争相学习的东西，如果想要在这个繁荣的地方扎根发展，那势必要融入这个地方。

哪怕是现在信息交流如此发达，在各地依然有交流障碍，在古代，臣子来自五湖四海，一个平民或者是有身份的达官贵族，如果有上进心，想要向上爬，想得到皇帝的赏识，那就得学好当时的普通话，或者是京话，否则连交流都成问题，怎么办事，怎么推心置腹，怎么让皇上看自己顺眼?

如果一个人的目标就是在自己村里，他在什么时代，也不会去学习普通话，如果一个人普通话都不想学就想去城里生活，这就相当于一个人想找份好工作，却不愿意为稳定住这份好工作而学习知识一样，所以，古代想要上进，想要去京都做出名堂来，他就得做好准备，准备好钱财，准备好语言，准备好才华，甚至有关系的准备好利用自己的关系。

当然，如果这个人能力厉害到让别人迁就他的语言，就像一个大牛去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希望他留下来，不惜开出高额工资，给他配个翻译等额外条件一样，当然，没这个本事，还是老老实实迁就别人。

参考文献：

《论语·述而》《周礼》

古代上朝时没有普通话，全都是方言，君主能听懂吗？

中国方言众多，如果用方言交流，跟“鸡同鸭讲”差不多。古代通讯交通均不发达，也没有广播电视，人们很少有学习通用语言的渠道，因此，各地方言的存在异常顽固，口音也非常浓重。古代上朝时，外省官员向与皇帝交流时，在流言交流也是很困难的，以光绪皇帝与康有为交流为例，可见一斑。

民间有句话，说，“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他用粤语讲演酣畅淋漓，但是说普通话就不那么顺畅和流利了。

康有为到处讲，说光绪接见自己时，两人会谈了很久。这说法连《清史稿》都被忽悠了。不过，当时的刑部主事张元济又另有说法。他说，当时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见，康有为与荣禄大谈变法，荣禄听着直皱眉头，有些话根本听不懂。光绪单独接见大臣，其他人都有很长时间，唯独接见康有为，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到底谈了什么，别人无从知道，但光绪后来还接见了梁启超，完全可以做个参照。

梁启超见到光绪，也是推销自己的变法，但无奈光绪听着很费劲，只因梁启超说话发音严重不准，如将“考”说成“好”，将“高”说成“古”。有时梁启超讲一句，光绪还要问一句，甚至梁启超还要用手比画，或者还要用翻译。在这情景下，光绪的兴致早没了。但凡被皇帝接见后，按说都要赏个四品官，而梁启超只得到个六品顶戴。 可见，变法也要学好普通话。

古代没普通话，皇帝上朝时和满口方言的大臣怎么交流？

先上个著名的段子吧

某福建闽南地区太监说方言，皇帝要吃饭了，他大喊，皇帝驾崩啦~

其实这事不可能出现，因为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方言在官方场合的乱用，皇帝吃饭不叫吃饭，叫进膳，不管是全国各地那个地方的太监，都得规规矩矩的喊——传膳。

这个膳和饭的差异，其实就是官话和方言的差异，代表着不同的用语和发音。

中国古代没有普通话，但是皇帝上朝的时候并不会遇到满口方言的大臣，因为在长期的古代 历史 中存在着两套话语体系，也就是“官话”和“方言”，想当官的人就要学官话，而官话这一标准发言流传至今至少3000多年，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也避免了皇帝和大臣在朝堂上吵架的时候，互相骂听不懂的脏话。

根据 历史 记载，早在周朝（距今约3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在宫廷中使用的雅言，雅在古代就有合乎规范之意，也就是说当时的官话体系就已经出现了，西汉时写成的《毛诗序》里面就指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当然这是指当时流传的诗歌，但是也可以看到，地方上流行的风和朝堂上编排的雅，已经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

雅言本身，是中原地带也就是今天河南一带人民用于学习汉字的发音，所以也叫洛阳读书音 ，周朝的分封制度，推动了洛阳读书音的传播，《论语 述尔》讲到孔子教导学生“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当时的教育体系里面，将来要当官的人，所学习的就已经不是方言土话了，而是专门的“官方用语”，这一 历史 自周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虽然由于政权更替，洛阳读书音自身也发展变化，后来出现了南京官话，但是这个发音标准一直是以“洛阳读书音”作为主体的，明代把南京官话定位国家标准读音，也是因为江淮地区对洛阳读书音继承的比较好，而处于北方的洛阳地区，由于和北方民族融合，发音变得不那么纯正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影视剧作品，明代之前宫廷之间对话，应该都是以洛阳读书音为准，听上去像河南话就比较靠谱了，但是要注意，洛阳本地土话是不对的，必须是洛阳读书音，因为这个事情，宋代的寇准和大臣丁谓还吵过一架，丁谓就指出“唯读书人然后为正”。

清朝以满族语言为国语，并且积极推广北京官话，直到清末，北京官话才基本替代了南京官话，而民国时期的正音，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结合体，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国语运动史纲》，对于民国时期国语的变化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语言问题在民间是个生活问题，但是在朝堂之上，其实首先是个政治问题，用什么样的话作为“官话”，本身就是朝堂上的重要风向，所以这种标准问题，皇帝和大臣之间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皇帝说啥，你就学啥，学不会当然就只能滚蛋啦~~~

满口方言你还想当大臣？康有为同志就吃过大亏。

戊戌变法前，君前奏对。梁启超和康有为都是广东话，结果光绪听的是那叫一个费劲。

按例被皇帝接见后都要赏个四品官。结果这个一闹，就给了个六品顶戴。

可见大力推行普通话的必要性。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几乎每一块地方都有人居住，古时候由于交通不便，又各自为政，因而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独具地方特色的语言体系，创造出七大地方方言，每个大方言下又衍生出许多次方言，这么多的相互听不懂的方言，就给大家的交流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建国之后，我国才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大家交流顺畅了，各项工作就能有效的推广开来，我们平常看到的古装电视剧里，大家听到的都是演员们标准的普通话，那是为了让观众能听的懂，但是古代的大臣们来自全国各地，那么皇帝上朝时是怎样和说方言的大臣交流的呢？

古代没有普通话这样的说辞，由于时代的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人都是各自说着自己当地的方言，一些地方官也不会说官话，而在朝廷之中，官员们基本上都是说官话的，但是外地来的官员要跟皇上禀报一些地方事宜什么的，这交流起来就会有很多的障碍了。

虽然各地人士说的方言有所不同，大家相互也听不懂，但大家使用的文字是相同的，语音不通，也可以用文字来交流，在古代，很多大臣都是靠递奏折来跟皇上沟通的，在朝堂是交流起来虽说是鸡同鸭讲，但用文字交流起来还是无障碍的。

语言这个问题自古就已存在，统治者也很重视这个问题，语言不通看似是个小事，却非常影响工作效率，对政令的上传下达会产生非常大的障碍。

其实这个问题，聪明的古人早就 想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制定了一种官员之间通用的语言体系，也就是“官话”，每一个王朝基本都有他们特定的官话，先秦时期的官话叫“雅言”，在《论语》一书当中有确切的记载：子所雅言，《诗》《书》《礼》皆雅言也，这里的“雅言”就是当时全国各地普及的官话，相当于先秦时期的普通话。

官话的标准就是参照皇城地区的语言，也就是都城地区的方言，秦汉至唐朝时期，长安、洛阳地区是古代帝王最喜欢建都的地方，所以古代大部分王朝的官话都是围绕在长安话或者洛阳话来加以调整的，因此，长安话和洛阳话就成了这一时期各王朝的官话。

北宋到明朝早起一直都是以当时的开封话和南京话作为官方语言，明朝迁都北京后，相应的官话也改成了北京的语言了，从那时直到现在，那时的官话一直沿用至今，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普通话了。

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要想入朝为官，不光才学要好，还要学习官话，其实入朝为官只是一种资格，你可以成为一名官员，但是你能否入朝就不一定了，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有能力考中，而且你的语言贴近皇帝，那么你入朝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如果你没有与皇帝流畅交流的能力，那么你基本上就会被皇帝安排到地方工作，所以说掌握并精通京城的语言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在我们现在看来，古代的官话都是普通话，具体的差别只是掌握的熟练程度而已，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语言都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古代的皇帝不会容忍每天在朝堂上听着“五音不全”的大臣们用方言侃侃而谈，要么就说官话，要么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有了这种统一的语言，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太重要了，有了这种语言，皇帝和大臣们的沟通才能畅通无阻，各项政策才能得到更好更及时的实施。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一幕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用他的口才与船夫、水果商等人交谈，却发现自己有一半的话听不懂，灰心丧气。”其他贸易港口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宁波，史密斯看到“地方政府的公务员一般不雇佣当地人”。公务员很少说他们管辖地区的方言，所以他们必须雇用翻译。

施美夫就此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数千年的语言分化。他发现在这个中国本土，官员是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懂“官话”(即首都话，清代中后期的北京话)的当地译员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毫无疑问，在这个静态的 社会 中，语言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并没有满口飙方言的官员，官员不能只会家乡方言，还要懂通用的官方语言。如果真有不会说官方语言的官员，无法与其他人沟通，顶多是在自己方言区做个小吏，升职都无望，更不可能成为能晋见皇帝的大臣。

有些方言只有口语，没有文字，这种情况下，文字统一，语言也会统一，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随着时间发展融合，今天看来无法理解的方言口语，在古代差异并不会那么大

以闽南语为例，闽南语保留了相当成分的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语言的语音、词汇，被海内外语言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所以大部分外地人，是完全听不懂闽南语的，跟上了年纪不会说普通话的老阿伯阿嬷，无法交流。

但是即使是这种老阿伯老阿嬷带大的孩子，满口本地方言，也不用担心他们与外境的交流问题，因为只要一上学，他们很快就能学会普通话。

换个场景，这是个古代的小学童呢？虽然没有当时没有普通话，他一样可以学会“官话”。

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闽南人吃饭叫“驾崩”，这其实是个不太标准的音译，在官方辞典里驾崩基本不收录这个含义。

这个学童上学，先生会教他学《论语》，子曰：食不语，寝不言，会教他读杜甫的诗：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那么他就知道，不光驾崩是吃饭，炊，食等等都表示吃饭的意思，所以当他跟外地人交流，说驾崩人家听不懂的时候，他自然会改口称，食、炊等等通共的表达方式。

另外，每一种方言都与古代中原汉语同源，在发展、演变和融合中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许多特点。与现在的普通话差异极大的方言，在古代差异并没有那么大。比如一个闽南人问你：底处？你可能很茫然。他问的是什么地方，这是典型的古语，现代人听不懂，古人听得懂。

古代虽然没有普通语，但一直有“同语”、“官话”等通用语言，朝廷也有专管翻译的机构，也有懂多种语言能翻译的官员

虽然“国语”一词是清末才提出的，但在 历史 上，为了方便交流，一直存在着通用语言：春秋“雅言”，汉代“同语”，唐宋时期出现“白话”，明清“官话”，辛亥革命后“国语”，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 本质是一样的，是由官方制定的、方便不同区域人们交流沟通的标准语。

各地说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用语言交流。汉末至唐末，黄河沿岸的中原人民陆续向南迁移，将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中原雅音南迁。政治基础决定了文化教育基础，大部分通共语言是以都城附近的语言为标准。

为了方便交流，最早出现在周朝时期，就出现了翻译官，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语言不通，这些翻译官的出现，就是为了破解游牧民族的语言。因为精通各类语言的人并不多，所以有的时候需要翻译好几次，才可以得到比较精准的结果。因此那个时候翻译官有个官名叫做“九译官”，也就是说需要翻译九次才行。

汉代有专门翻译机构：大鸿胪，唐代翻译机构交鸿胪寺，翻译官的官职叫做译语，元明叫会同馆，晚清出现了“同文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但由于做翻译必须博学多才，而翻译又只是个技术类工种，地位并不高，品阶也不算高，真正有才华的人大多不乐意于做，所以能通多钟语言的高级官员不多，也比较受重视。

唐代安?山，本是个胡人，最早是个牙人，在少数民族地区给买卖双方当中间人做掮客，比较有语言天赋，会多国语言，这也是他得唐玄宗重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唐代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帝国，特别需要这种精通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和风土人情的官员。

: 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交流，过于小众使用人数不多的方言，会渐渐消亡

一般认为，先秦时期的口语和文言文差别是不大的，古人不可能为了写书另造一套语法和词汇。但是语言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文化碰撞，各种民族交流，在词汇、语法和发音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小众或者使用人数不多的方言，慢慢会变同化消亡。

溥仪在我的半前生里曾写过，他虽是满人，但是满族话只会说简单的几个常用词，比如官员跪拜时说，伊立（站起来）。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闽南语中，上年纪的人听得懂，会说闽南语，年轻人很多听得懂，不太会说，而小孩子大多只会说普通话了，这是一个需要 社会 重视的问题。

有粉丝问我，古代没有普通话，皇帝和来自四面八方满口方言的大臣如何交谈？

首先说明一点，古代其实是有普通话的，不过古代叫“官话”。

所谓的“官话”是说绝大多数人说的这种话，史学家认为从秦到清朝后期，我国的官话是以河南洛阳发音为标准的，又称洛阳雅音。

最初我国帝王建都都是以北方为中心，因此北方发音也就成为了标准音。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入京后是以满语为标准语的，但是会说满语的人很少，慢慢的北方语言就成了标准语。

还有元朝，元朝一开始也是以蒙古语为国语的，到后来，实际上分为了两类，皇帝、皇室说蒙古语，被统治的汉人却说北方语言。

总的来说，每个朝代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稍加改动，元、清属于少数民族，虽然规定他们的语言是官话，但在汉人中间行不通。

另外皇帝议事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上折子用文字叙述过程的，真正和皇帝讨论事情的大臣并不多。

即便重臣们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的标准语虽然不很标准，夹杂着方言，时间一长皇帝还是能听清的。

有些朝代，品级低的官员是见不到皇帝的，甚至有的朝代规定四品以下的官员根本见不到皇帝，皇帝和朝中议事的大臣，也就不过那几个重臣，下面的大臣只能通过文字进行讨论。

另外官话是科举考试必须经过的一关，要想踏上仕途，必须到专门的语言学校去学习，最起码你能掌握一部分。

再者说了，每朝的官话都是大多数会说的话，只是标准不标准而已。

比如南方人，他们说方言我们听不清，如果他们说蹩脚的标准语，我们也能够听清，其实古代和现在情况差不多。

退一步来说，即便大臣说方言也不用担心，外国人进贡时，皇宫里有翻译，据史书记载，周朝《周礼上》就有了“象胥”这个职称，“象胥”是指古代接待四方使者的官员，也就是翻译人员。

也就是在古代，会说少数民族语言的这一部分人被称为“象胥”。

各朝各代“翻译”的名称虽不同，但都是翻译的意思，比如舌人、译官令、典乐、大鸿胪等等。

总的来说，古代学子要想进入仕途必须掌握当朝的国语，也就是会说普通话。如果你没有这种本领，你就见不到皇帝。

至于你在家里或者在当地说方言，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见到皇帝必须说普通话。因此在朝堂上不会出现大臣说方言的情况。

文/秉烛读春秋

听老一辈人说，古代凡是考上举人、进士为官的，必须进“培训斑”学习“官话”。

秦始皇统一全国各个诸侯国的文字，同时强制推行了语言、度量衡，甚至车轴距等等。秦要求各种符合秦国规定，废除其他诸侯国标准，古代文言的基本语法已经成型。后来直到宋朝，都延续了洛阳读书音作为标准语，为官者须会讲。

元朝法定蒙古语为国语。而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音（清初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就成为了国语）。直至民国时期才改为北京为普通话。

以前我们小学老师上课经常用“半普通话”——普通话夹杂着“土话”，甚至干脆用“闽南语”。我有一位初中语文老师，他叫我们“安静下来”，就说：安“炯”（第四声）下来。那会老师不用考教师资格证，所以很多老师的普通话非常“不普通”，这并不是我不尊重老师，而是实话实说。

我一位同事告诉我，他们上大学的一位班长是某县人，第一次点名，把一个蔡朝材的同学读为“赛勺骰（第二声）”，引起哄堂大笑！这个小故事也让我们笑了好几天。

当然这种普通话不标准主要来自老师的问题，特别是中小学的学生，是语言形成时期，这时候如果老师的普通话不标准，肯定影响到学生的。

我们闽南的学生除了上课用普通话外，下课、放学、放假都说闽南语，如果有人说普通话，会被人骂为“不正常”。事实上，我的普通话是上大学开始学习说的，刚上学那时是比较尴尬的，大概一学期后才慢慢学会，想起来很好笑[大笑][大笑][大笑]

可真是替古人操碎了心啊…

其实每朝每代都是有“普通话”的，而且毎朝每代的读书人都是从学习普通话开始的，比如宋朝。

宋朝 宋真宗景德四年，陈彭年、丘雍等人参考《切韵》编撰了《景德韵略》以备礼部科试之用。此书收字九千多个，因是礼部科试所用，所以也称叫《礼部韵略》。书后附录了《贡举条式》一卷，此书于景德四年六月发于诸州，通令所有学子必学。

宋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又上校定《切韵》五卷，收字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注韵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

后来宋仁宗景佑四年宋祁和郑戬又上疏说“陈彭年、丘雍的《礼部韵略》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应该重新修篆”，所以他们又修了《集韵》。此韵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

隋朝 前面说到《景德韵略》是参考了《切韵》而编撰的，而《切韵》正是隋文帝仁寿元年由承奉郎陆法言而编撰，收一万两千一百字，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这本《切韵》在隋朝和唐朝初期，都是士子们必考的东西…

唐朝 唐中宗时期，王仁煦在《切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整理，修成了《刊谬补缺切韵》，除对《切韵》加以刊正、补注外，还对本字俗体加以辨析，增收了6000余字，另增立了两韵。

唐代宗大历年间， “刑部尚书颜真卿以陆法言《切韵》未弘为由，又纂九经、子、史、字义，著《韵海镜原》三百六十卷，献之。诏下秘阁及集贤书院贮之。”——《太平御览·文部十七·著书上》

此书比陆法言的《切韵》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引《说文》、《尔雅》诸家书，详加训解，所以名为“韵海”。

明朝 朱元璋一统天下后，亲阅韵书，见其比类失伦，声音乖舛，因此下诏重修韵书。御定以 “中原雅音为定” 。洪武八年，新韵书编成，计十六卷，共七十六韵，天子赐名《洪武正韵》，由乐韶凤、宋濂等主修。

《洪武正韵》修好后，朱元璋一直不满意，又增加，修改了好几次。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力曾说“《洪武正韵》是古今南北杂糅的一部韵书。”

清朝 有位答主也说了，梁启超就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被赏了个六品官，事情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四（1898年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并成立了保国会，为了变法，他撰文演说，呼吁全国民众 “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

五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命他讲讲他所著的《变法通议》，结果他不会讲官话，讲的是广东话。光绪皇帝基本上就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根本听不懂他在讲球什么。于是只给了他一个六品官，让他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事务。

这不是后人杜撰的，这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先生口述的真实事件。

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下令编撰韵书，于五十五年编成了《佩文诗韵》和《佩文韵府》，其中《佩文诗韵》是清代科举用的官方韵书，士子进考场作试帖诗，必须遵守这部标准韵书的规定。此书收字10235，共106韵。

为什么叫佩文呢？因为佩文是康熙的书斋名…

最后： 其实古代为难的不是在京做官，不是皇帝和满朝文武语言不通的问题。而是官员在外地做官时方言不通的麻烦，所以历朝历代都是有翻译这个职务存在的。

@夏天的雷风 一个做文史科普的人……

自人类进入了有阶级的 社会 后，建立了政权也就是国家形式，一切都是有秩序地进行着。到了秦始皇大一统，全国实现了书同文丶度同衡的高度统一。

全国上下应当确定了国语，做为交流丶文书的主要语言工具。朝中大臣首先是学会国语和文字，这同今天公务员考核必须具备讲普通话和书写的条件一样吧。

如果秦朝廷，都是各自讲七国方言，不就成了古代联合国，秦始皇一天下来累也累死，不仅要配七国翻译，而且要看七国奏章，索兴成了联邦，又回到周天下的诸侯制。

就是这个原因，秦始皇要实现中央集权制和地方郡县制，只讲一个国语、只写一个文字。后来焚书把地方上的小书小报统统烧掉，就是强调和突出秦文化一种声音丶一种精神。后来大汉朝兴起，自然人们都把国语叫汉语了。

古代是有“普通话”的，只是很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古代的普通话被称为“官话”。 “官话”的意思就是官方标准话。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的朝堂上，官员启奏皇帝时通用的语言就是官话。当然，官话的形态是随着时间而各有不同的。

例如，最早的“官话”是雅言，后来到汉晋时期被称作是“通语”、“凡语”、“通名”等等。等到了明朝，这种官方的汉语语音全部被统一称作是“官话”。

但是，虽然存在官方认可的普通话，古代却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原因无法，这是渗透力不够的原因。

因此，皇帝经常能听到来自各地的方言，有些地方是实在让人听不懂。

例如，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曾抱怨过福建、广东地区的官员，说的话让他摸不着头脑：

雍正觉得不能继续容忍这种情况，于是就开展了在福建、广东的推广普通话（官话）运动，在当地设立“正音书馆”，要求教导士子们官话，但结果是收效甚微。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宣统年间，清朝还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改为“国语”。1912年的民国延续了这个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这就证明普通话是一个趋势。

谁说古代没有普通话？从古到今，历朝历代其实都有普通话，不过当时叫做“官话”，更早的时候叫做“雅言”，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官方通用语言。

先秦时期的普通话叫做“雅言”，是一种通用语言，各个地方的人都会说，也都能听懂。秦始皇扫灭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咋就没听说过“语同音”呢？就是因为已经有一种语言能够让大多数人都能说、能听了。

孔子有三千弟子，来自不同的国家，如果没有通用的语言，那孔子上课的时候难道还要请六七个翻译进行同声传译？课堂讨论的时候，岂不是乱成一锅粥？

从夏、商、周开始，我们华夏民族就一直生活在黄河流域，即所谓的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中心就是在洛阳，所以一直到汉朝，官话都是以洛阳口音为主，称为“正音”。

汉朝选拔官员实行的是“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举荐人才到中央为官。大家都知道，隋唐之前，读书认字受教育是少数贵族才有的待遇，普通人是没有机会读书的，也就没有做官的机会。而贵族们则必须学习“正音”，为以后做官做准备。

所以能够到京城做官的，大部分是贵族子弟，而贵族则都会说官话、官腔，到了中央自然交流起来没有障碍，不会出现皇帝和大臣说话互相听不懂的情况。

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大量的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走入官场，到中央或者地方任职，那他们会不会说官话呢？的确，刚开始的时候，有过这样的问题，但朝廷很快就加以解决了。

隋朝重新统一天下后，则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将其融合后形成了长安官音，也称秦音，并由陆法言等人编著形成《切韵》。唐朝建立之后，则在隋朝《切韵》的基础上，制定了《唐韵》作为唐朝的标准音。宋朝建立之后，则又在《唐韵》的基础上，制定了《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作为官方发音。以后历朝历代，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官话标准。

这一套官话标准，有志于参加科举的读书人是必须要学的，不学都不行，因为科举考试的时候要考的，语言不过关，根本就上不了榜。虽然只是从书本上学习发音，可能不够准确，但有了这个基础，只要稍加学习，很快就能运用自如了。

明清时期，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大量南方人口北移，“南京官话”也随之一同北迁，结合当地发音，逐渐形成了“北京官话”，并延续至今。

其实“官话”这种事，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如果用方言和普通话说不清楚，那么可以用现在的孩子学习英语来打比方。现在的孩子上学，都是要学英语的，这就好比古代学习《切韵》，学了之后未必能说，也未必能听得懂。但有了这个基础，将来他出国时，很快就能适应周围的语言环境，与外国人无障碍交流。

尽管朝廷有这么多办法，但 历史 上仍旧有不少因为方言闹出的笑话。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的官话说的不好，粤语的口音很重，和光绪交谈时很费劲，所以光绪第一次接见他时，两人只交谈了十分钟，就把康有为“请”出去了。梁启超同样也是如此，据说本该被赏的四品顶戴，因此换成了六品官。

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到山西任职时，听不懂地方方言，只好在办公室内设了一个翻译，他说长安官话，再由翻译说给下属听，下属有事汇报也是如此。如果翻译有事外出不在，柳宗元又恰好有紧急工作需要安排，只能抓耳挠腮，以头撞墙。

综上，古代其实也是有普通话的，称为“雅言”或者“正音”，俗称“官话”，是一种官方通用语言，凡是做官的必须得会说，不会的就要努力去学，这和现在的普通话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古代的官话只是在官员、权贵或者商人之中流传，普通老百姓不会去学说官话，因为实在用不到，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走出自己住的那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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